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數中國古代王朝，人們往往言必稱強漢與盛唐，然而說起宋朝，曆史學家們一貫以“弱宋”稱之。近年來，很多史家學者開始關注起這個被忽視的朝代，有關宋朝的著作也逐漸增加，他們從文化、經濟、科技等方麵，曆數宋朝的種種變革與創造，讓大家對宋朝多少重新有了認識。
不過，若是提及宋朝的軍事，仍然繞不開被視為“弱雞”的論斷。然而，曆史展現給我們的詭異史實，卻是這個“弱雞”的宋朝以一己之力，阻擋了當時幾乎征服了整個亞歐大陸、被視為“上帝的鞭子”的蒙古帝國的步伐。宋朝雖然最終仍不免消亡，但如果拋開成王敗寇的價值取向，曆史上宋朝的軍事其實並沒有你想象的那樣弱。
為了對抗同時代的遼、金、西夏和蒙古等強大的軍事政權，宋朝不僅繼承和改進了古老的弩炮，並將火藥引入城池守衛戰中，率先進入熱兵器時代。
其時的宋代中國在工商業方麵是極其發達的。受益於此，宋朝的國防完全是建立在龐大的軍工體係之上的。軍器監是當時統管全國軍器製造的官方機構，雇工達4萬多人；監下分十大作坊，且火藥和火器各為獨立的作坊。
從史書記載可見，當時的生產規模已經非常大。元豐七年（1084年）正月，為了應付與西夏的戰爭，蘭會路調運火藥箭25萬支；二月，又調運火藥箭2000支，火炮箭2000支，火彈2000枚。所謂火彈，其實是火蒺藜一類的罐裝火器。
大規模的生產和使用，反過來也促進了火藥和火藥兵器的技術水平的提高。
世界上使用火炮的最早記載，是在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正月初九。當時建州（今福建建甌）民眾為了反抗鹽榷製度而聚眾起義，宋朝遣名將韓世忠率兵鎮壓。韓世忠依靠火炮，僅用了六天，就攻破起義者占據的建州城。
南宋壽春府“造突火槍，以巨竹為筒，內安子窠，如燒放，焰絕然後子窠發出，如炮聲，遠聞百五十餘步”（《宋史·兵十一》）。突火槍完全以火藥爆炸產生推動力，使安裝在竹筒內的子彈（子窠）射出來殺傷敵人。
在火藥及火器研究方麵，與後麵的元、明、清三代不同，宋朝官府不僅不禁止民間研究軍事技術，相反還予以鼓勵和獎勵，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眾”。比如：石歸宋獻弩箭，增月俸；木工高宣發明八車船，受賞賜；唐福獻火器，賜緡錢；馮繼昇進火藥法，賜衣物束帛，等等。由此帶來的是，宋朝雖然在將士的戰鬥力上相對偏弱，隻能守城，但對火藥及火器的利用則遠遠領先於周邊國家。
在北宋早期，火器尚處於初級階段，基本上還隻是一種特殊的火攻方式。比如用砷製成的毒氣彈，和用石油製成的燃燒彈，或摻雜一些發煙的毒性藥物，主要利用的是火藥的燃燒性能，以焚燒敵人的防禦工程和後勤物資。這種火攻對人馬雖有一定的震懾作用，但殺傷力仍然很有限。
到了北宋晚期，燃燒性火器開始向爆炸性火器轉型。比較典型的，如用火藥、陶瓷和竹筒製成的“霹靂炮”。這種“炸彈”在敵軍人群中被引爆時，陶瓷彈體炸裂，形成的彈片四散飛射，往往可以造成可怕的殺傷力。
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圍攻汴京，宋將李綱用霹靂炮這種“秘密武器”擊退金兵。次年，趙宋宗室趙士晤在洺州與將士死守，用飛火炮炸碎金人的攻城器具。開禧三年（1207年），金軍以20萬人進攻襄陽，宋軍荊鄂都統趙淳率部守城，他們以霹靂炮、火箭等火器對金軍發起反擊，終保襄陽無恙。
到了南宋末期，曾做過軍器監主簿的李曾伯在給朝廷的報告中稱：“今靜江（今廣西桂林）現在鐵火炮大小止有八十五支而已，如火箭則有九十五支，火槍止有一百五筒，據此不足為千百人一番出軍之用。”到了景炎二年（1277年），蒙古人圍攻靜江，在堅守了三個月之後，最後的250名宋軍將士用一具大鐵火炮集體殉國。《宋史》記述當時的情形時說：“燃之聲如雷霆，震城土皆崩，煙氣漲天外，兵（指城外的蒙古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由此可見宋朝火器之威。
在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的膠州灣海戰中，由120艘戰船和3000人組成的南宋艦隊，對陣700餘艘戰船和7萬人組成的金國艦隊，結果宋軍用火箭和火球使金軍連人帶船全軍覆沒，“火箭環射，箭所中，煙焰旋起，延燒數百艘（金船）”（《宋史·李寶傳》）。
這也是火藥和火器首次被用於海戰。
宋朝的弓弩
由於失去了遼東、蒙古、大理和河套等產馬地域，宋朝的騎兵部隊規模大減，為對抗遊牧民族的騎兵，傳統弓弩成為北宋步兵的主要武器，所謂“軍器三十有六，而弓為稱首；武藝一十有八，而弓為第一”。
在宋人王應麟所著的《兵製》中，記載的各個不同年代的弓箭及弩頗多，有太平興國連弩、至道一石六鬥弓、鹹平木羽弩箭、火箭、景德漆弩、連弩、康定鏵弓、皇祐禦弓、皇祐衝陣無敵流星弩、熙寧神臂弓、元豐烏弰弓、床子弓、插弰弓、徽宗製勝強遠弓、紹興克敵弓、破胡弓、隆興木羽弩箭、乾道木鶴弩、淳熙神勁弓等。可見宋朝對於遠程武器之首的弓弩的重視。
弓與弩相比，弩箭比弓箭射程遠，洞穿力強，“然張遲，難以應卒，臨敵不過三發、四發，而短兵已接”（《武經總要前集·卷二·教弩法》），所以宋軍弩兵一般分為張弩人、進弩人和發弩人，即實行“三段擊”的輪流射擊戰術。這也是後來火器步槍三段擊的先聲。
在建炎五年（1131年）的和尚原之戰中，宋將吳玠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宋史·吳玠吳璘列傳》），激戰三天，大敗金兵，金兀術中流矢，僅以身免。次年兀術卷土重來，吳玠之弟吳璘如法炮製，“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同上書）。
從北宋到南宋，弓兵弩兵占據了軍士的絕大部分，基本上達到了無弓弩不戰的地步，甚至出現了《弓式》和《強弩備術》這樣的專業兵器著作。
當時，宋人善射者很多，比如一位名叫王舜臣的偏將，就是一個神射手。《宋史》記載，有一次，西夏有上萬人的騎兵隊來襲，前麵七騎有馬鎧，王舜臣認為這七人必是統帥和主將，便宣稱：我讓中間三人眉間插花。三箭射出，果然射中三個敵人的麵部。其餘四人轉身就跑，王舜臣不慌不忙地又射出四箭，正中四人背部。轉眼七人殞命，西夏兵大驚遁走。
現代讀者往往認為宋朝對軍事方麵極其輕視，事實並不完全如此。尤其是宋朝初期，皇帝經常親自主持武舉考試。天聖八年（1030年），宋仁宗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其騎射而試之，以策為去留，弓馬為高下”（《宋史·選舉誌》）。
北宋中後期，韓琦、範仲淹經略陝西時，大力發展民兵武裝，通過招募民間弓箭手，屯田養兵，且耕且戰，既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又部分解決了陝西駐軍的兵餉糧運問題。
蘇軾（對，就是“明月幾時有”的那位）在給皇帝的奏章中，專門記錄了陝西和河北的弓箭社——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範仲淹、劉滬、種世衡等專務整輯番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複臣。（《宋史·兵誌四》）
蘇軾對弓箭社是有發言權的，他曾任河北定州知事，對當時的弓箭社發展頗為了解。他曾詳細解說道：“北邊久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因而“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阪，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深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宋史·兵誌四》）。
在這種戰略背景下，中國的兩宋時期在弓弩的製造規模和質量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朝的城防
麵對北方的契丹、女真、西夏和蒙古等騎射民族，宋朝一般將城池防守戰作為戰略重點。為了更好地發揮弓弩的精確殺傷力，宋朝的城防工事中都建有突出城牆之外的射擊弩台。弩台上的射擊手，不但可以射擊正麵之敵，而且還可以側射和返射城牆死角內的敵人，大大提高了防守的覆蓋麵。
宋朝還對守城重器——床弩進行改進，射程大為提高，宋太祖“嚐令試床子弩於近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別造千步弩試之，矢及三裏”（《文獻通考·兵十三》）。宋代的三裏約合今天的1700米，這幾乎是古代遠射兵器所能達到的最遠射程。宋軍所用的床弩往往連裝兩張弓或三張弓，利用多弓的合力發射巨型箭矢，勁力大勝於前代，堪稱宋朝最具威力的重型武器。
在城牆與城壕之間，往往還會修築一種矮牆，名叫羊馬城或牛馬牆，上麵開有孔眼，守衛者可以從中向外施放弩箭。這種平射比城牆上的俯射具有更大的殺傷力。
淳祐元年（1241年），南宋的四川安撫製置使餘玠以重慶為中心，在嘉陵江、渠江、涪江和長江兩岸險要的山隘及交通要道，開始修築一係列耕戰結合的山城，形成了一個以堡寨控扼江河要隘的縱深防禦體係。位於合州的釣魚城就是這20餘座山城之一。
在這裏，“弱雞”的宋朝和被稱為“上帝的鞭子”的蒙古帝國展開了對決。這也是宋朝在世界軍事史上的高光時刻。
1251年，蒙古帝國進入蒙哥時代，勢力達到極盛的巔峰。蒙古軍不僅在西亞的戰事勢如破竹，更是在一次次西征中將勢力擴張到了多半個歐洲，俄羅斯、匈牙利、波蘭等國都被他們打敗了。然而，蒙古征服宋朝的戰爭卻不太順利。在釣魚城，蒙古軍損兵折將、屢攻不下，不可一世的蒙哥大汗惱怒之下，親自來到釣魚城指揮攻城。
為了與宋軍決戰，蒙哥汗命令禦營西軍在馬鞍山上修築了一座瞭望台樓，台樓上豎著一個桅杆。七月九日那天，蒙哥來到台樓。此時的釣魚城守將是王堅，他在此前已預知了蒙軍的打算，並預先安置了火炮，密切注視著馬鞍山上的敵情，“俟緣桅者至其竿末，方欲舉首，發炮擊之，果將上桅人遠擲，身殞百步之外”（明萬曆《合州誌》）。隨著火炮的巨響，從炮中射出的彈丸如冰雹般撲向蒙古軍，攻城的蒙古軍一下子被火炮彈丸打得血肉橫飛。尤其是陣中的蒙哥汗，猝不及防之下當場也被飛丸擊中，不久即一命嗚呼。
蒙哥大汗的死亡，成為一件影響巨大的世界曆史事件。這個曆史細節直接導致了一場滅宋戰爭的全麵瓦解，使宋祚得以延續20年之久，並深遠地改寫了蒙古帝國的擴張史，甚至間接地改寫了整個世界曆史——西征的蒙古軍急忙東還，亞歐大陸的眾多國家得以保全。
在蒙古鐵蹄蹂躪下正在呻吟的歐亞各族，聞之皆額手稱慶，從此留下一句名言：“上帝的鞭子折斷了！”釣魚城在世界曆史上赫然樹立了緩解歐亞戰禍、阻止蒙古非洲擴張的豐碑，因此被歐洲人譽為“東方麥加城”“上帝折鞭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