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這是曹操的謀士毛玠對曹操勢力發展戰略的綱領性建議，曹操確實也是依據這一綱領經營發展的。
興平二年(195年），大臣董承等人擁漢獻帝自長安前往殘破不堪的洛陽，君臣一行如同喪家之犬，急於謀求安身之所。 《 後漢書 ·袁紹傳》載：沮授說紹曰：'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官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這時，謀士沮授向占據冀州的袁紹提出，應該乘機迎獻帝至鄴(今河北臨漳西南，冀州的治所)，這樣便可以“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可袁紹手下其他謀士不讚成，說皇帝現在隻是個擺設，把他迎到這裏來沒什麽意義。袁紹也怕會受漢獻帝的約束限製，沒有采納沮授的建議。
《 三國誌 -武帝傳》載，建安(196-220)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可見曹操對於迎奉天子以求利用天子的權威壯大自身軟實力的決心是十分堅定的，雖然受到了一定的反對，但曹操還是派遣曹洪迎接天子到自己的地盤上來。曹操迎奉天子也得到了相應的好處。
其一，黃巾起義軍中有部隊依附於曹操成為青州軍，成為了朝廷正義的由皇糧供養的正規部隊，在地位上自然甚高，而依附於其他軍閥的部隊曹操卻可以名正言順的加以討伐，勝利後還能獲得朝廷的封賞。曹操在這一節顯然是占了大便宜。
其二，曹操通過對天子的迎奉在政治上占據了至高點。袁紹勢力擁有相當的實力，但仍然認為自己缺乏像曹操控製天子那樣的影響力，並認為這是其一統天下的巨大障礙，可見曹操手握漢王朝宗室這一政治籌碼是帶來了相當可觀的收益。曹操也正是看準了這一點，在與袁紹的爭鬥之中充分發揮自身這一優勢，袁紹名門出身，四世五公，不可能公然與漢王朝作對，曹操假借中央名義的詔令就有力的打擊了袁紹。
其三，挾持天子這一優勢在東漢末年是曹操勢力所獨有的，這也是其軍閥混戰中的巨大優勢，又如關羽降漢不降曹，曹操利用大漢中央的旗幟使其在道義上立於不敗之地，對其吸引人才亦具有相當優勢。
東漢末年朝廷雖然名存實亡，但不可否認任然存在一定的政治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主要體現在戰場之上軍閥征戰而得到的地盤會得到東漢朝廷的封爵加以背書。如曹操戰勝呂布之後己經事實上控製了充州，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東漢朝廷加封曹操為充州牧，由此可以名正言順的控製充州，不僅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控製，還是在法理上的控製。而曹操戰勝袁紹後控製了冀州，這樣冀州牧的官位自然也加封到曹操的頭上。東漢皇室從法統上為曹操獲得的實際利益背書，而曹操向東漢王朝俯首稱臣。
曹操對待弱不禁風的東漢皇室，依舊有些忌憚。董承作為國舅爺地位之尊崇己到了皇親國戚的地步，但曹操為了衣帶詔事件竟然將董承及其黨羽一並誅殺，誅殺當朝國舅及其一幫權貴這種政治成本自然不小，但曹操依然願意冒天下之大不匙來做這件事，可見衣帶詔著實令曹操心存畏懼，所以說東漢王朝的詔書依然是具有一定政治影響力的。
赤壁之戰後，劉備向朝廷推薦孫權為車騎將軍兼職徐州牧。為什麽是劉備呢？因為劉備雖然實力不濟，但終其是皇叔的身份推舉孫權，可見漢皇室的政治影響力在東漢末年還是存在的。而曹操推薦孫權去當荊州牧，劉備推薦孫權為徐州牧，目的都是借漢朝的勢力去打擊自己的敵人，這也表明了東漢朝廷冊封的影響力，及朝廷的法理認同本身是被各軍閥所看重的，被封為某一州之州牧，便理所應當要爭奪該州這一地盤。
因此，東漢末年雖然軍閥混戰，但是東漢王朝的詔書始終還是存在一定名義上的政治影響力。各軍閥與朝廷之間便形成了共存的默契，這種默契使得雙方實際上是一種合作的關係。軍閥認可東漢王朝名義上的存在，東漢王朝背書軍閥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