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盧旺達紀念圖西族種族屠殺25周年。盧旺達前外交部長裏夏爾·塞齊貝拉（Richard Sezibera）跟一群年輕人同堂，提及25年前，他們曾在前總統哈比亞利馬納（Juvenal Habyarimana）府邸發現《我的奮鬥》一書。希特勒自傳被譯成盧旺達語，“猶太人”字眼出現之處，被人用紅筆圈出，改成“圖西族人”。
1994年4月10日的盧旺達。圖片來源：Gil Serpereau Flickr賬號
哈比亞利馬納，胡圖族人，1973年起擔任總統，直至1994年4月6日所乘飛機被擊落去世。這位前種族滅絕時代的政治強人，是襲擊受害者，也是國內仇恨圖西族政治機器的締造者。
墜機案襲擊者來自胡圖族極端狂熱勢力，抑或流亡烏幹達的圖西族“盧旺達愛國陣線”（FPR）黨？案子撲朔迷離，至今未有定論，真假虛實之間，成為盧旺達種族屠殺的導火索——隨後三個月內，80萬圖西族人慘遭殺害。曆史悲劇慘烈決絕，如同刺目的陽光，令人眩暈，導致諸多細節和因果失焦。種族仇恨非一日之寒，在短期內層層升級，背後離不開官方建製機構煽動。1990年起便向盧旺達提供武器和資金支持的法國政府，對此心知肚明。
時至今日，法國政治精英難以正視這段曆史，對親美政治人物——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領導下的盧旺達政權態度強硬，兩國關係一度冷至冰點。
法國曆史學家文森·杜克雷爾（Vincent Duclert）受總統馬克龍之托，同12位史學專家一道，曆時兩年，查閱8000份官方文書，於2021年3月26日發布《法國、盧旺達和圖西族種族滅絕（1990-1994年）》調查報告（又稱“杜克雷爾報告”）。學者們以嚴謹克製的筆觸，詳細追溯1990年到1994年期間法國對盧政策。五年時間裏，法國深度參與盧旺達政權鞏固和國防建設，與此同時，種族滅絕徐徐鋪展開來。
報告結論稱，法國負有重大責任，但並非屠殺者的幫凶。調查報告屬官方定製，功能性有餘，探究真相的純粹或不足。不過，近三十載過後，法國學界帶頭“認錯”，仍獲得盧旺達高層致敬。馬克龍時代，法盧關係將開啟破冰之旅？
從“救世主”到“過街鼠”
“杜克雷爾報告”以時間為軸，分三個部分——1990年到1993年法國參與盧旺達事務、1994年法國如何麵對種族滅絕，以及盧旺達危機背後法國國家治理，娓娓道來，講述法國的盧旺達之殤。
近現代史上，盧旺達先後經曆德國和比利時殖民，跟法國本無太多“愛恨”糾葛。在圖西族種族屠殺中，法國背負著不同尋常的責任，這一切要從1990年6月20日法國總統密特朗在16屆法非首領大會上的演講說起。因會議舉辦地點，這次著名演講又稱“拉波爾演講”（Discours de La Baule），是法非關係的轉折點。
盧旺達曾屬法語區，總統哈比亞利馬納同樣受邀參會。1990年4月，他向法國總統密特朗敞開心扉，講述自己麵臨的困境，包括邊境緊張局勢、府邸安危，以及對圖西族海外難民重返故國的擔憂，向法國求助。上世紀六十年代，盧旺達圖西族統治階級被推翻，被迫流亡海外。他們在鄰國烏幹達成立“盧旺達愛國陣線”，以武力抗爭，試圖重回家園，獲得自己的一席之地，成為哈比亞利馬納揮之不去的陰影。
“拉波爾演講”發表時，冷戰剛結束，國際局勢雲波詭譎，美英主導國際事務，國際貨幣組織和世界銀行在非影響力增強。多方博弈中，法國同黑非洲的特殊關係，正不斷消解。為重拾舊日榮光，回擊別國閑言碎語，法國決定重塑法非關係，鞏固自身非洲政策的“合法性”——“民主發展”代替“友誼合作”，成為新型法非關係的注腳。
密特朗說：“法國將一如既往資助非洲，但我們會對威權體製有所保留，而對致力走向民主的國家竭誠以待。”
這屬於政治經濟攜手共贏，還是幹涉非洲國家內政？法國總統演講引發諸多爭議。紛紛擾擾中，非洲國家大多審時度勢，以獲法國提攜，其中包括喀麥隆、剛果（布）、科特迪瓦和加蓬，這四國的公共債務首先被減免。
盧旺達前總統哈比亞利馬納（Juvenal Habyarimana）
哈比亞利馬納尤其擁抱法國新政策。盧旺達位於非洲法語區和英語區交界，法盧兩國總統私交不錯，天時地利也好，陰差陽錯也罷，盧旺達搖身一變，成為法國對非新戰略的實驗所和“樣板國”。
1990年10月，盧旺達東北部卡基坦巴（Kagitumba）哨崗遇襲，打響內戰第一槍，“盧旺達愛國陣線”同政府軍對峙，後者節節潰敗。法國緊急向盧旺達派兵，包括外籍軍團傘兵和海軍炮兵。名義上保護法國僑民，實則醉翁之意不在酒，增援政府軍，震懾反抗勢力。
法國首次出兵盧旺達，打開了之後多年法國有求必應，且不得不應的“潘多拉魔盒”。
在總統哈比亞利馬納憲政改革的承諾聲中，法國多次出兵盧旺達，同時不忘施展斡旋手段。經過一年協商，法國敦促盧旺達政府和“盧旺達愛國陣線”，於1993年8月簽訂"阿魯沙協議"（Accords d'Arusha），暫時結束內戰。
幾個月後，針對圖西族人的種族滅絕爆發。1994年6月底，法國發動“綠鬆石行動”（Opération Turquoise），經聯合國授權，進駐盧旺達，以人道主義救助為名，涉嫌軍事介入，並幫助劊子手出逃，後多被人詬病。1994年7月4日，“盧旺達愛國陣線”攻占首都，結束種族滅絕，成立新政府，視法國為種族滅絕的幫凶。
從“救世主”到“過街鼠”，僅一步之遙。這麽多年過去，經手盧旺達事件的多名法國高官尚健在，他們似乎有不少委屈，甚至陷入“否定主義”魔咒。“杜克雷爾報告”發布後，前總理愛德華·巴拉迪爾（Édouard Balladur）反駁道：“法國何錯之有？要道歉，先請別國帶頭”；前愛麗舍宮秘書長於貝爾·韋德林（Hubert Vedrine）回應說：“法國是唯一一個試圖結束盧旺達內戰的國家。”
相比80萬慘遭塗炭的生靈，維護大國尊嚴這一借口，抑或“好心辦壞事”這一解釋，始終太過輕巧。
對內共和國信仰，對外種族先行
1898年9月18日，英法軍隊在蘇丹小城法紹達（Fashoda）劍拔弩張。兩大殖民國欲在非洲大陸修建鐵路，一統自家殖民區：英方開拓開羅到開普敦線路，法國則看中達喀爾和吉布提線，兩條線恰在法紹達交錯。對峙以法軍讓步，並退出尼羅河流域告終，兩國隨後重新劃分在非勢力範圍。
“法紹達衝突”敗北，成為法國外交史上難以解開的心結。百年後，同樣的夢魘則投射到盧旺達身上。這個東非小國戰略地位被高估，擔負起撫慰法國殖民時期“心理創傷”的使命。盧旺達之於法國，地緣政治象征意義，遠大於具體經濟或資源便利。
法國周刊Politis記者曾感慨說，“都1994年了，法國仍持殖民主義視角，被種族主義（ethnicisme）濾鏡加持，愈演愈烈”。
盧旺達圖西族和胡圖族種族劃分，作為殖民遺產，屬於曆史和社會建構產物。國家獨立後，仍無法擺脫殖民意識形態枷鎖。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兩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法國學者雷奈·奧特耶克（René Otayek）在《種族主義視角下的非洲》一文中解釋說，殖民國自詡教化者，需在領地建立秩序，而建立秩序便意味著要對社會成員命名、區別並且分級，人為建立各種邊界和屏障，從而加深既有的種族差異認知。
“杜克雷爾報告”在940頁記錄了這樣一個細節。1990年3月20日到29日，法國海軍中校保羅·瓦林（Paul Vallin）在盧旺達、布隆迪和紮伊爾【現剛果（金）】做調研，並於4月6日向總理府屬下的國家安全和國防秘書處（SGDN）提交報告。報告附錄包括“盧旺達種族”介紹，體現出赤裸裸的種族主義視角和解讀。
他寫到：“一般人很難分清胡圖族和圖西族，但胡圖族可能個矮、圓臉且有些胖，而圖西族人個高、額頭大且五官相對精巧。（……）盧旺達胡圖族掌權後，胡圖族和圖西族對立，導致不少慘劇發生。如今圖西族遭遇歧視，無法進入政府和軍隊，擔任要職。”
若法國官方文件采取同樣語調，描述本國不同族裔，恐怕早被打上種族歧視的標簽。
法國信奉普世主義（universalisme），強調共和國理念和公民身份，弱化族裔區別。在國家和民族關係中，國家前於民族，首先定義普通國民。在公共辯論中，“人種”（race）一詞甚至被視為禁忌，少有人提及。
麵對“他者”，法國則從不猶豫采取種族主義視角，對盧旺達的認知，便被圖西族和胡圖族種族二元對立主導，因此產生諸多盲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盧旺達社會內部麵臨多重矛盾，包括艾滋病流行、人口過於密集、種植農和養殖農衝突、黨派過度武裝以及極端民兵組織盛行。但正如“杜克雷爾報告”所指出的，“法國未從曆史和社會麵向，分析盧旺達現狀，難以看清真相全貌，導致無法推行別樣的政策”。
1994年4月10日的盧旺達。圖片來源：Gil Serpereau Flickr賬號
1990年12月上旬，55歲的法國將領讓·瓦萊（Jean Varret）來到盧旺達首都基加利（Kigali），執行首次軍事任務。除了盧旺達總統，他同多名高級國防將領都有接觸，包括盧軍副參謀長朗洛·塞魯普格（Laurent Serubuga）和憲兵副參謀長皮爾-塞萊斯庭·烏格菲爾特（Pierre-Célestin Rwagafilita）。兩人向法國索要機槍和迫擊炮等重型武器，遭到瓦萊拒絕，後烏格菲爾特同瓦萊單獨見麵。
“杜克雷爾報告”發布後，瓦萊將軍接受《世界報》采訪，記錄了三十年前的這次對話。
烏格菲爾特說：“我提這要求，是因為憲兵要同軍隊一道，解決圖西族問題。”
瓦萊問：“是去對付‘盧旺達愛國陣線’吧？”
烏格菲爾特說：“不是，我們要將盧旺達領土上的所有圖西族人都幹掉。他們人也不多，很快的。”
震驚之餘，瓦萊急忙向盧旺達總統和法國軍隊高層反饋，但未收到任何實質回複。
法國督促盧旺達踐行民主和平，但對自上而下、係統性種族仇恨冷漠不語。“杜克雷爾報告”一針見血指出：“法國支持的哈比亞利馬納政權，以種族歧視為統治原則。法國不是沒看清這點，而是將這看成宿命般的存在和既定現實，選擇被動接受和適應。”
密特朗的紅與黑
1994年1月31日，法國總統非洲顧問布魯諾·德拉伊（Bruno Delaye）準備總統發言時，對密特朗滿是溢美之詞，尤其讚美他英明過人，且高瞻遠矚。這位資深外交官對總統說：“自戴高樂以來，您是唯一一位真正掌控非洲世局的國家元首。其他西方大國首領和法國政黨黨魁不以為意，但非洲各國領導人對此深信不疑。”
65天後，盧旺達種族滅絕正式拉開帷幕。
“杜克雷爾報告”在751頁記錄了這一“軼聞”，同時不忘追問：“德拉伊到底是個具有思辨精神的顧問，還是隻知道極力書寫總統之所想？”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報告撰寫者也承認，德拉伊肯定對密特朗欣賞不已，甚至有卑躬屈節之嫌。
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第四任總統密特朗。圖片來源：mitterrand.org
密特朗是法蘭西第五共和國首位左派總統，也是至今唯一一個在位14年的總統。他文采斐然，且極富政治謀略，為人高傲疏遠，講究儀式和排場，又被稱為法蘭西共和國“末代君主”。廢除死刑是他的重要政治遺產，但在為政末期，則被一係列個人謊言和政治醜聞籠罩。
盧旺達種族滅絕發生時，密特朗78歲，處於第二屆7年總統任期的尾巴，並走向人生暮年。兩年前，他公開了隱瞞十多年的前列腺癌；半年多後，他和情婦所生私生女瑪紮琳娜·潘若（Mazarine Pingeot）首次曝光。“愛麗舍宮監聽醜聞”也剛被媒體曝光，並不斷發酵——總統府於1983年到1986年曾設立秘密監聽小組，非法錄製150人共計3000多次對話，其中包括多名調查記者。
密特朗處理內政事務，不乏隱秘、“濫權”和不透明傾向，這在外交軍事領域，同樣留下深深的烙印。法國可從外交、駐地領事、軍事國防和情報部門等多重渠道，精準掌握盧旺達國家和社會局勢的一手資料。但信息源多樣，並不意味著掌權者能做出明確判斷。
單一種族主義視角指引下，法國決策者一步走錯，導致步步出錯。密特朗深受他的特別軍事參謀長克裏斯丁·凱斯諾（Christian Quesnot）影響，兩人皆認為：占盧旺達人口絕大多數的胡圖族執政，具備天然合法性，並將“盧旺達愛國陣線”視為入侵勢力和假想敵。“杜克雷爾報告”認為，密特朗及核心圈的最大認知錯誤，便在於將盧旺達內部族裔衝突，理解成侵略和反侵略的邊境戰爭。
法國記者讓-克裏斯托弗·克勞特（Jean-Christophe Klotz）拍攝的紀錄片——《重返基加利：一起法國醜聞》片，於2021年4月4日在法國電視5台播出。他認為報告發起人杜克雷爾仍以“種族衝突”指代盧旺達危機，也無法反映現實真相。克勞特傾向從現代政治角度分析，認為：“這是一起政治衝突，對峙雙方分別是威權統治者和反對派，後者以‘盧旺達愛國陣線’為首，圖西族人占大多數。”
8000份外交電報和情報備注背後，法國官方機構運行漏洞百出：“官方機構行事不合規、指揮和溝通體係平行並存、違反法定程序和規則，且對相關負責人實行恐嚇策略”。1994年4月6日盧旺達總統飛機墜機後，法國駐盧旺達大使第二天宣稱，襲擊者來自“盧旺達愛國陣線”，但公眾並不知道，當時法國情報機構對外安全總局（DGSE）已有自己的判斷：哈比亞利馬納及親信“養蠱”，縱容胡圖族極端種族仇恨勢力，最終被“反噬”，墜機屬於胡圖族極端分子蓄謀已久的計劃。
國際外交舞台上，各國信奉“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隻有永恒的利益”這一箴言。但國與國博弈背後，始終離不開人際斡旋和人情親疏。“杜克雷爾報告”行文中，多次指出密特朗和盧旺達哈比亞利馬納兩人私交甚好，“關係強烈、個人且直接”，超越政治和外交範疇。
讓-克裏斯朵夫·密特朗（Jean-Christophe Mitterrand）是密特朗長子，染指“法非共榮圈”（Françafrique）經濟軍事交易，身陷多起官司，可謂臭名昭著。1990年到1992年，他在父親身邊擔任非洲顧問一職。法國總統兒子在盧旺達是否有私產？同哈比亞利馬納兒子是否關係過於密切？這些都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無巧不成書，“杜克雷爾報告”發現，1992年7月以前，跟密特朗兒子相關的官方文件現已全部消失，無從查閱。
情感與理智：法盧外交關係新起點？
2021年4月7日，杜克雷爾乘飛機降落基加利。這是盧旺達種族屠殺27周年紀念首日，悼念活動持續百天，同屠殺時長契合。杜克雷爾將厚重的調查報告，親自交到總統卡加梅手中。
2021年4月7日，法國曆史學家杜克雷爾將厚重的調查報告，親自交到盧旺達總統卡加梅手中。圖片來源：卡加梅官方Flickr賬號
卡加梅認為，法國主動了解曆史真相，令人欣慰。但他不改犀利做派，評價說：“法國在盧旺達政治同盟伺機滅絕圖西族人，密特朗及其親信早就知曉，但沒有改變策略。密特朗的選擇基於法國地緣政治考量。在他們眼中，盧旺達人民的生命隻不過是地緣政治遊戲的棋子。”
盧旺達種族屠殺後，法盧外交關係遭遇滑鐵盧。跟比利時和美國不同，法國至今未向盧旺達致歉。2006年法國一名法官就盧旺達前總統飛機墜機案，建議起訴卡加梅，隨後盧旺達同法國斷交，2009年兩國恢複邦交。2014年種族屠殺20周年祭，卡加梅抨擊法國參與謀殺罪行，引發法國不滿，兩國再度處於斷交邊緣。
迄今為止，薩科齊是唯一一個訪盧的法國總統。2017年，馬克龍就任法國總統，他也是非洲反殖民解放運動後出生的首位法國總統。如何修複法盧關係，逐漸被提上日程。2018年5月23日，卡加梅訪問巴黎，同馬克龍會麵；2018年10月12日，盧旺達前外交部長路易絲·穆斯基瓦博（Louise Mushikiwabo）在法國支持下，當選法語國家及地區國際組織秘書長。
2018年5月，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愛麗舍宮接見盧旺達總統卡加梅。圖片來源：卡加梅官方Flickr賬號
卡加梅評價稱，兩國關係正步入新征程。“杜克雷爾報告”發布24天後，盧旺達方麵也收到美國律所的定製調查報告，結論同“杜克雷爾報告”不謀而合——法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並未“主動”參與種族滅絕。
盧旺達版調查報告名為：《一場可預見的種族滅絕：法國在盧旺達圖西族種族屠殺中的角色》。
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發生時，法國記者帕特裏克·德·聖·埃克蘇佩裏（Patrick de Saint-Exupéry）人在盧旺達，偶然成為曆史見證者。他先後出版四部著作，解讀這場種族滅絕，尤其斥責以密特朗為首的法國政客。他在一次采訪中說：“二戰時，納粹政府需建立一套秘密機製，對猶太人實行滅絕；五十年後，盧旺達在世界矚目下，隻需肆意煽動民眾，挑撥人心，便成功實現種族滅絕。”
曆史不會重演，但卻驚人相似，後來者會不斷習得，甚至實現“進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