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流行的“你辦事,我放心”畫像。本文圖片均來自網絡)
對於經曆過1976年那段曆史的人來說,“你辦事,我放心”是銘刻在腦海中揮之不去的記憶。因為那是毛澤東主席的“最高指示”。
1976年10月下旬,在全國各地慶祝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粉碎“四人幫”的各種集會報道中,“你辦事,我放心”就家喻戶曉了,成為毛澤東主席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的根據而廣為人知。
那一年我14歲,記事,也稍懂事,而且在毛澤東主席“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最高指示”指示下,也很“關心國家大事”。
那時,毛澤東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是天大的“國家大事”。我記得,《人民日報》和地方報紙,都在大肆宣傳“你辦事,我放心”這個“最高指示”。當我們家從街頭敲鑼打鼓的隊伍裏恭恭敬敬把“華爺爺”像請到家裏,和“毛爺爺”的並排掛在牆上時,村裏的支部書記還帶領我們舉行掛像儀式,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一起朗誦“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你辦事,我放心”。
稍後,時間不長,一張《你辦事,我放心》的油畫,在全國發行。我們家仍然是從街頭敲鑼打鼓的隊伍把這張畫像恭恭敬敬地請到家裏來的,隻不過是免去了上一次的儀式。油畫裏,毛澤東和華國鋒相對而坐,兩個發型都一樣的“大背頭”,讓人印象深刻。
所以,在當年我這個年齡的孩子眼裏,“你辦事,我放心”就是毛澤東主席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的根據。這種固有的觀念,一直持續到1999年聽到章含之對這個“指示”的另一種解釋為止。
章含之的否定說法,站不住。
1999年,我還在《百年潮》雜誌任職(社長助理兼編輯部主任),雜誌社社長鄭惠先生與章含之女士熟悉。我記得有一次陪鄭去於光遠先生家談稿子後,出來後直接到了章含之家(兩家住的很近)。鄭惠希望章能夠寫點回憶喬冠華的文章。章說,她正在全力編輯《章士釗全集》,目前抽不出時間來。不過,既然談到喬冠華,章很健談。她談得最多是她和喬的委屈,以及與這些委屈相關的“兩位小姐”(王海容、唐聞生)之間的事。
隨後,話題轉到了華國鋒。她說:是華國鋒把喬冠華給打下去了,原因就在於喬了解毛澤東給華國鋒所寫的“你辦事,我放心”,根本不是毛為指定接班人而寫的。
聽到此話,我心裏一驚,很想聽個究竟。但是,鄭惠對這個問題卻並不在意,我也不好貿然發問,話題也就錯過去了。
2000年夏,《章士釗全集》出版發行(我陪已經辭去社長職務的鄭惠去參加發行儀式),章含之對鄭惠說,現在可以集中精力寫回憶喬冠華的文章了。鄭惠因為已經從《百年潮》雜誌辭職,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堅持約稿了,隻是含糊地讓章和我聯係。章大概也沒把我放在眼裏,彼此客氣地點個頭,這事也就放下了。
2002年,章含之的回憶錄《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出版,我特意查找是否有關於喬冠華與“你辦事,我放心”關聯的回憶。還真有。書中寫道:
也許有一件事也是喬冠華必須被清除的因素。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華國鋒陪見。當天,冠華回家,告訴我說會見前,華國鋒要他在人大會堂等候。當時,毛主席的健康情況已很不好,說話已很不清楚,有事需要寫下來。在此之前,這種情況已存在一些時候,毛主席身邊的人就撿那些條子收藏。我曾對冠華說,哪天我也拿幾張留作紀念。當時,冠華說:“你千萬不要去拿這些條子。這些條子都沒有上下文,假若主席百年之後,有人斷章取義利用某張條子,而它恰恰在你手裏,你如何是好?”這天,冠華說:“主席今天又寫了三張條子,是在外賓走後單獨與華總理談國內問題時寫的,被華總理收起來了。”他說見完外賓,華國鋒總理來到福建廳時,很高興地給冠華看那三張主席親筆寫的條子:“照過去方針辦”、“慢慢來,不要招(著)急”以及“你辦事,我放心”。也許是命運注定的劫數,冠華偏偏問華國鋒這“你辦事,我放心”是講什麽事。當時華說他匯報了四川、貴州的“批鄧”運動搞得不深入,“造反派”熱衷打內戰,擬將兩派叫到北京,要他們集中“批鄧”。華說,主席累了,就寫了這個條,叫我去辦了。當天晚上,政治局開會傳達毛主席會見外賓談話及其他指示。深夜,冠華回到家時對我說:“有件事很奇怪,華總理下午明明給我看三張條子,到了政治局會上,他隻讓大家傳閱了兩張。那張‘你辦事,我放心’沒有拿出來。”我隨口說:“你不是說過這類沒有上下文的條子日後很容易作任何解釋嗎?”冠華說,國鋒同誌為人忠厚,我猜他是出於謙虛,不拿出來。此事我們也就淡忘了。
5個月後的10月6日,粉碎“四人幫”時,冠華正參加完聯大會議後順訪意、法兩國。在巴黎時聽到消息,他與曾濤大使舉杯暢飲,他哪裏會想到此時的華國鋒已對外交部領導說“喬冠華大概要逃跑,我們可以派架飛機把他老婆送去!”同時,他把那三張條子發到全國,尤其是“你辦事,我放心”,被說成是毛主席指定他當接班人的依據。敏感的西方記者嗅到了一點氣氛,在巴黎問冠華“聽說你回國後有麻煩”。冠華仰天大笑,說他和全國人民一樣,心情舒暢,這是無稽之談。他又哪裏知道,此時華國鋒已向外交部黨組說“喬冠華是最先看到‘你辦事,我放心’這張條子的,他明知主席的意見,卻抵製毛主席指示,並向外交部黨組封鎖消息”。
於是,在冠華踏上他深情鍾愛的祖國土地準備與全國人民分享勝利的歡樂時,一張天羅地網已經擺開,一項“抵製毛主席臨終指示,反對華主席任接班人,配合‘四人幫’篡黨奪權”的莫大罪名已在等待著他。冠華一介書生,還認為這些都是誤會,他說隻要向華國鋒等人解釋清楚就可以了。
誰知,一個外交部長、中央委員此時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任何人都不接他電話,直到最後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都沒有一個中央的領導找他談過一次話!往事不堪回首!(301-304頁)
關於喬冠華為什麽會被解職,1976年12月2日,在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先念宣布免去喬冠華外交部長職務的決定時解釋說:
經華主席、黨中央批準,這次會議任命黃華為外交部長,免去喬冠華的外交部長職務。現在講講為什麽免去喬的外交部長。
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為了控製外交部,早就看中喬。喬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自覺賣身投靠“四人幫”,反對毛主席,反對周總理,反對華主席,參與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他們明知道主席對“四人幫”有嚴厲的批評,但他卻在外交部當謠言來追查,說這是“政治謠言,分裂中央”。他對毛主席指定華國鋒同誌擔任總理,極為不滿。他早就知道毛主席給華國鋒寫的“你辦事,我放心”,卻反對刁難。在批鄧中,毛主席認為外交部的運動有問題,讓他請示華國鋒同誌,他不去,他找江青,有意把外交部運動搞亂,要把知道“四人幫”底細的王海蓉、唐聞生同誌打成“反革命”,為“四人幫”篡黨奪權掃除障礙。毛主席批評喬“借刀殺人”,“借中央之刀殺王、唐”。喬同他的夫人章含之反對周總理,把康老揭露張、江的叛徒問題向江青告密,態度惡劣,至今不能取得群眾諒解。鑒於外交部工作的重要性,(決定免去)喬的外交部長職務,任命黃華為外交部長。
李先念講話中羅列了喬冠華夫婦數項“罪狀”,涉及到“你辦事,我放心”這一項,是指責喬冠華刁難華國鋒的工作——毛要他“請示華國鋒同誌,他不去,他找江青”,而非章所言喬知道毛給華寫這個條子的底細,“抵製毛主席指示,並向外交部黨組封鎖消息”。
在那個年代——這是必須強調的,人們慣常的思維方式是“階級鬥爭”意念下的你死我活,你不是無產階級的人,必定就是資產階級的人。在粉碎“四人幫”後,為了證明粉碎“四人幫”的正義性,這種意念更加強化,渲染和誇大“四人幫”及其所謂的追隨者的所謂罪行就成為必須——這就是為什麽中央要在不長的時間內連續三次下發“四人幫”“反黨集團罪證”材料的原因。喬冠華夫婦也就在這種渲染的過程中,被定為敵我矛盾了。
在外交部,第一次揭批喬冠華夫婦,大概在11月初。據當時在外交部係統對外文委所屬對外友協任職的宋天儀記載,11月2日下午,“參加外交部第一次揭發‘四人幫’大會”,開始“批判喬冠華夫婦的”。他寫道:“曆史又重寫了,外交部重點又在攻喬夫婦,批鄧時期的重點對象王海容、唐聞生的‘小團團’翻身了,目前是歌頌的對象。”
第二天下午,“全友協傳達外交部核心組簡報:喬冠華、王某(幹部司長)、楊某(政治部主任)的檢查交待,以及部核心組的發言情況。喬等承認她們上了江青的當,在批鄧運動中整王、唐的材料,想打倒王、唐,結果為‘四人幫’抬了轎,在外交部引起了兩派內戰。但從中看出,外交部確實矛盾複雜:喬夫婦與王、唐不和,毛主席找他們四人和解無效;毛主席指示華總理等五人小組處理外交部問題;毛主席不要唐當他的翻譯,而是華主席圈定了冀朝鑄(周總理翻譯)等等,王、唐也承認它們(她們)發展一帆風順,驕傲等。”
11月12日,“全友協傳達外交部核心組第2期簡報,內容是喬冠華的檢查;外交部政工簡報,傳達了毛主席在喬寫的上告王海容、唐聞生材料上的批示:‘喬冠華借刀殺人,是借中央之刀殺王、唐’。”(宋天儀:《文革日記》,207-208頁)
其實,這份告王海容、唐聞生報告是章含之署名的。12月10日,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中發[1976]24號)發出,其中第三部分“五、‘四人幫’大搞陰謀詭計,妄圖打倒周恩來、康生同誌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所列舉的材料中,有章含之於1976年4月25日寫給毛澤東的信及影印件,用鋼筆書寫在5頁白紙上,全文如下:
去年夏季我們曾聽到一件誣告江青、春橋同誌的事件。現在想來,這是鄧小平在幕後策劃的。現將事件經過向主席報告:
去年夏天,大約八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兩位同誌來找我說有件事要了解。她們說她們去看了康生同誌。是鄧小平帶話給她們說康老想見她們,後來康老的秘書直接打電話與她們聯係約時間。小唐說她們請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後她們才去的。
接著,她們說康老病很重,恐不久於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她們轉報主席。康老說,江青、春橋兩同誌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看過春橋同誌的檔案,是江青同誌給他看的。康老要海容、小唐找兩個人去了解情況,一個叫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康老說這兩個人可以證實江青、春橋同誌是叛徒。海容、小唐說她們想問問喬冠華同誌是否認識王、吳二人。喬說他隻知有此二人,並不認識。她們又說,聽說江青同誌的曆史叛徒材料在三十年代香港、華南的報紙上有登載,問喬當年在華南工作是否見到過這類消息和文章。喬說他隻見過生活上對江青同誌的攻擊,從未見過涉及政治叛變這一類的東西。關於春橋同誌的情況喬說他完全不知道。當時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聽說上海有一派貼過大字報說春橋同誌是叛徒,後來被壓下去了。
當時我們都勸王、唐兩位不要替康老傳這些活。我們說如果康老有事向主席報告,他可以口授他的秘書寫下來,而不應該叫兩個不了解情況的年輕同誌傳這種活。我當時說尤其關於江青同誌這些話更不應該傳,這樣做客觀上矛頭是對著主席的。小唐說他們這些老同誌不會把江青同誌的事擴大的,不過她應當退出政治活動,將來叫她養老,去看看她還是可以的。
以後我們再也沒有問起此事。但是在她們談此事後不久,有一次在人大會堂宴會散會時,我見到一個行動有點困難的老年人。正巧海容走過,我問她此人是誰。她說“這個人就是吳仲超。”不知這是否是她有意安排吳出席宴會的。
以上情況特報主席參閱。
含之
一九七六年四月廿五
專案組還對這封信件加了如下按語:
喬冠華和他的老婆章含之經過一番密謀策劃,由章含之出麵,於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寫了一封名義上給毛主席,實際上送給了江青的告密信,密告康生同誌揭發江青、張春橋是叛徒。江青氣急敗壞,寫了一大篇話,惡狠狠地汙蔑周恩來同誌、康生同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和堅持同“四人幫”鬥爭的同誌是什麽“大、小艦隊”,瘋狂叫囂:“吃的(得)飽飽的、睡的(得)好好的,打一場更大的勝仗!”江青所謂的“更大的勝仗”,就是要把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中央領導同誌統統打下去,“四人幫”篡權複辟。
這本專案材料的編印時間,距“四人幫”被捕僅兩個月。康生仍是正麵人物,按語保持著“文革”式語言,不足為怪。而且,在那個年代,這封信被加上這樣的按語,實際上是向全國昭示喬冠華和章含之是“四人幫”的人。喬冠華的政治生命也隨之終結。
12月24日下午,“外交部係統五千人在北京體育館召開‘徹底清算四人幫反黨集團成員喬冠華罪行大會”。喬冠華等被定罪。(宋天儀:《文革日記》,211頁)
這與喬冠華知道“你辦事,我放心”底細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麽,如李先念所說,喬冠華是怎樣“早就知道毛主席給華國鋒寫的‘你辦事,我放心’,卻反對刁難”華國鋒的?1979年9月4日在外交部傳達的一份有關喬冠華的材料中說:
華主席給喬看毛主席“你辦事,我放心”的批示,喬卻對人說,對華還要看一看。江青曾對喬說“對華主席還要看一看”,喬對人說,江說的有些道理,華長期在地方工作,一下子管這麽多事拿不下來。華一次讓喬留下,喬說這是“陪太子讀書”,是“鄉下紳士”。76年,喬到朝鮮進行秘密訪問,金日成多次提到華主席,喬回來後不轉達金對華的問候。(楊榮甲:《外交部文革--我的經曆與思考》,290頁)
這其中說到喬冠華的問題是兩條:第一,追隨江青;第二,他輕慢華國鋒。當然是刁難了。
2008年1月26日,章含之去世後,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悼念她。我寫道:
在《跨過厚厚的大紅門》出版之後,章含之解釋說,在北京好的房子都是大紅門,大紅門非常凝重、厚實,具有曆史的沉重感。推開一扇大紅門,我們就能看到一段曆史。的確,在她的書中我們也的確讀到了曆史,但是終覺意猶未盡的,那兩扇大紅門隻開了一半,令史家有思之枉然之感。
章含之不遮擋的是她在外交工作中的具體作為。趕上了七十年代中國外交凱歌行進的大好時機,她作為一分子,也為此盡到了自己的力量。在中國進入聯合國的代表團的活動中,她盡心盡職;在中美建交、尼克鬆訪華等一係列重大活動中,身為翻譯的她展現了非凡的才華……。這些對曆史補充的細節,為史家所看重。
而她遮擋的是,身處“越來越由部內兩位毛主席身邊的人(指唐聞生、王海容)掌握”的外交部,身處政治漩渦之中她和喬冠華的作為。其實,種種跡象表明,當年嫁給喬冠華之後,章含之便不可避免地與各種權力、甚至是高層權力的爭鬥攪和在一起。尤其是在1975至1976年前後一連串的政治事件和人事變動之中,毛澤東在“四人幫”集團與鄧小平的平衡過程中,喬冠華與“四人幫”、與毛澤東、與華國鋒、與周恩來、與鄧小平的真實關係是什麽?他被毛“借刀殺人”批評的行為,是屬於自身的選擇還是無奈的自保。還有,在這一過程中,章含之與唐聞生、王海容如何由友誼演變到競爭並超越了一般含義上的競爭?有論者說,“喬老爺”毀於“兩位小姐(王、唐),一段婚姻(章)”;章含之則屢屢提及:“因為我有著很強硬的‘關係’,我隻要不受他(喬)的牽連,我的事業會很順利。”究竟是卿卿誤我,還是我誤卿卿?這一切,都成為謎團,令史家一頭霧水。
這一段議論,也適合於她對待華國鋒,以及與華國鋒有關的“你辦事,我放心”的態度和看法的評價。
《毛澤東傳》借張玉鳳之口說出否定意見,有些蹊蹺。
張-玉-鳳是毛澤東的機要秘書,也是毛澤東晚年最倚重的人,對毛澤東晚年的曆史,她的說法被認為很具權威性。因此,在中央文獻研究室主持撰寫的《毛澤東傳》中,她的回憶常常是作為重要史料根據的。書中關於“你辦事,我放心”的來曆,就引用了張-玉-鳳的回憶:
除一次外,華國鋒是陪同毛澤東最後那幾次會見外賓的惟一中央領導人。四月三十日晚,毛澤東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後,華國鋒留下向他匯報近期工作。當時在場的張-玉-鳳回憶道:“接見後,華對主席說:‘我把外賓送上車,還來同主席談幾件事。’主席說:好。不多會兒,華返回同主席談話,我也在。華對主席說:最近我處理了幾件事,現在有幾個省發生一些問題,我已同政治局的同誌研究,作了處理,簽發了中央文件,形勢正在好轉。國際上也有些事。我經驗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誌商量,看主席有什麽意見。主席說:國際上的事,大局已定,問題不大。國內的事,要注意。當時,主席說話已講不清楚了,華國鋒同誌聽不明白,我把上麵的話重複一遍。隨後,主席又講了一句話,我聽不清楚。主席要紙和筆,我扶著,他在紙上寫道:‘慢慢來,不要招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當時主席寫這三句話是答複華國鋒同誌匯報的幾個問題的意見。後來傳說‘照過去方針辦’是臨終囑咐,‘你辦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下),1778-1779頁)
而據葉永烈《鄧小平改變中國: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一書記載,張-玉-鳳對此事並不知情。書中寫道:
據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回憶,在華國鋒準備公布毛澤東的字條時,作為華國鋒堅決的支持者——汪東興當時曾為這張字條專門找過她,要她證明字條的真實性。
在1976年,毛澤東的談話記錄者主要是張玉鳳、汪東興和毛遠新三人,而其中最重要的記錄者是作為毛澤東機要秘書的張玉鳳。
汪東興對張玉鳳說,這是政治大問題,是一次政治立場的考驗。但是張玉鳳當時就說:“對這張字條,我沒聽到,我也沒有記憶。”
不過,張玉鳳回憶,自1976年初起,由於毛澤東病重,常常在和人談話時寫下一些紙條作為重點之意,而當時也有人專愛收集這類紙條。
由於毛澤東與華國鋒的那次談話,張玉鳳並不在場,所以張玉鳳會說“對這張字條,我沒聽到,我也沒有記憶”。但是,從字條上的字跡來看,那確實是毛澤東手跡。(87頁)
這樣一來,同一個人對於同一件事的回憶,就出現了矛盾:“毛傳”中張-玉-鳳是關鍵的在場人物——她要複述毛的話,並且在毛寫這個字條的時候“扶著”毛。而在葉書中,張不在場,“對這張字條”,居然既“沒聽到”,“也沒有記憶”。
“毛傳”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代表中央的權威著作,從一般學術規範來說,該書的材料和觀點,都會引起研究者的關注——哪怕你不同意,也應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說明。但是,葉永烈對該書中張玉鳳的回憶既不采信也不加注,反而公布了與該書相矛盾的張玉鳳的另一種回憶。顯然,葉永烈認為,自己的材料來源比“毛傳”的來源更可靠!
於是,兩種觀點打架,當事人張玉鳳也不出麵澄清,讀者難免如墜雲霧。
一般說來,像“毛傳”這樣權威的著作,對當事人的回憶是否采信,應該是非常謹慎的;而且,該書運用當事人的回憶,或是為了陳述事實,或是作為例證闡明觀點,很少藉當事人的觀點來說事。但處理張玉鳳的回憶有些例外。
首先,把張玉鳳的回憶插在毛“少量的外事活動”中講述,多少顯得有些突兀,或者不鄭重。
其次,張玉鳳陳述的是包括“你辦事,我放心”在內的三張字條是怎麽來的。講完事實後特意強調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當時主席寫這三句話是答複華國鋒同誌匯報的幾個問題的意見。後來傳說‘照過去方針辦’是臨終囑咐,‘你辦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給我的感覺是,該書引用張玉鳳的回憶,就是為了藉張之口說出這一結論的。
依我的理解,“毛傳”這樣處理史料,顯然有自己的考慮:
第一,書中在藉張玉鳳之口說出“‘你辦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後,並不跟進自己的觀點,顯然是留有餘地。
第二,在張玉鳳說出“‘你辦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結論時,華國鋒已經以毛澤東的接班人身份開始掌管國家大事了。人們知道,“符合事實的”說,這當然是毛指定的。這樣說來,讓張玉鳳特意從“你辦事,我放心”字條上強調這一點“不符合事實”,“毛傳”是有意為之的。
第三,以“毛傳”編者所擁有的檔案材料的天然優勢來說,要否認“你辦事,我放心”是毛指定接班人的根據,不會是一件難辦的事情。“毛傳”編者不用檔案材料來否認,而隻是借助張-玉-鳳的回憶來說事,那麽,或者檔案材料中確無記載;或者檔案材料中的記載無法支持這個結論,甚至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
被當事人和“毛傳”忽略的兩個史實
因為章含之和張玉鳳,以及“毛傳”編者,都是相同的指向——否定“你辦事,我放心”是毛澤東指定接班人的根據,所以,在陳述“你辦事,我放心”這個字條的來曆時,忽略了兩個史實:第一個史實是,1976年4月7日,毛澤東就對華國鋒說出“你辦事,我放心”的話;第二個史實是,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後拿出這個字條後,中央高層和全國人民,誰都沒有認為這不是毛澤東指定接班人的根據。
概括地說,前一個事實,可以說是毛澤東的“生前安排”;後一個事實,可以說是華國鋒的“尚方寶劍”。
1976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幫”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
根據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將來提請中央全會追認。
1977年7月1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作出《關於追認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華國鋒正式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
“決議”中有這樣一句話:“根據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生前的安排”,需要特別引起注意。何謂“生前的安排”?理解為華國鋒是毛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應該沒有什麽錯。
那麽,毛澤東是怎樣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的?
1976年1月21日上午,毛澤東同他的聯絡員毛遠新談話中,談到了華國鋒。
毛遠新說:上次主席講征求幾個人的意見,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提出國務院請主席確定一個主要負責同誌牽頭,他們三人做具體工作。
毛澤東回答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
1976年1月28日,毛澤東明確提議華國鋒主持國務院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華國鋒,陳錫聯同誌任職的通知》(中發 [1976] 1號)宣布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同誌任國務院代總理。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
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同一天,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直截了當的把“你辦事,我放心”作為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的根據。
據鄧力群回憶,在毛澤東醞釀批準中央這兩個決議時,對華國鋒就說出了“你辦事,我放心”的指示:
當時我的心態是,華國鋒當了總理,鄧小平撤銷了職務,對鄧小平同誌繼續主持工作的希望破滅了。但是,毛主席還保留他的黨籍,以觀後效,感到還是寬大。感到這同“文化大革命”前期不一樣,對老幹部還有所諒解。因此,對主席沒有什麽埋怨。覺得毛主席這一套,包括提法和措施,同“四人幫”搞的不完全一樣。對華國鋒不寄多少希望,但也沒有什麽反感。這時已傳出“你辦事,我放心”的指示。可以看出,毛主席不願把國家交給“四人幫”,對華國鋒感到放心。交給華國鋒以後怎麽樣?看看吧。(《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56頁)
這就是說,在中央傳達華國鋒擔任總理的決議時,“你辦事,我放心”就已經作為毛澤東的指示——那時可還是“最高指示”的——向下傳達了。而且,在鄧力群看來,“你辦事,我放心”就是毛澤東把“國家”“交給華國鋒”的根據。再進一步說,以鄧力群這樣仍在賦閑的幹部都能聽到傳達的事實看,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的指示,應該傳得很遠了,黨內大多數幹部都應該知道。
鄧力群的回憶不是孤證。當時參與這段曆史的重要當事人吳德回憶說:
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毛遠新拿著毛主席寫的條子給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
毛遠新解釋說: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門廣場發生了燒、打事件,天安門廣場上的活動,其性質已變為反革命事件了。
毛遠新還傳達了毛主席的兩項提議:一是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是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毛遠新還傳達了毛主席說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的話。
關於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議,是毛主席不把權力交給“四人幫”的重要措施。那時,上海已經貼出大字標語“擁護張春橋同誌當總理”,毛主席批評了這個問題,讓上海趕快把這個標語拿掉。(吳德:《十年風雨紀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217頁)
毛遠新在傳達了“毛主席的兩項提議”後,“還傳達了毛主席說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的話”,吳德想表達的意思是,“你辦事,我放心”就是毛澤東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的根據了。
不僅吳德如此看,鑒於毛澤東當時的威望,在中央高層,基本上都認為,這是毛澤東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的根據。
4月7日毛澤東對華國鋒說出“你辦事,我放心”的話,4月30日,毛澤東又把“你辦事,我放心”寫給華國鋒,把這兩件事連在一起看,事情就很明顯了:即使4月30日毛澤東寫下“你辦事,我放心”的字條是為某項具體工作的指示而寫,但因為有4月7日的“你辦事,我放心”指示的鋪墊,所以,在粉碎“四人幫”時華國鋒拿出這張字條後,誰又會懷疑這是毛澤東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的根據呢?
在抓捕“四人幫”的當天晚上,耿飆按照華國鋒的部署,接管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據耿飆敘述,他拿著兩樣東西去的,一是“你辦事,我放心”字條的複印件,一是華國鋒的手令。(沈容:《紅色記憶》。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189頁)
而在10月7日受命去接管新華社的沈容的丈夫李普,也有同類的記憶。他給我講述過當年受命時的情況:
10月7日,新華社成立“五人接管小組”,我是成員之一。我們到紫光閣開會,會議由紀登奎和蘇振華主持。紀登奎先讓大家看了“你辦事,我放心”和“不要招急,慢慢來”兩個複印件,向我們透露了對“四人幫”已被隔離審查的情況,交待了接管新華社的任務。
華國鋒給耿飆委派任務,給他一份“你辦事,我放心”的複印件;紀登奎給李普“五人小組”布置任務,先讓他們看“你辦事,我放心”的複印件。我想,如果再查資料,相似的例子還應該有。這說明什麽?說明在當時的中央高層,包括華國鋒在內的人,都把“你辦事,我放心”當作毛澤東指定接班人的尚方寶劍的,說這是毛澤東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的根據,用“根據”這個詞都輕了。
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第一次把“你辦事,我放心”公之於眾,是借助於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吳德之口。1976年10月24日,吳德在首都舉行粉碎“四人幫”慶祝大會的講話中說:
我們堅持擁護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關於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華國鋒同誌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一九七六年四月,毛主席親自提議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四月三十日,毛主席又給華國鋒同誌親筆寫了“你辦事,我放心”,表達了毛主席對華國鋒同誌的無限信任。
10月25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社論《偉大的曆史性勝利》說:
華國鋒同誌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一九七六年四月,毛主席提議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四月三十日,毛主席又給華國鋒同誌親筆寫了“你辦事,我放心”。按照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作出關於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
與此同時,包括“你辦事,我放心”在內的毛澤東給華國鋒的字條,也在中央部委級傳達。譬如,10月29日,“友協幹部”集中“傳閱外交部送來的毛主席三份親筆字條:1、毛主席送華國鋒的三句話,其中有‘你辦事,我放心’;2、‘江青幹涉太多了,單獨召開十二省會議’;3、‘國內問題要注意’”。(宋天儀:《文革日記》,207頁)
10月31日,《人民日報》轉發了《解放軍報》編輯部文章:《華國鋒同誌是我們黨當之無愧的領袖》。在報眼的位置上——這裏通常發表“毛主席語錄”,摘錄了文章中的這樣一段話:毛主席給華國鋒同誌親筆寫了“你辦事,我放心”,表達了毛主席對華國鋒同誌的無限信任。
11月7日,《人民日報》在報眼位置發表了這樣一段話:“毛主席給華國鋒同誌親筆寫的指示:你辦事,我放心”。
此後,《人民日報》報眼上經常出現這段話,持續時間大約有一年。與此同時,報紙也在連篇累牘地宣傳這一指示——既有中央領導人的報告,也有一般基層幹部表忠心。
試問,在那個年代的那段時間內,章含之覺得這樣的宣傳有什麽不妥嗎?張玉鳳覺得這樣的宣傳有什麽不妥嗎?“毛傳”的主持者覺得這樣的宣傳有什麽不妥嗎?——如果較真的話,或可發現,“毛傳”的主持者中有的在當年還寫過文章宣傳過毛主席這一指示呢!
4月7日,毛遠新在中央政治局傳達毛澤東的這些指示,按慣例肯定有會議記錄留檔;稍後,鄧力群這一級別的幹部聽傳達,也應該會有傳達記錄稿留檔。而且,如果4月7日毛澤東與毛遠新談話時,張玉鳳在場的話(她應該是在場),她也應該知道毛“你辦事,我放心”的指示。
可是,“毛傳”中涉及到此事,隻是采信張玉鳳的回憶而無視檔案的存在;而張玉鳳在講述“你辦事,我放心”由來時,則略過4月7日毛澤東首次對華國鋒說“你辦事,我放心”不談,直接說4月30日的事情,並直截了當地說出否定的結論。諸如此類,都給我前文分析的“毛傳”是在“留有餘地”、“有意為之”提供了例證。
否定“你辦事,我放心”開始於1980年
當然,若再往前追溯的話,否定“你辦事,我放心”這個字條不始於章含之、張玉鳳和“毛傳”,在1980年就開始了。有研究者指出:
在鄧小平複出之後,隨著對華國鋒批評的不斷地升溫,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一些人,對毛澤東對華國鋒的手書“你辦事,我放心”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鄧小平曾經講過,“你辦事,我放心”,這樣的紙條子,並不值得看重,他也有毛澤東寫的這樣的條子。例如,他曾在毛澤東麵前推薦過萬裏等人的工作能力,毛澤東就說:“你辦事,我放心”。即是說,毛澤東隨手寫下的這類條子,不足以說明毛澤東對某人的信任,達到了“放心”的程度,隻是毛澤東年老了,精力不濟,寫個條子圖方便,免得費口舌之勞。不過,中央高層其他領導人手中的“你辦事,我放心”條子從來就沒有向世人公布過。至於鄧小平手中究竟有沒有,隻能作為一個懸案留待後人去考證了。(張錫金:《晚年鄧小平》,7頁)
如果再進一步追問:為什麽對華國鋒批評過程中要否定“你辦事,我放心”這個字條?這是另外一篇值得做的大文章,且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