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中國大學生死劫
－－作者：莊秋水
1967年冬天，武漢大學化學係教授曾昭掄孤獨地死於湖北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病房，時年68歲。他的太太俞大絪已經在上一年的冬天自縊而死，他們兩人沒有子女。據說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是一位侄兒在照料他，並為他料理後事；而就在這年年初，疾病纏身的曾昭掄還被冠以“全國大右派”“曾國藩的孝子賢孫”(他是曾國藩的侄曾孫)被批鬥。
多年後，同為民盟領導人的費孝通回憶往事，“曾公當時所受的折磨，我實在不忍再去打聽，也沒有人願意再告訴我。讓這些沒有必要留給我們子孫知道的事，在曆史的塵灰中埋沒了吧”。
如今曾昭掄作為近代中國化學學科的奠基人被曆史永遠銘記。然而，他從1950年起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長的仕途生涯，也絕非無關緊要。他一手主持了從1950年開始醞釀、1952年全麵展開的全國高校院係調整，由此開始了一個從未有過的教育時代，成為今日大學製度的原點。
1. 醞釀：一邊倒
1950年12月16日，曾昭掄被任命為中央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從此進入官場。
在此之前，他已經享有化學界大師的聲望，在北大擔任了近二十年的化學係主任，並且在1949年5月開始擔任北大教務長。在更早的20世紀40年代，他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員，和中共關係密切。1950年當政務院文教委員會推薦幾位教育部副部長候選人時，錢端升推薦了曾昭掄。於是，在這年5月，曾昭掄和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蘇聯專家阿爾辛傑夫，以及錢偉長到東北考察教育。事實上，兩位教授都不曉得此行他們是被考察的對象。
而與他們同行的阿爾辛傑夫，此時的身份是教育部的總顧問。1949年之後，當舊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被推翻之後，新的國家政體整體趨向於“蘇聯模式”，蘇聯老師參與了建設新共和國的方方麵麵。1950年代，大約1.1萬名“蘇聯專家”--各種顧問、教師和技術專家--參加了中國現代化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高等教育堪稱是蘇聯烙印最深刻的領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層的蘇聯顧問，數百位蘇聯教師在高校裏指導他們的中國同事。統計數字顯示，從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蘇聯專家在中國高等學府工作過。
正是阿爾辛傑夫為大學改革的方向定了調。在1950年6月8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他的發言既確立了“新教育”與“舊教育”這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也確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來，中國以前的大學體現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賴性，把知識分子的注意力集中於研究一般的自然、曆史、文學以及所謂社會學，這對帝國主義有利；相反，帝國主義因反對中國工業化，所以不願意培養中國的技術幹部。而按照蘇聯的經驗，十月革命後蘇聯已擁有最先進的政治製度，因此在經濟和技術方麵，趕上與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最主要的任務。因此，十月革命前的高等學校，就必須改變自己的目標，並改變課程，以適應新的國家任務。同時建立新的高等學校，首先是技術學校。蘇聯的高等學校，不再是培養大而無當的博學通才，而是培養具體的專門人才：工程師、醫師、教師、經濟學家、農業專家、統計專家、采礦專家、科學工作人員等。中國此時也麵臨同樣的任務，那就是按照專門化的方向發展，高等學校要成為教育工人、農民和勞動者的地方。
事實上，阿爾辛傑夫所倡議的“蘇聯模式”，主要是20 世紀30年代形成的蘇聯高等教育體製。相反，戰後、特別是60年代之後蘇聯高等教育的特征對中國的影響有限。這種體製並非完全產生於蘇聯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還包含了19世紀法國和俄國沙皇時代高等教育的某些特點。通過暴力革命手段取得政權的後發國家，急於躋身現代化國家，多采取19世紀初期法國拿破侖時代建立的高等教育模式，集中國家所有的資源， 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培養國家需要的人才，以實現經濟迅速增長、鞏固國家政權。
第一次高等教育會議提出的三項基本方針，高等教育必須為國家服務，尤其是經濟建設服務；高等教育為工人農民開放(國立免收學費)；必須向計劃經濟過渡，不出阿爾辛傑夫對中國高度教育的布局。於是，高等學校院係調整在政治意識形態的框架內明確提了出來。
我們可以推測，曾昭掄被提名為教育部副部長，正是因為籌劃中的院係全麵調整，需要這樣一位熟悉教育、又熟諳工業布局的人士。而據錢偉長回憶，曾昭掄果然不負所望，在東北考察期間，對東北的工業教育布局考慮得很全麵，譬如成立遼寧大學，在吉林搞個汽車廠，建化工廠，使吉林成為一個工業重點，並成立吉林大學。他還提出把自己的學生唐敖慶從北大調來組建化學係。
這年12月，曾昭掄被正式任命為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在西單大木倉胡同辦公。他的秘書周其湘1951年7月從北大經濟係畢業後，被分配到教育部，一直擔任秘書至1958年。如今86歲的周其湘回憶往事，仍然十分佩服曾昭掄。盡管行政工作繁多，他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專業，每日在晚飯後閱讀學習，所以在1958年可以再度由一位行政領導轉為做學問的學者。
曾昭掄也參加了第一次高等教育會議和於9月份召開的全國第一次工農教育會議。這些會議在製度上不斷確立行政權威，尤其是教育部的領導責任。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頒布了《關於高等學校領導關係的決定》，強調“凡中央教育部所頒布的關於全國高等教育方針、政策和製度，高等學校法規，關於教育原則方麵的指示，以及對於高等學校的設置變更或停辦，大學校長、專門學院院長及專科學校校長的任免，教師學生的待遇，經費開支的標準等決定，全國高等學校均應執行”。與此同時，高校中開始增加大批黨團員幹部，所有行政單位和生產單位都由黨團員擔任正職、副職或秘書助理，於是，學校裏逐漸形成一個上下貫通的組織係統，推行政令便極為順暢。到1953年，教育部又決定增設“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與此同時，高等學校的政治組織也逐漸完善，高校普遍設立了黨總支、黨委、團委等黨團組織，馬列主義在中國高等教育學術界開始確立了統治地位。
當時，作為教育部高層的曾昭掄對行政力量主導大學有無異議，我們無從得知。畢竟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他是在一種英美教育體製下工作，無論是北大，還是西南聯大，皆推崇大學的“自治”與“學術自由”。在周其湘的記憶中，作為民主黨派人士，他“尊重中共的領導，遇有重大問題，都及時請示”。
2.預熱：改造與清理
“立新”必然伴隨著“破舊”。
1949年後第一個關於教育改革的指導方針是《中國人民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製度、教育內容和教育法”。在1950年6月，毛澤東仍然認為，要“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故而，拖延改革不對，過於性急企圖用粗暴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也不對，預計用10到15年的時間來做教育改革的工作。
然而，曆史進程正是在1950年6月快馬加鞭，如暴風驟雨般席卷高校和知識分子。朝鮮戰爭爆發，10月誌願軍秘密入朝，國內形勢驟變。原本審慎、溫和的教育改革突然進入劇烈的調整期，首要的工作，便是“集中火力，肅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響，奪取美帝在中國的文化侵略陣地”。於是，1950年12月29日，政務院發布《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決定》，全國接受外國津貼的20所教會大學，11所被改為公辦，另外9所改為自辦，由政府予以補助。
要徹底清除民國以來深植於中國高等院校的英美教育思想，就必須對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錢俊瑞的看法可能代表了教育部高層的普遍共識，高校的知識分子，“服膺著英美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還是固執著自己的個人主義，客觀主義和宗派觀點，而不肯確實改造。那麽一切高等教育的決定和規章就遂成‘具文’”。
事實上，從1949年之後，一些知識精英便或主動或被動地否定自己的過去，以期獲得新政治權威的認可。1950年1月5日《大公報》發表了蕭乾的《試論買辦文化》，這位曾經浸染歐美文化經年的記者、作家，清理和批判自己，呼籲“認識了蘇聯，即等於認清了我們眼前的路。但濡染了買辦文化的中國人，除了這個以外，還另有認識蘇聯的理由在。那便是：用蘇聯的真相來徹底洗滌英美在我們血液裏灌輸的反蘇毒素；學習燦爛的社會主義文化以代替腐朽頹廢，脫離群眾的資本主義文化”。
1951年8月22日，周恩來為全國18個專業會議和政府各部門負責人作題為《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報告中說：“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過去不是受著封建思想的束縛，就是受著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現在要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夠進步，我們的思想感情，我們的行動，我們的生活方式才能夠適合於人民的利益，而不違背人民的利益。”
無論是否出於自願，當知識精英們用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新式語言否定自己過去的時候，也便是他們投身於建構權力決定自己政治地位的機製的過程。
高校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全麵鋪開。教育部為此專門設立“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委員會”，總學習委員會以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兼主任委員，以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曾昭掄兼副主任委員，委員則為京津地區各大學負責人如馬寅初、陳垣、蔣南翔、楊石先、茅以升等。
而曾昭掄本人亦不能幸免。據北大化學係教授龐禮回憶，曾昭掄之最終辭去北大化學係主任，便是在“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大潮流裏，他還在提倡搞科研，要學生好好讀書，於是有人提出讓他調走。追溯個中情由，可能又夾雜著他執掌化學係多年而潛藏的人事紛爭。不過無疑曾昭掄“不識時務”其來有自－－1936年國難期間，他希望同仁能和阿基米德一樣，在敵人刀劍架在我們頸項上麵的時候，還能說“不要弄壞我的圓圈”。在這場“排隊洗澡”的運動中，相比而言，曾昭掄隻是洗了個小澡。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這樣解釋這些精英們所麵臨的曆史境遇：“1951至1952年三個互相有關的運動(指”三反“運動、”五反“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對到那時為止一直受到中共溫和對待、甚至優遇的集團來說，是一個當頭棒喝……雖然思想改造主要針對被斷言是幫助'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高級知識分子，但更全麵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離中共式馬列主義的思潮的影響。”
3.展開：雷厲風行
思想改造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院係調整也正式展開。《人民日報》發表於1952年9月24日的社論說明了二者的內在關係：“今天的院係調整工作，是在學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師的思想改造已經取得重大勝利的基礎上進行的。兩年以前，在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即曾得出了調整院係的問題，但是兩年來這一工作很少進展。這主要是因為許多教師在思想上還嚴重地存在著崇拜英美資產階級、宗派主義、本位主義、個人主義的觀點，沒有確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因此就不能很好地貫徹執行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方針。”如今，“各校教師進一步肅清了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資產階級思想，樹立加強了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這樣，就有條件與可能把院係調整工作做好了。”
各大行政區、省、市和大學的院係調整委員會相繼成立，垂直的行政機構保證了院係調整方案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推行。教育部按照“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校、整頓和加強綜合大學的方針”的原則，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高校院係調整。此前，北大、南開的教育係已並入了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北大、華北大學三校的農學院合並為北京農業大學。1951年4月，取消交大管理學院，所屬係科分別並入交大工學院、北方交大和上海財經學校；複旦土木係並入交大，交大紡織係與上海紡織工學院、上海工專紡織科合並為華東紡織工學院。到1952年底，四分之三的院校完成了調整工作。其中華北、東北和華東地區較為徹底。私立高校全部改為公立。1953年的院係調整則以中南區為重點，其他地區局部進行。
於是，通過模仿蘇聯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學術體製建立了。從1952年到1953年，綜合性大學從55所減少至14所，工學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師範院校從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國高等學校共設置專業 323 種，其中工科就有183 種，學生數也由 1947 年的 17.8%上升到1957 年的37%；而文科、政法、財經各專業比重急劇下降，1947 年文法商科在校學生占大學生總數中的47.6%，1952 年則降到22.5%，1957 年又降為9.6%。中國成為世界上綜合性大學和文科在校學生教育比重最少的國家。
此外，全麵改造高等學校內部結構，也是院係調整的重中之重。1952年11月，高教部和教育部分設，曾昭掄改任高教部副部長，主管大學理、工、農科教育和中等專業教育。高教部將對“全國高等學校的方針政策、 建設計劃(包括學校的設立或變更、院係和專業設置、招生任務、基本建設和財務計劃等)、重要的規程製度(如財務製度、人事製度)、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材編審、生產實習等事項，進一步統一掌握起來。凡高等教育部關於上述事項的規定、 指示或命令，全國高等學校均應執行。如有必須變通辦理時，須經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轉報政務院批準”。可以說，國家由此實現了對高等學校的全麵管控。
作為主管其事的教育部(高教部)高層，曾昭掄當時在內心深處，究竟如何看待這場高等教育的暴風驟雨？平心而論，院係調整中的一個重點，是發展高等工科教育，曾昭掄是讚成這種原則的。寫《曾昭掄評傳》的戴美政先生猜測這個原則本身或許就是曾昭掄提出、進而獲得高層認可。因為工科院係調整方案就是在曾昭掄主持下起草的。事實上，早在抗戰時期，曾昭掄就說過：“經過大學或專科學校訓練出來的人，學識既較豐富，腦筋也較靈敏，這樣應付工業上各種問題，當然比較地可有妥當辦法。重士輕工的傳統思想，由此得以破除。”
另一方麵，他即便有所懷疑，恐怕也無能為力。早在1949年，他就說過，作為一名自然科學家，“我們站在人民的一麵，對於政府的種種措施，未決策以前可以提意見，實行以後也還可以作建設性的批評，隻是在基本立場上，必須與政府完全一致”。何況，高校改革的整體布局可是出自“蘇聯老師”之手。據周其湘回憶，除了阿爾辛傑夫，還有兩位蘇聯專家每天都在教育部上班。根據早期(直到斯大林逝世)與蘇聯專家共事的政策，“不能與蘇聯專家意見不一”，所謂“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意思是說，無論你反對蘇聯專家的意見是否合理，受到批評或處罰的都應該是你。因此，任何大膽挑戰蘇聯專家的人，不管對錯，都會受到懲罰。
起初，曾昭掄確也十分積極地學習蘇聯經驗。他自學了俄文，經常向蘇聯專家請教，還按照他們的意見，強調學校不要輕易改動蘇聯教學計劃、教學大綱。然而，他畢竟是在教育領域浸潤多年，在任職教育部(高教部)期間，又跑遍了全國主要地區的高校。當教育部的蘇聯專家要求高等學校全盤執行蘇聯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而且進一步要求仿照蘇聯，統一規定教師工作量，建議實行“六節一貫製”，( 指將學科課程與活動課程分別集中安排於上、下午的一種教與學的製度，又稱“午前教授”)曾昭掄認為“六節一貫製”並不符合中國國情，采取了反對和抵製態度。此外，他也反對將北大工學院遷往外地，對蘇聯專家隻提“應用化學”， 不講“化學工程”， 非要把化學工程係改為應用化學係不可的意見據理力爭， 堅持在清華大學保留化學工程係， 並調來天津原北洋大學該係的人員加以充實。
然而，細部的修補並未改變院係調整的實際結果，那便是基本上對蘇聯模式的全盤照搬。1956年，曾昭掄擔任團長，帶領三十多人的高等教育訪蘇代表團，走訪了蘇聯十多個城市的高等學校，全麵深入了解蘇聯高等教育。回國後，他對周其湘及友人皆表達過對蘇聯高教的某些不以為然。他亦曾向部裏請示，建議讓代表團再就近到民主德國考察，以便從中進行比較，取長補短，結合中國實情，製定一套適合中國情況的新型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體係，可惜未被批準。
當1956年在經濟領域全麵推行計劃經濟體製時，高等教育的“計劃體製”已經實行了好幾年，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曾昭掄的工作仍然十分繁忙，他力圖在適合的範圍內，修正院係調整後教育中的弊病。在1957年的政協會議上，他發言反擊蘇式高校教育的“一個中心論”，認為高等學校不隻是傳授已有知識的場所，而且是創造新知識的場所；既是國家培養專門人才的機構，同時又是科學研究機構。此外，在肯定教育改革的前提下，他指出高校過分強調統一，缺少靈活性；學生外文程度低、負擔過重等。
數年的官員生涯並未完全磨掉他的棱角。1957年6月9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他和費孝通、千家駒等人提出的一份科學綱領《對於中國科學體製問題的幾點意見》。這是民盟在5月由曾昭掄主持的座談會上，出於響應毛澤東提出的“雙百方針”和幫助共產黨整風的號召而整理出來的會議紀要。這些民主人士希望保證科學家有充分條件從事科學工作，其中涉及時間、助手、設備、資料以及經費問題，還特別提出在重視自然科學的同時，應當恢複發展社會科學。
他畢竟是學者，太沒有觀察政治風向的意識了。五十多年後，周其湘談及往事，還為自己的老領導慨歎不已。
就在這份意見發表的頭天，《人民日報》發出了著名社論《這是為什麽?》，“反右”運動正式開始。此外，6月6日，曾昭掄還應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約請，在民盟文化俱樂部的座談會上發言。這就是“反右”期間著名的“六教授會議”。後來， 曾昭掄、錢偉長、費孝通、黃藥眠、陶大鏞、吳景超六位教授均被劃為“右派分子”。曾昭掄被撤去高教部副部長的職務，同時撤銷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資格。北大自然不願意接收這位“大右派”，他被“流放”到武漢大學，直至疾病纏身心力交瘁地去世。
十幾年之後，費孝通憶及當年，“反右”鬥爭初起，曾昭掄曉得費要被劃為“右派”，見麵並不像有些人一樣避之唯恐不及，而是嚴肅地輕輕地對他說：“看來會有風浪，形勢是嚴重的”。在他眼中，這位拘謹持重的曾公，一寸光陰一寸金地使用著他的生命，開創了一門學科，“凡是要他承擔的，他沒有推辭過”。他斷定，將來說起曾昭掄先生在曆史上的貢獻，在中國化學學科上的貢獻會比他當部長的貢獻重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