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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憑票供應的票證時代
哈爾濱新聞網 2011年09月30日 14時40分
翟誌波
今天的年輕人,無論如何也是體會不到計劃經濟供給製下的生活有多麽的捉襟見肘,那是所有經曆過那個時代人們揮之不去的夢魘。在物資匱乏的年代裏,從吃的米、油、蛋、肉、菜,到穿的衣褲、鞋襪,以至於鍋碗瓢盆都定量供應,憑票購買。
供給製的產生,源於建國初期的物質匱乏,具體地說就是對市場上的部分商品實行憑票供應。當然享受這一政策的隻能是擁有城市戶口的人們。
1953年,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啟動,我市開始了糧食計劃供應。後來,其他關乎民生的商品也開始了憑票供應。每當一年之初,哈市居民委就會把戶口收上去,隨後發下來諸如糧票、煤證,布票、肉票、豆腐票、副食票等花花綠綠的票證……
那時,每月供應的口糧都是固定的。高粱米、小米、玉米、玉米麵和各種豆類等被叫作粗糧;麵粉和大米則謂細糧。省誌載道,《1955年市鎮居民口糧定量供應表》規定,從事重體力勞動者分三級:最高每月23公斤,最低20公斤。輕體力勞動者分四級,最高每月19公斤,最低每月14公斤。機關幹部、店員等分三級,最高每月16公斤,最低14公斤。大中學生分三級,最高每月18公斤,最低每月16公斤。1965年,城市供應麵粉每人每月4公斤,大米1公斤。縣城供應麵粉每人每月2.5公斤,大米0.5公斤。
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對工礦、林區一線重體力勞動者的口糧定量壓得過低,幾乎使得那時人人都麵有菜色。有19個工種月口糧定量平均標準由22公斤壓到20公斤,工人吃不飽是常事。對中學生口糧定量標準也壓得過低,由月平均定量17公斤壓到15公斤,處於生長發育的學生每天餓得腿發軟,很不利於學生身體的發育。
從1953年到1985年的32年間,糧食定量共調整了4次。根據當時的經濟狀況而定,每次增減有所不同。
豆油按每人每月半市斤供應。那時哪有這樣那樣的塑料桶,人們習慣用裝醬油的藍色玻璃瓶子打豆油。買糧的人排起長長的隊伍,糧店的角落有個立式的大號注射器一樣的玻璃管子,打豆油的人們將瓶子口放在龍頭下麵。服務員先要擰開注油的開關,隻見金燦燦的豆油緩慢地在玻璃管子裏上升,直到升到頂頭。服務員再擰開另一個開關,豆油就安靜地流出來,玻璃管子裏金燦燦的豆油就隨之緩慢地下降。俗語說得好:“緊打酒,慢打油”,因為油走得慢,所以打油一定要慢慢來。於是,在龍頭下麵耐心等待最後一滴油的人絕對不占少數。
1954年,棉布實行定量供應,居民買布需要布票。是年,對無電地區居民使用的煤油也開始憑票供應。
當年,城市工礦林區職工每人定量52市尺棉布,居民36市尺。縣城職工42市尺,農村居民35市尺。這個標準曾做過多次調整。1969年到1983年間,城鄉職工居民定量一律為24.2市尺。
1955年,國家糧食部門和省糧食廳分別印製了全國通用糧票和黑龍江省地方糧票,在全國、全省範圍內實行糧票供應製度。“遷”地方糧票要扣糧證裏細糧的斤數,“遷”全國糧票則要扣豆油的斤數。在飯店或商店想買個燒餅或餅幹之類的食品,糧票是不可或缺的。
1957年,哈市對豬肉實行定量供應,居民每月0.5市斤。當時人的肚子裏哪有什麽油水啊,買肉時都願意買點兒肥的,白花花的肥膘,既可“化”油,用來炒菜改善生活,剩下來的“油梭子”還可以包餡吃,可謂是那時的“饕餮盛宴”了。
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間,由於商品匱乏,供求矛盾尖銳,憑票、證供應的商品品種不斷增加。當時城市每人每月1塊肥皂,每戶每月1塊香皂;農村每人每季1塊肥皂,每戶每季1塊香皂。對原來免收布票的衛生衣褲、線衣、床褥單、線毯、毛巾被等9種針織品,也實行了憑布票供應製。毛巾、襪子、汗衫背心、民用線、棉毯5種針織品實行憑證供應。
1961年,食糖實行定量供應,大城市居民每人每月3市兩。棉花也限量供應,不分城鄉人均年供應2市兩。1962年,布鞋憑布票供應。奶粉、瓶裝白酒、豆製品、土豆、糖果無一例外,全部實行憑票供應。
那真是個不堪回首的歲月。為吃上一點青菜,許多人不惜犧牲自己的人格,拚了命擁擠在人群裏。那些膀大腰圓的男人奮不顧身,英勇地衝在最前麵,婦女和兒童隻好站在邊上眼巴巴地幹著急。這時,能夠與那些野蠻男人一比高下的隻有“烈屬證”和“軍屬證”了。無論在什麽時候,隻要你亮出兩證中的一個,就立刻被奉為上賓,購買優先。“軍屬證”和“烈屬證”完全屬於今天的“雙擁”範疇,隻不過那時沒這麽個詞兒。
過年的時候,家庭主婦要時刻留意商店裏的各種告示,幾號副食票可以買幾瓶酒,幾號副食票可以買花生或瓜子……隻要市場上可以買到的,毫不客氣,買回來沒商量。
這是筆者找到的一份1962年春節期間,黑龍江省城市供應商品定量表:每人供應肉1.5市斤,魚1市斤,鮮菜5市斤,粉條1市斤,澱粉3市兩,豆腐10塊,豆芽0.5市斤,幹豆腐0.5市斤,麵堿4市兩,水果1市斤,海米2市兩,元宵10個,紅白糖0.5市斤,花生、瓜子共0.5市斤。
我老爸喜歡吸煙,平時抽一種叫“葡萄”的便宜煙。過年時可憑票,買上幾盒好煙,老爸因此可以解解饞,我也能得到幾張少見的煙紙。那時的《江帆》、《恒大》、《牡丹》等牌子的香煙都是好煙,即使家境再不好也不肯讓煙票“白瞎”了。
憑票供應的時代已經遠去,如今,那些穿越歲月風塵存留下來的票證,已然成為百姓的收藏,它是中國百姓從貧窮走向富裕的縮影,它們記錄了那個特殊的年代,是我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艱難曆程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