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的國有化完全剝奪了古巴華僑中上層階級的財產,1968年的“革命攻勢”又把連街頭小販在內的華人小本經營完全充公

來源: 原上草2017 2021-05-17 14:38:49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18751 bytes)
回答: 古巴,一個斑駁的舊夢(3)看天地2021-05-15 19:17:40

我有一個鄰居+同學,父親就是給沒收了財產,後來終於到了美國舊金山,一直靠政府救濟生活。一直到文革結束,我這位同學終於來了美國,得以與父親重聚,不過他的母已經去世多年,兩夫妻始終無法再見一麵。

這裏有篇文章,相當真實描述了古巴華僑的狀況。

https://www.163.com/money/article/A8TMHHVS00253B0H.html

古巴的華人社區曾經是拉美最大,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數,那麽為什麽會在1959年革命後短短數年間消失?此書為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移民研究提供了生動可信的材料。

程映虹

在紀實作品充斥書市的今天,很多書籍和文章都對曆史事件提供了繪聲繪色的描繪,甚至包括多年前的那些對話和場景描寫。但是這種細節的豐富恰恰在專業史家眼中常常是可疑的。最可信的其實隻有那些有一定文本依據的作品。在這個意義上,《鴻雁飛越加勒比——古巴華僑家書紀事》(以下簡稱《家書》)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家書》的編寫者是廣州暨南大學教授黃卓才,他的這本書為普通百姓的家事如何反映大時代的曆史風貌、如何和專業史家的敘述和描繪相參照提供了一個範本。作者的父親叫黃寶世,他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往古巴謀生,三十年代回過一次中國,成家立業後又回古巴艱苦創業。他在古巴大薩瓜市開了一家小商鋪,六十年代中期在古巴革命後的社會主義國有化中被沒收,此後隻能依靠古巴政府發給的微薄的生活費度日。他一直想葉落歸根,但由於古巴方麵的政策限製始終沒有如願,最終在異國他鄉的孤單和貧寒中離開人世。

黃卓才把他父親的一些家書編輯出版,由他本人對家書中涉及的曆史背景作了一定的說明,同時還把自己和家庭在“文革”前後的遭遇穿插其中。這樣,我們就有了一本有相當的文本依據的曆史紀實作品,它橫跨大洋,把古巴和中國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今的真實曆史和社會變遷連接在一起。

《家書》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從華人在十九世紀中期前往古巴謀生創業,成為古巴經濟中最有活力的族群開始敘述,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和古巴同時深陷傳統社會主義的泥淖難以自拔,再到後冷戰時期中國的改革開放給民生帶來的改善和古巴的因循守舊使得原來就捉襟見肘的經濟更加困難。這些都是國際移民史和社會主義曆史的大問題。

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家書》尤其為社會主義製度下的移民研究提供了生動可信的材料。國際學術界中的移民曆史研究一般來說都是在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背景下展開,至於社會主義下的移民問題,關心的人不多。古巴的華人社區曾經是拉美最大,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數,那麽為什麽會在1959年革命後短短數年間消失?古巴革命之後華裔社群究竟麵臨的是一個什麽樣的境況?

 

一般來說,在概念上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國有化的一般過程、生活物資的配給製是怎麽回事,生活在一個由國家嚴格控製經濟和社會活動的社會中一般外僑的處境大概又會是如何。盡管中國本身並沒有這樣的群體,但在很多實行國有化的非西方國家有大量的華僑或華裔有這樣的遭遇,例如古巴和越南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有亞洲的緬甸和拉美的智利這些在對外資的政策上有社會主義傾向(也對外資和外僑產業實行國有化)的民族主義政權。在這些國家的華人的曆史經曆值得中國人關注。

《家書》的價值是用鮮活的材料充實了這種基於一般社會主義經驗的曆史抽象和想象。從這個角度來看,《家書》最重要的特色,是在兩個具體曆史問題上向史家和普通讀者提供了細節和視角。

第一個問題,是古巴華僑向國內匯款。匯款一向是華僑對家族的最重要義務和連接鄉梓的最強固紐帶,哈瓦那的華社尤其如此。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古巴華僑在經濟上支持中國愛國主義運動,例如辛亥革命,後來又踴躍購買抗戰時期發行的愛國債券,數額高達當時的兩百七十萬美元。為此上世紀四十年代國民政府在哈瓦那設立了中國銀行的分行。但在1959年革命後,古巴政府實行嚴格的外匯管製政策,甚至連華僑向中國匯款接濟家人也受到極大的限製。

黃父的多封家信中,匯款一直是一個最重要的具體問題。1975年黃父一封信中這樣說:“根據中古協定,多年來古政府每年提供十萬元為僑胞寄回祖國親屬應用,事因中古感情太差,去年遲到十月尾又經使館交涉,然後宣布有了僑匯,還訂出種種不利僑匯的條件,不外想斷絕我們僑匯。由於多年來僑胞失業,因經濟問題無法多寄,還有部分僑胞完全無寄,僑匯結束後尚餘九萬元(意為由於種種政策和處境限製,古巴政府給華社的十萬元配額中隻用了一萬元!)。往年還可以匯些少(應為給)先僑家屬和回祖國的老僑為生活,今後完全失了希望。” 同年12月份的一封信說:“今年僑匯特別改變,不同往時分等級寄付。每一僑胞一律限寄270元。死亡及老僑回國者完全無權匯寄”,而且還擔憂“來年匯款手續非常難”。

黃父在這裏提到的“事因中古感情太差”,指的是自六十年代中期開始,古巴因為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投靠蘇聯,公開和曾經不顧自己嚴重的經濟困難和糧食短缺支持它大量大米的中國翻臉,到了七十年代又因為中美緩和關係而對中國更加敵視的那段曆史。中古關係緊張,使得本來就被古巴政府視為和資本主義關係密切的華人的處境雪上加霜。

六十年代初的國有化完全剝奪了古巴華僑中上層階級的財產,1968年的“革命攻勢”又把連街頭小販在內的華人小本經營完全充公。《家書》指出,和中國當年實行國有化不一樣,古巴既沒有經過公私合營,也沒有對業主做任何補償,而是無償剝奪。那些失去生活來源的華僑隻能靠政府每月發給的數十元比索艱難度日。但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下,他們還是省吃儉用,有的過去還小有積蓄,每年爭取寄一點錢回家。但古巴政府對匯款接受對象做了嚴格規定,例如直係親屬兩百五十比索一年,兄弟姐妹兩百,以此類推,很多華僑即使還有一點錢也難以如願寄回中國,等他們死後財產一般收歸古巴政府。

當時雖然古巴的經濟狀況並不比中國好多少,但由於匯率的關係,每年一個在中國的僑眷如果能收到兩百多比索,相當於四五百元人民幣,對一戶平民是一筆很大的收入,等於一個普通工人的年工資。黃卓才說,“文革”中雖然普遍工資很低,基本日用生活品都要靠配給,但他所生活的珠江三角洲是魚米之鄉,物產豐足,自由市場物價低廉,比起古巴嚴格的配給製來說其實日子要好過很多。因此每次收到父親的匯款,黃卓才心中都十分愧疚,“有一種不能承受的沉重”。

 

另一個具體問題是醫療。古巴革命後號稱實行全民醫療保健和免費醫療,實際上缺醫少藥的情況非常普遍而嚴重,可以說是有政策而無實施。古巴華人多半來自廣東,對中草藥的需求量很大。革命前古巴華僑社群每年從中國購買大量中草藥,開設了很多中草藥的商店,不但用於治療,而且也用於食療,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自己的醫療保健需求。中草藥商行成了古巴華社的一個重要行業,吸收了大量勞動力。

但古巴革命後,尤其是六十年代下半期以後,中草藥店被沒收,成藥的進口不但受到嚴格限製,而且也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一樣實行配給。而依靠古巴官方實行的醫療保健製度根本不能滿足需求。黃父在1969年的一封信中說:古巴革命後沒有私人開業的醫生,一切由國家安排,“本埠建立大規模新醫院,樓高六層,工作人員二百餘人,每日診症人要擺長龍,然後輪到,而且醫藥缺乏。我上幾個月到眼科檢驗,需配眼鏡,到現在仍未有眼鏡交來。物質缺乏可想而知。”

除了經濟受剝奪和生活的極度困窘,老年華僑葉落歸根的心願也成了遙遠不可及的奢望。《家書》中提到高齡的黃世寶多次從他居住的省份前往哈瓦那,打聽回國的手續和途徑,但每次都是失望而歸。黃卓才說,“鑒於古巴老僑財力耗盡,有的僑胞家屬從香港寄去美金和飛機票,古巴方麵卻遲遲不讓他們出境……華僑搭乘中國貨船回國無望,旅遊觀光回國無望,連親人出機票援助回國也那麽難,似乎每一條路都被堵死了,古巴政府的做法令人不可理喻。”

同一時期的東南亞華僑雖然財產被剝奪,很多人畢竟能得回歸故裏。黃著說:“相比之下,古巴的華僑似乎更加悲慘。老僑的店鋪已被沒收,生活來源被切斷,隻得靠微薄得連吃飯都成問題的退休金過日子,他們孤獨無助,祖國有家歸不得,七老八十還如孤雁漂泊他鄉。”

 

我2010年曾經前往哈瓦那和古巴東部最大城市聖地亞哥,想向當地華社了解當年經過幾代華人艱苦創業建立起來的南美洲最大的中國城是怎樣在1959年革命後的十年間迅速衰亡的,也想了解那些革命後沒有離開古巴的華人在他們的社區被釜底抽薪後是怎樣生存的。但很遺憾,除了一些仍然健在老人的口頭敘述,能夠見到的文字材料很少,但有一些還是能和《家書》中的材料相印證。

在匯款和中草藥配額問題上,我在僑社的中文報紙《光華報》1967年某期上就看到這樣的告示:“中華總會館(即僑社負責和古巴政府打交道的組織)今年度僑匯和國藥分配:明天發僑匯和國藥分配表,僑胞循會員證號數照規定時間領取勿早到場。”寥寥數語,讀者可以想見僑胞的困窘和焦灼。

 

由於和中國之間的信息溝通幾乎斷絕,古巴華僑對他們在中國的親戚狀況非常不了解,節衣縮食省下的錢匯過去後,中國銀行在當地有時找不到指定的收款人,產生很多問題。在訪問中我看到一份1967年華社致中國銀行廣州分行華僑服務部的回函(可能是留下的副本),回應對方關於好幾十份無人認領的匯款的問詢。通過長時間的了解,華社通知中國銀行哪些人現在香港,匯款先存放在中國銀行,哪些人聯係不上,可交給附近的某某代領,某人又已去世,請轉交某地址的某某,等等。我難以想象,本身處於與世隔絕狀態的哈瓦那華社是付出了多大努力才了解到“文革”中故鄉的這些親人的下落和近況的。翻著那些發黃發脆的紙張,看著那一行行工整的楷書,心中泛起的是難言的苦澀

一些社團的會議記錄中對僑胞的生計困難也常有所反映。但由於所處的政治環境的緣故,對一些實質性問題也常常是語焉不詳。在這個意義上,《家書》為專業史家了解那段曆史從一個特殊方麵留下了一些珍貴的材料。作為一個專業曆史學者,我衷心希望看到更多以家書文本為依據的曆史紀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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