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海鷗
辛夷楣
她經曆了“文革”的風雨，考入北大哲學係念研究生，中年赴澳留學，克服疾病及生活重壓，寫出一篇篇感人的文字，畫出一幅幅生動的連環畫
在中國時，我從來沒見過海鷗，想象中，這是大海之濱極為美麗極為浪漫的鳥。中年以後，來到澳洲，在海灘、在碼頭，在公園，到處看見雪白的胖胖的海鷗。它們那麽潔白，那麽靈巧，那麽活潑，那麽可親，那麽自由自在。看到它們自信地漫步、覓食、翻飛，我往往就想起了我的小學同學劉海鷗。她的爸爸劉遼逸是中國著名的俄文翻譯，給她的姐姐取名海燕，給她取名海鷗。高爾基有篇著名的散文《海燕》。契訶夫最著名的話劇就叫《海鷗》。這真是一個美好的名字。
小學情深
1953年，我和海鷗認識之時，我倆都上小學一年級。我們的培元小學是北京東城的好學校之一，師資水平高，同學也很有教養。海鷗是班裏有名的小胖墩，胖得圓圓滾滾結結實實。中國人大多喜歡女孩子秀氣。海鷗長得不秀氣，但是一雙眼睛又大又黑，長睫毛忽閃忽閃，特別有神。她性格活潑開朗體格健康強壯，和女生、男生都玩得來。
大概，四、五年級之時，我倆坐同桌。她不喜歡受紀律約束，上課不愛聽講，經常畫小人。那時，我們不過十歲多一點兒，可是她的筆法已相當熟練。我特別喜歡她畫的穿百褶裙的大美人和拄拐杖的老太太，那叫生動傳神，栩栩如生，與《紅樓夢》小人書相去不遠，我不覺心生佩服。老師一發現她畫小人，就說她，但是老師一轉身，她又低頭畫上了。她年年的操行評語總離不開“自由散漫”幾個字。
我倆真正要好起來，大概是小學五年級之時。我倆都愛看書，看長篇小說。兩人一談起書來，就沒完沒了。那時，我媽媽調到北京人藝，我家搬到燈市東口史家胡同56號的人藝大院。我下了學，先要順著王府大街往南，到竹竿巷西口第二幼兒園接我小弟。順路的幾個同學總是和我一起走。海鷗家住隆福寺，應該往北走。她為了和我們聊天，卻特意和我們一起走，一起去接我的小弟。到了第二幼兒園門口，小弟看見我們這一大幫人，立刻就歡蹦亂跳跑了過來。
五十多年之後，海鷗充滿深情地回憶這段往事，她寫道：“小弟弟活潑可愛，戴著小海軍帽，一手拉著姐姐，一手拉著我，高興得象出籠的小鳥。我最愛摸他的頭發，軟軟的滑滑的，邊緣被小海軍帽壓出一圈印子，圈子以外的頭發翹翹的，可愛極了。”
我們這一大幫人且走且聊，好不快活。到了竹竿巷東口，大家就該分手各奔東西了。海鷗就要往北走一大圈，才能回家。有時，她就索性跟我和小弟一起去我家，玩一會兒，然後再回家。56號大院可不是一般的好玩。我家門口就是排演廳，一年四季都在排戲。風度翩翩的人藝男女演員在大院裏穿梭來去。
我們的培元小學就在人藝的首都劇場旁邊。劇場外麵有一長溜兒放置劇照的玻璃櫥窗。我們放了學，有時就到這溜兒櫥窗前指指點點地欣賞劇照。我被人藝迷倒，忍不住對海鷗她們沒完沒了地談人藝。到了六年級，海鷗和另一位同學終於被我煽惑起來了，我們決定在班上成立話劇組，排戲演戲。
結果，班上的同學熱烈響應，我當選組長，她們兩位是副組長。我們自己編寫劇本，也從少年讀物上找到一些劇本。戲排好了，班主任老師就安排我們在星期六的班會上給全班演出，後來還排了多幕劇《大灰狼》，在全校的歡送會上演出。海鷗寫了一個反映工廠搞技術革新的劇本，我們選她演主角。她費盡周折，去向老師商借實驗室的瓶瓶罐罐作道具。在台上，她一反平日的嘻嘻哈哈竟儼然一個成熟的工廠女工。
話劇組的風風雨雨加深了我們三人的友誼。小學六年級的六一兒童節，我們三人一起去照像館合影。照片上，我們三個小姑娘微笑著，海鷗笑得特別開心。那天，合完影，我們覺得還應該立下誓言，於是到那位同學家裏“三結義”，寫下了誓詞：“我們永遠成為好朋友，永不變心，時刻準備著為建設祖國而奮鬥終生。”誓詞一式三份，海鷗在上麵仔細地畫了星星火炬，染上了紅色與黃色。
風雨同舟
我們稚嫩的願望很快就在社會風暴中受到嚴峻的考驗。就在我們“三結義”前的1958年5月，我的父親被劃為“右派”，並且被送到勞改農場。我本能地決定瞞住小學同學們，隻悄悄告訴了海鷗她們倆。
“右派”在當時是非常嚴重的政治問題。1959年初秋，我們升入中學。學校裏天天講階級路線，出身不好的同學被壓得透不過氣來。我對這件事特別敏感。同學們希望我與父親劃清界限，我知道她們是為我好，但是我在感情上無法把父親推到敵人那邊，我也真的不認為他反黨。當然，這些想法是不能說出來的。我自覺地與一些同學疏遠了。我不是希臘神話中的英雄阿咯琉斯，他有怕傷害的腳後跟，可我有軟肋。但是海鷗，她從不提要我與父親劃清界限的事，我不必對她設防。我在她長睫毛的大眼睛裏看到同情，看到理解，看到寬容。我始終沒有對她提及我的軟肋，但是，這是我們的友誼在小學畢業後得以延續的一個原因。
我們都考入了燈市口的北京女十二中，可是不同班。後來，我們在各自的班上有了要好的同學，但是我們的友情依然濃鬱。海鷗常在課間休息時來找我。我們班同學一看見她來，就開玩笑說：“你快去吧，你看海鷗又來找你交流讀書和寫作心得了。”那時，海鷗以作文優秀聞名。
我們象兩塊小海綿，如饑似渴地閱讀，又反反覆覆地談論。我們都喜歡托爾斯泰，喜歡《戰爭與和平》，大概十三歲的主角娜達莎更貼近我們的年齡。
我倆還愛唱歌，我們打開袖珍本的《外國民歌200首》，一頁一頁地往下唱。海鷗嗓音洪亮，中氣足，識譜能力又強，不管什麽歌，一看就會。我就跟著她唱，我經常出錯，她經常笑我。有時，兩人笑得喘不上氣來。
放了學，我們常在燈市口一帶一邊走一邊聊，一邊走一邊唱。我大弟放學，回家說，我看見二姐和海鷗了；我姐放學，回家說，我看見老二和海鷗了；我媽下班了，回家說，看見小二和海鷗在燈市口神聊呢！往往是，全家人都回來了，直等到天色黑透，我才很不好意思地進家了。
女十二中的圖書館很好，但是海鷗家的文學書更多更新。我無數次地踏進崔府夾道的那個小院。她的爸爸媽媽下班晚，不常碰見，但是我跟她的姐姐妹妹，甚至她家阿姨都混得很熟。
海鷗媽媽端莊秀麗，一雙水靈靈的杏核眼，高高的顴骨，直直的鼻子，一位典型的南方美人。海鷗的眼睛就象她媽媽，當然也不全象。她媽媽在全國婦聯工作。她住的北房套間，書櫃裏擺著許多好玩的工藝品。我每次去都要在櫃子前站著看半天。她媽媽很會種花，書桌上的水仙總是開得生機勃勃。
海鷗爸爸劉遼逸是鼎鼎大名的俄文翻譯。那時，他與謝素台剛剛譯完《遠離莫斯科的地方》。這本書獲得了斯大林文學獎。五十年代正是中蘇關係的蜜月期，所以中譯本被廣為宣傳，發行量很大。知識分子幾乎人人必讀。海鷗爸爸被請到工廠礦山四處演講。我的爸爸媽媽都讀了這本書，交口稱讚海鷗爸爸的翻譯文筆優美。我上初一時，把《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從海鷗家借回來。那時，我已讀過不少蘇聯小說。我被小說的情節與人物深深吸引，也驚歎譯文的清麗雋永。海鷗爸爸翻譯的《絞索套在脖子上的報告》，我也很喜歡。
大概在196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又決定讓海鷗爸爸翻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我們看過的譯本是董秋斯從英文翻過來的，現在當然有必要從俄文原文再翻一遍。有幸翻譯世界文學史上的巔峰之作，海鷗爸爸激動不已。海燕告訴我，他爸爸站在屋裏感歎：“偉大呀，偉大！”海燕跟他開玩笑：“爸爸，你是說托爾斯泰偉大，還是說你自己偉大？”不過，無論如何，翻譯這部巨著絕對是一樁偉業。
雖然，海鷗爸爸這麽有名這麽了不起，但他一點兒也不倨傲。我媽媽在西南聯大的老同學、美學家呂熒翻譯了普希金的《葉夫根尼·奧涅金》，他是海鷗爸爸的同事，與海鷗爸爸很熟。他常常說，劉遼逸謙虛、謹慎、寬厚、有涵養，是翻譯界有名的大好人。海鷗爸爸對我們小孩子特別和藹。他愛種樹，他們家的果樹、葡萄，都是他種的。
海鷗爸爸住在院裏的西屋，那是他的書房與臥室，我們小同學是從來不進去的。北房裏有幾個大書櫃，那是海鷗姐妹的樂園，也成了我的文學寶庫。我真的不記得我到底從海鷗家借過多少書了，印象特別深的是一部兩卷本的《俄國文學史》。這部文學史文筆生動，從普希金講到契訶夫，使我對二百多年的俄羅斯文學有了提綱挈領的認識。我利用暑假，做了詳細的筆記。
海鷗到我家，第一次碰見我媽媽，我媽媽就說：“海鷗，你和你姑姑長得一模一樣！”媽媽所說的海鷗的姑姑劉長蘭，是她爸爸的堂妹，但是，從小被她爺爺過繼為女，與她爸爸一起長大。
媽媽和劉長蘭是西南聯大同學，一起參加群社，搞進步的抗日宣傳，十分要好。媽媽說，劉長蘭勇敢，有見識，遭三青團嫉恨，在進步同學中威信很高。1941年初“皖南事變”之後，劉長蘭上了黑名單，地下黨讓她趕緊轉移。媽媽與另一位同學把她送走。劉長蘭送給媽媽一塊手表留作紀念。
媽媽後來聽說，劉長蘭到了鄉下，還是被國民黨特務抓到了。審判官恰好認得劉長蘭的親生父親與養父（即海鷗的爺爺），費盡周折，最後把她放了。海鷗爺爺參加過辛亥革命，在國民黨裏很有地位。抗戰勝利後，劉長蘭與丈夫去台灣工作，後來就一直在台灣，與媽媽完全斷了聯係。
知道了我媽媽是劉長蘭的好朋友之後，有一天，海鷗爸爸來我家看我媽媽。他們是要好好聊一聊劉長蘭。他倆一口一個“長蘭”地回憶著往事。海鷗爸爸聽媽媽講了許多長蘭在聯大與三青團鬥爭的故事。媽媽從海鷗爸爸口中得知了她去台灣工作的詳情。他們似乎都感到一點寬慰，然而，他們與長蘭再次重逢卻是在三十年之後。
我們考高中時，海鷗說，她想住校。結果，她如願以償，考入北大附中。沒想到的是，一、兩個月後，我收到海鷗的一封長信。她說，上北大附中是個錯誤，老師不如女十二中，且管束嚴厲，上課管，下課在宿舍還管，讓人無法忍受。學校食堂很髒，饅頭上爬滿了大蒼蠅。她求我給她辦轉學，她要回女十二中。我去辦公室求老師。老師卻說，我們根本不辦這種手續，你考上哪兒，就得上哪兒，怎麽可以轉來轉去？學生的權利這麽少，我無計可施。我知道生性自由的海鷗在北大附中不會愉快。
高三時，我休學了。1965年，海鷗考大學，竟然落榜，我非常驚訝。她不但聰明，而且考試狀態一向特別好，怎麽可能考不上？很久之後，我們才明白，是因為她爺爺在台灣。那時，出身不好的學生檔案另放，很難考上大學。因為分數高，她被挑選到北京師院附中接受教師培訓。此時，文化大革命的風暴襲來。師院附中紅衛兵對海鷗這樣的年輕實習老師也不放過，竟然辱罵、推搡，進而拳打腳踢。
1968年夏天，我準備赴山西插隊，我去她工作的永豐中學向她辭行。永豐中學在頤和園後麵，要坐郊區公共汽車，還要走十幾裏地。海鷗在這農村中學教書，很不容易。她不但要教書，當班主任帶學生，還經常要做繁重的農活。學校正在清理階級隊伍，一會兒揪出一位老師，搞得人人自危。
海鷗見了我，歡喜異常。她白天工作繁忙，我特意下午到，趁傍晚可以和她說說話。她拿了飯盒到食堂打飯，我倆坐在院子裏，一邊吃一邊聊。半夜時分，海鷗突然胃疼，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她說，近來常常胃疼。我堅持她第二天一定要去看醫生。
第二天清早，我陪她去請假看病，幸運地得到批準。我們在大路上截了一輛拉菜的馬車。坐在一搖一晃顛顛簸簸的大車上，海鷗的胃居然不疼了。友情象陽光溫暖著我們，我倆唧唧嘎嘎地聊天說笑。文革雖然風雲險惡，但是我們心心相印，風雨同舟。
1976年10月， “四人幫”倒台了，瘋狂的文革總算結束了。1977年，大學恢複招生，但是隻招老六屆中學生，海鷗不在其中，不能報考。1978年初，首次招收研究生。一天，海鷗的丈夫老宋拿回一張報紙，上麵有招收研究生的簡章。老宋說：“我覺得你可以試一試。”海鷗不屑一顧：“笑話，我連大學都沒上過，真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了！”老宋卻說：“就當玩嘛，考不上對你一點損失也沒有。”
海鷗動心了。她很想換個離家近一點兒的學校，考研究生倒是一條途徑。她想考中文係，但是，那些必讀書，幾乎都沒讀過。曆史係也不行，法律係更沒門兒。隻有哲學係的必讀書《矛盾論》、《實踐論》，十年動亂真不知讀了多少遍了。但是，除了兩論，還要讀馬恩列斯毛的一係列哲學著作，要讀世界工運史共運史聯共黨史，還要考數學和英語。怎麽辦？讀唄！
海鷗用一個多月的時間，日夜兼程地讀完了書單上要求的馬恩列斯毛經典，記住了世界工運史共運史上的所有重大事件，做完了高中三年的數學題，背下一本英語語法。她的體重減少了二十斤，儼然一個窈窕淑女了。隨後，這位窈窕淑女一舉中的，考上了北大哲學係，成為一名研究生。當時我插隊回來，正在北京焦化廠倒班，聽到消息真是歡喜若狂。看，我的朋友多麽爭氣！
相會悉尼
1987年初，我準備到澳洲留學，拿到簽證，我去海鷗家向她告別。她研究生畢業後，先在北京第二醫學院，後來又在中央戲劇學院教哲學，家住海澱區。因為路途遙遠，也因為各自的生活緊張繁忙，我們已經好幾年沒有見麵了。但是，我知道她媽媽還住崔府夾道。
周末，海鷗穿著一件藍色碎花棉襖來找我。她一坐下，就說：“我也要去澳洲！”我被她說愣了。那時，她已經有一兒一女，而且在戲劇學院教書得心應手，深受學生愛戴。她見我不接茬，就接著說：“我小時候的願望是走遍全中國，現在中國差不多走遍了，我想到外麵去看世界……”
她的大眼睛裏閃著熾熱的光。我知道阻止不了，就說：“我英語不好，是去讀語言中心，英語進步了，我想讀研究生。你都北大碩士畢業了，應該去讀博士。可是我英語不好，不能幫你聯係，你自己想法兒聯係吧。”
實際上，一離開我家，海鷗的全部身心就調動起來，四麵八方聯係出國。幾個月前，她曾參加過中國文化書院舉辦的講座，講學者都是國外來的專家學者。她提筆給幾位學者發了申請信。
沒想到，不久之後，海鷗真的收到了一封悉尼麥覺裏(Macquarie)大學語言學院某教授的回信。信中不但同意收她作博士研究生，還讓她寄一份簡曆與幾封推薦信，說準備幫她申請獎學金。後來，這位先生曾說起，他的信多得看不過來，一般都是秘書處理。海鷗的字寫得漂亮，他被信封上的字吸引，隨手拆開了信。看來，這一回，是海鷗的字幫了她大忙。
幾個月後，一切齊備，台灣的劉長蘭姑姑寄來了美元，香港的伯伯提供了經濟擔保，麥覺裏大學的入學通知書也拿到了。1988年6月，海鷗告別老宋與孩子們，隻身飛到陌生的澳洲大陸。那時，我在墨爾本的一間私校上學。她在悉尼沒有一個熟人。第二年，我到悉尼大學念研究生，我們才終於重聚。
那是我們一生最困難的時光。澳洲學費和生活費昂貴。中國大陸還窮。我們借債出來，整日為掙錢累得腰酸背疼。海鷗比我們都強，有獎學金，但是她要接丈夫老宋和兒女來澳，必須得打工攢錢。我們的英語不好，隻能拚體力。海鷗在工廠當工人，在人家做家務，找到什麽活就幹什麽，辛苦備嚐。幸虧，她性格堅強，吃苦耐勞。
當我們望眼欲穿盼望家人來澳團聚之際，卻傳來消息：因為中國的政局，澳洲大使館停止發放所有中國人的赴澳簽證了。我們醞釀再三，決定按澳洲方式，給政府有關部門寫信。英文信是海鷗起草的，請悉尼大學的一位教授做了少許修改。然後，我們又在悉尼的幾個大學征集簽名。真沒想到，信發出後不太久，竟然陸續收到總理府、外交部、教育部和移民部的回信，告知我們，將先處理積壓的學生簽證，估計在1990年初，開始處理陪讀簽證。
澳洲政府說話算話，1990年初，陪讀家屬陸續抵達，海鷗終於在悉尼機場迎來了老宋和一對兒女。老宋長得文質彬彬，在國內是大學教師，但是，到了這裏，英語不好，就隻能在工廠打工。海鷗把孩子們送進了學校，又聽我的意見，把她自己的工廠工讓給老宋。老宋比較安心了，孩子們也適應了學校生活，四口之家總算安定下來。看著海鷗滿臉疲憊，我心想，這下她該騰出些精力，讀書寫論文了。
手術前後
真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突然有一天，海鷗打來電話，說她的左耳聽力很差，正在做一係列檢查。又過些時，她告訴我，醫生說是左耳神經部位長了瘤子，三個月後做手術。我十分心焦，隻得故作鎮靜，讓她先不要慌，耐心等待。
腦瘤手術事關重大。我想讓她早點動手術，就去找一位認識的醫生，問他能不能走後門提前？這位醫生卻說，澳洲不興走後門，醫院會根據病情，安排手術時間。可這三個月時間，太折磨人了，有多少擔心，多少憂愁啊！
海鷗不甘心在三個月的等待中把意誌消磨殆盡，她要做些事激勵自己，她決定學開車。她想，我的病一定會治好，我要學會開車，將來還要周遊澳洲呢！教車的朋友被她的精神感動，特別上心。那天，她一拿到執照，就給我來了電話。我很激動，象當初聽到她考上北大研究生那麽激動。
海鷗做完手術，她的丈夫、孩子與我們這些親近朋友被帶到她的床前。她滿頭繃帶，滿身膠管，臉色煞白，真把我們嚇壞了。我們誰都不說話，一齊愣愣地盯著她。我當時想，她是到上帝那裏轉了一圈兒，才回到我們這裏的。以後的幾天，我從報社下了班，就直奔醫院，給她帶去當天的報紙、當天的新聞與歡快的笑聲。
醫生說，瘤子太深了，與主動脈粘連，不可能割淨，隻能等將來長大了，再開刀。瘤子什麽時候長大？人的腦袋能經得住幾次手術？這個問題成了困擾海鷗、老宋和我們這些朋友的心病。我的一位朋友介紹我去學氣功。我對朋友說：“我學不學都無所謂，但是，我一定要帶海鷗去學。”我當時真的覺得，假如海鷗的生命萎縮了，我的生命也暗淡了。
病後的海鷗，對人生有了新的感悟。在生死邊緣走了一圈，她愈發覺得人生可愛可貴。過去的四十多年，她為共產主義事業活，為家庭活；她學哲學、教哲學、寫哲學論文。現在，她要按自己的意願活，要向澳洲人一樣享受生活，享受大自然的恩賜，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她對我說：“我決定不繼續念研究生了。我一點都不喜歡哲學，當初是為了考研究生不得不選哲學。導師說，我的論文還要修改，我估計還要花一年時間。我不想勉強自己，再把時間花在我不喜歡的事情上了。”
寫作生涯
自小學時代起，海鷗曾向往當個作家。但是，真正走上寫作之路，卻是在這次大手術之後，在她決定做自己喜歡的事，按自己的意願生活之後。1994年的一天，她在《大世界》雜誌上，看到“我和老板”的征文啟示。她連看幾期應征文章，心想我要是把自己的打工生活寫出來，也不會比這些文章差。這麽一想，一篇文章的腹稿就出來了。她給自己起了筆名“逸兒”。《大世界》是在澳中國留學生辦的一份月刊，很受歡迎。
幾天之後，海鷗接到電話，一位男子找“逸兒”。她早把臨時現起的筆名給忘了，就說打錯了。沒想到，電話鈴又響了，對方急急地說：“我是《大世界》的編輯武力，我們收到你的稿子，寫得非常好，我們馬上發……”海鷗受到鼓勵，頓覺心花怒放，決定再寫點什麽。
一天，她看到英文版《讀者文摘》裏有一篇紀實小說，叫《靜靜的病房》，是一位婦女的自述。放下書，海鷗想，我能不能寫寫我的病和手術呢？這個想法，在她的腦子裏轉了幾個星期，手術前後的事情和人物活生生地浮現在眼前，越來越清晰。她坐下來，寫了一個月，一篇三萬字的文章寫成了。
她自己一點把握都沒有，題目也沒有定，就拿給武力征求意見。武力把她請到編輯部，對她說：“你的文章，我是一口氣讀完的，非常動人，有的地方我還留下眼淚。這篇文章給我們吧，我們下期就發。”海鷗連忙搖手：“不行，不行，我根本沒打算發……”武力不由分說：“這是一篇好文章，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求求你了，發吧？”武力又給文章定名《手術》。
《手術》在《大世界》刊登後，海鷗把它寄回國內，給父母看。那時，她已經把生病的事告訴了家裏。八十多歲的父親非常欣賞此文，親自把它送到《當代》雜誌社。赫赫有名的《當代》也立即拍板，決定登載。
《手術》的成功，極大地調動了海鷗的文思。那時，我擔任編輯的《東華時報》，開辟了有稿費的《移民沙龍》版，專門登載澳洲本地作者的散文、小說、詩歌。該版由我負責，我於是多方聯係，督催稿件。海鷗拿來的《中部風情》大氣磅礴，抒寫了澳洲中部的風景與人情，反映很好。
我緊催不舍，海鷗連連出手。《聖誕節的禮物》描寫澳洲老人院的悲歡，情節生動，感情真摯。《破車記》幽默風趣地描述了她家先後幾輛破車的遭遇，道出了留學生與新移民的辛酸。《昨夜星辰》記述了她的老父老母的晚年，感情深沉濃鬱，令人扼腕。她的小說《希望來世》、《假如靈魂可以哭泣》，真實感人，深受讀者歡迎。
1998年，海鷗與千波、施國英、林達、畢熙燕等九位女作者聯袂出版小說集。她們為書取名《悉尼沒有愛情》，九女出書一時成為澳洲文壇的盛事。2000年，海鷗又以淩之的筆名與畢熙燕聯手，在中國出版了《橋上的世界——走進澳大利亞》。這個集子包括了兩位女作者九十年代的所有重要作品，生動紮實地描述了新移民的生活與心路，是澳洲華文文學的力作之一。
無論是《悉尼沒有愛情》還是《橋上的世界》中的文章，大多都是發表在《東華時報》的《移民沙龍》版上的。可以想象，當時的《東華時報》雲集了一個相當活躍的作者隊伍。而這個欣欣向榮的文學平台，對海鷗的寫作肯定是有助益的。
那幾年，海鷗經常到編輯部來找我。她總說，想寫什麽，但還沒想好怎麽寫，我就給她出主意。她寫東西深思熟慮，拿來的稿件，一般比較成熟，但偶爾也有失手的時候。我就直言相告，讓她拿回去修改。其他的作者，知道我倆關係非同一般。但是我鐵麵無私，一視同仁，從來沒有給海鷗開過後門。
九十年代，是海鷗的寫作生涯奠基的時代。寫作幾乎成為她生活的第一要義。1995年，她的腦瘤複發，她做了放射治療，結果十分理想。她一點都沒有把自己當病人，仍然堅持寫作。她的大部分力作是在腦瘤複發後，寫出來的。
2001年6月，我擔任月刊《朋友》雜誌主編。我們舉辦了一個抒寫友情的征文比賽。海鷗飽含感情地寫了《半個世紀的路——與朋友攜手》，濃墨重彩盡情抒寫我們倆之間的友誼。我讀後熱淚盈眶。編輯部開會評選的時候，我違心地將選票投給其他的文章。編輯部的同事一眼看出我是為了避嫌。他們說，這篇文章好就是好，不管寫的是誰，跟你有什麽關係，我們該給第一就給第一。
2002年海鷗的姐姐去世，她寫了一篇散文《她不屬於這個世界》紀念姐姐。這篇文章獲得2003年“世界華文文學”大獎賽的散文獎。同年她又獲得“澳大利亞南溟出版基金”，出版了她的長篇紀實文學《海鷗南飛》。《海鷗南飛》記述了她在澳洲十幾年的生活經曆，貫穿始終的主線可以用她書中的一句話概括——“我的一生都在尋找自由的真實意義，當海鷗南飛，她找到了。”
曆史空白處
2000年到2004年，海鷗的父親、姐姐和母親先後病重。海鷗長時間住在北京，全力以赴細心照料他們。那幾年，她心力交瘁，病痛不斷。直到2005年在悉尼遠郊買了房子，她的心才安定下來，健康也漸漸恢複。
海鷗父親劉遼逸晚年非常想念家鄉。他甚至想收回故鄉安徽的祖屋，以便回祖屋定居養老。他給海鷗講了許多劉家往事與童年舊事。老人去世之後，海鷗細心地整理父親留下的文稿、日記以及她自己與親友的回憶，並且印刷裝訂成冊，分發給親友。她這才發現，她的家族故事與父母的故事如此有趣，對她和廣大讀者都很重要，值得深入挖掘。
海鷗回到父親和母親的故鄉，辛苦地收集資料，還在中國各地訪親問舊。雖然，她的爺爺已經在台灣去世多年，但台灣尚有大量親屬。近年來，她三次飛到台灣，與長蘭姑姑及其他親友促膝長談。在充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之上，她開始撰寫家族故事。她也在互聯網上，與一些熱心家族史的網友交流切磋。
海鷗說：“真正的曆史在哪裏，就存在於每個個人和每個家庭的生活經曆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家史和個人史的總和構成了曆史。因為過去不重視挖掘這些曆史，因此在曆史上留下許多空白，我寫家族的曆史就是為了填補這些空白。我原先給我寫的家族故事起名《曆史空白處》，就是想說明這個意思。後來，我覺得這個題目太大，不是我的一部家族史就可以涵蓋曆史的，就改成《半壁家園》。”
我為她的題目叫好。幾十年來，她的父親與國內親友是在大陸這邊經營半壁家園；她的爺爺與長蘭姑姑等親人則在台灣那邊經營另外的半壁家園。隨著兩岸關係的解凍，他們近年來雖得以重逢，但是大陸台灣沒有統一，他們所有的仍然僅是半壁家園。
我很讚同海鷗填補曆史空白的努力。家族史對任何民族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對曾經人妖顛倒是非混淆數典忘祖幾十年的中國尤為重要。實際上，近年來，海鷗不但在寫家族史，填補中國曆史的空白；她也在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填補她自己曆史的空白。
前些年，海鷗完成了她的長篇自傳。近些年，她又把自傳畫成了連環畫——《畫說我這一生》。她的自傳真實感人，畫麵生動傳神。近來，她正陸續把這些連環畫放到微信群中，深得廣大讀者好評。
海鷗從小喜歡唱歌。文革前，在師院附中時，她與一幫青年教師每周一起唱歌。音樂老師說她嗓子好，鼓勵她找個老師學美聲。但是，文革風暴打亂了一切。直到幾十年過去，在這風平浪靜的澳大利亞，她才又想起唱歌。朋友介紹她參加了悉尼華人的新愛樂合唱團。他們一起排練、一起演出，盡情享受歡聲笑語。2006年，新愛樂合唱團還去西藏、青海演出、旅遊。看到高原風光，為藏族同胞歌唱，海鷗感覺心情特別舒暢。
後來，海鷗報名參加悉尼愛樂合唱團的聖誕演出。因為是大型演出，該樂團就臨時招收一批人，經過試唱排練，加入他們的合唱團，每年參加聖誕期間的演出。登上了悉尼歌劇院的舞台，與樂隊及專業演員同台，海鷗很激動。演出很受歡迎，台下常常掌聲雷動，氣氛非常熱烈，使她十分享受。
畫畫，更是海鷗從小喜歡的。初中畢業，她報考了中央美院附中，初試通過了，複試沒有考上。文革之中，她在永豐中學畫毛主席，畫工農兵。後來，公社辦階級鬥爭展覽，讓她與美術老師一起去畫。再後來，美術老師調到了區文化館，學校要建一個幾米高的大影壁，讓海鷗去畫毛主席像。這可把她嚇壞了。她跑到區文化館，找美術老師求教。美術老師教她怎麽畫，該用什麽顏色。她用幾天時間畫出來，人們都說，畫得很象。
後來的幾十年，海鷗再也沒摸過畫筆。前幾年，女兒在家學畫畫，擠出的油彩，沒有畫完，扔在那裏就不管了。怕浪費了這些油彩，海鷗拿起畫筆，開始畫畫。
很巧，那時，有個小畫廊要舉行聯展，正在征集畫作。海鷗把畫的一幅“三棵樹”拿去展覽，競被買走了。後來，又有朋友花錢，來買她畫的樹。她也畫了一幅樹，印象派的樹，送給我，我一直放在書房的小書架上。後來，海鷗又畫了一批畫，在悉尼參加了四位澳洲華裔女畫家聯展。近年來，我發現她的畫很有長進，題材越來越寬，顏色越來越協調，水平越來越高。
看到海鷗潛心抒寫家族故事填補中國曆史的空白，看到她在文學音樂美術的海洋裏遊泳盡情填補她自己人生曆史的空白，我由衷地感到欣慰。我們都已邁入人生的黃昏，海鷗的心卻仍然年輕，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自由自在。這難道不是她一直追求的生活？她終於成為一隻自由的海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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