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凱豐的當麵激烈爭吵
1935年1月在遵義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九軍團中央代表凱豐站出來為博古辯護，挖苦毛澤東說：“你懂什麽馬列主義，頂多是看《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打仗！”毛澤東反唇相譏後，凱豐無言以對。
毛澤東後來還多次提到這件事。1962年1月，毛澤東對日本一個訪華代表團談話時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麽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隻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那個同誌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麽？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
凱豐不僅在會上站在博古一邊，而且會前受博古指使，三番兩次找聶榮臻談話，要聶支持博古，但是未成功。凱豐向博古匯報說：“聶榮臻這個人真頑固！”在遵義會議的最後階段，凱豐不得不承認博古和李德犯了軍事路線錯誤，但又堅決反對撤掉他們的指揮權。遵義會議後，凱豐還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
知錯即改的凱豐，唯真理是從
遵義會議之後，凱豐就被免除了9軍團黨代表的職務。但凱豐光明磊落，知錯能錯。遵義會議召開的兩個月後，事實教育了他，使他的思想起了明顯變化，改正了認識，做了檢查，中央恢複了他9軍團黨代表的職務，轉為擁護毛澤東。此後，在長征途中，尤其是在與張國燾的鬥爭中，凱豐都站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兩河口召開了擴大會議，並通過《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否定了張國燾向川康退卻的主張。凱豐明確支持北上。他寫了長文《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刊登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前進》上，批評張國燾搞的西北聯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聯邦”進去。這是最早公開批評張國燾的文章。當時，張國燾看了凱豐的文章極為惱火，但也對其沒辦法。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黑水縣的蘆花召開兩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解決紅軍統一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凱豐在發言中當麵批評張國燾隨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蘇區的錯誤。在8月間中央召開的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和9月間召開的俄界會議上，凱豐都是旗幟鮮明地維護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的統一，反對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活動，體現了其鮮明的政治立場。
抗大校歌的歌詞作者
1937年1月，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改稱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為激勵學員努力學習，肩負起抗日救國的責任，1937年11月，毛澤東讓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凱豐為抗大譜寫一首新的校歌，以取代原來的《紅大校歌》。
接到這一任務的凱豐心潮澎湃，激動不已。很快，他就從心靈深處流淌出了歌詞：
“黃河之濱，
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
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
同學們，努力學習，
團結、緊張、嚴肅、活潑，
我們的作風，
同學們，積極工作，
艱苦奮鬥，英勇犧牲，
我們的傳統。
象黃河之水，洶湧澎湃，
把日寇驅逐於國土之東，
向著新社會前進，前進，
我們是抗日者的先鋒。”
毛澤東審閱歌詞時說：“寫得不錯，完全符合抗大的辦學方針。”凱豐很快把歌詞交給了年僅27歲的青年作曲家呂驥。11月10日，呂驥反複吟誦著歌詞，心如潮湧，一串串音符挾著強烈的感情噴湧而出，僅用一個下午的時間，他便完成了譜曲任務。此後，由呂驥當場唱給時任抗大副校長的羅瑞卿等領導聽。羅瑞卿激動地說，我聽過不少校歌，但我最喜歡的還是這首歌。
從此，在抗日戰爭的烽火裏，成千上萬的革命青年，高唱著這首《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校歌》，馳騁疆場，奮勇殺敵。這首歌飛越萬水千山，唱遍抗日前線，並一直傳唱至今。
毛澤東批評凱豐：“我看你是把他們逼上梁山嘛。”
1937年的2月27日，凱豐在延安發表了長達三萬言的《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裏》一文，引用了許多內部文件，全麵批判了張國燾，文章指出：“國燾路線的性質是蘇維埃運動中一種特殊形式的右傾機會主義和軍閥、土匪主義”，這就使人覺得他把人數眾多、有光輝戰鬥曆史的四方麵軍貶成“土匪”、“軍閥”的隊伍，引起四方麵軍官兵的強烈不滿。
這是黨史上最早係統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文章，但引發了嚴重的後果：1937年4月3日，延安抗大學員中的原四方麵軍的許世友等因串聯三十多人，密謀“拖槍逃跑”的罪名而被捕。
其實許世友密謀的“逃跑”也是為了洗冤。一氣之下，他當時想要帶部隊遠走四川找自己的老部下劉子才，繼續在大山裏打遊擊，以此來證明自己對革命的忠誠。
毛澤東聽說後十分吃驚，嚴厲地批評了凱豐，說他未能把張國燾與紅四軍廣大幹部戰士嚴格區分開來，且尖銳地指責：“凱豐同誌，我看你是把他們逼上梁山嘛。”
凱豐委屈地辯解：“我是認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麽我的精神？”毛澤東大為光火地說，“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張國燾，你卻不分青紅皂白，一竿子橫掃一大片。你還別出心裁，跑到紅軍大學、四方麵軍中，搞什麽‘究竟是毛澤東水平高，還是張國燾水平高？’的討論。張國燾過去在四方麵軍批我毛澤東，就沒有批一個戰士；可現在毛澤東批張國燾，居然連戰士都一起批了！”
毛澤東以其寬闊的胸懷與真誠的態度，很快就化解了這場“危機”。之後，凱豐也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對毛澤東的處事藝術更是敬佩有加了。
在1937年召開的洛川會議和12月政治局會議上，凱豐先後被選為中央軍事委員和政治局委員。1938年2月，凱豐去武漢工作，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宣傳部長。後來，武漢危機，凱豐隨長江局遷到重慶。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準在重慶正式成立南方局，凱豐是六個常委之一，與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等一起，領導華南、西南各省黨的工作。經中央批準，凱豐擔任南方局宣傳部長，主抓宣傳和黨報工作。1940年底，凱豐回到延安，任中宣部副部長，主要負責黨的宣傳文化和幹部教育方麵的工作。
聯名發起延安文藝座談會
1937年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在積極抗戰的同時，也十分重視各根據地的文化建設。海內外許多知識分子和作家來到延安和各根據地。這些地區陸續成立了各類文藝團體，出版多種文藝刊物。在根據地的民主氣氛之下，文藝運動呈現出活躍的景象。先後來到根據地的作家創作了一批新作品,在思想上,藝術上有新的發展。群眾文藝活動也開始蓬勃發展，各地組織了許多農村劇團，編演反映根據地軍民生活和鬥爭的戲劇。群眾性寫作活動，也得到熱烈的響應 但當時取得的這些成就，還不能完全滿足廣大群眾的需要。從城市來到根據地的作家，一般存在不熟悉工農兵生活，不懂他們的語言，以及作家所運用的文學形式與工農兵群眾在藝術趣味和欣賞習慣上有隔閡等問題。對於如何克服這些弱點，當時延安文藝界還存在一些思想分歧，諸如應該首先努力表現根據地的新生活還是為“大後方”服務，怎樣處理歌頌根據地的光明麵和批評其陰暗麵的關係，怎樣對待文藝的普及與提高的關係，學習政治理論是否妨礙創作情緒等問題。
1942年，中國共產黨開展了整風運動，同時也發動了文藝整風運動。1942年春，毛澤東親自找延安部分作家談話，了解情況，聽取意見。4月27日，毛澤東和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部長的凱豐聯名邀請在延安的作家、藝術家舉行座談會，應邀出席者約百人。
請柬經毛澤東審定，是用延安生產的粉紅色土紙油印的，64開大小，豎排。內容為：
×××同誌：
為著交換對於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麵問題的意見起見，特定於五月二日下午一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
毛澤東 凱豐 四月二十七日
這份粉紅色請柬，不僅感官上給人一種溫馨、柔美的愜意和親切之意，而且在內涵上還有幾個與眾不同而引人注意的細節特征：首先，它不是通知，而是請柬。何其芳、劉白羽、金紫光、鍾敬之、胡采等文學家、藝術家接到請柬，都感到特別新鮮，特別高興。以往他們參加會議接到的都是通知，這次則不同。受到毛澤東的邀請，他們感到很光榮。其次，請柬說是交換意見，不是聽報告，一下子拉近了領袖與文藝家們的距離，倍感親切。同時，文藝家們對毛澤東更加敬仰。再次，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與他人聯名發起召開黨的重要會議，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延安文藝座談會由凱豐主持。5月23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的這個講話是對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經驗和教訓的總結，它聯係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中國共產黨解決這一係列問題的理論和政策，對新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
40年代初，凱豐在延安一次會議上作報告
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落選
1945年，黨的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凱豐遇到了麻煩。代表們因為他在江西蘇區時，積極參與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傾路線，在遵義會上又公然反對毛澤東，拒絕投他的票。毛澤東出於對凱豐關心，讓他在大會發言時，對過去所犯路線錯誤作了檢查，以爭取主動並取得代表們的諒解。毛澤東還做了三次解釋工作。在5月24日一次選舉前的會上，毛澤東對代表們說：“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就是積極領導或擁護四中全會的一部分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傾路線中犯過路線錯誤的一部分人，出來和其他同誌一道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現在人家把賬記在我身上，我聲明一下，沒有這些同誌以及其他很多同誌—反‘左’傾路線的同誌，包括犯過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的一些很重要的同誌，沒有他們的讚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盡管毛澤東苦口婆心引導、解釋，結果凱豐還是落選了。對此，毛澤東亦感惋惜和無奈。
凱豐請毛澤東題寫報頭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派出2萬名幹部和11萬大軍緊急開赴東北，凱豐與張聞天、彭真、陳雲等一起踏上征途。9月14日成立了中共東北局，凱豐任東北局委員和宣傳部部長。1945年11月1日，他在山海關領導創辦了東北局機關報《東北日報》，該報出刊一周年時，凱豐致信毛澤東，請求題寫報名。毛澤東欣然題寫並回信：
“凱豐同誌：
書四本及來信收到。報頭寫了一個如左，請斟酌采用。你身體諒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現在好多了，大約再有半年，當更好些。
各同誌均此問候。
毛澤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在東北貫徹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
延安魯藝於1946年上半年遷到東北後，凱豐一直關心著它的成長。1947年7月4日，凱豐還專門來校講話，肯定魯藝在東北一年來的工作，並根據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論述革命文藝的目的和創作等重要問題。1948年4月，凱豐還仿照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方式，在哈爾濱召開了東北文藝工作者座談會，繼續貫徹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推進東北文藝運動。
1952年上半年，凱豐兼任沈陽市委書記。此時他看到中央宣傳部2月19日編擬的《關於三反運動大型紀錄片攝製提綱》(草案)，其中有領導人鏡頭出現。凱豐認為不妥，便將他的意見反映給毛澤東。時任東北局書記的高崗得知這一情況後，十分惱火，認為凱豐直接向毛澤東反映意見是瞧不起他，兩人發生了一些磨擦。為此，高崗2月26日給毛澤東打電報表達對凱豐的不滿。毛澤東接到電報後，第二（27日）就複電高崗，說：“凱豐電報中主張拍軍隊一點是正確的，已采納。”“凱豐有意見（不論意見正確與否）打電報給我是好的，他以後有意見還可打電報來，有意見不打電報則不好。以上請轉告凱豐。”
1952年11月，凱豐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馬列學院院長。由於長期艱辛工作，凱豐積勞成疾，終因醫治無效，於1955年3月23日在京逝世，終年4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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