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憶錄：（中央工委）黨內的重大事情，組織上提拔一個人，劉少奇都自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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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治國思想裏有一條是很堅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權製。他讚成秦始皇的郡縣製，不讚成分封製。新中國中央政府已經建立了，如果再長期在各地有中央的代表機構，那就等於是有一個大中央，幾個小中央了。1951年毛主席順應農民搞合作化的要求，提倡農村合作化，有的中央分局就公開發文件反對合作化。這樣的文件不需要中央批準，隻要向中央備案就行了。這些文件在下麵看來，就等於是中央文件，都要執行的。這一情形，我知道主席是很反感的。另據我觀察，毛主席對當時中央政府的一些領導，包括劉少奇和周恩來的一些做法，都不很滿意。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主要是以 1948年在石家莊建立的華北人民政府為班底組成的。建國初搞計劃，沒有經驗，計劃不周，問題出得不少，經常鬧出矛盾來。在這樣一個多重複雜情形交織在一起的大背景下，毛主席采取了一個新的戰略步驟，就是在 1952年把東北局的高崗、華東局的饒漱石、中南局的鄧子恢、西南局的鄧小平和西北局的習仲勳這五個中央分局的書記調來北京，調整和增設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分機構，加強中央統一領導。這就是後來一般所說的“五馬進京”。
高崗是個有能力的人，他主政下的東北，在1949年、1950年是支持了全國的，後來又支持了抗美援朝。高崗把東北的經濟搞得挺好，因為距離蘇聯近，向蘇聯學了不少，搞計劃搞得也好。所以，五馬進京，主席調高崗到中央管計劃，後來就有人說，“五馬進京，一馬當先”。高崗與劉少奇有矛盾（到底是什麽矛盾？怎麽產生的？這是個值得研究者發掘的曆史點），主席調高崗進京，確實還有一個用意，就是讓高崗在政治上平衡劉少奇。
那時主席對於劉少奇搞專權感到不滿實已很久了，我在文革中聽江青說，其起源在於延安分兵留下的後遺症。1947年胡宗南依仗強大兵力進攻延安，主席想：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他用這個道理說服中央機關撤離延安，同時主張分兵，堅守陝北，打通西安。本來該是劉少奇堅守陝北的，可劉少奇不會打仗，主席就自己堅守陝北，讓劉少奇代表中央，讓朱德指揮軍隊，率領中央工委到比較安全的華北，因為華北有粟裕和彭德懷為其各擋一麵。用康老（康生)的話說，毛主席這是“有劉邦的苦衷”【注1】。主席率領中央前委轉戰陝北，以區區人馬對抗胡宗南20萬大軍，忙得不可開交，又因為發電報，容易被敵人跟蹤到信號，暴露自己的方位，就叫劉少奇一般事情就不要匯報，特別重大的事情才請示。劉少奇離開主席後，獨立指揮中央，形成習慣，以為自己就是中央了。在同年的華北土改期間，劉少奇向全國發指示，搞村村點火，處處冒煙，搬石頭，整幹部，打倒一大片。這些東西過左了，搞得雞飛狗跳、天怒人怨。
當時，連康老都受到影響，聽劉少奇的，跟著劉少奇的指揮棒在晉綏搞過左的東西。1948年主席進入山西之後，發現了問題，就想糾正，但是劉少奇已經形成了不請示主席、自己做決定、自己發文件的習慣了，主席回來了，他也不希望主席再幹預了。當時是在戰爭中，為了黨內團結，為了全國的勝利，主席也不便批評劉少奇過多，隻是暗示性批評過緊跟劉少奇的楊尚昆，期望楊尚昆提醒劉少奇注意一下。楊尚昆確實提醒過劉少奇，劉少奇點點頭，文件卻還是照發。到後來情形更加嚴重，黨內的重大事情，組織上提拔一個人，劉少奇都自己決定，讓楊尚昆向全國發文。這一情形一直延續到解放後。就是說，一直到新中國成立，主席一直沒有真正拿回中央的組織人事權。這樣主席和劉少奇就在工作上有矛盾了，而且已經出現了路線色彩，例如土改問題，合作化問題，就是帶有路線性質的。在這類路線問題上，高崗是支持毛主席的，而高崗當時在黨內的地位也很高，所以毛主席調他進京平衡劉少奇。
總理也有不匯報不請示的問題，例如上一章說過的，建國初很多地方工人、農民生活疾苦，情況很嚴重，總理比誰都知情，卻沒有把問題及時向主席匯報，請示主席怎麽解決，而是在秘書室把情況反映給主席之後，在主席的敦促下，才開中央會議討論解決方案。在一些事情上主席也批評過總理，但主席對總理的不滿意，性質上有別於對劉少奇的不滿意。例如，總理主管財經方麵的工作，財經方麵的問題出了很多，物價漲了，票子發多了，等等。總理說，不是不請示主席，是請示主席就不能幹事了，一個問題就要匯報半天，什麽事情都匯報，那整天都隻有匯報了，別的事情就不能做了，隻能當機立斷。總理對我們這樣說，是想得到我們的理解甚至同情。他說了很多，我理解總理，因為經濟問題非常具體，不好說清楚，說起來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說完，要講前因後果的。比如要進口什麽東西，就很複雜，從哪裏進呀，用匯呀，等等。這就好比一個公司，什麽事情都要先匯報，等匯報完了，事情也耽誤了。當然，有些問題，總理也是拿不準主席的意見，就回避。例如搞新稅製，搞財金減稅，資本家減稅，國營企業卻要加稅。這一條在主席那行不通，主席認為至少同等，兩免三減半。主席批評總理抓小事，這樣的大事卻抓不好。外交部和軍隊裏很多人都替總理說話，說不是總理的責任。後來就追到薄一波，就發生了薄一波錯誤【注2】。
高崗好像不很尊重總理的。我進中南海的時候，當時中南海有兩個舞會，一個是主席那裏，另一個是總理在紫光閣單獨有個舞會。高崗一來，就在他自己家裏也開了舞會，變成了中央有三個舞會。那些舞會跳正統的、規範的交際舞。我當時年輕，也常去參加的。我聽高崗秘書說，高崗叫總理去他那兒參加舞會，就像是指揮部下一樣指揮總理。當然這隻是一點跡象，或許不能說明什麽問題。關於高崗和總理的關係，高崗夫人李力群有個回憶，其中有些內容是可作參考的。李力群說，高崗從來就沒有反總理，倒是在毛主席麵前給總理說過不少好話。李力群既然這樣說，就說明當時高崗和總理之間的關係，不管出於什麽原因，都是有不協調的因素的。高崗主持的經委和總理主持的政務院是平行的，高崗當時還是第一副主席，宋慶齡、李濟深這些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