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史無前例的日子

秦文:史無前例的日子

© 秦文／文



秦文

　　一九六六年初，我因為懷第二個孩子，當北影劇團全團都去“四清”（有的到外地，有的到遠郊區）時，我接受了在劇團經管各項事務的工作，天天坐辦公室，月初給不在家的同誌送工資，外出的同誌要辦什麽事都給我來信。我們劇團因各種原因留下的演員，加上工人，隻有十來人。到夏初，報上常常出現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批《海瑞罷官》，又批《三家村》、《燕山夜話》，把我們看得目瞪口呆。倒不是發現這些文字所包藏的“禍心”，而是直覺到這種批判，字裏行間藏有利刃。那些被批的作者真是凶多吉少，有點像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又好像比反右時更來勢洶洶，總覺著不知又將要發生什麽大事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生下第二個孩子。我進醫院的那天，鄧蜀生又被點了名，他沒有任何新問題，隻因是“摘帽右派”。我們事先已請好一個保姆，就為生下孩子時能有個人手幫幫忙，但在我生了孩子第七天，剛從醫院回家，保姆卻不幹了。於是，我在產後的第十七天，自己帶了孩子到上海，和我母親、二姐在一起度過五十六天產假。

　　那時，秦怡因為直腸癌開刀後，在外地療養，金焰也因病在無錫療養院住著。一九六六年夏天上海特別熱，我整天在家照顧嬰兒，上海文藝界的人一個未見，也沒去過上影廠，甚至沒逛過街。八月二十日產假剛滿，就接到劇團電報叫“速回”。我回到北京（兩個孩子都留在上海），一進劇團宿舍，感到氣氛特別：原來很熟的同誌，忽兒躲著不打招呼，人人都是低了頭進出，眼晴都不敢東瞧西看。第二天，我剛進劇團院子，就被“揪”了出來，歸到以趙子嶽、李百萬打頭的“牛鬼蛇神”行列中。

　　記得那天的情景是，本劇團的紅衛兵（原來都是很熟的人，忽然翻臉變成揪人、審問人的人了）問我：“在上海搞了什麽勾當？”我如實回答：“我哪裏也沒去，在家帶孩子。”結果，那領頭的大聲問革命群眾：“不老實怎麽辦？”齊聲答：“揪出來！”於是，我就和謝芳（前一天被“揪”出來的）一前一後站在一起。我們這些包括王人美、於洋、陳立中、張瑩等十六人的“黑幫”，每天得接受廠裏廠外紅衛兵的揪鬥。那天，我聽說在排練間貼有揭發批判我的大字報，我趕緊去看，想知道群眾對我到底是什麽意見。沒想到，我剛在大字報前站定，還沒來得及瞧，就有造反派進來大喝：“不許看！”原來“黑幫”不許看大字報，隻能背地交代問題。

　　開始階段，紅衛兵質問我“犯了什麽罪”，我真是張口結舌地答不上來。後來，聽到說廠裏有一個職工，當時被當作曆史反革命揪出來後，紅衛兵問他話時，不許他“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隻許他說“階級鬥爭是我死你活”。雖然聽了實在覺得好笑，但在那時倒也若有所悟，明白了紅衛兵聽話的角度。為免皮肉之苦，我迅速地照著報紙上的口徑，如“為文藝黑線出力賣命”，“替資產階級鳴鑼開道”等等來回答，果然像答對了考卷一般有效。批鬥的時候，他們在我麵前停留時間少了，因為答的話對了那些小將的心思，他們也就覺沒趣了。

　　有一天，造反派忽然發給我一個黑布上有白的“孝”字的袖圈，叫戴上。我一看謝芳也有這麽一個，而陳強則披麻戴孝，手執哭喪棒，站在頭裏。聽說是命令我們去遊街。我心想，文化大革命不是“破四舊”嗎？怎麽用這種“四舊”方式來批“黑線”？但當時哪敢說！不過，也不知為何那天沒有遊街，隻站在小西天北影劇團劇場大門口，站在“北京電影演員劇團實驗劇場”的霓虹燈下麵，劇團的革命群眾與紅衛兵、工人，七嘴八舌地批判著說：“今天就是要砸爛這個黑招牌”，大家高呼：“砸爛文藝黑線！”一個工人爬上房頂，“當”的一聲砸爛霓虹燈，玻璃碎片掉了我們一頭一臉一脖。我們十六個人，則一聲不敢出，誰也不敢動一下，好像這霓虹燈確實是我們的罪證似的。我雖然噤若寒蟬，可心中卻疑團重重，不知這算什麽“革命方式”？

　　後來，每天還勒令我們勞動，在院子裏把早已挖好的兩個防空洞的土倒過來，挖過去。不許回家吃飯，隻能在食堂吃五分錢一個的菜，而且，要等革命群眾買完後，才讓我們去買。去時一律彎腰低頭進食堂，買完飯也不許在桌上吃，隻能放在煤堆上或者地上吃。當時這一切，也不知是誰想出來的主意，更不知為什麽就得這麽照著辦。

　　幸好這樣的日子不算長，大約十來天後，就讓我們十六個人進入劇場的地下室，去寫交代材料，規定每天要交一份思想匯報。在那陰濕的地下室裏，每人還能有一個凳子坐著學毛著和寫交代，這在當時，簡直是一種不可多得的享受了。有外麵的紅衛兵來揪鬥時，叫誰誰去。那時趙子嶽、陳強、張平、於洋四個人，則天天要經兩場鬥，上午十時一場，下午四時一場，好像演出似的準時。到時候，四個人都要掛上黑牌子，到院子裏去站著，讓社會上的紅衛兵與革命群眾來批鬥。他們常常在回到地下室時，滿身汙黑，渾身是汗，背上有腳印，很長時間坐著發楞。大家誰也不敢問怎麽了。

　　那個時候，我兩個眼睛都患了“麥粒腫”，又紅又腫又疼，這大約是急火攻心，也是因讓我們去打掃舞台死角裏的灰塵，感染所致。這個眼好了那個眼長，那個稍好這個又長，甚至兩眼同時長，牽扯得連頭也跟著疼。但又必須寫那些陳年糠爛芝麻的“交代”，挖空心思編“思想匯報”。因為每天到時候，紅衛兵要來收的，交不出來就要挨批鬥，所以下午五點以前，必須編好。由於眼病，我一邊擦淚一邊寫，別人看上去倒確像是在痛心疾首地“認罪”。

　　過了些天，自己團裏的紅衛兵，忽然轉變態度，常常“保護”起我們來了，外麵衝進人時，就來給我們示意，讓大家躲一躲。有一次，哈爾濱來的“哈軍工紅衛兵”，在台上鬥廠長汪洋，我們在舞台下的地下室裏，聽著上麵大喊大叫和跺腳的聲音，灰土往我們頭上掉，但沒有叫我們出去。不過，另一次北大附中來了許多人時，就把所有的人都叫出去，還說要把陳強、張平揪到北大去鬥。這一次可厲害了，我們劇團中個別人也乘此大大表演起來了，自稱“紅五類”與紅衛兵拉近乎的有之，起來控訴遭劇團領導“迫害”的也有之，揭發陳強在“四清”中包庇“走資派”的更是把鬥爭會引到了高潮。我們統統跪倒在地，皮帶、剪刀在頭頂飛舞，有人被剪掉了頭發，有人被滿臉塗黑。有個紅衛兵在我背上踏上一隻腳，他用手在我背上打一巴掌，我正在害怕不知他還要往那裏打我時，忽然聽他罵道：“他媽的，一身賊肉！”我雖然不敢拾頭看他，但聽得出這是個孩子的聲音，當時實在的又忍不住想笑，當然也不敢笑，隻是趴在地上。我過去也經曆和見識過大小運動，而像這樣搞鬥爭的運動，可真正是史無前例！

　　我對我個人的遭遇，並不記恨在心。許多動手打人的，是些不明事理的孩子。這裏不妨再說一件恐怖氣氛中的插曲：一次李百萬帶著我們躲外來的紅衛兵，沒想到繞來繞去，卻與衝進來的學生撞了個麵對麵。那打頭一員女將喝道：“站住！”李百萬在她麵前站住，當她定睛一看後，忽然叫道：“嘿！大春哥！”（李百萬在《白毛女》電影中演大春）這時，李百萬機靈地暗示我們後撤，我們逃也似地進了黑屋，大家無論如何忍不住的笑了起來，笑過之後，有人又不禁哭了起來。就這樣，在黑幫組誠惶誠恐地過了四十天。

　　我們十六個“專政對象”是分批被“解放”出去的，我屬第二批，和李百萬、張瑩（《董存瑞》中的連長）、楊靜（《結婚》等片的女主角）一起被宣布為革命群眾的那一天，張瑩因大口吐血住進了醫院，連“解放”他的“喜訊”他都沒有聽到。後來，肺癌奪去了他的生命。

　　我被“解放”後，一種重新獲得革命群眾身份的興奮感，使我在家坐不住。當時，正是“大串聯”的高潮時期，我與劇團的畢鑒昌、黃鍾、方輝、吳素琴、白銘幾個同誌，也要學報上的“徒步串聯”精神，騎自行車到天津去了一趟。我們冒著凜冽的寒風，清晨出發，經通縣騎到天津。我的車是很舊的，路是陌生的，又頂風，但我始終騎在前麵。有的人半路腿抽筋了，有的下來推車走了一段路，我堅持著沒有下車，車也沒出故障。我們在晚上七點多，騎到了天津“中國大戲院”。那時他們當然沒有演出任務，還備有專門接待串聯的人用的被子。我們就在後台的地鋪上睡下。大家同時覺得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地方，就是九年前我們演出《家》時，熱鬧非凡的場所。第二天，我們到天津人民藝術劇院去看大字報後，也學造反派的樣子，在他們的牆上刷了一張《趕快解散黑幫組》的大字報。第三天，又騎車回到北京。天津人藝的人，還以為大字報是“革命小將”貼的呢，誰也沒有想到是我們幾個年近四十的演員、剛獲解放的“黑幫”幹的。

　　回來之後，本想也去參加群眾組織，以為那是“緊跟文化大革命”。但是，廠裏幾派正在大打派性仗，我參加了一派，又被開除了出來，因怕我是“黑線人物，鑽到革命群眾組織裏去”。我覺得那年月，真正是不分青紅皂白，有理無處說，有勁無處使，於是，我就哪派也不去參加，幹脆在家帶孩子，當逍遙派了。

　　軍、工宣隊進廠以後，大家又都集中到北太平莊現在的新影廠內，後來又到“五七幹校”。北影是連同幹部、演員、職員和工人統統下幹校的，廠裏隻留幾十個人在拍“樣板戲”。這幾十個人也不知是怎麽經過挑選，留下來不需要走“五七道路”的。

　　全廠大多數人，在幹校三、四年，我學會了種稻全過程。記得那年去幹校，是春節期間，在大興縣黃村天宮院一個過去關押勞改犯的地方。房子是漏風的，但不讓生爐子，大家凍得不僅手腳長凍瘡，有一部分人連臉上也長了凍瘡。下地勞動要走四十五分鍾的路程（開始連自行車也不讓騎，後來才讓騎車），走著去出工時，還要大家頂風冒雪地唱革命歌曲，說唱一支革命歌曲就是“上一堂生動的政治課”。於是，排長、班長在路上就要不停地叫大家：“一、二、三，唱！”走到田裏得馬上幹活，不能休息一下，那時，我們看到附近農民下地，還歇一會兒，真羨慕不已。

　　最緊張的是插秧農忙季節，早五點就得起床，隻給一刻鍾漱洗、上廁所時間，不管你辦完這些事沒有，都得集合出發。插秧插到八點，才能吃早飯；中午吃飯帶休息約有一小時，此時草垛旁，牲圈邊、田埂上，破工具房內，都是東倒西歪的“五七戰士”。因為大家實在太累，不擇地點躺一會兒。下午，有時要插到伸手不見五指才收工。下雨也要照樣出工幹活，還要高喊：“天大雨，人大幹！”回到連裏吃飯大約已晚上九點鍾。一間小屋住十來個人，不許放床，一律要睡在炕上（其實冬天也不讓燒火，要炕何用？）屋裏的土炕占了大半地盤，地上放兩個盆就沒法轉身了，勞動完後大家不能同時洗，女同誌這時特別緊張，因為還沒洗完，就敲鍾叫打晚飯了，如去遲了，食堂當然不會等你這些“改造對象”的。

　　那時，我們是兩個星期放一天假，但一定要在隔一周的星期六下午，才能離幹校，星期一中午必須返校。每次放假的那天，就要去拉磚，拉磚又必須把牲口卸下來，用人代替牲口拉大車。大家到磚場裝上磚，拉約四裏路，把磚卸下，再走到磚場裝第二次、第三次。當時廠長汪洋常常駕轅。如不能推、拉著跟著大車跑的，自己就要背著磚走。趙子嶽老團長就每次背六塊磚，來回的走著運。所以，我們每次乘上回北京的火車時，總是又髒又累又餓，好像遠地逃來的難民一般。

　　最為頭疼的，是白天勞動，晚上那怕已到十一點，還要“清隊”，搞大批判。不發言要被說成是對“最高指示”的態度問題，在軍、工宣隊剛進廠時，就曾因我們在小組會上都沒言可發而被訓斥，指著我們說：“你們過去演戲都能說會道，一套一套的，現在怎麽都啞吧了？在這大是大非麵前不發言，你們要考慮考慮這是啥態度？！”從那以後，每當開會時，演員們總得沒話找話說上幾句，否則要被叫去挨訓的。有位那時已經有六十多歲的老演員辛酸地說，在批判他時他最盼望聽的話是：“夠了！夠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說：因為這一句的後麵，緊接著的是“滾你媽的蛋！”他就可以走了。

　　到幹校第二年，又來了個“清查五一六”的混亂仗，每天抓出一大批“五一六”分子。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造反派，這時統統又都成了“五一六”分子。全廠弄出了三四百個“五一六”，連崔嵬也在其中，還用大喇叭廣播說他“承認”了，“交待”了！直到林彪摔死，清查“五一六”才嘎然而止。

　　在幹校三年多，倒確有一項收獲，那就是能伸手抓糞也不怕，豁得出去了。在幹校後期，則又是另一番景象，上午勞動完了在自己搭的“草棚浴室”洗個澡，吃午飯，睡午覺，看會書，又吃晚飯，再睡覺。當時，大家稱那日子叫“三飽兩倒”。每天日子好像很好過，但是，心情上非常苦悶，文化大革命結束遙遙無期，當演員的前途已成渺茫。我一家四口，分了四處（鄧蜀生在湖北文化部幹校，女兒在上海崇明農場，兒子在上海家中，我在大興縣），哪天才能有工作可做，才能過正常的家庭生活呢？當時也有個別人挖空心思地走關係調出去，為的是早些離開幹校。但是，我一輩子沒有學到“走後門”的手段，我堅信自己，第一沒有任何政治曆史問題，第二當幾十年的演員是憑勞動幹出來的。如果天下真是沒有真理了，我寧可當一個農民自給自足，也不想再當什麽演員了。

　　到一九七四年初，我才又隨著大批回廠的人，回到了北影廠。到劇團院子一看，遍地雜草叢生，當年的排練間、舞蹈廳，有的地上被挖成大洞，有的改成了倉庫，牆上還有“砸爛……”等字樣，屋子裏千瘡百孔。而我，經過十年動亂這番折騰，客觀規律不可抗拒，已經年近半百，演不了年青角色了。

　　十年動亂中，有一些地方，我是跟錯了的，比如，一度緊跟軍工宣隊，以為他們是毛主席派來的代表無產階級占領上層建築領域的領導。也真以為自己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改造世界觀是當務之急，於是，他們說什麽，我聽什麽，信什麽，從不想是否他們錯了。等到事實證明是錯了時，我還頭腦中出現許多“為什麽”？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發表，我才心服口服地知道，自己一度跟錯了。回想起來，凡是強製自己緊跟當時的“兩報一刊”以及什麽“中央文革”、“無產階級司令部”發出的號召、動員以及他們製造的理論，統統都是錯了。

　　然而，有些事我以自己的經曆，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做人標準和良心，倒是因堅持了正確的做法，至今想來還甚感欣慰。第一件是當時有許多搞外調的人來找，要我揭發秦怡，說她是“特嫌”，說她社會關係複雜，在重慶時結交過國民黨的人，還有什麽“二流堂”問題。叫我要站穩立場，劃清界線，如果隱瞞不說，有我的麻煩。有社會上來的外調人員，也有自稱是上影造反派的。我堅持了知道什麽說什麽，對“特嫌”之說，我統統以“相信群眾相信黨”作為回答，決不無中生有。雖然對我有壓力，但我堅持有什麽是什麽，至於因此而說我該擔什麽罪名就擔什麽罪名吧！

　　一九六七年秦怡被集中管理，不許回家了。在她被集中的那天，正好是我已從“黑幫”組“解放”出來之後，回上海去看孩子，有七、八個人跟她回家抄家，然後叫她去上影廠，就不讓回家住了。秦怡去上影廠時，還是我送她去的，當時隻以為是集中學習，發現忙亂中未帶毛著四卷，於是我又回家拿了給她送去。我回京後，她被轉移到市一級的什麽地方去隔離審查了，家裏再得不到她的消息了。金焰在十年動亂開始前，因患胃潰瘍，胃切除了三分之二後，又得了肺氣腫，但當時每天一早，必須到廠黑幫組報到，不得有誤。他因為吃了東西後胃有反應，難受，不能行動，每天隻有不吃東西，清早步行去上影廠，因為電車沒有力氣擠不上去，餓到晚上回家才能吃飯。這樣拖到一九六九年也去了奉賢幹校。他們兩人，每月隻有幾十元的生活費，工資都被停發了。這段時期，家中隻有母親、二姐，加上秦怡和我的三個孩子，其中一個孩子有病，大的隻有十二歲，小的剛一歲。母親已經七十多歲了，她再也沒有能力像抗日戰爭時期那樣為家庭奮鬥了。十年動亂中，母親又像抗戰八年時那樣提心吊膽過日子，日常生活的擔子必然落在了二姐身上。我當逍遙派的時候，曾一年回去兩次，當時鄧蜀生每月工資七十多元，但被揪出來後，隻發生活費，自顧不暇。我一百元的工資，平日我們省吃儉用，積下的，我除了用在火車票上，盡可能多地寄給上海家中維持生活。二姐在每天應付紅衛兵抄家（抄走的東西至今無下落，也搞不清楚是什麽人抄走的）之外，還總想為秦怡送點衣物、食物去，但一到上影廠裏，就被造反派把東西都扔了出來，而且對她威脅性的呼吆喝六。二姐每去上影一次，總是哭著回家。有段時間，還不許她寫信給我。那時金焰曾對二姐說：“這樣的日子，又有一身病，本來可以不必活下去了，但是不相信以後就是如此了，一定要活著看個究竟，看看這文化大革命到底如何結束？”母親很擔心秦怡，整天盼著她能忽然回家。有一次，我回上海，母親在陽台上晾衣服，看到我進弄堂口，喜出望外，跌跌撞撞跑下樓。我已走到樓梯口，她迎出門來，我叫“媽媽”，她撲上來，緊緊摟住我。我正奇怪：平時感情內向的母親，怎麽忽然如此熱情奔放？但她看清楚是我時，頓時情緒一落千丈。後來母親怕我不高興，還一再解釋說，不是不歡迎我回家，而是實在的看錯了，以為是秦恰回來了。我非常理解這種慈母之心，因為當時我是安全的，母親心中牽掛的，是生死未卜的另一個女兒。可惜母親沒能等到再看見秦怡回家，就憂心忡忡地去世了。那時我又被集中學習，不能請假回滬。當時的上影廠，連喪葬費也不付，我從北京湊了一百元寄去辦後事。母親的靈前，隻有二姐領著三個小外孫與她告別。

　　文革後期，金焰先落實政策，後來秦怡也回家了。八年抗戰，秦怡回來見不到父親，十年動亂，她回來又再見不著母親了。“四人幫”粉碎後，我們姐妹從浩劫中走了過來，當年的別後重逢，有如隔世之感。

　　再一件事是因為我演了《停戰以後》中的謝梅初一角惹起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就聽說《停戰以後》的作者辛毅同誌自殺了，據說他是“反革命”，還說我演的謝梅初，是“替王光美樹碑立傳的”。先後有過四批自稱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派來的人，來向我調查，每批三、四人，穿著嶄新的軍裝，都告訴我，辛毅已死，是“反革命畏罪”，要我揭發當初北影廠領導與導演，是怎麽指使我來扮演“王光美”的。他們每次都還要加上一段：“演員麽，沒關係，問題不在你，隻要揭發就成了”的說教。同時，又威脅我說，不揭發問題，誰也跑不掉。在這段日子中，我沒有見到過廠長汪洋、田方，也見不到導演成蔭，更不知道他們是怎麽回答的。但是，我實在想不出有任何人對我說過我演的是“王光美”。我在拍《停戰以後》的當時，也根本沒想過要以王光美同誌作原型。我不能把事實隨心所欲的瞎編。所以，每次我總是回答：“沒有人叫我演王光美。謝梅初是劇本中的人物，我根據劇本演角色。”每次他們都悻悻而去。粉碎“四人幫”之後，《停戰以後》又重映了，我見到成蔭同誌時，我們談起這一段往事，知道他當時的壓力比我大得多，但彼此都因堅持了實事求是而感到心情愉快。

　　再有一次更是荒唐，那是去幹校之前，集中在廠裏“清隊”的時候。忽然唐山來人外調，說要問我一九四八年我的兩位上海劇專的同學和我是怎麽“潛入解放區”的？工宣隊以為我隱瞞曆史，這下子被他們發現了，於是限我三個小時內寫出自己以往的經曆。我問為什麽要寫，又不告訴我。當時我真是以平生寫字最快的速度，居然在三個小時中，寫完了我一生的經曆交給他們。他們覺得無甚破綻，就讓唐山來的兩人與我直接見麵，而工宣隊則在旁邊監聽著。那兩人改了口氣又說：“你沒潛入解放區，那你說說你那兩個同學是怎麽潛去的？”氣得我一時不知怎麽辦。我突然想到是不是那兩個同學被他們打死了？或者是被打的亂說了？因為我知道其中一個已被劃為“右派”，根據當時鄧蜀生雖早已摘掉帽子，但又被“揪”出來的情況，我想他們一定凶多吉少。但是，我想即使是用逼供手段使我的同學屈打成招，我也要實事求是，決不亂說。我當年清楚地知道，他們是冒著危險，滿腔熱情投奔解放區的，於是，我拒絕寫材料。那兩人又用蠻不講理的姿態想壓服我。那時我的確未考慮到頂撞外調人員，會給自己招來什麽禍害，隻覺得黑白不分太可恨，我與他們爭吵了起來，他們拍桌子，我也拍桌子，毫不退讓。一九八二年，我重返唐山時，見到在文革中被作為外調對象，而今已是唐山文聯領導人之一的老同學，我們為當初彼此信任，不說違心之言，不被詐供、逼供所嚇倒而更增進了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