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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底 ,我和朋友有過一次大西北自駕之旅，返程的時候我們特地經過甘肅酒泉，路過了那個著名的地方–夾邊溝農場。
回來之後我寫了一篇短文《夾邊溝農場–湮沒於戈壁的人間煉獄》，談到了傅作義的堂弟傅作恭，文中述其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水利工程學博士，1952年應其二哥傅作義的勸說回國（即北平起義的傅作義將軍），到甘肅省從事水利工作。1957年傅作恭被打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動學術權威、極右分子，開除公職，送到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
背景資料大都來自網絡，和楊顯惠先生的《夾邊溝記事》有一些淵源。需要說明的是：《夾邊溝記事》是紀實性小說，紀實性小說畢竟也是小說，不是報告文學不是史料。
文章發出後閱讀量3萬左右，有幸被一位老先生所見。昨日他聯係到我，並告訴我關於傅作恭他有更詳細的采訪資料，希望可以通過我告訴更多人曆史的真相。
這位老先生叫趙旭，一位年近七旬的作家。出版過多部關於夾邊溝的作品。通過長時間交談我覺得自己更願意相信他的調查，他的調查更接近於曆史的真相。
今天我將趙旭先生提供的資料在下麵發出來，供有興趣的朋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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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網絡上關於傅作恭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一些夾邊溝的幸存者也以訛傳訛，讓筆者采訪時也曾進入過誤區。
筆者為了對曆史負責，多年來采訪了與傅作恭一起工作過的同事和在夾邊溝農場一起勞教的幸存者及其親友，並且查閱了傅作恭的檔案，於2014年在台灣出版的《反右運動夾邊溝慘案幸存者證言》對一些不實的說法進行了糾正，但時至今日仍然在微信群裏流傳傅作恭是傅作義的胞弟、美國留學生，從事水利工作，偷吃豬食死在豬圈門口等等一些不實的說法，現對此加以更正。
傅作恭，字靜之，男，漢族，山西省榮和縣（現臨猗縣）第三區（孫吉鎮）安昌村人，生於農曆一九二0年三月十五。傅作恭的祖父傅文鼎育有兩子，傅慶泰和傅慶玉，兩兄弟一共有十個兒子，依次按仁、義、禮、智、信、溫、良、恭、謙、讓為他們取名，其中傅作仁、傅作義和傅作良為傅慶泰之子，包括傅作恭在內的其餘七個為傅慶玉之子。所以，傅作恭是傅作義的堂弟，而不是胞弟。傅作恭的父親傅慶玉（子崑），繼母傅張氏。
傅作恭1926年即開始在私塾讀書，1927年至1935年6月在山西省榮河縣立第三高級小學學習畢業，其中曾與七哥傅作良和侄子傅正印到山西省太原學習。1935年至1938年6月在天津南開中學初中部畢業。
傅作恭的《自傳》中寫道：“我夢想將來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但日寇天天在學校附近打靶演習，打破了我的夢。日寇在租界內的橫行無忌激起了我的俠義愛國熱情，於‘一二九’運動中，我冒著敵人的刺刀、水龍頭、大刀、機關槍，衝破了敵人全副武裝的彈壓隊及鐵絲網在日租界大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我們並列在火車路上臥軌、派代表請願，這是我向惡勢力鬥爭的第一次。”
1938年至1940年6月，傅作恭在重慶南開中學高中部畢業。後因貧血病在家休學一段時間。1940年至1941年在金堂銘醫中學習畢業。
1941年至1945年5月傅作恭在成都的南京金陵大學森林係畢業（抗日戰爭時南京金陵大學遷到了成都的華西壩。傅作恭和筆者的父親是同屆校友，傅作恭沒有留學的經曆，也沒有從事過水利工作，是一位嚴謹求實的林業專家。）
傅作恭畢業後1945年9月至1946年10月他任綏遠臨河奮鬥學校農場副主任。1946年11月至1949年6月又任綏遠狼山綏西軍耕農場副場長（場長為武善立）兼綏遠臨河奮鬥學校農場副主任、奮鬥學校名譽校長。
1949年8月至1950年2月傅作恭任綏遠省立第二農事試驗場場長。
1950年3月至1950年7月任綏遠省立林業試驗場場長。
傅作恭從小既無生母撫養，繼母對其經常虐待，而其父則不聞不問，使其心靈受到了很大創傷，這是他以後性格孤僻、脾氣暴躁的主要原因。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前，他家中有45口人，三院房屋、土地三百餘畝、木船22個、商號五所。1939年8月，抗日戰爭時因傅作義為抗日名將，其家被日寇轟炸焚毀，木船、房屋均被燒掉，片瓦無存，全家逃難陝西省西安市，家境窮困，靠做買賣維持生計。他的大哥傅作仁（叔伯哥哥），管理家中全部財產，傅作仁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傅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在23兵團任少將教官；二兒子傅琓，黃埔軍校第十九期畢業，曾在23兵團司令部任少校參謀。傅作恭的二哥傅作義（叔伯哥哥），抗日名將，解放後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利部部長，有兩個兒子；女兒傅冬菊西南聯大畢業，共產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在越南做地下工作，特長法文，任《人民日報》編輯兼外勤記者。三哥傅作禮，從小耳朵聾了，未念過書，在家閑住。四哥傅作信，日本帝國工業大學畢業，曾任北京石景山煉鐵廠總工程師。七哥傅作良，延安抗日大學畢業，曾任23兵團司令部中校團長。十弟傅作讓。傅作恭與傅作義雖是叔伯兄弟，但他們共同生活在一個大家庭裏，從小都和睦相處似親兄弟一般。
（3）
1949年9月19日綏遠和平解放前夕，傅作恭曾多次勸說董其武等走北平和平之路，指出“那是最光明的一條路”，並參加了後來的綏遠和平起義。
1952年4月傅作恭在綏遠涼城縣請長假從綏遠到西安看望父親，又去北京看望二哥傅作義。在這裏他遇到了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的鄧寶珊。1952年6月經鄧寶珊介紹到甘肅省農林廳林業局工作，並於1953年至1956年10月一直任林業局造林科科長。家住蘭州市城關區山字石街（西街）17號。
1956年肅反運動中的傅作恭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但肅反運動後期甘肅省農林廳對傅作恭曆史問題結論為：“傅作恭同誌的問題，經查證，劉滿蒼（因牧羊懇兵武占元偷了綏遠狼山綏西軍耕農場的羊賣給劉滿蒼）證明傅作恭打了他的耳光，但沒有打他的父親，劉仲元（劉滿蒼之父）是以後因病而去世的。傅作恭原先的手槍問題，經劉明證明是經王錫端出售屬實。至於脫離綏遠涼城縣工作，係請準長假脫離的。”
據傅作恭檔案記載：1957年5月29日農林廳召開民主黨派成員座談會，傅作恭說: “現在對知識分子重用不夠，改造多，重用少”。並且在平時閑談時說過：“把人分成中間、落後形成拉攏一批，打擊一批，工資改革對你們所謂的積極分子的提高，所謂的落後分子的打擊，統戰政策是上統下戰，下麵戰而不統，牆和溝是共產黨造成的，把舊社會過來的人一律另眼看待，對舊知識分子的重用一筆勾銷。”“局裏有壞蛋（指黨員積極分子），不趕出去工作搞不好，逢迎拍馬，想升官發財，看領導眼色行事，順風倒，加入黨是為做官，一朝權在手，就把命令行，匯報時加油加醋，這次整風為什麽還叫這些人來領導呢？”“他媽的，還沒鳴哩，現在就壓開了，你們整黨哩，還是整我哩？”“不做工作，不犯錯誤，否則將來坐班房還不知道為的啥。”由於這些言論反右運動中傅作恭被劃為右派分子，並被押送到甘肅省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
（4）
傅作恭去夾邊溝農場時，家中有妻子潘翠竹和五個孩子傅錦蓉、傅錦國、傅錦民、傅錦科、還有一個剛出生滿月的孩子。傅作恭去夾邊溝時他最大的女兒傅錦蓉14歲，當時在蘭州五中上學，由於家中沒有了收入經濟無著隻好退學。1960年傅作恭的妻子潘翠竹帶著五個孩子被迫回了老家農村山西省臨猗縣南趙公社安昌村，憑親友接濟到處借債生活。傅作恭的妻兒回老家山西安昌村時，最小的老五剛滿月，老五後來在貧病交加中13歲夭折。由於傅作恭的右派問題孩子們被株連不能升學、入團、參軍、參加工作，妻子潘翠竹忙了外麵忙家裏，裏裏外外一把手，負債累累，勞積成了駝背凹胸。
傅作恭在任甘肅省農林廳林業局造林科科長（行政十五級）農林工程師（三級工程師）時，具體負責甘肅省的植樹造林工作。他經常深入到甘肅河西走廊、甘南藏族自治州和隴南林場一線進行植樹造林的指導並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當時，蘭州市中山橋北麵的白塔山光山禿嶺與蘭州南山的五泉山形成鮮明對照，五泉山上鬱鬱蔥蔥，而白塔山卻滿目荒山、樹木稀少。在和科研人員一起反複研究調研的基礎上，利用黃河水在白塔山上植樹造林，在蘭州南北兩山挖溝植樹，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新聞媒體對此進行了專題報道。
然而傅作恭這麽一個正在事業上蒸蒸日上的科技工作者和踏實肯幹的領導幹部卻在1955年的肅反運動中被審查，1956年10月被免去了甘肅省農林廳林業局造林科科長職務。1956年12月30日甘肅省農林廳林業局做出結論意見為：“一般曆史問題”。1957年7月27日經甘肅省人委整風領導小組批準被劃為右派分子，保留公職，勞動教養，1958年3月被押送到夾邊溝農場，於1960年5月死於夾邊溝，屍體被草草埋在了夾邊溝農場的毛夾山後。
林業局退休高級工程師金昨非告訴筆者，他生於1931年，1954年在山東農學院林學係畢業，畢業後分到甘肅省委農村工作部工作，在農村工作部時他與傅作恭經常打交道，傅作恭對工作的嚴謹認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7年他被調到了造林科工作。
（5）
初到夾邊溝農場時，傅作恭由於有管理農場和林場的經驗，給農場提了很多寶貴意見，農場采納他的意見後，不論植樹造林和農業生產都有了很大起色。可他耿直的性格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很快引起了場裏那些虛報浮誇領導的反感，因為他的建議和科學態度與大躍進胡報亂吹和急躁蠻幹破壞生態的現實是格格不入的。另外，這樣一個國民黨時代過來的知識分子，在那個右派就是反動派的年代裏自然就成了這些人莫名其妙仇視的對象。
檔案中記載：當年傅作恭在農場時對自己的自我評價是“優點：一、性情耿直，忠誠坦白，從來不說一句謊話。二、對壞人壞事恨之入骨，能和壞人壞事做堅決的鬥爭。三、能遵守場內一切規定和製度。四、簡樸節約，能體驗出勞動人民生活。五、在學習方麵，開會時發言，愛看報紙，注意時事。六、有以場為家的思想，能對場幹部和工人提出技術方麵改進意見和合理建議。缺點：一、勞動力不強（一個文弱書生，而且38歲的他當時在夾邊溝農場屬於年紀比較大的勞教人員，身體自然不如別人），不主動。二、沒有涵養，性情粗暴愛和人爭吵。三、聯係群眾不夠，性情孤獨。四、愛受人恭維，不愛受人批評、指責。”
他在夾邊溝農場1958年7月12日的檢查中寫道：“當被批準勞動教養之時，林業局黨組曾征求我的意見，願意自謀生活也可以，而我覺得這是兩條道路之鬥爭，我應當跟著共產黨走，所以黨總書記劉德珍同誌很滿意的，再三表示，家中生活完全由黨負責，兩個月後，並把家給我送來，我提出我素來體弱多病，恐對勞動力太強之工作不堪勝任，劉書記再三表示，可以把我體質太差之情況，向此間組織反映，可給予喂豬、養羊之輕勞動，我到場後編入基建隊（夾邊溝農場基建隊是強勞隊，一般將所謂不聽話的勞教人員和極右分子在這裏改造），我之情緒很不正常，覺得力不勝任，每日疲乏不堪，雖盡最大之努力，而同誌們之意見非常之多。……”
由於傅作恭耿直的性格，自己有豐富的林業知識和管理農場、林場的經驗，看到夾邊溝農場無法無天、違反科學的做法他就要說，對農場胡幹蠻幹摧殘勞教人員身體的做法很有意見，這就給自己埋下了殺生之禍的隱患。我采訪了傅作恭當年所在小組的小組長孫紹斌和與他在一個嚴管隊裏的羅舒群，以及當年農場的管教朱照南，還有司繼才、張開麗、王忠毅、劉而森等人，當我默默地聽他們訴說當年傅作恭被人用草繩套在脖子上像牲口一樣拽拉，被繩子捆、戴手銬、罰扣飯、扇耳光，我的眼淚像泉水一樣流了出來，我哽咽著再也無法進行采訪了。
夾邊溝農場這個人間地獄要讓一個人死非常容易，隨便找一個借口，就會將你折磨死的。夾邊溝農場檔案中記載：“傅作恭1959年9月逃跑一次”， “1959年11月19日逃跑一次”,“傅作恭1960年3月5日，打人兩次，無悔改，罰戴手銬三天”，“傅作恭將平田整地的搬沙填海運動、抬垡子打擂台和迎接國慶節十周年大幹苦戰亂發怨氣說成為疲勞掙紮”。夾邊溝農場領導將他發配到到新添墩作業站基建隊勞動改造，這是一個改造右派分子的強勞隊。在這裏身體好的人都被累垮了身體，何況他是一個渾身有病的病人。
在將沙山搬掉、平田整地的搬沙填海的三個月裏夾邊溝就死了一百多人，那時傅作恭就暈倒了多次。因為，傅作恭勞動太老實，性格也太倔強，整天埋著頭幹活不說話，勞動強度太大，傅作恭又是個大飯量，經常餓著肚子。接著是1960年的春天，挖垡子、抬垡子又開始了。新添墩作業站要將蘆葦沼澤地裏的根泥挖出來曬幹後燒成灰了當肥料，這叫挖垡子。而將根泥塊裝在筐中抬，稱為抬垡子。那時一般每筐裝四塊草垡子，人們一摞就是七八筐，用人工抬到地裏，也有用拖拉機拉的，在地裏先摞起來，等風幹後再用火來燒。當時，新添墩分隊長管教趙來苟唆使小隊長胡家穎用芨芨草擰搓的草繩挽個套子，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前拽後推，剛走兩步，就一頭載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過了一會逐漸蘇醒過來，由兩人架著拖到場裏。傅作恭所在小隊1959年時小隊長為孫木章。檔案裏說他“當眾破口大罵小隊長是大壞蛋，小組長是男盜女娼，沒有人性是牲口。”在傅作恭夾邊溝農場小隊組裏的鑒定材料中這樣寫道：“傅作恭對所犯錯誤無絲毫認識，畏罪潛逃，拒絕改造，抗拒勞動，破壞生產和各項運動，開口罵人，動手行凶，不滿社會主義，堅決仇視我黨，死不悔改。”
“傅作恭於1959年11月19日晚下兩點鍾逃跑，隨身帶包袱三個，其中小包袱兩個大包袱一個，跑到途中我捉住後，將三個包袱送給小隊長孫木章，並將發生的情況匯報給小隊長。
上述都所屬實
旁征人：馬守義
1959年12月3日”
（關於傅作恭的幾次逃跑，據我采訪當時與傅作恭一起的孫紹斌和另外一些人，他們告訴我傅作恭當時準備要跑隊裏事先已有察覺，事先在他身邊安排了臥底，欲擒故縱故意讓傅作恭跑，然後派馬守義在半道將其抓獲的。）
那個時候場裏反複說誰勞動好，就給誰摘帽子，誰就可以先釋放回家與老婆娃娃團聚。所以，人們就拚命表現，積極爭取早日走出夾邊溝。抬垡子打擂台，每隔二百米路分一節，兩個人抬上七八個摞起的滿筐跑過去，放下，再把上一節的空筐轉回來。這種打擂台，哪一節若慢了，垡子就被倒在地下堆起來。堆積了垡子抬得慢了的人，收工後就要被扣飯，而且還要繼續幹完。而張幹事有意識的把身體弱的犯人分到後節，後麵的路長一些。當時，傅作恭被分在第三節。那麽大的個子每天隻吃一個小餅，況且已被連續扣了三天的飯，搖搖晃晃站都站不穩。有一天，傅作恭暈倒在了一棵沙棗樹的旁邊，趙振忠隊長過去問道：“傅作恭你怎麽了？”傅作恭說：“我抬不動了，我餓了三天了。”那天下工後，傅作恭已走不成路了。司繼才趕快叫來了勞改農場時留下來的段照熙大夫讓他給傅作恭進行了搶救。趙振忠隊長讓四個人送傅作恭，由於新添墩作業站離夾邊溝醫務所有很大一段路程，於是每兩個人抬一根扁擔，一根扁擔上放傅作恭一個胳膊，傅作恭是被架到醫務所的。
1960年5月份傅作恭病危連夜從新添墩作業站送到了夾邊溝農場場部醫務所，這個醫務所人們稱其為醫院，因當時這裏勞教人員由於饑餓和強體力消耗已經人滿為患，根本沒有了住院放病人的地方，於是將傅作恭送到了離醫務所較近的夾邊溝農場場部農業隊三隊，與劉而森住在了一起。劉而森和王俊峰是夾邊溝農場抽出來專門埋死人的。傅作恭臨死時就在這個農業隊三隊宿舍裏進行搶救，沒有搶救過來，死後是勞教人員劉而森和王俊峰將其埋到了夾邊溝農場場部跟前的毛夾山後麵。
1961年夾邊溝農場迫於上麵的壓力給每一個死去的勞教人員編了一份死亡報告，傅作恭的死亡報告也被匆匆忙忙編寫出來放進了檔案袋。
傅作恭死亡報告
傅作恭，男，38歲，山西省人，於1960年5月患病死亡。患者在58年去場時自訴有肺結核、脫肛史，平時經常腹瀉，曾經以健胃收斂劑治療，並休息及輪勞照顧。自59年冬身體逐漸消瘦，曾昏倒一次，急救清醒後給予休息和治療，病情有好轉。
於60年5月發生嚴重腹瀉，即入病室修養治療，患者伴有咳嗽、氣喘、體質瘦弱、心音弱，心動緩慢，給予營養、強心劑、健胃收斂劑及抗癆藥物，中西醫結合治療，病情稍有好轉後回隊休養治療。在60年基本未參加勞動。患者雖經常內服營養劑，但體質逐漸消瘦、衰弱。59年11月11日患者私自外出，發生昏迷，經發現後即大力搶救，但終因病情嚴重，急劇惡化，搶救無效而停止呼吸。
死亡診斷：急性心力衰竭（埋葬本場山後）
主治醫師：陳造堂
勘驗機關：酒泉人民檢察院
1961年11月8日
（蓋章；中國共產黨地方國營酒泉夾邊溝農場支部委員會）
這是傅作恭檔案裏的一封夾邊溝農場在傅作恭死亡一年多後的死亡報告，這樣的報告夾邊溝農場其後給每一個死亡的人員編了一份，一是為了應付上級部門和尋親的家屬，二是留作檔案證明死亡的合理、農場的仁至義盡。但從這份報告所說1959年11月11日就搶救無效而停止呼吸，1960年5月怎麽再能夠發生嚴重腹瀉，從這一點你就可以知道這些人急急忙忙草草編造時的素質和無恥。
1979年2月10日，根據中共中央（78）55號文件精神和《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經甘肅省林業局黨組1979年2月10日會議研究，傅作恭的右派問題得到了改正，按幹部正常死亡處理了善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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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為我們打開了一扇認識世界的窗口，海量的信息蜂擁而至難免泥沙俱下。有些立場先行的人在傳播一些信息的時候，會情不自禁地刻意做一些加工，好像不加工一下，就不能深刻的說明問題。
具體到傅作恭身上，好像不說他是海歸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不說他是水利專家、不是傅作義的親兄弟，傅作恭的遭遇就不足夠淒慘。但他們忘記了，如果有人以此作為否定他們的證據，將會抵消他們所拿出的所有材料的真實性。而如果長期如此對曆史做人為加工，他們和他們自己討厭的人又有什麽區別？
事實證明，傅作恭的遭遇根本不用加工，語言早已經無力描述他承受過的一切苦難。
天地作證，夾邊溝默默記下了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