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同學姐姐叫“書呆子”
在媽媽的啟蒙下，我小學二年級就能讀連環畫上的字（我的同學們一般隻能看圖畫），小學三四年級開始放學後到新華書店去看書。
人生啟蒙
我媽是我讀書、文化啟蒙老師，但我的人生理想啟蒙老師則是一位“右派”。
我自小喜歡看書,雖然那個時候新華書店一片紅——似乎都是革命書籍如領袖著作等（其實也有一些曆史文化科學甚至軍事等書籍），我每每在放學後去新華書店看書，那時，我大約十一二歲，讀小學三四年級那時，看書時結識一位農大畢業、曾在農業中專任教被打成“右派”而發配到書店當營業員的老師。她看我喜歡讀書，就鼓勵我要博覽群書、說“毛主席周總理年青時就博覽群書！”之後常常積極地推薦書籍給我看。從此，我就“博覽群書”。當時，我就讀了人物傳記有，如《毛澤東傳》、《周恩來的少年時代》、《偉大的道路》（朱德傳）、《李自成》、《嶽飛精忠報國》、《陳玉成》（太平天國英雄）、《花木蘭》、《高玉寶》等等。 而我現在還記得《偉大的道路》是阿姨推薦給我的——順便說一句，當時就阿姨對我好，很支持我看書，其餘店員有時候不太耐煩給我拿書，嫌我打擾他們上班看小說——那些店員不少是文藝團體年齡大專業來的，身份是國家幹部，但沒一技之長隻能從事書店營業員工作，而後來的一些年月，曾多次因為隻看不買與店員發生不愉快。
就在那一時期，我還閱讀了一些中國近代史方麵的書籍，如：海上爭霸史話》、《鴉片戰爭》、“海蘭泡慘案”、“江東六十四屯慘案”（沙俄侵犯我邊境城市製造血案）、《中俄璦琿條約》、《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甲午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等等……
不過，在新華書店就隻有“右派”老師對我熱情，其餘有兩三個不太喜歡我——因為我一會要這本書，一會要拿本書，光看不買。而他們本身也邊上班邊看小說之類，不願意人找他們從玻璃櫃台裏拿書。當時櫃台中央有一個書籍陳列台，上麵很多書供讀者挑選翻閱，一般人也就翻翻這些書，但那些書我基本看過，所以，經常要看新書，因此招人嫌，經常給臉色看。後來我上中學後，也經常在新華書店蹭書看，結果招來店員不滿，多次與他們發生不快，因為他們屢屢幹涉我：“看書的同誌，如果不買不要‘緊鬥翻’（土話‘長時間翻閱’）”。
而那些擺攤買書的小販，也多次遭遇我蹭書看，也同樣不讓我看太久。我記得莫泊桑的《俊友》就在路邊書攤分次看完的。好多時候一看兩三個鍾頭，看得頭眼昏花。
小學有個同學叫關代福，他家裏有好多文學藏書，都是禁書。我常找他借書看。我記得我小學四年級看了第一本小說《晉陽秋》好像就是來自關代福家，還有《東周列國》等等。《晉陽秋》是一本抗戰小說，也是一本愛情小說。讀了這本書我對愛情有了朦朧的認識，當時喜歡班上一個女同學，曾告訴別人長大要和她結婚，嗬嗬。還用火柴盒裝了幾隻蠶子托同學送給她作為定情之物，哈哈，當時流行養蠶玩。
我鄰居同學二姐長得不錯，我偷偷喜歡，晚上在他家玩，他和兩個姐姐都睡了，我一個人呆在裏屋她姐姐床邊，趁沒人把手伸進被子裏摸她姐姐的腳，她媽媽突然進來，我趕緊抽出手來，她媽媽奇怪的看了我一眼，不知道我在幹嘛，嗬嗬
由於喜歡讀書，知道的事情更多嗎，似乎人也更成熟，我當時結交的都是比我們年紀高的大同學，跟同齡人反而交往不多。而大家知道我喜歡讀書，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屬於“離經叛道”，所以，我鄰居同學大姐有一次叫我“書呆子”。
1972年我市圖書館恢複開館，放假時，天天泡圖書館。記得下午圖書館上班時間是兩點，我經常第一個排隊候在閱覽室門口，輪到一個文化局領導老婆當班時，她經常死板著臉悄悄罵我：“那麽早跑來幹嘛？”因為盡管上班時間到了，她依然磨磨蹭蹭做自己的事情，我總是開門就進去，她就不能離開崗位偷懶，比如多睡會午覺。
而中學時在家裏曾經多次因為邊做飯邊看書把鍋燒幹，老往圖書館跑（就在我家出門街道對麵幾十米遠），有館員請我協助工作，影響了做家務事，父親曾經要去找他們交涉。而在家裏，文化低下的父親曾經因為我癡迷看書耽誤做家務事撕爛過我的書，我媽媽聽了我的哭訴後責怪了父親，以後他沒有再撕過我的書！
“野心家”、“陰謀家”
1972年，小學四年級時，班主任老師家訪時得知我父親是醫藥公司領導，就請我父親幫忙代買一次緊俏藥（大概就青黴素鏈黴素之類），但堅決給錢了不占便宜！不過，之後老師對我就有所照顧，暑假時讓我與紅小兵小隊長參加學生幹部夏令營活動（按說應該班長去的）。此舉萌發了我的“官癮”，加上我本身已經開始立誌：“長大了要當毛主席”，所以，每年班幹部換屆時，我就叫一個同學選我當班長（沒行賄哈，嗬嗬），結果他不僅沒選我，反而出賣我，結果全班同學都知道我想當幹部，此時恰好林彪叛逃蘇聯，於是，林彪“野心家、陰謀家”之桂冠順勢戴在我頭上，每每與同學發生口角時，總是被指著鼻子臭罵“野心家、陰謀家”……我總是敗下陣來，落荒而逃。
“一級流氓”
小時候學生時代，喜歡看書，追求上進一直是我煜煜生輝的人生亮點，蛋似，我也有不少作煎飯科“汙點”。欺負女同學是最大的陰暗麵。我經常放學後帶著兩三個男同學跟蹤襲擊三個女同學——記得其中一個是我曾想長大和她結婚那個，一個是我後來喜歡的——長得好、老師的寵愛，男同學眼中的女神（當時沒這叫法），本市糧食局長的女兒。我們一路跟蹤，提前繞道她們回家必經之路——一段公園邊坡通往園外的小門。我們設伏在樹林草叢裏，等人家靠近突然發起進攻，用泥土塊打得人家落荒而逃——這就是我性成熟之前對所愛女生表達愛的方式，哈哈
當時，三個女生中有一個長相一般些，我就經常拿人家撒氣，毆打人家，甚至用皮帶抽打人家。不過，我現在都奇怪她們怎麽沒有每每向老師和家長告發我的種種劣行？但如今自己慢慢的是愧疚！太作惡了！
我還在女同學用橡皮筋跳繩時帶著男生搞破壞。女同學跳繩時，一般又兩個女生在兩頭拉著橡皮筋，隨著跳躍逐漸增加高度，由開始的腰部到頸部再到金雞獨立女生翹起一條腿，把橡皮筋繞在腳掌上高高拉起。我們一般等她們跳到頸部高度時，假裝一前一後追逐從皮筋下低頭穿過，但在彎腰時一手抓住皮筋一手用偷帶的小剪子迅速剪短皮筋然後鬆手，這時，斷開的橡皮筋迅速彈回另一頭，啪的打在女生臉上，有時候甚至會打哭。
有一次，班上女同學在操場跳橡皮筋，高度在腰間部位，這時，另一邊踢足球的男生一腳踢歪，足球直奔在場邊的我而來，我迎上去飛起一腳卻把球踢歪了。然而，此球不偏不斜，正好砸中腰間綁著橡皮筋女同學的腹部私密部位，她一下就疼得彎下腰去。頓時，輿論大嘩，都認為我是故意耍流氓——因為我當時喜歡踢足球。於是，“一級流氓”的綽號不脛而走，名揚全班。
後來，期末放假寫一期學習總結鑒定到時候，我“自我意見”總結缺點時寫下“愛欺負女同學”，表示下學期要改正。在“群眾意見”一欄中，我和一個學習小組的同學互相提優缺點，但我回家才發現，我同學給我提意見把“愛欺負女同學”中“欺負”兩個故意漏寫，寫成“愛女同學”。我勃然大怒，感到奇恥大辱，立刻去他家找他算賬！
到他家後，家裏沒人，我義憤填膺、怒火中燒，把他家門口蜂窩煤灶旁的蜂窩煤一個個抓起來照著家門砸去，搞得一片狼藉、滿地蜂窩煤碎塊，之後，心滿意足地楊長而去。
大約一個多小時候，我在家聽到一陣熟悉的“哢哢、哢哢……”高跟皮鞋聲（沒現在跟高）——那是我班主任老師“趾高氣揚”走路的聲音，老師1968年師範畢業，彼時正好豆蔻年華、情竇初開，貌似在熱戀中，所以趕時髦穿高跟鞋（也許是男票送的，嗬嗬）。
美女老師有些氣急敗壞地跟我父親控訴我的滔天暴行，然後要帶著我去同學家跟人家長道歉。我跟著老師來到同學家，他父親知識分子、謙謙君子，也沒怎麽責怪我。他知道小孩淘氣，隻是和顏悅色地說， 下次不要這樣，嗬嗬。
然後，我就自己回家了，但結局很悲催，可想而知，父母一頓打…… 嗚嗚嗚嗚嗚嗚嗚，尼瑪現在想起身上都痛。
最後再曝一點光，我當時不僅欺負女同學，還欺負男同學。小學二三年級，我班新來一個男生，他是因為肝炎休學一年，但我卻認定他是開後門來上的學。以後總看他不順眼，總是各種欺負，還經常打人家。後來長大成人，該同學都還在說，你小時候老欺負我，經常打我。
與此同時，我對我弟弟妹妹也欺負，暴力相向，這方麵至今令我尤其後悔、愧疚！
遭遇“胯下之辱”
俗話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也許我“作惡多端”，再加上因為喜歡讀書，言論、思想與個性與眾不同，在當時“讀書無用論”盛行等等氛圍背景下，我的特立獨行與周圍格格不入，還有作為“黑五類”子女等等因素，所以招人嫉恨。
比如小學二三年級開始，班上同學就有同學“稱王”，身邊總能糾集一夥人，但都是不愛學習的“落後群眾”，“王”同學經常會孤立某個與之不和的同學，而我比較富有同情心，看到沒孤立的同學，忍不住悄悄和他往來，為他排解寂寞。但是，該同學與“王”和好後，居然出賣我當初與之暗通款曲之舉，於是，“王”同學對我心懷不滿，雖然沒法孤立我——因為我不是他們一夥的，但卻想法報複我。
父母知道我頑劣不化且好惹事生非，曾因此對我設下一道變態、奇葩並令我陷入絕境的規定：無論我惹事還是別人招惹，隻要我和他人發生打架之類，我回家都要挨打！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從此，我在外麵與人發生矛盾，我既不敢出手打人，更不敢還手自衛，逆來逆受、順來順受。
父親曾為此愚蠢而白癡地對別人津津樂道對我的“管教有方”，卻不知我卻因此遭遇一係列災難後果。
當然，我確實好惹是生非，我班紅小兵小隊長父親是解放軍軍官，他身材高大，但對人和氣友善。因為姓許，有人叫他“許大馬棒”（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的土匪），作為革命軍人後代的他當然不樂意！我也這樣叫他，他就生氣了，然後我們兩人發生對打。他家庭教育挺好，也很自律，所以，雖然比我身強力壯，但並未對我拳打腳踢地亂打一氣，隻是用雙手拍打我的手臂，主要目的是教訓我，我也這樣打他，但沒他力氣大，打不過，結果我雙手前臂被打得紅撲撲，他卻基本沒事，嗬嗬。
我班班長是我同院子同學，他父親是我父親下屬的一個科室負責人，文革前他把公家的一床被子拿到家裏用，以後沒有交回去，我爸曾經讓他把那個被子交回來，所以他父親懷恨在心，文革期間曾當著我的麵指桑罵槐的罵我爸，那時候我不敢吭聲（不過那是我父親被打倒，我乃落草鳳凰，嗬嗬）。
班長雖然出身寒門但為人還算老實正派守規矩，所以，老師同學都很信任他，他在同學中威望也比較高。但我記不得什麽事曾招惹他，他忍不可忍一把抱著我把我摔倒，從此，我倆多年交情告絕——他是我很小的玩伴，打暗號出來玩，河邊空襲都是帶著他……
我和班長發生衝突後，大家都站在班長一邊；跟小隊長衝突，不少同學也是站在小隊長一邊，我很孤立。所以，以後挨打，班長小隊長等都不管不勸，壞小子們更加甚囂塵上，嗚嗚嗚嗚嗚
大概在同學眼裏我算“五毒俱全”，所以四五年級經常一言不合就被一夥“落後群眾”同學圍毆，一般是把我圍在中間，大家伸出手掌拍打我頭頂，久而久之，他們給我起個“水泥腦殼”的綽號，意思我腦袋經得住打。有一個小個子同學與眾不同，比較歹毒，他是脫下涼鞋用鞋跟抽打我腦袋，實在太可惡了！不過，該同學成人後看見我到客客氣氣打招呼，畢竟小學都是未成年人，不懂事而肆意傷害。
有一次下雨天，同學們起哄把我抬起來，扔到操場泥水坑窪裏，正好被我妹妹看見，很丟臉。許多年後，我妹妹還在笑談此事——因為我中學時代也暴力欺負過我妹妹，所以，她不心疼別人整我。悲哀啊！
整個四五年級期間，我在班上經常挨打，好在基本都是起哄、羞辱式地手掌拍打腦袋，而不是棍棒相加地拳打腳踢——如果那樣的話我可能會拚死還手，所以，身體基本沒有遭受什麽大的傷害。
不過，我也曾遭受“胯下之辱”。
眾所周知，“胯下之辱”來自韓信受孽之故事。韓信很小的時候就失去了父母，主要靠釣魚換錢維持生活，經常受一位靠漂洗絲棉老婦人的施舍，屢屢遭到周圍人的歧視和冷遇。一次，一群惡少當眾羞辱韓信。有一個屠夫對韓信說：你雖然長得又高又大，喜歡帶刀配劍，其實你膽子小得很。有本事的話，你敢用你的配劍來刺我嗎？如果不敢，就從我的褲襠下鑽過去。韓信自知形隻影單，硬拚肯定吃虧。於是，當著許多圍觀人的麵，從那個屠夫的褲襠下鑽了過去。史書上稱“胯下之辱”。
我班同學在拿我取樂的時候，有個同學要我從他當下鑽過去，大家一起起哄，我也不敢不鑽，鑽過去後大家哄笑著四散離開。
這部分寫完幾天了，但昨天2020年4月13日，看完電影《模仿遊戲》，計算機之父圖靈艾倫在二戰期間發明計算機幫助英國（蘇聯、美國等盟國破譯了納粹無線電通訊密碼）。但圖靈學生時代也遭受同學群起攻之霸淩，就因為他的與眾不同言行舉止與特立獨行的性格，看到那些場景，頗令人感慨！
文革期間，還有一個叫劉一兵的痞子鄰居，比我大幾歲，大白天公然到我們家裏打我，扇我一耳光後，在我臉上留下深深的五個手指印，還踹了我一腳，我拎起菜刀去砍他，但是他力氣比較大，把刀給我搶過去了。我爸媽下班後，對工人階級的子女也無可奈何，隻能找人家家長多家約束管教而已。
不過有一點可以確定，如果不是我父親被打倒，估計沒人敢對我這樣，至少，班上兩位公司子弟（包括班長）不會袖手旁觀，畢竟領導孩子有難，家長知道也會讓孩子幫忙，會有回報的啊！
組織生活延期恢複
前麵說過，我的“與眾不同”造成我與周圍顯得格格不入。我有時候突發奇想，發布奇談怪論，也讓人覺得我不可理喻。我清楚的記得，一次與一個同學同行，我跟他講我在《奧秘》、《科學世界》等雜誌上看到的種種新奇故事與科學預見，聊著聊著我就說以後人類會發明“人造子宮”——盡管我當時對子宮並沒有清晰概念，隻知道是女性生孩子的東西。我此言讓同學覺得我腦子走火入魔，想象不著邊際，其他同學也因此嘲笑鄙視我。然而，作為一名僅有十二歲的文革期間小學生，我的視野已經超越不少人幾十年。
2019年2月21日，一則新聞在騰訊網刷屏：“全球首個人造子宮誕生，或將替代女人生育，不再需要10月懷胎。”該新聞令我想起小學五年級時跟同學的對話，具體是誰記不清，但地點仍很清晰，就在我們解放路小學（當時叫聯運戰校）原大門出巷子口那條陡直向上的馬路中央，再左是公安分局大門口。
所謂“人造子宮”是一種容器，雖然叫“子宮”，但它的外觀卻和女性的子宮大相徑庭。與其說它是容器，不如說它是一個袋子，在這類袋子中仿照女性的子宮，而且經由過程各種科學儀器監測，讓袋子裏的情況和女性子宮的情況保持一致，用生理鹽水和電解質等取代羊水，用特殊材料製作成的膠管仿照臍帶，一邊連接進容器裏麵的胎兒，一邊連接養分物資還有水。發育成型後的嬰兒能將這些養分物資、水如同在母體一樣吞進肚子裏，最重要的是胎兒都是按照基因的設定來培育，科學家們並不能幹預胎兒的發展。
科學家先用小羊做實驗。
無獨有偶，高中時一次全班外出，正在五十梯上近拐彎處路上我給大家講航空“鳥撞事件”，全班男生幾乎全部說我吹牛——因為在他們看來，天上的飛機居然被鳥兒撞下來，簡直天方夜、難以置信！唯一相信我的是團支部書記，我的好朋友——因為他知道我每期《航空知識》必看。有意思的是，帶頭起哄我吹牛的同學恢複高考考上成都地質學院，後來在美國博士畢業後定居。
再舉一例，1992年，我跟當時要好的車站派出所一位民警講述一個航空飛行奇跡故事：阿拉法特座機在沙漠上空因機場風暴無法降落，飛機燃油耗盡，飛機墜落前，機上人員為了保護阿拉法特，讓他坐到飛機後部，警衛人員用毛毯將他緊緊圍裹起來，又用身體組成一圈人牆，準備用血肉之軀充當他的減震器。當飛機就要墜地時，機組成員做出了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護阿拉法特的決定，他們操縱飛機采用俯衝方式著陸——機頭斜插進沙堆墜地的自殺方式避免減輕機體破壞，飛機墜地後斷為三截，3名機組成員身負重傷，不久便在痛苦的呻吟中悲壯地死去。阿拉法特和9名警衛人員都受了不同程度的傷，但全部生還。但我的民警朋友與他同事無論如何不相信我講的故事。
……
我的人際關係差，“口碑”不好，所以我挨整基本沒人幫我解圍。文革時期，很多極左做法，比如大人要“整黨整風”，可連小學生紅小兵組織也要“整風”，跟“整黨整風”一樣，所有的人都停止過組織生活，然後進行甄別評價審核後恢複組織生活。我父親因為我書寫“反動標語”被延期恢複組織生活。而我，因為群眾評議不通過，也被延期恢複組織生活，直到小學快畢業，我媽去找老師論理，老師才給學生幹部做工作，畢業前夕，我才恢複紅小兵組織生活，嗬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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