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仲耘之死
作者：白芳
作者按：今年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現名“北京實驗中學”）成立90周年。本周末母校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的校慶。做為遠在海外的校友，我不能親臨盛事，頗覺遺憾。
本人1966年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初中學生。是年8月5號，副校長兼黨總支書記卞仲耘老師在受到本校學生施加的體罰和折磨後不治慘死。這一事件成為這所著名女校曆史上的奇恥。2002年母校紀念成立85周年時我恰在北京，注意到在為這一慶典製作的校史“大事記”上，對卞校長之死隻字未提。不但如此，整個文革十年的曆史幾乎是一片空白。
卞校長之死給我和我的很多校友留下了深深的心靈創傷，近年來一些校友們用各種方式來表達哀思和進行反思。在曆時四五年、采訪了數十位當年的校友和師長的基礎上，我於去冬寫出本文，從一個曆史工作者的角度對卞校長之死進行探討。本文的原文是英文，今夏在北京由一位熱心的朋友義務翻成中文。此譯文沒有包括原文中的上百條注釋，也沒有核對文章中大量引文的文字（但意思是不錯的），這一點還請讀者見諒。
趕在母校的喜慶日子，拿出一篇祭奠卞仲耘校長的文章，有些“煞風景”。但是，我們不但應該慶祝校慶，也不應該忘記校恥。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原北京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在校園中遭受長時間的毆打折磨之後癱倒在地、奄奄一息，而那些對她進行辱罵和毆打的正是她昔日的學生。這之後她被棄置於一輛裝運垃圾的車上，數小時後被送到醫院時已無救治的可能。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剛一成立，卞仲耘便來到女附中工作。三十年代後期抗日戰爭爆發時，她正在大學讀書，像她那一代眾多知識青年一樣，她也被吸引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當時的黨內，像她這樣有著名牌大學學曆、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是不多的。在到女附中工作之前她曾在《人民日報》工作，那時《人民日報》社址尚在河北石家莊附近。一九四九年共和國的成立帶來了和平建設時期的希望，在朋友的引薦下，卞仲耘欣然放棄了編輯工作，投身於教育工作，因為當一名教師曾是她兒時的夢想。一開始時她在女附中任語文教員，後來逐步成為學校的主要負責人，到一九六六年時她已在師大女附中工作了十七個年頭。
八月五號那天卞仲耘並不是唯一被打的人，和她一道的還有四位校領導，她們也遭受了同樣的屈辱和毆打。六月份文革一開始，這五位校領導便被定為“黑幫分子”，受到批判和審查。作為校黨總支書記，卞仲耘被指控為在學校中執行了“資產階級教育路線”，被歸為“四類幹部”。對她的指責隻是當時對教育部門領導人流行的泛泛的批判之辭，諸如“反對毛澤東思想”和提倡“白專道路”，並非真的犯有什麽法律意義上的罪行。
王友琴曾頗為下力地對文革中的武鬥進行過係統的調查和報導，她寫的第一篇文章便是記述卞仲耘之死的。此外還由於Emily Honig所進行的學術性探討，Carma Hinton所拍的紀錄片“八、九點鍾的太陽”（Morning Sun）,以及胡傑最近的電影“我雖死去”，使得卞仲耘之死已為國內外眾多人所了解。她的死的確是值得人們關注的：卞是北京學生掀起打人之風的最早被打死的人之一；對她的肉體折磨和毒打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是在距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僅數裏之遙、在北京最負盛名的女子中學的校園中進行的。在這樣一個有著極高聲譽的中學，一些年輕女學生以如此殘忍的手段打人致死，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事情。在隨後的半個多月中北京及全國打人之風盛起，不斷有人被打死，這也使卞仲耘之死成為一起有先兆性和重大影響的事件。
作為一九六六年在女附中讀書的學生之一，我像王友琴及其他許多同學一樣，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創痛，甚至在我到美國之後，卞的死亡仍然在我的惡夢中出現。它驅使我去探究卞仲耘之死複雜的前因後果。本文的寫作並不打算探索“文化大革命”中武鬥興起的中長期的政治與社會原因，也不打算分析此事件中“性別”方麵的潛因，我隻是想談一下這個事件的背景因素，介紹一下造成卞死亡的“文化大革命”那一重要時期的情況，也提供一些我個人對這一事件的調查結果和我自己的看法。如果不對當時中、下層黨政機關的突然癱瘓、“上級與下級”之間的非正常關係有所了解；不對當時學生群體中的躁動情緒和卷入暴力事件的人們的心態有所認知，人們就很難對卞仲耘事件的原因有恰當的認識。
Hong Yung Lee在他的著作中曾指出，“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任意的暴力”，而“暴力”一直是對“文革”進行研究的關鍵之點。印紅標在對這一論題進行探索時，概括了三種基本的暴力方式：一為派性武鬥，二為私刑審訊，三為“紅色恐怖”。如果說前兩者意在從目標“敵人”那裏獲取具體的結果：前者是為了打倒“敵派”，後者是為了迫使招認，那麽第三種暴力的目的則和受害人本身沒有什麽關係，因為他們大多是屬於“黑五類”的前學校領導者或教師，已經“投降”了，對於施虐者來說他們也沒有什麽有價值的信息可攫取。對他們施暴的目的隻是在“製造革命的氣氛”，取得一種文革之初的“震懾”效果。卞之死便屬於這一類，且是最早的犧牲者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身著軍裝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紅衛兵”，此後到八月底“紅色恐怖”達到了高潮。學者和非學者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一異常血腥的階段。卞仲耘死於八月初，在大規模暴力爆發之前。她的死在時間上有何重要意義？對於7月初到8月底那段時間所發生的事情，有哪些昭示呢？
八月一日到十二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文革”權威評論家王年一用“文革再次發動” 來強調這次會議的重要作用。人們一般對“文化大革命”的“初次發動”（以五月底“聶元梓的大字報”的發表為號角）有共識，但對“再次發動”卻較少有人進行過學術性探討。Roderick MacFarquhar在其有關文革的頗有影響的著作中就沒有區分這兩個階段，把從五月底到八月初發生的重要事件都當作是一出戲的同一幕中的不同場景。本文將遵循王年一的看法，對“再次發動”作更詳細的探討，因為卞仲耘之死正是在這一時期之中。
除了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王年一沒有提到與“再次發動”有關的其他事件，也沒有對“再次發動”與“初次發動”的區別進行探討。我認為“再次發動”是以毛澤東六月下旬回到北京為標誌的，這之前他在長江遊了泳，對之媒體進行了廣泛的政治性宣傳。禮儀月底撤消“工作組”的決定、八月初“十一中”全會召開、“八·一八”毛接見北京紅衛兵、隨後的“破四舊”以至秋季開始的“大串聯”和整個秋天對各省來京紅衛兵的接見，都可視為“再次發動文革”的組成部分，但是“再次發動”的關鍵時刻是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這段時間，這也是本文所要討論的重點時期。
這個時期發生的事件就像一出戲劇，而毛本人乃集這出戲的編劇、導演和主角於一身。與“初次發動”相比，“再次發動”有以下幾點明顯的不同：首先，毛本人是其策動者，以黨政最高層的權力的改組為先導；第二，“大亂”得到有意識的鼓勵，而初次發動時期則謹慎地保持著秩序。毛回到北京後不久就命令撤消北京大中學校的工作組，這等於是廢除了中國共產黨進行曆次政治運動所遵循的“遊戲規則”。其結果是，城市的學校裏出現了權力真空，而市級和區級的黨政機關特別是主管“文化大革命”的部門也陷於癱瘓。這種形勢所造成的政治和心理衝擊是巨大的；第三，北京一些中學學生作為“毛主席的紅衛兵”被推向中心舞台。紅衛兵在此時的出現是年輕造反者與“文革”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在“心靈”和行動上一係列玄奇互動的結果；最後，也是與本文的主旨最關緊要的是，暴力成為“再次發動”中最突出和“耐人尋味”的特點。十幾歲的年輕人中許多是以“表現”革命的姿態來實施暴力的。工作組在的時候曾竭力阻止暴力的暴發，而此時暴力則得到以毛為首的“文革”領導者的縱容和支持。
上述的這些方麵一些學者曾經論述過，但不是在文革“再次發動”框架下討論的。以下我將就一些方麵進行更詳細的討論，並把一般普遍性的論點與卞仲耘之死聯係起來。
動亂
對北京的中學生來說，1966年7月底和8月初是一段政治極度動蕩和混亂的時期。7月的最後幾天，師大女附中的大多數學生正在幾百公裏之外的邢台進行軍訓。使大家困惑不解的是，8月一號左右軍訓突然被中斷，學生們很快又回到了北京。她們從火車站步行回學校的時候所聽到的消息是，工作組撤了，因為它執行了一條錯誤的指導路線。從那時起學生們被要求“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來幹革命。至今我仍然記得當時一起參加軍訓的一位女工作組成員臉上的茫然表情，顯然這個消息也令她吃驚。兩個月前的6月1號，《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這導致了學校領導的垮台和我們學業的中止。不久工作組的到來使學校在一定程度上恢複了秩序，而現在工作組也要撤了，在短短的兩個月內經曆兩次領導的倒台，這足以使我們感到惶惑。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實踐是堅持“黨的領導”，這在建國前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中都是一以貫之的。而現在毛認為這種主張是錯誤的，這不但使普通幹部感到茫然，也使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這樣一些中央領導者感到不解，這可以從他們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向數千名大中學校的代表宣布撤消工作組的講話中看出來。當時新任命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被推出來向學生們宣布這一消息，而他本人幾天前在北大聽到中央文革小組批判工作組的消息時，感到的也是“不知所措”。作為市委第二書記的吳德更認為，在工作組撤消之後要他這樣的人去領導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人大會堂聽到這一消息的青年學生們當然也是茫然不知所措。鄧小平的女兒、女附中學生鄧榕在回憶聽到撤消工作組的消息時說：“寬大的主席台上一片寂然，整個大會堂中悄然無聲。我們是學校中支持工作組的一派，我們哭了。”這個消息對她的震動或許比其他學生更大，因為她從她父親和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講話中感到“一種抵觸和無奈”的情緒。但是這種“沉重”的氣氛不久就為毛本人意外地從後台出現而改變，登時會場變成了一片“歡騰的海洋”。毛向驚喜的學生們揮手，而完全無視他那些驚訝的同僚。後來表明，這隻是他在那個時期數次出其不意地出現在公眾中的一次。32從鄧榕所形象地描寫的在場的青年學生茫然而又驚喜的表現中，可以看出當時許多青年學生所有的複雜情感。
詩、信和報告
毛在南方呆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後於7月19日回到北京。除了一首詩和一封信外，人們對他在那個時期中頭腦中想些什麽所知甚少。他在6月期間寫的那首詩表達了自己對“一陣風雷驚世界”（這顯然是指不久前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所感到的喜悅之情，說自己“憑欄靜聽瀟瀟雨”，結尾“故國人民有所思”則是點睛之筆。正如一位學者指出的，這裏的“故國人民”非他乃毛本人，或者說是他在替人民“所思”，那麽毛所思的是什麽呢？
從6月18日到6月底毛居住在“滴水洞”，那是他在故鄉湖南韶山的一處隱密居所。有十天左右的時間毛閉門不出，甚至連慣常的散步也沒有做。他所做的事隻是“讀和思”。而月底他從隱居狀態複出，接見了當地的黨政幹部，他對後者說：“過去我領導你們進行過長征，如今我又要領導你們進行一次新的長征。”
7月8日毛從武漢寫了一封信給江青，其主要想法，據幾位學者的看法，是毛在滴水洞中構思所成。有人認為，比起那首詩，這封信是“揭示毛當時心境的更重要的文件”。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句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這是他對5月末“文化大革命”發動以來全國所出現的混亂局麵的一個詮注。與留在北京的、急忙派工作組去維持秩序的其他中央領導人不同，毛認為“亂”或者“大亂”是好事，是在動搖“修正主義”的政治基礎，從而可以在新的基礎上建設一個新社會。
毛的醫生李誌綏回憶毛與他在那個時期的一次談話中說：“我想這次會有一千人死掉……事情都顛倒了過來，我喜歡大亂。”
可是當毛回到北京後發現運動搞得“冷冷清清”，這使他大為不悅。毛的第一道命令是“趕走”所有的工作組，因為在他看來，工作組起了一種“撲滅革命之火”的作用。在隨後召開的“十一中全會”上，毛“重新改組了中央”。毛的此舉實際上廢除了中國共產黨奉行了十幾年的“黨的最高層一線與二線分開”的作法，這回他本人要親自“出場”了。7月29日他在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上的出現便象征著這種重大的轉變。
“十一中全會”的一個重要成果是“十六條”的發表。其中第四條中說道：“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他們的首創性。不要擔心，不要怕亂，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革命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這是從毛1927年所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摘引出的語句，那是他對黨內的一些領導人對當時席卷農村的“痞子”運動所作的回答。在“文化革命”的這一關鍵時刻提起毛四十多年前所寫的一篇文章是意味深長的，毛過去所寫的所有文章中唯有此篇對“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影響最大。
“造反有理”
“十六條”以不尋常的方式對“革命小將”大加頌揚，說“以前不知名的青年人”，現在成了“大無畏的闖將”。對青年學生的這些盛譽之辭，如一位文革學者所指出的，說明“文革的領導人已決定以青年學生來作為這場運動的先鋒和‘威懾力量’”這裏“革命小將”多半指的是當時為毛和“文革小組”所看中的北京的一些中學生，他們公開地或暗地裏反對學校的工作組，煽動以更激進的方式進行“文化大革命”和以更嚴厲的手段對待要處置的對象。這些學生大多出身於“紅五類”，是革命幹部或革命軍人的子女，他們覺得自己是革命的當然接班人。在這些為數不多的人中清華附中的一些學生表現得十分突出，他們稱自已為“紅衛兵”，以宣傳和捍衛“造反有理”而出名。這是人們普遍知道的，但是“造反”這個說法經曆了一個“由下而上”和“從上到下”的往複的命運。“上”即是“偉大領袖”，他特別善於利用基層力量，“下”則是那些渴望在革命中得到表現的熱血沸騰的青年學生。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青年學生幫助確定了“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幹什麽，同時也可以說，作為“文革”初期中心精神的“造反”，是由於青年學生的鼓吹、在“再次發動”這個階段才得以深入人心的。
“紅衛兵”組織是清華附中的一些學生於66年5月底成立的。6月份工作組進校後他們感到很尷尬，原因是自五十年代以來學生自發成立的獨立組織在黨看來是可疑的，是不被允許的。開始時“紅衛兵”與工作組相安無事，但後來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矛盾。“紅衛兵”為了反對工作組和為自己的叛逆行為正名而決定寫一份大字報。使他們喜出望外的是找到了一份毛在四十年代所作的一次並不出名的講話，其中說到“馬克思主義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卜大華是當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創始人之一，他後來描述自己在《人民日報》上發現這段引語時的心情說“快來看，我發現了寶貝!”
這些青年學子想象毛是在針對他們講話。此後校園中出現一張題為“無產階級的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署名為“清華附中紅衛兵”。為了讓工作組蒙在鼓裏，“紅衛兵”決定不透露那句有關造反引語的出處。“造反”一詞十分引人注目，由之引起了激烈的辯論。人們對“紅衛兵”質問得最多是，“在社會主義社會 你們要造誰的反？”
由於學校工作組認為“紅衛兵”的文章是“反動”的，在7月28日“文革小組”召開的一次會議上，這些造反學生借機把大字報的抄件交給江青，請她拿給毛看，讓他判定他們是不是反動的。毛很快作出了答複，他於8月一號寫了一封給清華“紅衛兵”的信，但信沒有直接交給後者，而是將它作為“十一屆全會”的附件讓其他領導者閱讀，信中毛對青年學生的“造反精神”表示大力支持。有了毛的認可，對學生自發組織的禁令也就隨之取消了。“造反”一詞很快成為了“文化革命”的口頭語，給這場運動的定了調子。 數年之後，卜大華仍然對他們與毛之間的“心有靈犀”感到驚奇。在毛的政治生涯的那一關鍵時刻，國人中似乎隻有這些年輕人知道偉大領袖要什麽。“他們與領袖的“心有靈犀”雖然是暫時的，但其帶來的後果卻是無可估量的。由於從上到下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大亂”。在8月4日舉行的“十一中全會上”，毛突然以罕見的激烈言辭批評劉少奇。第二天他就寫了那張著名大字報，題為“炮打司令部――我的大字報”，題目顯見是經過精心考慮的。從事後來看，人們會感到，毛的所為正是奉行了他所讚揚的青年學生的“無產階級造反精神”，他自己成了天下“最大的造反派”。
那段時間“中央文革小組”對“紅衛兵”們大加讚揚，江青甚至把他們稱為“小太陽”，說“中央文革小組”要向青年學生們學習，要作他們的“學生”。一時間，這些中學生成了國家和人民的英雄，被“中央文革”視為“一個戰壕裏的戰友”。8月18日他們在天安門城樓上受到毛的接見，《人民日報》稱之為“革命小將”。不難想象，這些都無可避免地使那些本已經十分飄飄然的青年人頭腦更加發熱。
但是這些中學生受寵的時間並不長，他們的地位不久就為大學裏的“造反派”取代。但他們對“文革”的影響是久遠的，這不僅在於他們創造了“紅衛兵”組織，也在於他們在一個時期引領了人們的衣著、發式和語言（口頭的和文字的）新潮流。這些都是值得廣泛探討的話題，因為它們有助於了解“文革”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
“文革”中的暴力
七月底八月初的一些青年學生是如何看待“文革”中複雜的政治形勢以及他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呢？從一位十六歲中學生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這位中學生在參加了“中央文革小組”7月28日召集的一次會議後寫道：“革命形勢變得越來越嚴峻了，用鈍刀子割肉是不行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紅旗’已經磨利了他們的刀鋒，我的刀鋒在哪裏？”箭已拔，弩已張，隻待找到合適的目標了。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江青講了一段關於武鬥的話，她說：“我們不提倡打人，但是如果發生了，也不是什麽了不得的事……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這等於認可了好人打壞人。她的這段話後來被許多人加以引用。事實上，在此前的6月份李雪峰就說過類似的話。印紅標認為，他們二人的話都源自毛1949年以前講的一次話。難怪“文革”爆發之初，許多領導者頭腦中就對暴力問題有所意識，他們知道“階級鬥爭”中的群眾運動總是不可避免地要出現暴力。
在師大女附中工作組6月23日組織的批判會上，卞仲耘初次嚐到了暴力的滋味。她在事後寫給上級的一封信中講述了那天的遭遇：“他們（學生）對我拳打腳踢，把我的手捆綁在背後，用軍訓用的木槍打我，把土塞進我的嘴裏，還朝我的臉上吐唾沫。”這一切都是工作組在場的情況下發生的。這說明隻要是好人打壞人，工作組也是允許的，而這時在師大女附中一些學生的身上已經有了暴力傾向。
但是總起來說，與8月發生的事情相比，6、7月時暴力還是零星和有限度的。卞雖然當時遭受了肉體的折磨，她事後還可以向上級包括鄧小平本人報告，這說明當時形勢雖然險峻，但還沒有完全失控。在此，6月18日發生在北大校園的事件值得一提。那天，一些學生在事先沒有征求北大工作組意見的情況下，對“黑幫分子”召開了暴力性的批鬥會，其中包括“遊街”、“坐飛機”和戴高帽。這種方式在後來的幾個月裏變得很流行，但在6月份還不多見。工作組製止和嚴厲批評了這次批鬥會，並馬上把情況報告給了在劉少奇和鄧小平領導下的黨中央。劉把報告轉發給了其他工作組，並加了評語，肯定了北大工作組迅速製止“亂鬥”的作法。劉的舉措是與中共中央在6月份製定的、被簡稱為“八條”的文件相符合的，其中包括“不召開批鬥會”， “對‘黑幫分子’不使用暴力”等規定。
值得指出的是，在劉鄧領導下暴力雖然受到控製，但他們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可以說是“反右”與“四清”運動相結合，其結果把一些敢於反工作組的學生打成了“右派學生”，其中一些人當時隻有十幾歲。正如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的例子所表明的，這種作法最終為“再次發動”提供了導火索。國內的一些“文革”研究學者往往淡化了劉鄧領導下的這種壓製人的傾向。
在“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推翻了黨中央對北大事件所做的結論，他的行動不但給劉少奇當麵一掌，更為後來“亂鬥”事件的製造者開了綠燈。毛與劉鄧對待北大事件處理的不同表現出他們對於“亂”（其背後便包含有暴力）態度的不同。這些老資格的革命者深知混亂形勢與暴力之間的有機聯係。毛以為革命群眾應該不受束縛，如果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暴力，那就隨它去。很湊巧，毛為北大事件翻案的8月5日，正是卞仲耘死亡的那一天。
死亡
8月初，當毛與黨中央的對手攤牌時，女附中也正處於一種情緒亢奮、極度混亂的狀態。與兩個月前校領導垮台時的情形相比，這時已秩序大亂。唯一可以被稱作是的權力機構的是“革命師生代表會”，它是工作組進校時成立的，主要成員是一些學生積極分子。工作組一撤，這個機構權威性大受影響，其中有兩個學生成員已宣布退出，因為她們覺得自己和工作組一道犯了錯誤。
盡管可以說，這時學生領導組織基本癱瘓了，但在學校仍然存在一個核心學生群體，它包括原革命師生代表會中一些成員及其他學生積極分子。在工作組離開之後他們在大多數學生中還有殘餘的威信，也因為當時並沒有其他權力機構出來取代它。8月8日，也就在卞仲耘死後3日，“籌委會”成立了，這標誌著革命師生代表會的正式結束。也就是說，8月5日正是女附中權力機構的過渡和相對真空時期。說工作組突然撤離之後學校就已經有了完全的權力機構是不符合事實的。當時存在著一個極度混亂的特殊時期，這正是卞仲耘死亡事件發生的背景。
也正在此時北京的中學校園裏開始流行一幅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幅對聯對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提出了警告。一個出身“資本家”的學生數年後回憶她對對聯的反應時說：“我感到惶恐，在軍訓時我們聽到的都是正麵的信息，現在來了個大顛倒。”另一方麵，對聯極大促進了那些本來就以出身好而自豪的人的優越感。可以說，8月初女附中的情形是：學校幾乎處於一種權力真空狀態，大多數學生剛剛從外地軍訓返京，茫然不知所措，同時學生群體由於“出身”問題形成了分劃：一些學生興奮激動起來，另一些則變得膽怯慌亂，還有一些人則努力證明自己也同樣要革命。不管屬於那一類，人人都不得不盡快適應一個大變動的形勢。
許多學生（特別是那些出身“紅五類”家庭的學生）竭力表明他們是能夠自己起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他們激動興奮，甚至有幾分灼盼，就像前麵提到的那個16歲男孩那樣。可此時的問題是：“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沒有人懷疑那些被指控為“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教育路線”的校領導是當然的鬥爭目標。有人認為工作組對她們“太手軟”了。一些學生想證明他們更知道如何對付“牛鬼蛇神”。以前隻有工作組才能召集鬥爭會，現在則要由學生自發地組織。此時北京其他一些中學的校園中已經了開始出現了暴力。此類消息傳播得很快，空氣中開始有了火藥味，雖然還不是血腥味。
8月4日下午，一些女附中學生衝進關押校領導的房間，用棍棒和皮帶抽打她們，沒有人出來阻止，大多數學生甚至不知道這次暴力行為的發生，而且至今人們也不知是誰幹的。這是一個前奏，它同時也說明了當時學校相當的無政府狀態。
卞仲耘和胡誌濤（均在當時被打）都已意識到更可怕的事情還在後頭。當天晚上卞仲耘對她丈夫說：“她們會像狗一樣把我打死。”第二天早上出門時，她握了丈夫的手，似乎已預知這是最後的告別。
在大難臨頭之際，胡誌濤表現得很不同。被打後，她去了與學校隻有一條小馬路之隔的西城區委。她明明白白地說，女附中校領導處於生命危險之中，而那位接待她的人隻是簡單地把她所說的記錄了下來。那天晚上她遍體鱗傷回到家中時，他丈夫問她為什麽沒有人出來製止打人，她回答說：“工作組撤了，沒有人管了。”但她仍不甘心。第二天早上，即八月五號，她做出了在當時看來更為大膽的舉動，她來到了北京市委和新成立的負責中學文革的辦公室。但在第一個地方，甚至沒有人聽她危難之際的述求；在第二個地方，她被告之因為機構剛剛成立，提供不了幫助。她在各處所遇到的情況表明了在工作組撤走後市區兩級有關機構的癱瘓狀態和無所做為。
在萬般無奈下她於下午回到學校，在這之後發生的事情王友琴已經做了記述。有一些情況可以說明事情發生的複雜性。值得一提的是，在事件發生過程中，並沒有從始至終一直在場的人（這在當時並不可能，因為五位校領導後來被分別帶到不同的地方去“勞改”）。把數年以後的零星和片斷回憶拚合成準確的描述是困難的，所能得到的隻能是近似的記述。
目擊者多認為首先動手打人的是高一某班的學生。師生代表會主席及核心學生群體的重要成員××（高三學生）後來回憶說，師生代表會那天本來並沒有開鬥爭會的計劃，也沒有學生來找她要求開這樣的會。由於當時師生代表並沒有多少實際權力，××和其他核心學生群體的人是有可能在事先沒有得到要鬥校領導的信息的。當然如果有人告知她們，她們對於遊鬥“黑幫分子”也是不會反對的，因為在工作組撤走後，在北京的中學中一般都把批鬥校領導當成當時“鬥爭的大方向”。
一位當年初一的學生多年後仍記得，她目睹神情黯然的校領導們被幾個手中拿著棍棒的高一學生押著從樓裏走出來。其中的一個學生對在操場聚集的同學說：“工作組保護黑幫份子，讓他們養尊處優，今天我們就要打一打他們的威風。”
據當時在場的一些人說，在“遊街”開始時，圍觀的學生不到二十人。漸漸地人越來越多，多時達到數百人，把校領導裏外包圍了好幾層。一個學生內心是不願意在場觀看的，隻是被“鬥黑幫”的喊聲從教室裏招呼了出來，組織者顯然希望有更多的人參與。有個被迫出來的學生嚇壞了，她本來見血就暈，可是也不敢離開恐怖的現場。這位出身“黑五類”的學生擔心如果她表現得畏縮，自己也會被打。另一個學生看到校領導被如此殘忍地對待，感到周身發冷，兩手緊抱雙肩。而同時她又想自己是不是太心軟了，盡力使自己對校領導硬起心腸來。
很難統計當時實際參與打人和體罰的有多少人，有人認為人數不多，隻有十來個人，但也有人認為在某一時刻，在場的學生們就像一群暴徒。
據目擊者說，當時的一種殘酷的體罰是迫使那些校領導抬沉重的黃土。卞仲耘、胡誌濤等抬不動便遭到毒打。卞的心髒不好又有高血壓，在炎熱濕悶的夏天裏即使沒有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抬重物對她來說也是十分困難的。她當時對胡，“抬不動，怎麽辦？這很可能是她說過的最後一句話。
有幾個高三學生對那些低年級的同學說，不要強迫他們抬重物了，但在那種情形下她們的勸說自然沒有人理會。一般來說高年級學生的暴力傾向較弱。這些高年級的學生在那種場合下敢於這樣勸說，一是因為她們出身好，同時也因為她們不久前反對過工作組，這使她們在工作組撤走後，獲得一些威信。
教職員中沒有人敢站出來為校領導說話。一位老師後來說，在那種氣氛下如果有人敢這麽做，也會遭到與校領導同樣的命運。文革開始後老師們差不多都遭到來自學生的程度不等的批判。暴力行為一起，多數老師都膽顫心驚，一心想伺機逃離。有幾個留下來的人後來幫助把卞送到了醫院。
這裏需要考察一下前麵提到的“核心學生群體”在這個過程中在做些什麽。據××講，在遊鬥校領導時，她們正在一間屋子裏開會，而討論的議題是：工作組撤走後，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有學生進來報告說，人打得太過火了，於是有幾個人出去“勸阻”過激的行為。而再次有人闖進來報告時，帶來的消息則是“卞仲耘快要不行了。”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有些出身不那麽好的學生也參與了打人，但主要動手的是革幹和革軍子女。能夠以暴力懲罰“階級敵人”是那些出身“紅五類”家庭學生的特權，而正是這些學生在文革前被視為革命的接班人，受到校領導的特殊關愛。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堯認為，如果當時老師們、較成熟的高年級學生、和師生代表會的成員能夠堅決地出麵勸阻和反對暴力，死人本來是可以避免。但這三方麵都沒有真正出麵幹涉。
老師們未能集體行動是容易理解的，如前麵指出的，“文革”的突然興起不但使校領導被打成了黑幫，大多數老師也受到了批判，根本不可能團結一致地行動。運動開始以後，老師們就都膽顫心驚，而8月5日出現的暴力更加劇了他們的恐懼。另一方麵，比較成熟的高年級學生也不是一個整體，“文革”以後，特別是對聯出現以來，學生群體是被割裂的，高年級學生中有相當多的人變得膽小和恐懼。
至於核心群體的學生沒有堅決反對和積極製止暴力，倒不是出於害怕而是因為困惑。根據我的調查，她們中的主要成員在內心裏不讚同低年級同學的暴力行為，但對於後者的出發點卻無法質疑。××記得她當時曾對那些頭腦發熱的學生說，“鬥黑幫可以，但是不許打人。”對於一個在和平環境裏長大、從未見過這種暴眾行為的二十歲青年女子來說，能夠聲言反對暴力已經需要幾分勇氣和政治上的成熟了。但因為當時的一致看法是“黑幫”是“文革”鬥爭的主要目標，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新的階級敵人，在這種背景下，很少有人敢於懷疑“鬥黑幫”的正確性。象××這樣自小受到這種“革命教育”熏陶的一代人，讓她們去懷疑革命的正確性或“鬥爭黑幫”的合理性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她反對同學的暴力行為並試圖加以製止的同時，她也不得不為自己跟不上“革命”的形勢而自責。我們在考察卞仲耘之死時，不能不考慮到1966夏天那種洶湧的革命浪潮這個基本事實。
“表演革命”
在政治秩序遭到徹底破壞之時，毛主席的著作成了唯一的權威之源。當時學生們引用得最多是毛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由於“十六條”的發表，更加強了這種趨勢。該文中有這樣的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寫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這些話對“文革”的巨大影響是不能低估的。文章給革命下了這定義，讚許了過激行為，詳細描述了懲罰和羞辱敵人，包括“遊街”和戴高帽等的方式。8月5日女附中學生的所作所為可說是一種“表演”，而劇本就是“考察報告”。
Ralph Thaxton在對二十世紀中國農村革命的研究中，談到農民的價值觀和行為對中國革命形態的影響。 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是一個典型實例。由於“考察報告”，“湖南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有了特殊的地位。而耐人深思的是，四十多年前中國湖南農村發生的事情，1966年竟在北京市裏的精英學校（以及其他許多學校和工作單位）重演。更進一步挖掘，人們（J. ter Haarb也許就是一個）會發現，湖南農民運動與中國宗教文化的關係。這種傳統把以暴力對抗“妖魔”的視為正當。考問和把犯有罪孽者遊街示眾，象征著“驅邪”，而年輕人在隊伍中起著關鍵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審視，可以看出1966年中國所發生的事情與中國的曆史和文化有著比以前所想象的更深和更複雜的源流關係。
在當天的女附中，當學生遊鬥校領導時，她們希望有更多的人觀看，這裏可以看出一種“政治舞台”的作用。施暴者的所為更多是為了表現自我的革命精神而不是僅僅為了鬥爭他人，在一定意義上，是一場“革命”的“演出”，甚至可以說是在履行“革命”的“成人禮”。如此來說，暴力行為的腳本雖是舊的，其含意卻是新的。
八月五號的事件是“紅衛兵”所為”還是某一夥學生（多為“紅五類”家庭出身）發起的行動？如果是前者，就應當是有組織的。鑒於紅衛兵在當今中國乃至世界的惡名，這是一種省事的解釋。但是在就這一題目作了廣泛的調查之後，我認為當時女附中就出現了紅衛兵不大可能。在學校中工作組撤走和紅衛兵出現之間有一個短暫但很關鍵的空白間隙。許多目擊者認為是高一某班學生帶的頭，這也附和八月初女附中相當混亂和無政府的實情。
“死了就死了”
卞仲耘死的死後發生的事情也必須提及。當晚在附近的郵電醫院醫生確認卞已死後，××、師生代表會副主席宋彬彬及另外一位高三學生設法找到了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向他報告了這一事件。據××回憶說，吳在聽完匯報後“麵無表情”，停頓了片刻後才說：“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死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她（卞仲耘）已經死了，死了就死了！……不要傳播消息，不要擴大影響”
吳德的講話為第二天卞的死亡宣告定了調子。當我在廣播喇叭裏聽到××平板的語調時，我可以想像她的臉上毫無表情。在我們班的教室裏，在這一簡短的宣告後是一段長時間死一般的寂靜。我被這一死人事件震驚了，特別是那句話“死了就死了”，它對我的震驚不亞於卞的死亡本身。一個人竟然就這樣死了，還“死了就死了”！
從近年來的采訪中我了解到，人們對卞之死及其宣布的反應有所不同，而這反映了每個人在當時所處的不同政治地位和個人生活環境，也說明了記憶的主觀性。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革命意味著如此的暴力，我做不了一個革命者。而我的一個同學則為她自己的安全感到擔心。對她來說，要作一個革命者是不可能的。她回憶說，在××宣布卞之死的同時也對她那樣的“狗崽子們”發出了警告：如果她們不老實，也會遭到和卞同樣的下場。接受我采訪的其他人都沒有聽到這樣的話。梅樹民的記憶則與上述那位同學正相反。梅是那天受到體懲的五位校領導之一，也是今天唯一還活著的一位。他記得××當時說，今後不許再打人了。他聽了後感到鬆了一口氣。他當然是希望聽到這樣的話，但除了他和另一位學生沒有其他人記得××這麽說。與我同班級的一位學生從小失去了母親，繼母對她很不好，卞仲耘的死使她最覺悲傷的是，她想到卞的孩子從此失去了母親，以後是苦命的了。
多年之後××本人講述了她聽到卞之死時的情感和反應。她說：“當我知道卞已死時，我感覺到事態非常嚴重。我們這代人沒有經曆過戰爭，沒有經曆過死人的事，我心裏很難接受卞死亡的事實。再說我自己的父親當時也在他所在的部裏接受審查，一個人還在接受審查期間怎麽能就這樣被打死了呢？…那天晚上我們堅持要見吳德本人，當我聽到吳德說卞已經死了，‘死了就死了’時，我感到吃驚，我本想他會更嚴厲地對待這件事情……第二天我宣布這件事時所說的‘死了就死了’是直接引自吳德的話，否則我不會這樣對待這起死人事件。”
有理由相信，作為中央候補委員的吳德參加了“十一中全會”，知道在會上毛對劉少奇的公開叫板，也清楚他們兩人對待“亂”的不同態度。事實上在此前不久吳本人就受到了毛的直接批評，毛責備他和李雪峰支持工作組“鎮壓群眾”。如前麵提到的，吳承認他自己不知道工作組撤走之後該怎麽辦。他對卞死的態度無疑反映了他在這一特殊政治關頭的心態。在九十年代黨史工作者對吳德進行口述采訪時，他沒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不過他說1966年夏天發生的事情太多，他記不清了。為了說明當時形勢的混亂，他講了一件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事：市委大學工作部的一個頭頭差一點被他以前的學生打死，這時有個部裏的人站出來趴在他身上說：“要打先打死我吧！”那些受肉體折磨的人很少有像那位頭頭這樣運氣的。
由於這起事件的性質和在當時的罕見性，以及這是發生在一個高幹子女雲集的名牌學校裏，不難推測卞的死很快就會為比吳德更高層的幹部所得知。
但這起事件很快就為“文化革命”的新發展、特別是北京紅衛兵運動的蓬勃興起所掩蓋了。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了紅衛兵後暴力迅速在全市升級，一發而不可收。像卞仲耘一樣，許多受難者都是前學校領導者，被他們以前的學生毒打折磨致死。
“他們隻怕紅衛兵”
此時毛對來勢洶猛的暴力持什麽態度？西方學者普遍認為“野蠻的行為”是“當局批準的”，毛在縱容甚至支持暴力方麵起了關鍵性作用。中國學者的態度則較為溫和，例如王年一認為，毛不讚成打人，但他希望看到群眾在運動中自已教育自己，因此不願意立下刻板的規定。要為暴力泛濫負責的是康生、江青、謝富治等一類“壞人”。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常常遭到指責，因為他要警察對紅衛兵的暴力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鑒於中國的政治現實，中國學者對毛所起的作用的寬宏態度是不難理解的，但它也反映了毛在關於暴力問題上講話存在諸多矛盾，人們可以做多種解釋。1966年8月下旬人心惶惶之時，暴力肯定是毛所思考的一個問題，但他有一個說話兩頭逢源的習慣。例如8月21日他在政治局的一次會議上說“我們要提倡文鬥，不要武鬥。”但就在同一次會議上他又說“總之，我們不要去幹涉，讓它亂一兩個月。”而當時正是在“破四舊”之風席卷之下暴力開始肆虐之時。在8月29日舉行的另外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重申了他對“文鬥”和“武鬥”的看法。但是當一位副總理提出要有明確的規定來製止暴力時，他的回答是：“我們不需要什麽規定…順其（運動）發展吧。”而恰恰在那時，由於紅衛兵的暴力直接致死的人僅在北京就超過了一千人，這一點“文革”的領導者是十分清楚的。
據吳德講，66年8月底時連謝富治也對暴力的規模擔心起來，想以北京市公安局的名義發一個布告製止暴力。但當布告的擬稿拿給毛看時，毛批評了謝，要他不要像救火隊員那樣去鎮壓群眾運動。吳德說，因此“沒有人敢對動亂的形勢加以幹預。”
一些學者說，在“文革”的初期毛常常是通過對已經發生的事件的回應來闡述他的看法，而不是去主動促成事件的發生，因此他不應當被看作是“無所不在的和對曆史先知先覺的。”但是他對事件作出的“回應”卻是有選擇性的，譬如他在關於北大“6.18”事件上果斷行事，推翻了劉少奇的決定；而當暴力之風在北京盛行時，他又以一個“旁觀者”（雖然並不是沒有權力的）的姿態出現。
從毛自己的話可以看出他對1966年夏天所發生的事情的立場。最近出版的一本官方的毛的傳記力圖強調毛是反對暴力的，但其中有一些材料證明恰是其反。例如1967年5月毛向一些到訪的非洲客人這樣講述紅衛兵的功績：“（有時）遇到一些問題我們無從下手解決，紅衛兵和群眾一起來就解決了…。”在此之前，1966年12月他對一位波蘭客人說，他曾為與“黨內的修正主義者”鬥爭感到難辦，接著又說“他們就怕紅衛兵。”因此，如果毛有必要讓他的敵人害怕，隻有紅衛兵能夠達到這個目的，如果由此而觸犯了一些無關的人，那也隨它去。毛對暴力是縱容和默許的。暴力有效地震懾了敵人，不管這個敵人是誰，因此它有一種戰略上的價值，成為“文革再次發動”中不可或缺的。
Mark Mazower在論述二十世紀曆史上的暴力和國家時說，對於“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媒介和不同的國家形式”所起的作用要作“更細致條理的分析”。在考察中國“文革”這個階段情形時，重要的是要意識到當時的“國家”並不是整齊劃一、鐵板一塊的實體。由於最高層突然出現的鬥爭，北京區市二級的許多機構都陷於癱瘓，胡誌濤的經曆就是明證。雖然毛一度占據優勢，其他一些領導人和機構並非完全無所作為。例如周恩來領導下的國務院曾試圖讓一些紅衛兵（骨幹）成為“上層”紅衛兵，去“監管”那些不守紀律的紅衛兵。同樣的道理，1966年夏天北京出現的“紅色恐怖”值得認真研究，但對於這股來勢洶湧的暴力浪潮為什麽和如何在入秋時即迅速退卻，也是需要加以探索和解釋的。應當指出的是，當時一些精英紅衛兵頭頭內心是反對暴力的。但是當他們所大力倡導的“造反”精神一旦起來，便沒有人能控製它如何表現了，這也是當時的一些著名的紅衛兵頭頭至今不能正視暴力問題的原因。
宋彬彬與“文革傳說”
多年來，宋彬彬在師大女附中8月5日的暴力事件及後來全市範圍的“紅色恐怖”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宋最初的出名是因為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把一麵袖章戴在了毛澤東的胳膊上。在近年的訪談中，她對我講述了自己如何變成了這個“幸運”（或從回顧的角度說是“不幸”）人。那天有大約1,500名北京中學的紅衛兵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能有機會在近距離看到毛使這些年輕人無比興奮，他們很快就變得無法控製了，隨意在天安門城樓上走動，一些人向所遇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獻紅衛兵袖標。有些學生看到毛的胳膊上還沒有袖標，覺得他也應該戴上一個。一個男同學在人群中推著宋大聲說：“你去”，這是一件激情之下自發和相當偶然的事情。這之後就是那段眾所周知的故事，對宋來說它發生在瞬間，但卻影響了她的一生。
“8．18”時女附中已經有了紅衛兵組織，宋是領導者之一。第二天全國各大報紙上都出現了她的照片，“宋彬彬”成了家喻戶曉的名字。在她與毛的那段廣為報導的對話中，毛問她的名字，她說叫“宋彬彬”，毛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她說是，毛於是說：“要武嘛”，據傳她後來把名字改成了“宋要武”，女附中的校名也隨之改為：“紅色要武學校”。
有關“宋要武”名字的發明有一段故事。據宋講她從天安門回到學校之後有一位《光明日報》的記者采訪了她。那位記者要她談了與毛的對話內容以及與偉大領袖會見時的感受。在采訪中宋並沒有表示要改名字，但第二天報上出現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那篇文章的樣稿事先並沒有拿給她看以征得同意，143而從此她有了一個眾所周知的新的稱謂。
在8月18日以後的幾個月裏有很多傳言，說宋要武是卞之死和後來許多死人事件的責任人。多年來在許多人的頭腦中宋是一個殺人惡魔的形象，甚至被寫進了西方學者的研究著作中。是啊，有什麽比一個紅衛兵/殺人狂把該組織的袖章戴在毛的胳膊上更形象地說明問題呢？最近宋在《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一片中以暗影出現，在近四十年之後對有關她的名字的故事作了澄清，但是她的作法不但沒有使事情平息反而引起了人們更多的懷疑，問題的關鍵是，她是否“打人了” ，她對8月5日事件卞之死到底應付什麽責任。
在前文中我談到了革命師生代表會及核心學生群體成員的問題。宋是代表會的副主席和核心學生群體的重要成員，但她並沒有做什麽與核心群體中的其他人明顯不同的事情。如果她後來沒有成為全國知名人物，我不會去特別地注意她。可是由於她曾經而且現在仍然是一個“名人”，而且在海內外人們對她一直有興趣，因此值得對她多寫一點。
對於8月5日她是否“打人了”的問題，因為暴力發生的那天下午我沒有在學校，所以隻能完全依靠目擊者的敘述。在我近幾年所采訪的人中，沒有一個當時在場的人看見或聽說宋彬彬參與了打人或任何形式的體罰。其他渠道的信息也都與此符合。因此就我所知，宋與8月5日的打人事件無關。
但與此同時，當卞被打得奄奄一息，放在一輛垃圾車上，當時如果核心群體中的學生包括宋本人能夠及時將卞送到附近醫院，也可能卞的生命還有一線希望。但事實上卞被棄置無人過問了長達一兩個小時之久。如果當時有什麽人能夠相助的話，那也隻有包括宋在內的核心群體學生，但她們並沒有及時采取措施。
“8.18”以後，宋彬彬在公眾眼裏成了“紅衛兵”的代表。由於紅衛兵在隨後“破四舊”活動所背負的濫打濫殺無辜者的惡名，宋曾打死很多人的傳言也就不脛而走。但沒有任何人看到宋真的動手打了人，更不用說把人打死，因此對她8月18日以後行為的指責也是沒有根據的，正像她自己在《八、九點鍾的太陽》中所說的那樣。
但宋是殺人凶手的說法一直流傳至今。“宋要武”的故事與類似的有關“陳小虎”的故事是最出名的“文革傳說”。據說“陳小虎”是陳毅元帥的兒子，在紅色恐怖中殺人不眨眼。宋彬彬與陳小魯（他是“陳小虎”名字的來源，事實上的陳毅元帥的兒子）都沒有參與過任何暴力行動，但卻因有關他們在暴力活動中打人的傳言而深受其苦。
這些傳言也並非完全空穴來風。宋彬彬是校長被打死的學校的學生領導者之一，陳小魯則組織過一個跨學校的大規模鬥爭大會，結果大會失控，暴力橫行，盡管他本人曾極力製止。那次鬥爭會是在“8.18”以後不久召開的，開了一個很壞的頭，很可能促使了後來北京暴力行為的升級。
本文不打算探討有關宋和陳（特別是宋，她是比陳名氣更大的公眾人物）的曆久不衰之謎的複雜的政治、社會乃至心理方麵的原因。我要說的是，關於文革，至今仍然存在著很多未解決和未搞清的問題，這個事實使得各種有關“文革”的謠傳和謎團一直流傳，而宋彬彬在40年之後仍在為國家未償之債付出著代價。 王友琴有關的文章和說法似乎促進了有關“宋要武”之謎。在王的文章中，宋在“文革”最初幾個月在女附中所起的作用被刻意突出了。王更認為“8.18”以後“宋要武”名聲鵲起與其父宋任窮在“十一中全會”上被提拔為政治局後補 常委有聯係。作為當時女附中的一個學生以及現在的曆史研究者，我看不出這樣的聯係。1966年時宋彬彬19歲，應當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把她與她父親的政治生涯聯係起來缺乏根據。這是不是也是“血統論”的另一種表現？
誰之過？
卞仲耘的慘死是“誰之過”仍然是一個困擾人的問題。在事過這麽多年之後，女附中學生中還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向卞的家屬道歉。年近九旬的卞的丈夫王晶堯仍在等待。
毫無疑問，那起暴力事件的發起者和對卞進行肉體懲罰者（它們不一定是同一些人）對此要負責任。如果說那次事件的發起者是容易確認的，要指認在那種像暴眾鬧事似的場合下的打人者就不那麽容易了。而且，有誰又說得清楚是哪一推搡、哪一拳、哪一腳最後致卞於死命了呢？無法找出這起事件的最終責任人，是卞之死的悲劇之處。
在場的觀眾又怎樣呢？據目擊者說，有的時刻在場的多達數百人，她們在某種程度上是否也參加了這場“表演”呢？一位當時的學生告訴我，雖然她不願意當這樣一種場麵的觀眾，但她當時也附和著眾人一起喊過：“打倒黑幫份子！”這也是那些實行體罰者所需要的效果，如果沒有捧場的觀眾，戲也就難以繼續演下去。
核心群體的學生又怎樣呢？在打人最厲害的時候她們在哪裏呢？這是五位校領導之一、現在唯一活著的梅樹民提出的問題。40年過去了，這仍是一個沉重的質問。
我自己又怎樣呢？在那個流血的下午，如果我在場，我會去為卞仲耘和其他校領導做些什麽事嗎？非常可能什麽都不會做，我隻會嚇怕了。幾年前當我第一次見到王晶堯先生時，我給他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我作為當時在校的學生，感到愧疚。”這種負罪感是發自內心的。
近來當年的紅衛兵中有人提出的個人責任和懺悔的問題。對靈魂的考問和捫心自省已經開始。在我的采訪中，許多昔日的女附中同學腦子裏轉著一個共同的問題：為什麽名牌學校的“好女孩”成為了殺人者？為了挖掘我們為甚麽“失去童真”（估且用這樣一個詞），我們不可避免地要談到“文革”前的教育，它越來越多地強調階級鬥爭，以之取代了人道主義。這種探索的確是很有意義的。
1966年時，我們中年長者也不過19歲，我們畢竟是青年學生。成年人又怎樣呢，那些對胡的求救之聲充耳不聞的市委、區委的幹部們，是不是也要負一定的責任呢？我想應該是。
我們回到本文的主題：在“再次發動文革”中，暴力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毛對暴力的態度是縱容甚至支持的。首要的責任應該由他來負。
本文主要探討了1966年夏季的一起死亡事件，我意在把這一事件置於“再次發動文革”背景下來論述，以助於理解“文革”發動的關鍵時刻暴力所起的作用。2006年是“文革”發動的40周年，也是卞校長去世40周年，謹以此文作為一份菲薄的祭禮，祭奠我昔日的校長、北京“文革”最早的犧牲者、四個孩子的母親卞仲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