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南分局重要領導人方方蒙冤始末
宋鳳英
在華南和廣東的革命和建設史上，方方是一個重要人物。他在大革命時期入黨，土地革命時期曾任福建省委代理書記，抗戰時期曾任中共閩粵贛邊區省委書記、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簡稱南委）書記，解放戰爭時期曾任中共香港分局書記，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三書記。廣州解放後，方方被任命為廣東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兼省土地改革委員會主任。但是在1952年，廣東卻突然出現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土改右傾”、反“地方主義”鬥爭，許多黨政領導都成為批判對象，其中以方方為批判核心。由於這場鬥爭的複雜性和特殊性，直到方方去世20年後的1994年4月，方方的冤案才得以徹底平反。
華南分局和中南局在廣東土改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葉劍英為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達為副主席。這兩次改組，形成了以廣東籍回鄉幹部（葉劍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來粵幹部及廣東籍本土幹部（馮白駒、方方）三合一的“廣東派”幹部。這種“廣東派”幹部的共同特點是，熟悉廣東、熱愛廣東，力主因地製宜治理廣東。
建國初期，中共廣東各級組織緊緊依靠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團結各階層群眾，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了接管城市、恢複生產、整頓金融、肅清敵特、維護治安、建立各級人民政權等任務。從1950年至1953年，廣東先後開展了土地改革、民主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並大力恢複與發展國民經濟。
廣東是僑鄉，僑眷眾多。廣東又是沿海省份，工商業比較發達。據統計，當時廣東籍華僑有近700萬人，占全國華僑總數的70％。抗戰前廣東僑匯占全國僑匯總數的75％，是我國外匯的主要來源。因此，土改中的華僑政策十分重要，處理得好與否，將會對國內和國外產生重大影響。建國前夕，中央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的報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都明確指出，建國後和建國前的土改政策應有所不同。例如，“由征收富農多餘土地、財產的政策改為保護富農經濟的政策”；“對地主兼營工商業及其直接用於經營工商業的土地和財產，不得沒收”；“華僑所有的土地和房屋，應本著照顧僑胞利益的原則”處理；“嚴禁亂捕、亂打、亂殺”。
1950年春，根據中南軍政委員會的指示，廣東開始試行土改，由方方擔任廣東省土改委員會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廣東省土改工作團，團長李堅真，副團長林美南、羅明。葉劍英提出了“廣東特殊”，先從“三縣著手”的土改試點方案，確定先在揭陽、興寧、龍川三縣進行試點。同年8月，李堅真到中南局參加土改會議，向中南局匯報了“全省著眼，三縣著手”的做法，中南局沒有提出不同意見。10月，葉劍英向毛澤東匯報土改工作，毛澤東說：“土改麵積除原定三縣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選一個區鄉進行試點。”11月，華南分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增加了惠陽、鶴山、曲江、寶安、遂溪、豐順、英德、普寧等八個縣各選取一個鄉進行土改試點。
華南分局認為，廣東具有毗鄰港澳、華僑人口眾多、城鎮工商業比較發達、愛國民主人士較多、特殊土地（如沙田、公嚐田、山林、桑基魚塘）較多等特點，在黨已奪取了全國政權的形勢下進行土改，應采取積極穩妥的做法，在土改進程中必須正確處理華僑土地問題、維護城鎮工商業正常經營等問題。在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土改的方針政策、開展廣東土改工作時，方方認真調查研究廣東具體情況，堅持從實際出發，擬訂具體政策措施。方方協助葉劍英製訂了《廣東省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廣東省土地改革中華僑土地處理辦法》、《廣東省土地改革中沙田處理辦法》等，經政府會議通過施行。
1950年10月8日，方方在《在廣東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關於廣東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說：“由於廣東解放較晚，距離老解放區較遠，群眾和幹部都還沒有土地改革的鬥爭經驗，各地區工作發展的不平衡，加上處在國防最前線，接近匪特活動中心的港澳，因此，對於土地改革的工作采取穩步前進方針。”他又說：“廣東土地改革中，特殊土地問題的處理，是一個極值得注意而必須適當地解決的問題。”方方在報告中闡明了對這些特殊土地問題所應采取的具體政策。
1951年3月3日，方方代表華南分局對三縣的土改工作進行了總結，認為：三縣的土地改革，群眾基本發動起來了，階級敵人基本上被消滅了，封建的土地所有製已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製；在土地改革中沒有侵犯工商業，沒有侵犯中農，沒有亂殺，保存富農經濟，照顧了華僑，照顧了其他勞動人民，打消了房界地界矛盾（這是當時衡量廣東農村群眾是否發動起來的重要標誌之一）。達到了預期效果，為全省的土改積累了經驗，培養了幹部。與此同時，方方也實事求是指出了三縣土改中存在的缺點：如群眾發動得不充分，不鞏固；基層整頓不夠；對敵人打擊不夠狠，不徹底。曆史表明：方方的這一估價是符合客觀事實的，三縣土改的確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和其它原因，方方在工作中難免有這樣或那樣的失誤。但是方方可貴之處在於，他不但敢於實踐，敢於負責，而且善於實踐，善於總結經驗教訓以指導工作，使工作取得新的發展。例如，1947年底至1948年初，在北方解放區土改出現“左”的錯誤傾向的時候，華南一些遊擊區也過早實行分田廢債，以致脫離群眾，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後來，中央傳達了毛澤東主席關於停止新區土改的指示，方方立即糾正這一錯誤，使華南地區的群眾鬥爭走上正確的軌道，獲得更大的發展。
廣東全麵土改從1950年10月開始，到1951年夏天已在1500萬人口的地區鋪開。但是，以林彪為第一書記，鄧子恢為第二書記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在對廣東土改的評價上，卻和華南分局之間產生了嚴重的分歧。他們認為廣東土改緩慢無力，群眾沒有發動起來，是因為黨組織不純，幹部隊伍不純，許多幹部同地主、官僚、國民黨、資產階級華僑地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在土改中下不了手。
中南局土改委員會主任李雪峰對廣東的土改工作不滿意，多次在中南局機關報《長江日報》批評廣東土改群眾發動不夠，太右，是“和平土改”。1951年1月和4月，李雪峰等兩次來到廣州，先後召開了11縣土改總結會議和華南分局擴大幹部會，對方方的總結提出了批評。他們認為：廣東土地改革的試點工作在指導思想上有問題：第一，11縣的土改，缺乏農運高潮，黨內部分幹部未堅決站在農民方麵，為徹底消滅封建勢力而鬥爭；第二，照顧其他階級多，體貼農民生活感情少，缺乏階級分析：第三，對敵人不夠狠，對群眾不夠熱；第四，廣東基層組織不純，不能依靠。這四條把三縣的土改全盤否定了。
毛澤東當麵批評方方土改工作做得不好
在廣東土改問題上，華南局和中南局的分歧日益嚴重。當時華南分局組織部一位副部長，將一批正縣級的南下幹部降為副縣級。一些南下幹部對這種做法不滿意，尤其是對土地改革，有著不同的看法。地方幹部大多主張緩和，主張“寧慢莫亂”，“寧可無土改，不可無公糧”，“要有步驟有秩序進行”。
在這場爭論中，毛澤東支持了中南局。毛澤東和中南局認為，要改變廣東土改領導軟弱和進展緩慢的局麵，需要物色得力的領導幹部，加以調整，並抽調一批幹部予以支援。1951年4月，中南局將中共南陽地委書記趙紫陽調到廣東，任華南分局秘書長，不久升任廣東省土改委員會副主任。在4月的華南分局擴大幹部會議上，廣東土改受到中央和中南局批評，三縣經驗被否定，意味著廣東土改足足耽誤了半年。
此後，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在廣東風起潮湧，全省4萬幹部扛著背包，奔赴農村，在63個縣全麵展開清匪反霸、退租退押的“八字運動”。許多南下幹部大聲疾呼，廣東土改，沒有發動群眾，沒有鬥倒地主惡霸，隻是零敲碎打，甚至“基本沒動”。從現在起，必須一改舊觀，全麵進行土改複查，大軍掛帥，狠字當頭，不打不服，充分發揮繩子和棍子的作用，無限度地清算追挖，非要把地主鬥得傾家蕩產、九死一生不可。有些農民在“少數勇敢分子”的號召下，一哄而起，三五成群，進行無領導無組織的自發鬥爭。有些地方大村鬥小村，大姓鬥小姓，強房門鬥弱房門。還有人趁火打劫，侵吞果實，貪汙浪費。被葉劍英痛心地形容為“一場敵我不分的混戰局麵”。
在1952年1月的華南分局土改會議上，葉劍英、方方等領導同誌意識到廣東土改問題的偏差，“上級多頭多腦，中間昏頭昏腦，下級無頭無腦”，必須盡快進行糾偏。在葉劍英的督促下，各地花了十幾天時間來糾偏，情況有所緩和。然而到了7月10日，中南局機關報《長江日報》卻發表了措辭尖銳的社論《論正在前進中的廣東農民運動》。一個星期後，再發一篇社論《認真學習，穩步前進——再論廣東農民運動》，鋒芒直指葉劍英和方方。社論以毛澤東當年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口吻，把廣東土改的問題，歸結為“好得很”和“糟得很”之爭。中南局鄧子恢、李雪峰認為是“好得很”，而華南分局的葉劍英、方方，則顯然是“糟得很”的代言人。社論嚴詞質問：“群眾起來帶來的一點偏向，比之群眾起不來，我們應當選擇哪一個呢？”回答不言而喻。社論以一種教訓的語氣說：“應當對那些看到運動有些偏向而驚惶失措並發生動搖的人們說：動搖是不對的。”
兩篇社論發表前均未征求過葉劍英意見，讓葉劍英很生氣：“為什麽把黨內不同意見公諸報端？我是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為什麽不給我打招呼？”
1951年12月25日，中南局又將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廣西省委代理書記陶鑄調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陶鑄到廣東後，接替方方主管廣東土改運動。此後，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廣東黨組織嚴重不純，要反對地方主義”的口號。廣東先後36次大規模進行“土改整隊”、“整肅”。到1952年5月，全省共處理廣東“地方主義”幹部6515人。期間，提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南下幹部掛帥的方針”。於是，各級黨委都要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當第一把手。
1952年4月，華南分局召開擴大會議，再一次研究了土改中的問題，決定把土改作為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更堅決地貫徹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的方針，開展土改整隊（整頓隊伍），查出身，查立場。全省共處理幹部6515人。其中廣東大陸地區67個縣，集中土改小組長以上幹部7703人進行整隊，結果處理了781名幹部，占參加整隊人數10％強。方方不同意對廣東幹部隊伍“不純”作過分嚴重的估計。他反對把廣東黨組織比作馬爾托夫式的黨，強調對自己的隊伍要有正確的方針，但他那時已無力對形勢發展施加影響。
針對華南分局和中南局的分歧，6月12日，中央派專機把方方、陶鑄接到北京，參加中央書記處會議。毛澤東在中南海親自主持會議，周恩來、薄一波、羅瑞卿、鄧子恢、葉劍英、方方、趙爾陸、陶鑄等出席。毛澤東當麵批評方方說廣東搞地方主義，並特別強調說：“這裏是最高會議，討論廣東問題。”毛澤東繼續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毛澤東明確對方方說：“你犯了兩條錯誤，一是土改右傾；二是幹部問題犯了地方主義。”包括方方在內，在座的人都大吃一驚。毛澤東接著說：“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福建、廣西爬上來了，廣東還在爬。”毛澤東幽默的語調裏含有辛辣的批判意見，他對方方說：“你做了十件工作，九件做得好，但是土改這件工作沒有做好，因此降你一級。”
毛澤東宣布，由陶鑄取代方方，並確定葉劍英抓總、張雲逸主桂（廣西）、譚政主軍、陶鑄主黨、方方主政，這就是華南分局五位書記的分工。中共中央認為廣東解放以後，在主要問題上，“在決定關鍵上犯了錯誤”，“迷失方向”。會上，葉劍英、方方、馮白駒等分別作了檢討，華南分局一些領導對葉劍英、特別是對方方的所謂“地方主義”錯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批評葉劍英分析廣東情況、製定廣東土改政策是“廣東特殊論”。毛澤東為葉劍英留了麵子，說：“葉劍英在華南工作是有成績的，他對這個問題沒有什麽責任，更不能說他是搞地方主義的頭頭，大家要理解他。當然，包括劍英同誌在內，各地的同誌都應從這件事中總結教訓，防止今後再發生此類錯誤。”
廣東反地方主義的擴大化
毛澤東批判的所謂“地方主義”的錯誤，對於葉劍英、方方來說都是不存在的。方方作為華南分局第三書記，主管分局的組織幹部工作。在幹部的分配、使用問題上，是根據葉劍英在贛州會議提出“搞五湖四海”的原則進行的，地委以上幹部是經過分局集體討論決定的。1950年以後，陸續調來了幾批南下幹部和轉業到地方工作的軍隊幹部，葉、方都給予了恰當的安排，有些人還放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上。葉、方在工作中盡管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點，但絕不是排斥外來幹部，更不是搞“地方主義”。
曆史事實證明，葉、方當時使用、安排的地委以上幹部，絕大多數是經得起各種考驗的優秀幹部，後來大部分擔任過省一級的領導職務。因此，加在葉劍英、方方頭上的所謂兩個“錯誤”，是根本不存在的。
會議很快結束了，葉劍英、方方帶著沉重的心情回到廣東。1952年6月29日到7月6日，華南分局舉行擴大會議，開展所謂反農民運動中的“右傾”和“地方主義”的鬥爭。葉劍英在6月30日的會議上，為了顧全大局，作了檢討，7月6日又對會議作了總結報告。在這兩個報告中，葉劍英對所謂農民問題上的“錯誤”和“地方主義錯誤”，都承擔了責任。他反複說：“在農民問題與地方主義傾向問題上，我都應負主要責任，因為我是分局的主要負責人。”“總之，分局領導及方方同誌在工作上的錯誤，我要負總責任。”葉劍英還形象地自責，說：“主帥無能，累及三軍。”
方方在會上也作了檢討，但有人認為方方的檢討很不深刻。有的同誌在發言中，對“地方主義”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會議結束後，由陶鑄主持起草了分局及各地區反地方主義會議情況的綜合報告，華南分局將這個綜合報告連同葉劍英的檢討報告、總結報告和方方的檢討，陶鑄等的發言一並報給毛澤東、中共中央和中南局。綜合報告除敘述了這次“反地方主義”的經過和概況外，特別列舉了“地方主義”的“嚴重表現”，分析了“地方主義的危害性”，甚至把“反地方主義”提到“敵我鬥爭”的高度。
據薄一波回憶：“1952年上半年，我去廣東了解‘三反’、‘五反’運動的情況，有人向我反映，華南分局的一些領導同誌，包括方方在內，有地方主義的傾向。葉劍英同誌同我談過這方麵的情況，似覺有難言之隱。回到北京後，我如實地向毛澤東同誌匯報了這方麵的情況，並談了我個人的看法，認為葉劍英、方方等同誌回到廣東本地工作，不可避免要使用一些熟悉情況的本地幹部，很難說這就是搞地方主義，而且他們是堅決反對‘五同’（即‘同宗、同鄉、同學、同事、同庚’）的。但是不久，在華南分局還是開展了一場對地方主義的批評和鬥爭，葉劍英、方方、馮白駒等同誌在會上都作了檢查。方方由第三書記改任第五書記。1953年，他再次受到批判，被撤銷華南分局第五書記、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職務，隻任分局交通部長。”
1957年，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全省黨內開展整風運動，後來又按照中央的部署，整風轉為反右派鬥爭。這場反右派鬥爭被嚴重擴大化，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員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全省屬錯劃的共3.6萬多人。在整風運動開展前後，部分黨員幹部對廣東土改運動中反右傾、反地方主義等問題提出意見，要求對所受的批判處分作重新處理。省委領導認為，這是地方主義思想的重新滋長，決定在反右派鬥爭的同時，開展反對“地方主義”的鬥爭。從1957年底至1958年初，全省各地、市、縣也開展反“地方主義”鬥爭，一批黨員領導幹部受到不恰當的批判和處分，產生了嚴重後果。
平反昭雪和恢複名譽過程充滿坎坷
1955年，方方調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華僑事務委員會黨組書記、副主任和全國僑聯副主任等職，協助何香凝、廖承誌負責全國華僑事務工作。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十年動亂期間，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殘酷迫害，被非法監禁五年。
1966年6月底，在“四人幫”的煽動下，中僑委的大院裏貼了許多方方的大字報，給他加上莫須有的罪名，廖承誌立即以國務院外事辦副主任身份，向政治部工作組做出指示，說方方主要是在廣東工作時對組織上的處理有意見，“是老資格包袱問題，能保就保。”方方此時身處逆境，心情沉重，廖承誌便安慰說：“你的問題研究過了，主要是老資格包袱問題。”並示意方方寫檢查，以便過關。檢查寫好後，廖承誌與外事辦政治部主任王屏商量，由王屏在群眾大會上表揚說，方方的檢查態度誠懇，認識深刻。同年7月，廖承誌向陳毅匯報說，方方主要是老資格包袱問題，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9月，廖承誌不顧“造反派”的叫囂，安排方方擔任接僑委員會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在印尼排華驅僑後，中國設立了國家接待和安置歸僑委員會），並安排方方出席周恩來主持的國外華僑國慶宴會，同時指示要讓方方的名字見報，以對“造反派”炮打方方的卑劣行徑進行反擊。到了11月，方方所受的衝擊越來越大，廖承誌針鋒相對，在會上嚴詞警告某些“造反派”的頭目：“你們不要耍小動作，不要挑動副主任鬥副主任，挑動司長鬥司長!”並在講話中稱方方是“老同誌”、“老朋友”，繼續叫他抓業務。直到同年12月25日，“四人幫”下令方方“停職反省”後的第三天，廖承誌在會上仍然親切地稱方方為同誌，當有人對此稱呼表示異議時，廖承誌一身正氣，大義凜然地說：“方方在未開除黨籍之前還是同誌!”這在那人妖顛倒、血雨腥風的歲月，不愧為擲地有聲的錚錚之言！不僅體現了廖承誌的高貴品德和人格魅力，同時也體現了方方與廖承誌之間難得的真情。廖承誌竭力保護方方的言行，也是導致後來“四人幫”煽動的“油炸廖承誌”的原因之一。1971年9月21日，方方含冤去世。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舉行隆重的追悼會，為方方在“文革”中所受冤屈平反昭雪。
1989年，方方的夫人蘇惠就方方“地方主義”冤案向中央提出申訴。時任中顧委常務副主任的薄一波支持方方的夫人蘇惠申訴，並親自為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方方文集》寫序。薄一波在序言中說：“在今天看來，就某種錯誤的思想傾向正常地在黨內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是必要的，但當時簡單化地上那麽高的綱，尤其後來廣東省委結合反右鬥爭，又把反對地方主義的鬥爭擴大到各級組織中去，批評、處分了一大批幹部，則更是不正確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中央同意，廣東省委對當時受到錯誤處理的同誌進行了複查、平反。此事雖早已時過境遷，但我總覺得有必要為當時受委屈的方方同誌說句公道話。”
1994年4月，中共中央根據廣東省委關於方方曆史問題的《複查報告》，作出平反決定，指出：“解放初期，方方同誌在華南分局、葉劍英同誌領導下，為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恢複和發展廣東的國民經濟，作了大量工作，作出了貢獻，應予肯定。1952年對方方同誌‘土改右傾’、‘地方主義’的批判，1953年對方方同誌的‘官僚主義、分散主義’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實根據的，應予否定”，決定撤銷原對方方同誌撤銷華南分局第五書記、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職務的處分，為方方恢複政治名譽。這樣，廣東解放後的所謂“反地方主義”鬥爭，從組織上、政治上均得到徹底糾正。曆經15年的反複，廣東“反地方主義”冤案才算真正徹底平反，蒙在方方頭上的不白之冤也才算得到徹底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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