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伏者”黃慕蘭
－－作者：邢小群
今年（2017）2月，已110歲高齡的黃慕蘭去世了。這位人瑞，1926年參加中共，1955年因潘漢年案牽連，被監禁、審查20餘年；出獄後奔波10年，為自己和同人洗冤申辯。90歲時，動手書寫自傳，105歲時終得付梓出版。有人說她的一生是中國革命曲折發展的反映，我覺得她的一生不如說是革命的一個注腳。當宏大的進行曲行將謝幕的時候，她仍遠遠地站在看台的一隅，連登台謝幕的資格都沒有。
婚姻與革命
黃慕蘭，原名黃彰定，字淑儀，1907年生於湖南瀏陽，因欽慕花木蘭，自起名慕蘭。搞地下工作時又易名黃定慧，一直到老。父親黃徵，字穎初，是新舊時代交替時的開明文人。他和譚嗣同、唐才常是同窗好友，一同辦過育嬰堂，專收被棄女嬰。黃徵為譚嗣同整理文案，嗜好吟詠，自撰《詞林韻準》。故譚讓自己的學子對黃執弟子之禮。
黃慕蘭12歲時，其父將其送人湖南周南女校讀書。向警予、蔡暢、楊開慧、丁玲都出自這所學校。校長朱劍凡夫婦曾留日，倡導婦女解放。
黃父雖為開明之人，卻難違婚約，讓16歲的黃慕蘭早早出嫁。丈夫抽鴉片、打下人，黃慕蘭異常痛苦。黃父深為後悔，兩年後將女兒接回娘家，逃出牢籠。1926年，黃慕蘭從傳單上得知漢口英美煙草公司的女工正在舉行大罷工，便找到工會要求參加革命。婦女運動領導人，時任國民黨漢口特別黨部婦女部長杜韞章（章蘊）表示歡迎。黃慕蘭之後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當了杜韞章的秘書，並結識宛希儼。宛希儼是中共東南大學支部第一任書記，黃梅地方中共組織的創建人，曾以共產黨員身份當選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時任《楚光時報》主編，協助董必武工作。因此，黃慕蘭先後結識董必武、陳潭秋、蘇兆征等中共早期領導人，受他們的薰陶感召而加入共產黨。黃慕蘭在武漢從事婦女運動期間，※※※妻子楊開慧、劉少奇妻子何寶珍均在其中。而後，黃慕蘭接替杜韞章成為婦女部長。是年11月，中共領導的群眾性救濟組織濟難會在武漢開全國代表大會，武漢婦女協會是濟難會團體會員，潘漢年是上海分會代表，黃慕蘭是濟難會及紅十字會理事，兼任《漢口民國日報》副刊編輯。武漢各界舉辦歡迎宋慶齡的大會時，她擔任主席團主席。是年12月，黃慕蘭原定去蘇聯學習，已經到了上海，瞿秋白做工作讓她放棄去蘇聯，回到武漢，任武漢三鎮20萬婦女和各界群眾紀念三八婦女節大會總指揮，登報提出婦女解放的各項要求。
1927年初，宋慶齡開辦全國婦女幹部訓練班，指定黃慕蘭兼任培訓班籌備主任。這一年三八婦女節，黃慕蘭與宛希儼結婚，由董必武公開宣布此事，並在報紙上刊登消息。
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國共決裂，黃慕蘭與宛希儼離開武漢去了江西。陳潭秋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宛希儼任常委、宣傳部長。黃慕蘭與陳潭秋夫人徐全直任省委秘書。徐做內勤，黃慕蘭做外勤，即對外聯絡。在這期間，她認識了在江西共青團省委任職的饒漱石。黃慕蘭在其自傳中曾介紹她與上下級之間地下聯絡的各種方式。比如“那時對贛南、井岡山、贛東北來的人都有不固定的接頭方式。還有一隻船，在贛江上航行，固定每半個月接頭一次”。1928年宛希儼到贛西南任特委書記，領導武裝鬥爭。半年後，宛希儼犧牲。這時黃慕蘭剛剛產下一子。年底黃慕蘭調到上海工作，將兒子送到老家，由祖父母撫養，取名宛昌傑。
黃慕蘭到上海後，在中共中央做地下工作。政治局開會時，她是作記錄的秘書，兼任機要交通員，與各省來上海的人聯係。她此時的直接領導吳德峰任中央交通局局長，在周恩來領導下，負責黨的秘密情報交通工作。
在此期間，黃慕蘭與賀昌相遇。賀昌看到黃慕蘭為喪夫悲傷，就勸導她：“無產階級的革命婦女，更要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決不能有‘從一而終’和樹立貞節牌坊的舊禮教觀念”。不久賀昌提出和黃慕蘭結為伴侶。周恩來表示：“賀昌同誌是值得你愛的，我同意你們結合”。
1929年，中共組織上海工人搞罷工，黃慕蘭要求到基層鍛煉，去了一間紡紗廠。因參與羅邁（李維漢）領導的散發傳單的示威活動，被巡捕抓住，律師假稱其不滿18歲，被當庭開釋；後又冒名進另一紗廠，散發傳單，組織罷工，當學徒代表，要求改善徒工待遇，再次被抓，關進龍華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入獄不久，在看守所遇到彭湃。彭湃身份已暴露。黃慕蘭設法與彭聯係，接受他在獄中的領導。黃慕蘭被囚禁100多天，因身份沒有暴露，又有律師援助，罷工勝利後被放出。出獄時賀昌被派往設在香港的南方局，任宣傳部長。已有身孕的黃慕蘭也被調入南方局，仍做秘書兼交通員。聶榮臻夫婦與他們同住一所公寓。1929年，鄧小平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廣西領導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取道香港去南寧，與他們有過多次會麵。後來，賀昌又與鄧小平在江西蘇區一起工作。1929年冬，共產國際有一筆經費通過越南支部匯到香港南方局，挺著大肚子的黃慕蘭化裝成貴婦人，帶著一個樟木箱，上麵放著化妝品和《聖經》，下麵裝滿鈔票，坐頭等艙送到上海。
1930年黃慕蘭生下第二個兒子，取名賀平。這時賀昌已到天津任北方局書記。賀昌先是瞞著黃慕蘭將兒子送給沒有兒女的盧彪夫婦收養，後說服黃慕蘭：“把兒女看成自己的私有財產，那是小資產階級的私有觀念，我們都是屬於黨的私有財產”。黃慕蘭盡管心中萬般不舍，隻能服從。
賀昌與黃慕蘭從香港赴天津時途經上海，周恩來夫婦和劉少奇、何寶珍夫婦都來看他們。劉少奇與賀昌在安源時曾一起工作。黃慕蘭隨賀昌到北方局後仍以交通員身份送文件至上海，並帶回李立三為政治局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等機要文件。賀昌與李立三是安源時的熟人，他按照中央要求，把共產黨、青年團、農會、婦女會的領導機關合並成一個行動委員會，賀昌任暴動總指揮。暴動失敗，賀昌與黃慕蘭因去上海開會僥幸脫險。賀昌被撤職，閉門思過，關向應、任弼時經常來探望。賀昌要求到中央蘇區打遊擊，中央同意。據《黃慕蘭自傳》描述，賀昌推薦黃慕蘭和潘漢年留在上海做以營救難友為主的地下工作。黃慕蘭要求與賀昌同去蘇區，吳德峰、戚元德夫婦做黃慕蘭的思想工作說：“你的皮膚太白，去蘇區要長途穿行在山區農村，化裝農婦，（你）完全不像。再說你產後身體一直虛弱，不能長途跋涉”。當時因顧順章叛變，團中央書記關向應被捕，但沒有暴露身份。中央讓黃慕蘭利用一切關係，營救關向應。賀昌也一再勸黃慕蘭接受營救部長的任務。黃慕蘭同意了，住進白俄貴族開的公寓，穿上半高跟鞋和旗袍，燙了發以作偽裝。
她的工作需要與律師打交道。組織物色了進步律師陳誌皋幫助她。陳誌皋出身海寧世家，上海震旦大學法學院畢業。其父親在上海法租界做過多年的會審庭庭長，是開明法官。陳誌皋未畢業前通過父親關係保釋過共青團員施蟄存、戴望舒和杜衡，1930年畢業就掛牌當了律師。
黃慕蘭與陳誌皋在營救關向應期間，陳誌皋約黃慕蘭喝咖啡，遇到陳的一個同學，聽到一個消息：南京政府抓到了一個中共頭頭，湖北人，60歲左右，鑲一口金牙，酒糟鼻子，隻有9個指頭，是懸賞10萬塊錢才抓獲的。黃慕蘭馬上和潘漢年聯係，二人分析，可能是向忠發叛變，潘漢年立即向康生匯報，康生向周恩來匯報，周恩來迅速組織中央機關轉移，除了來不及通知的紅旗印刷所，其他人都平安脫險。周恩來表揚黃慕蘭立了奇功，讓她拿一筆錢，通過陳誌皋收買巡捕房的人，以獲得向忠發的口供。黃慕蘭覺得不妥，因為她的真實身份陳誌皋不知道，不利於以後營救關向應的工作。後來，黃慕蘭還是通過陳誌皋打聽到，因有人搶先邀功，收到蔣介石第一封電報，沒等蔣改變主意的第二封電報到達，就將向忠發“就地正法”了。很長時期，中共對向忠發的事不對外公開，黃慕蘭的功績也在保密之中。直到鄧小平女兒寫《我的父親鄧小平》，才提到黃慕蘭的作用。
陳、黃兩人終於將關向應保釋出獄。關向應後擔任紅二方麵軍副政委、八路軍一二0師政委、中共晉綏分局書記、七屆中央委員，1946年病逝。據說，他在病中還說：“他日革命成功，慕蘭回來，請求組織一定要善待她”。
1931年，中共中央機關轉移江西瑞金，黃慕蘭調任中國人民革命互濟總會營救部部長。而後，陳誌皋受黃慕蘭委托，先後參與營救了不少共產黨人。1933年，陳誌皋向黃慕蘭求婚。陳隻知道黃慕蘭的前夫宛希儼已犧牲，也知道黃慕蘭沒有脫離共產黨。但不知道她是中共另一要人賀昌的妻子。而此時，賀昌還在江西。黃慕蘭請示上級，此時，潘漢年已調往中央蘇區工作，她的直接領導劉伯垂、趙畹華夫婦極力促成這樁特殊婚姻。說她的崗位極其重要，與陳的結合，更有利於掩護身份。認為賀昌不會怪她。黃慕蘭幾年來與陳誌皋肝膽相照、並肩戰鬥，也產生了相當的情感，便視為組織批準了這一特殊的婚姻。黃慕蘭與陳誌皋於1935年舉行了隆重的婚禮。由蔡元培、沈鈞儒證婚。後來，黃慕蘭聽到傳達：賀昌和項英、陳毅等一起留在江西堅持遊擊戰爭，在江西會昌河遭伏擊，被包圍了7天7夜，彈盡糧絕，賀昌負傷後犧牲。不清楚他犧牲前是否知道此事。
1935年，上海金融界首屈一指的通易公司麵臨破產，在調停複業過程中。劉伯垂讓黃慕蘭趁此機會打人金融界，開辟上層統戰工作的重要陣地。黃慕蘭找債權人上下調停，最終使通易公司複業，並當選公司常務董事兼副總經理。借這個平台，她加入了銀行俱樂部，銀錢業聯誼會。為地下黨設立了文件保險箱，為中共周轉資金。
1937至1939年黃慕蘭在上海擔任十幾個抗日救國團體的常務理事。陳誌皋請天主教神父出麵，組織國際收容所，救濟難民，包括安置猶太人。黃慕蘭兼任收容所總幹事，借職務之便幫助掩護中共黨員進出國民黨統治區與淪陷區之間。除此之外，黃慕蘭還做了很多有益抗日救亡的工作：如幫助阿英的“風雨書屋”，不掛牌子隱藏在通易公司大樓中；為魯迅著作的出版提供資助等。
1942年黃慕蘭剛生下一個男孩，就與陳誌皋被軍統逮捕。直到日本投降，才被保釋出獄。此時兒子已亡。
抗戰勝利回到上海，黃慕蘭用抵押陳誌皋家族老宅方式，收購股票，重振通易公司。
通易公司還無條件支持於伶領導的上海劇藝社的活動，開出專門的透支往來戶頭。上海左傾文人作品的出版、印刷也大多由通易出錢。蔣經國整頓經濟時，通易被起訴賬目不清，勒令停業。1948年，通易公司經曆了擠兌風潮，宣布破產。
1950年，陳誌皋受中共委托，到海外采購並搶運國內缺乏的物資，去了香港，從此再沒有回來。這時黃慕蘭與陳誌皋已有兩女一子。
蒙冤入獄
中共接管上海後，黃慕蘭沒有身份，沒有收入，隻得在街道幫助工作。直到1951年，上海成立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她才正式參加了救濟總會上海分會工作，擔任秘書。而後找到與宛希儼和賀昌生的兩個兒子。1955年6月因潘漢年案，黃慕蘭正式被內審關押。上來就讓她回答“何時叛變自首？”黃慕蘭說，我被捕坐過兩次牢，從沒有暴露身份。何來叛變？何來自首？
1960年初，黃慕蘭發現看守所內紅旗飄揚，鑼鼓齊鳴，以為要恢複自由，不想是移至秦城監獄。黃慕蘭絕食抗議，管理人說：“不要小看此地監牢，一般沒有資格的人還進不來呢！”1963年冬，她被宣判“叛徒、特務、反革命”罪，釋放出獄，管製三年。判決書上沒有謝覺哉、吳德峰的簽字。後來才知道兩位最高法官不同意這種判決，用這種方式保留自己的意見。黃慕蘭出來後，無家可歸，在兒子家監視居住。不想三年後的“文革”，再次讓她人了秦城。1975年才放她出獄。從1955年起黃慕蘭失去自由整整20年！
1975年出獄後，黃慕蘭在兒女家輪著住，1980年撤銷1963年判的“反革命罪”。組織安排她到上海市政府參事室任參事，定為行政工3級。
《黃慕蘭自傳》價值
《黃慕蘭自傳》麵世以後，一方麵有媒體把她當作美女特工來炒作，一方麵有人質疑黃慕蘭誇大了自己在隱蔽戰線的功績。
在我看來，《黃慕蘭自傳》中提到她做過的工作，並非子虛烏有。大革命時代，她投身婦女運動，很快成為組織者之一，她的才能沒有人提出疑義；她參加革命當年入團、入黨，兩任丈夫都是共產黨高級幹部，為革命事業犧牲，也是事實。因嫁的是中共高級幹部，又在中央工作過，得到過周恩來直接垂詢是可信的。據黃慕蘭描述，因發現並及時匯報向忠發叛變信息，使中央機關及時轉移，周恩來說她立了奇功。有些黨史研究者則認為，周對向早有警惕，向的叛變信息來源，不僅僅來自黃慕蘭一方。這隻能說明黃慕蘭對自己的工作有個理解程度，不能否定黃的工作不在其中。還有人提出黃慕蘭與潘漢年不屬於直接領導與被領導關係。1933年後，潘漢年已不是黃慕蘭的上級。說服她不去蘇區；說服她與陳誌皋結婚，都沒有潘漢年出現。但後來她卻因潘漢年案被捕，說明他們在上海曾是一條線上的人。況且，黃的委屈並非始於潘漢年案，比如她晚年一直堅持申訴的脫黨問題。
通觀《黃慕蘭自傳》，史料信息極大，行文敘述清通慧雅。很多細節讀來栩栩如生，她從事的地下工作，也涉及黨內高層機密：營救關向應；黨的金融來源與走向，如從香港往上海送錢。僅就她在通易公司為中共黨、為社會救助做了那麽多工作，若無中生有，是不會羅列敘述得那麽具體的。其實，與其挑剔《黃慕蘭自傳》在一些細節的放大與縮小，不如提出黃慕蘭對於曆史尚需清醒的反思。她的前夫宛希儼對她說：“我們立誌入黨，就要為黨犧牲一切！”她的第二任丈夫賀昌要求她“組織、組織、再組織，戰鬥、戰鬥、再戰鬥！”她做到了。甚至有人認為她在感情問題上能夠服從大局，為了工作需要，放棄自己真愛的男人，而與陳誌皋結婚，這種犧牲精神是非常可貴的。別人做不到的事情，黃慕蘭做到了，說她奇就奇在這裏。但就是這樣一位為革命做出過貢獻的奇女子，卻在革命成功後蒙冤入獄，長期遭受不公平待遇，這是不是值得反思呢？
耐人尋味的是她最後一任丈夫陳誌皋。作為進步律師，在中共奪取政權以前，他為營救中共高級幹部，可謂不遺餘力。然而中共取得政權以後，做了大量工作的他作為民主人士曾遭到過誤解，也知道妻子為其黨內秘密身份的擔心。他1950年離開了大陸，不能說沒有對未來的恐懼和懷疑。據說黃慕蘭的自傳寫了六種，能拿出來發表的僅此一種。黃坐牢那麽久，為自證清白要反來複去地寫材料，讓組織核實。她自傳中極少對人物褒貶，對很多熟悉的人欲言又止，真實的深淺，可見一斑。知情人說，過去有關情報工作，為了絕密，鮮有文字；再加沒有解密，無法獲讀。當事人的回憶即便有誤差，已屬難能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