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中央大學”一分為八之傷
－－作者：劉芳
1948年，國立中央大學已超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現在的東京大學），排名亞洲第一。數年之後，新的南京大學在院係調整中被肢解，“五癆七傷，斷腿殘足，人走樓空。”
1952年10月20日，南京大學法學院政治係的大二學生陸錦璧，正慢騰騰地收拾著行李，不情願地準備離開校園，前往上海。他和同學們這年暑假回來後才聽說，國家對高校進行院係調整，南大與安徽、廬江、聖約翰、複旦、東吳、上海七所大學的法律係、政治係均被裁撤，合並為華東政法學院，設立在上海原聖約翰大學校址。
突如其來的通知讓他和同學們頗感忐忑，很多人不願意走，不知道這種合並意味著什麽。他們隻知道，入學兩年來，在“土改”“三反”“思想改造”等運動之後，學校的命運已經越來越不在其師生掌握之中，更多的是“要服從黨和國家的安排，為實際需要而服務”。
院長高一涵教授突然來到他們位於成賢街的宿舍，同學們趕緊搬出板凳給他。這位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政法係的教授，這年已經67歲，他編寫的《政治學概論》，是法學院大一新生們的必修課，每年由他親自講授。那天他坐在學生中間，以和緩的語氣安慰道：“同學們，你們先走一步，我們隨後也要到上海來。”
陸錦璧這才放下心來。次日，他背起行囊，與十幾位同學一同趕赴華東政法學院。
五天後，這座嶄新的學校正式掛牌。
新校園的環境不錯，校門內有一眼望不到邊的大草坪、六百多年樹齡的香樟樹、聖約翰大學原有的清水牆和紅磚瓦……時年23歲的陸錦璧還不知道，他與高一涵院長及其他法學院教授的作別已成訣別，而這一年全國範圍的院係調整，不僅對新中國教育模式帶來巨大的改變，也將給他的人生帶來怎樣的轉折和慘痛代價。
昔日輝煌
陸錦璧對聖約翰大學的教會大學環境並不陌生。1949年，他曾考入之江大學政治係，這是清末由美國基督教會在華創辦的14所大學之一，坐落於杭州錢塘江畔、六和塔西。學校內傳道與教學並存，教會與青年團共處，氛圍自由且平靜。
但陸錦璧更向往國立大學，一來知名的國立大學師資更加雄厚，學科更加成熟；二來，1949年之後，為“與資本主義爭奪青年學生資源”，國立大學的學費一再降低，比如1950年南京大學每年學費為12元，次年幹脆全免。這對於在戰爭中家道中落的陸錦璧來說，也是不小的誘惑。於是他決定次年再考，目標正是南京大學。
此時的南京大學正處於一個時代的尾聲。自1902年兩江總督張之洞等人創辦南大的前身三江師範學堂起，曆經兩江師範學堂、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立東南大學、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幾次更名，這所學校於1928年正式定名為國立中央大學，成為民國時期最重要的高等學府。
抗戰期間，校長羅家倫果斷決定遷校至重慶沙坪壩，遷移一次到位，無論人員還是設備，幾乎都未受到損害。據中央大學南京校友會會長徐家福介紹，此時中大所得的教育經費，是當時另一名校西南聯大的3倍。地處民國時期首都、陪都的“地利”，加上曆任校長勵精圖治的“人和”，使得中大的發展蒸蒸日上。
1946年9月，中大東遷，在南京四牌樓原址複校。複員後的中大擁有7個學院37個係、6個專修科、26個研究所，是當時國立大學係科設置之最。（據1947年3月10日《申報·教育消息欄》統計：當時，中央大學7院37係；北京大學6院26係；清華大學5院23係；複旦大學5院28係；浙江大學6院28係；中山大學7院27係……）
1948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世界大學排名中，中央大學已超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現在的東京大學），居亞洲第一。
然而，當國民黨在內戰中節節潰敗之時，這所由蔣介石任終身名譽校長的學府也將麵臨新的轉折。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7日，南京市軍管會接管國立中央大學。8月8日，國立中央大學正式更名為國立南京大學，快步迎接一個紅色新時代的到來。
醞釀
1950年9月，滿街金桂飄香，大一新生陸錦璧來到國立南京大學報到。他就讀的法學院，在當時七大學院中實力非凡--設有法律、政治、經濟、社會、邊政五個係，有教師8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58人，包括著名的社會學家孫本文，法學家戴修瓚、何聯奎，曆史學家朱鍥、韓儒林，經濟學家趙蘭坪、巫寶三、胡善恒等，師資力量雄厚。這令陸錦璧對未來充滿期待。
然而，盡管大規模的調整尚未開始，陸錦璧已觀察到些微的變動。10月10日，校名去掉“國立”二字，成為“南京大學”。同年，南大法學院最具特色的邊政係被取消，社會學係則並入政治係，原因是學科具有“資產階級性質”。南大醫學院則於1950年7月劃歸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管理，經費供給由軍區衛生部負責，緊接著，1951年2月正式劃歸華東軍區領導，更名為華東軍區軍醫學院。
“這時醫學院已跟南大脫離了，除專業課之外沒有其他課程。大部分同學都獲準參軍，每天穿軍裝，上早操。”1949年進入中央大學醫學院的雷同聲回憶，時逢台海形勢不明，國家又在號召支持抗美援朝，所以同學們參軍入伍、保家衛國的情緒高漲。“少數不願參軍的另編一班，由高年級學生給他們授課。”
多年後翻查曆史資料，陸錦璧才知道，早在1950年6月1日，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馬敘倫就在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明確提出：“我們要在統一的方針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調整全國公私立高等學校或其某些院係，以便更好地配合國家建設的需要”。同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也提出：“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在這個問題上，拖延時間不願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
不少接受過歐美教育的知名學者，如費孝通、華羅庚等人，都不讚成以蘇聯體製來代替現行的西方教育製度。調整計劃不得不放緩，但當時的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負責人錢俊瑞表示：“高等學校教師中還濃厚地保存著歐美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對於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則投以不值一顧的輕視的眼光……這是危險到極點的思想敵人。”為此，以高校知識分子為對象的思想改造運動在全國展開。
陸錦璧對這場運動記憶猶新。那時全校搞“思想改造展覽”，在體育館兩塊緊連著的室內籃球場上，鋪滿教授的著作、論文、講義，凡“政治不正確”之處，都加上朱批，讓全校學生輪流參觀。生物係教授對蚯蚓的研究，園藝係教授對《紅樓夢》中大觀園園林藝術的研究等，都被戴上“資產階級”的帽子。
一次，文學院教授高植被當作思想改造的典型代表，來法學院做報告。這位第一位直接從俄文原文翻譯托爾斯泰作品的譯者，檢討當年翻譯《戰爭與和平》時，因為擔心自己資曆太淺，難以發表，便寫信給從英文版翻譯此書的郭沫若，希望能以他的名字發表。後來郭沫若同意兩人共同署名，郭名在前，稿費平分。“高教授就自我檢討，說這是資產階級追求名利的思想，檢討得痛哭流涕。我們第一次見到老師在學生麵前這樣哭，百思不得其解。”
更讓他震驚的是對院長高一涵的指責。高一涵是《新青年》主要的撰稿人，1928年就經李大釗介紹入黨，實在沒有什麽可批判的。他在自我檢查中提到一句，說早年在北大教課時，就在圖書館見過毛澤東。結果發言完畢後，做主持的大三學生就當眾問院長：你特意談這件事的目的是什麽？是為了炫耀曾經比毛主席的地位還高？
行動
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茅家琦1951年於法學院經濟係畢業，作為政治幹部留校，1952年參與院係調整中的圖書分配工作。
據茅家琦回憶，其實自1949年起，對南大的控製已經開始。那時對教授仍實行聘用製，每年暑假發一次聘書，1949年暑假，接管學校的軍代表出了個主意，聘書不要一次發出去，先發給一部分“政治進步”的人。許多沒有接到聘書的教授擔心下一年沒有工作，紛紛離開南大去了上海，師資就此流失。
緊接著， 1951年11月的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提出了工學院調整方案，其中就涉及到南京大學的調整措施：“將南京大學的工學院劃出來，和金陵大學的電機工程係、化學工程係及之江大學的建築係合並，成立南京工學院”；“將南京大學、浙江大學兩個航空工程係合並於交通大學，成立航空工程學院”。但這一工學院調整方案尚未付諸實施，1952年，以華北、東北、華東三大區為重點的高等學校院係調整便全麵展開。
1952年的暑假之後，一切都變了。當陸錦璧準備離開南京的時候，南大校園紛紛攘攘，不同院係的師生們各自為未來的搬遷而奔忙。南京大學被一分為八，分配方案令師生們瞠目結舌。用茅家琦的話說，“院係調整也作為運動來搞，”讓南大“傷了元氣”。
作為圖書館的政治幹部，茅家琦跟隨南京大學本部遷到原金陵大學校址。按照部署，南大與金大兩校的文、理學院於此合並，另外還並入複旦大學外文係德文組、震旦大學外文係法文組、同濟大學外文組、齊魯大學天文算學係、中山大學天文係、浙江大學地理學係地理組等。
金陵大學校址位於鼓樓西南坡的天津路，距離原南京大學所在的四牌樓僅幾個路口。這個創建於1888年的老校區經曆了太多風雨，早年為美國基督教會創辦的私立大學，抗戰時學校西遷成都，留守人員由於美國教會性質，將校園辟為避難所，保護了成千上萬的難民--校園東側的小粉橋1號小洋樓，正是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的故居--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此地又被汪精衛的軍隊占領，辟為汪偽政權的南京中央大學。直到抗戰結束，金大東還，才重新接管校園。
1949年後，金陵大學與其他所有教會學校一樣，與外國教會斷絕關係，改為私立。1951年，金陵大學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合並，並接受政府經費，改為公立金陵大學。1952年，又與南京大學合並，以“金陵大學”為名的曆史就此終結。
“前一年已經經曆過兩校合並，到1952年再合並，就沒有太大的震動了。”原金陵大學生物係助教蕭信生回憶。當時金大共有文、理、農三院，設有22個係，文理兩院合並到南京大學。金大農學院則與南京大學的農學院合並，並調入浙江大學農學院的部分係科，組建為南京農學院（即今南京農業大學），校址暫設丁家橋，1958年搬遷到南京東郊衛崗新址。
南京大學在四牌樓的原址，則由南大工學院、農學院的農業工程係，以及金陵大學的電機、化工兩係合而成的南京工學院接管，即今天的東南大學。由於設立在中央大學原址，頗有承接正統之感，東南大學的校徽主體至今仍延續了中央大學校徽的倒三角形，內部圖案則為校園標誌性建築綠頂大禮堂。
最複雜的是此前已劃歸軍區的醫學院。1949年入學的王靜寧簡直要記不清楚母校的名字了，自從入學開始，學校不斷更名：中央大學、國立南京大學、南京大學、華東軍區軍醫學院、第三軍醫學院、第五軍醫大學……由於在學校期間沒有參軍，1954年不能去西安，便分配到鎮江醫學院。報考時進入赫赫有名的中央大學醫學院，畢業時拿到的卻是鎮江醫學院文憑，她的心裏不免失落：“那時也很想跟同學們一起去西安，但是沒辦法。”
失落的人不止她一個。1950年考入南大音樂係的魯兆璋回憶，雖然當時大部分學生想法比較單純，服從上級安排，但也有一些師生較為不滿。南大的音樂係隸屬於師範學院，1952年獨立出來，並入金陵大學的教育、兒童福利兩係，組建成了南京師範學院（即今南京師範大學）。但當時金女大的音樂係就並入了上海音樂學院，相比之下差距甚遠。
此外，南京大學工學院水利係與交通大學水利係、同濟大學和浙江大學兩校的土木係水利組，組建成華東水利學院（即今河海大學）；南京大學農學院森林係與金陵大學農學院森林係合並，組建南京林學院（即今南京林業大學）；南京大學工學院航空工程係與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兩校的航空係合並，組建為華東航空學院。1957年遷往西安，更名為西安航空學院，後與西北工學院合並為西北工業大學。
除以上八個由老南大衍生出來的院校之外，還有一些單獨的科係被調出。南大知名的文學院哲學係教授苗力田，此時就隨哲學係並入北京大學哲學係；金陵大學經濟係學生吳敬璉，與南大經濟係學生一起，調整至複旦大學經濟係；法學院的法律係與政治係，包含陸錦璧在內的16個學生，則一起進入華東政法學院。
塵埃落定之後，原有37個係的南京大學，僅餘13個係，由此帶來的創傷一目了然。而其中的心理學係由於被認為是“唯心主義”“資產階級偽科學”，自 1952年後便未再招生，僅因為校長潘菽為心理學專家，力爭保留師資而未撤銷，有其名而無其實。
1955年下半年，根據高教部的指示，南大又將天文係與數學係合並，改稱數學天文係，俄羅斯語言文學係與西方語言文學係合並為外國語言文學係，心理學係並入生物係。這樣，至1956年9月，南京大學僅餘10個係。
這所曾經居亞洲之首的大學被徹底打碎了。盡管加強了工程、師範和農林等方麵的專業人才的培養，尤其使工科類專門學院有了相當的發展，但人文社科領域不少具有特色的係科被撤銷或調出，實為重大損失。有老教授痛心疾首感慨，“把一個好端端的南大，打得五癆七傷，斷腿殘足，人走樓空。”
有人將這種重創歸於南大的“原罪”，即其作為國民政府的中央大學，地處首都、陪都，戰時曾由蔣介石擔任過一段時間校長，並任終身名譽校長。南京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南京大學百年史》副主編龔放認為，這更多應為“地緣政治”的關係。“首都從南京改為北京，南大就從首都的重要大學變為華東地區的重要大學。比如浙江大學就與國民政府沒什麽聯係，但也被地方化了。”
一“左”到底
陸錦璧終於沒有等來他的老師們。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報道，題為《南京市十位學者：對撤銷南京大學法學院提出批評》。直到此時，他才得知當年南大法學院教授們的去向，結果讓他十分意外，也倍感心酸。
院長高一涵、教過他《國際關係史》的政治係教授史國綱、曆史係教授朱鍥等，被調離教學崗位，任江蘇省省委參事室任參事，“既無事可參，也無法從事專業”；法律係主任趙之遠、教授吳學義、祝修爵分別被調去南京師範學院、華東藥學院、南京工學院三所學校的圖書館；南大社會學係主任孫本文，調入地理係教統計學；原金陵大學社會學係主任柯象峰，調到外文係教英文；而政治係的教授王明輝，居然去了南京師範學院教美術。
很快，1957年，“大鳴大放”的整風運動開始。 5月18日，南京大學校刊以“春風已吹到南大”為題，報道了學校鳴放情況。5月30日，北園校門口率先出現大字報，一天裏就貼出五百多張。
陸錦璧在其主編的團刊《青年教師》上發表一篇短文，題為《向院黨委提兩點批評和建議》，指出，“我院同全國高校一樣，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學生對教學越來越高的要求同教學質量相對落後的現狀之間的矛盾。”其中一句“要強調教師在各個教學環節中始終處於主導地位”，被院領導斷定是“反對黨的領導”，因此被打成“右派”。
已經成為預備黨員的女友聞訊，馬上與陸錦璧分手。兩人在上海靜安寺最後一次見麵，時值1957年中秋，陸錦璧帶去一包月餅，女友卻不肯接受。他心酸地說：“你放心吧，吃我的月餅絕對不會喪失立場。”
彎路
1959年，30歲的陸錦璧被發配青海，到西寧市一家勞改單位任工會幹事，後來又輾轉到柴達木盆地邊沿服苦役，直到1983年才最終獲得平反。1984年，陸錦璧重返華政校園，從事中國法律思想史和外國法製史教研，此時他已55歲，7年後便退休。
如今83歲的陸錦璧回想這些往事，不斷感慨1952年起開始的命運轉折，自那時起的三十多年裏，他人生最黃金的一段時光都被各種政治運動占據著，無法真正學習和教學，到晚年才得以回歸。
與他同齡的雷同聲也頗為感慨。當年他與同班同學、後來的太太李中，都被各自導師看中，希望留在醫學院任教。但院係調整一來，醫學院歸入軍區，去留不再由教授定奪。1954年他們畢業時，正趕上學院大舉遷往西安，沒有一個人得以留校。最後，雷同聲調入北京軍委衛生部，李中則分到地方醫院門診。”如果不是趕上院係調整，我們可能就會走另外一條路了。“
高校教育體製本身，也走了這樣一段大彎路。許多當初被廢置的專業，後來經證明不可或缺，又陸續恢複。1957年，南大重建英語教研組，改變了隻學俄語的狀況；1960年，成立了政治學係，設政治專業，70年代末政治學係政治學專業隨後改名為哲學係哲學專業。
1978年上半年，在外文係增設了日語專業；1978年下半年，恢複了經濟學係，設立了經濟學專業；1980年，經濟係經濟學專業分為政治經濟學專業和經濟管理專業；1981年，恢複法律學係；1987年，重建了醫學院。
即便做了如上努力，南京大學仍然難以恢複早先中央大學、國立南京大學時的鼎盛。1959年國家公布首批重點20所全國重點大學，南京大學並不在其列，直到名單擴充到64所時才入榜。
今年，南京有六所院校都將慶祝其110周年校慶，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南京林業大學、南京工業大學（2001年南京化工大學與南京建築學院合並而成，而南京化工大學來自1958年從南京工學院獨立出來的南京化工學院）。它們都將曆史追溯到了1902年的三江師範學堂，現在卻以六個不同的身份存在著，盡管因此培養出更多的專業人才，但1952年計劃經濟時代帶來的尷尬與創痛一望而知。
而陸錦璧並不打算在校慶時回南京，他輕描淡寫地說，”我與南大已經沒有什麽關係了，南大校友錄上也沒有我的名字。“盡管離開南京大學校園之前的求學時光，仍是他至今最懷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