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賢，“文革”重要的起始人、當事人
－－作者：沙葉新
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當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劃者、操縱者。他是當年許多左傾婦女的偶像。他就是曾經風雲一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
他在上海生活74年，我在上海也生活了50年。同在一座城市，都是動筆杆的，還都寫過劇本，還互知其名，但在4年以前我們從未見過麵。
在我第一次和他見麵時，我根本沒想到要寫他；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卻很想寫寫他。
他是徐景賢！
如今三、四十歲以下的人，幾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許人了。可在“文革”十年，他卻是大大的風雲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當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劃者、操縱者。當年在上海灘，誰個不知他是聲名顯赫的市委書記徐景賢？哪個不曉他是名列張春橋、姚文元之後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張那樣陰沉乖張，也不像姚那樣縱筆招搖。很多人說，張像狗頭軍師，姚像刀筆衙吏，徐則更像個黌門秀才，印象並不惡。徐體貌修長白皙，也讓枯瘦的張、肥矮的姚，相形見絀。徐是當年許多左傾婦女的偶像。時至今日，還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當年的“徐郎”仍然津津樂道，說他作報告從不用稿，說起話來井井有條……一種欽慕之情，溢於言表。
每當聽到這種私下的曖昧的言說，總令我感慨萬千。“文革”已經奄忽40年，那麽慘痛深刻的政治血跡，卻逐漸淡去；而對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經久不忘。
2002年12月15日，原上海人民藝術劇院的老演員錢楓先生打電話給我，說不久前他在醫院遇到徐景賢，隻見他老多了，一無當年的風采。兩人說話間，提到我，徐景賢請錢楓代他向我致意，並說文革中為《邊疆新苗》之事對我的批判是錯誤的，他要向我道歉。
我很驚訝，也有一絲感動。
《邊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寫的反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話劇。這個戲本是“遵命文學”，已經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條，萬萬沒想到也會挨批！當時正處“批林批孔”的黨內鬥爭高潮，文藝界也正在批判所謂的“文藝黑線”回潮，文化部長於會泳在上海多次點名《邊疆新苗》，說它有小資的“花花草草”，有大資的噱頭笑料，違反了社會主義的創作目標。於是1974年3月21日上午，在我們劇院召開全市文藝院團對《邊疆新苗》的現場批判大會；而這天正是我妻子在醫院臨產，我不能請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將接受批判。
我在劇院挨批，妻子在醫院待產，我的心情之憂、之惡可想而知……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過批、挨過鬥，掛牌下跪，羞辱難當，但也沒有這次對我的批判讓我刻骨銘心，終身難忘，批得我差點神經失常。
提出對我批判的是身為文化部長的於會泳，而身為市委書記的徐景賢並未下達過這樣指示。不久我還聽說，於會泳、徐景賢之間，在對待《邊疆新苗》的態度以及如何修改的問題上也有分歧，徐景賢是比較傾向我們的。
挨批以後，我們劇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黑龍江知青點采訪，於是又不得不無窮無盡的討論，無窮無盡的修改，在這出破戲身上繼續浪費精力和生命。
1975年，政治形勢更加動蕩，突然之間，11月2號徐景賢打電話給當時的文化局黨委書記說：“《邊疆新苗》還是不錯的，你們將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沒有什麽問題，就盡快演出。”還說：“去年對這個戲解剖有無過頭的地方，也請研究研究。”
於會泳說《邊疆新苗》“問題嚴重”，徐景賢說這個戲“還是不錯的”；於說對這出戲“批判”，徐說是“解剖”。二人明顯不一致。可是好夢不長，時隔僅兩個多月，1976年1月13日，又傳達於會泳的指示，說：“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藝界的翻案風極為猖狂，現在要反擊，要炮轟，要搞運動！”於會泳說的“翻案風”是否包括徐景賢對《邊疆新苗》的“翻案”呢?這令我們整個劇組極為不安。又過了不久，文化局又傳達徐景賢對我的批示，大意說：“沙葉新年富力強，有寫作能力，應該為他提供條件，深入生活，寫出更好的劇本。”啊？是嗎？我當時真有點受寵若驚！
於會泳給我的感覺總是陰風習習，徐景賢則是暖風徐來－－這確實是我當時的真實感覺。至於他二人是否有本質區別，我不敢說，但畢竟有所不同。於會泳至死不認罪，最後服毒自殺。徐景賢認罪服罪，甚至連無直接責任的罪錯，如《邊疆新苗》之事，也要道歉，你能說同是“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案犯，就沒區別？況且他不隻是對我一人道歉，對其他被錯批錯鬥的人也都道過歉。
所以當徐景賢出獄之後，托人帶話向我問好致歉，我是接受的。半年後，2003年“五一”長假的第一天，徐景賢打電話來，要來我家看我。我連忙說你歲數比我大，還是我來看你。5月2號上午9時45分，我按約準時來到他家後門口。我站在樓下，隻見徐景賢下樓來了，佝僂著，橫著身子，扶著牆壁，忙不迭地來接我。我第一個印象是他真的老了，但沒有想到他老弱得如此厲害。這是曾經叱吒風雲的“文革”權貴徐景賢？難以置信！公道世間唯白發，貴人頭上不曾饒，他兩鬢有霜了……
徐景賢又艱難地爬上樓，在前麵為我引路，還不斷地提醒我：“樓梯窄，你要當心。這弄堂裏的房子，是1925年造的，比我年齡還大，老了，舊了。不過也正適合我住，我也老了，舊了。”我不知道怎麽應答，隻覺得有點淒楚。但我相信他不是牢騷；他是笑著說的，還帶著點幽默語氣。
上得樓來，才知道這一幢樓住了好幾戶人家，廚房是共用的，過道也是共用的，顯得逼仄擁擠。他領我去他的書房，也很小，是利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來的，約15平房，有書櫥、書桌、沙發等最簡單的家具，也都老了，也都舊了。
還沒落座，徐景賢的夫人葛蘊芳端來茶水招呼。徐景賢介紹說，解放初她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書。愛屋及烏，令我肅然起敬。她很客氣，話不多，連連說：“請坐、請坐！”
就這樣，我和徐景賢，一個“文革”受害者，一個“文革”當政者，麵對麵地坐在一起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同一個平麵上平等相見，我們握手，我們問好，他敬茶，我送禮……
他誠懇地對我表示歉意，說他當時隨便一句話都可能對我造成意想不到的傷害。他請求我原諒。
我含含糊糊地說：“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曆史時期造成的，如今站在曆史的高度去回顧以往的種種，不應該完全由個人負責。”
他說：“不，我是有責任的。我應該向你道歉。”
難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怨仇？我們之間真有怨仇嗎？怨仇隻是在我們之間嗎？如果說罪惡不應由他一人負責，那誰該負全責呢？債有主，冤有頭。主是他嗎？頭是他嗎？問蒼茫大地，誰主誰頭？
接著，徐景賢向我敘說“四人幫”倒台之後他的經曆：被捕、審訊、交代、關押，判刑。他判了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我問：“18年？你怎麽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樣長！”
他說：“也許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較好。最早他們說，對我免於刑事處分；後來北京公審‘四人幫’，又說要判我的刑了。對我的定性也有改變，最早定我為‘四人幫’的餘黨，後來定為死黨，所以判了18年。還有一個原因是馬天水有精神病，不能判刑。王秀珍工人出身，資曆淺，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們這幾個頭頭，總要有一個判得重一些，就把我頂上去了。”
我不知道徐景賢說的判刑經過是否實情，但他在敘述這一經過時，毫無一點怨言倒是真的。語氣平靜，說的像是別人的事。
徐景賢在獄中身體不好，他的夫人葛蘊芳給鄧穎超寫信，鄧有批示，讓上海酌情處理。上海便以“特種原因”為由提前三年於1992年6月讓他保外就醫，1995年刑滿，1999年恢複公民權利。
他說：“漫長的獄中生活對我有個好處，就是可以冷靜地思考好多問題，思前想後，反複追問，認真洗腦，終於讓一個比較明白的腦袋長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了。我以前就是你一篇文章裏說的那種‘執左道以亂政’的人，但我曾經是個追求進步、忠於人民的人呀，怎麽會成為罪人了呢？我不斷反思，想弄個明白，就想寫本回憶錄，想把我的經曆和反思寫下來。再不寫，沒人寫了。張春橋和姚文元是不可能寫的。張春橋並沒死，今年85歲，他的兒子和我有些往來，我可以從他兒子那裏知道一些他的情況。他在獄中連話都不說，審判他的時候也不說，怎麽會寫回憶錄？外界又傳說姚文元寫了回憶錄，也是謠言。他的秘書我很熟，姚文元讓他告訴我，他沒寫回憶錄，也沒打算寫。王秀珍呢？不是動筆杆子的人，寫不來。隻有我寫了。我寫還有個有利的條件，就是我和中央一層的毛、周還有王洪文都有接觸。中間這一層，我本人就身在其中。下麵的這些人，陳阿大、‘四大金剛’，也很熟悉。所以如今隻剩下我可以寫寫上海的‘文革’十年了。我抱定宗旨，隻說事實，不說觀點。我隻說我親身經曆過的事情，讓讀者和專家去評說。”
2003年底，徐景賢的回憶錄《十年一夢》終於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了我一本。我告訴他外界對他的回憶錄的總體反映較好，說是信史，但也有批評，說他反思不深，也沒對自己進行批判。
他說：“不深，是可能的，我現在隻有這樣的認識水平，隻能認識到這樣的程度，就這樣寫了。至於自我批判，我在獄中寫檢查交代的時候寫了無數遍，那是給公安局、給上麵看的，讀者也許不感興趣。我隻說事實，不說觀點。”
其實他的回憶錄也有觀點，這便是“‘文革’是災難，要徹底否定。”這是他敘述所有事實的核心，這也是這本回憶錄的價值所在。
初次見麵，徐景賢談興甚濃，在晤談中，他還主動說起一位風頭人物的“文革”曆史所引起的諸多爭議。
徐景賢說：“這個人我應該最有發言權，寫作組是歸我管的，我知道。他當然是寫作組的，是‘石一歌’的。他總是想掩飾，越掩飾，人家就越要揭露。他還帶記者去找審查過他的負責人作偽證。人家說他在‘文革’中沒大問題，對呀，他是沒大問題呀，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我，才算是大問題。沒大問題不等於你沒問題呀，文革中，你寫了那麽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實姓，白紙黑字，沒問題嗎？他和記者篡改人家的話，把沒大問題篡改成沒問題，這就不好了。這個負責人提出強烈抗議，他們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發暴露了他的‘文革’曆史。何必呢？實事求是嘛！不過，我要為他說一句公道話，有人說他是張姚的紅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來的吧？他連我這一級的紅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們看中他罷了。聽說他在香港發表回憶，老罵別人，掩飾自己，這就不好了。”
這次見麵之後，6月19日，他還給我來了一封信，信尾說：“另外，附上一篇《“咬”》的報道，給你休閑時看看。”所謂“咬”，就是“咬”那位風頭人物的，徐景賢特地剪下寄來，可見他對此事的關注，這也正表明他對自己“文革”曆史的態度，不掩飾，實事求是。
隻要對自己的曆史能夠持有這樣公正的態度，那麽曆史也會將公正歸還給他。不論你有多大罪惡，曆史既會讓你承擔你應該承擔的罪責，也會給你很多機會讓你從坦誠的反省中站立起來，重新贏得尊重。
徐景賢10月31日下午4時在家中因心髒病突發而去世，11月6日下午2時在中山醫院舉行遺體捐贈儀式。此前我接到徐景賢家屬的訃告，我表示我要向徐景賢遺體告別。
徐景賢的追悼會我毅然前去參加，為了探視這個曆史人物最後一眼，為了向他已獻出的遺體深鞠一躬，更為了不忘記“文革”這給千百萬中國人造成極大災難的血腥曆史！
參加告別儀式的人很多，花籃花圈擺滿一屋，我想僅就捐獻遺體一事，他也應該得到人們的尊重。
挽聯上寫著：“用權不循私有錯善反思，人品貴真誠勤奮伴一生。”這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文革”十年間，他身居要職，但他一人得道，家人並未就此升天，確如挽聯所言“用權不循私”。親戚中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唯一的親弟在外地插隊多年，他也沒讓他們調回上海。外甥中有人想參軍，他不給他們開後門。他父母單獨住在老舊的石庫門內數十年，沒煤衛設施，很想改善住房條件，他也拒絕二老的要求，他說：“等到周圍鄰居家家戶戶都安裝煤衛之後一起解決，我們不能特殊。”以徐景賢的私德，對比如今的吏治官風，對比陳良宇的所作所為，真有雲泥之別！
“文革”如今在中國大陸是一個敏感的話題，是禁區；而徐景賢勇於觸及禁區，善於進行反思，終於將反思的成果撰寫為回憶錄，也應予尊重。省視徐景賢的的一生，此舉當是他在精神上的首次叛逆，他超越了禁區，也超越了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說“腦袋長在自己的肩膀上了”。他愚忠的時候，犯了大錯；他不愚不忠了，反而做了一件好事，至少是應該做的、有意義的事。
可惜的是，徐景賢的反思，僅僅局限過去，我想“腦袋長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後的徐景賢，也許會有和以前不盡相同的觀點。我真想聽聽，可惜他全帶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