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維空間
1931年4月—6月，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中共總書記向忠發相繼叛變。一時間，上海灘上血雨腥風，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幾十名工作人員遭到逮捕，其中有十位是中共省、市委書記，包括何孟雄、林育南等，也包括作家李求實、柔石、馮鏗、胡也頻、殷夫等，2月7日，其中的24人死於上海龍華刑場。還有中共早期領導人惲代英遭到逮捕並最終犧牲，就連遠在香港的中共領導人蔡和森也被捕犧牲。周恩來、陳雲、王明、項英、盧福坦、張國燾等人在上海均險遭逮捕。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實際上處於無人領導的癱瘓狀態，急需選擇一人擔任中共總書記接替向忠發的職務。
向忠發能夠當上總書記，並不是他在德才上有什麽高人之處，而是因為他的工人出身。在此之前，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是大知識分子，一直是中共一大至五大的總書記，為中共最高負責人，但國民黨一場對共產黨人的“四一二”大屠殺，讓陳獨秀徹底失去了威信，他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遭中共中央解職。後來瞿秋白、李立三先後主政中共中央，他們盲目主張在城市發動工人暴動，致使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損失，犯了左傾盲動主義錯誤。這時，共產國際認為知識分子固有的性格缺點可能阻礙了中國革命的成功，於是要求中共選擇一個工人出身的革命家擔任中共領袖，以此帶領中共走向成功。在這種情況下，向忠發被動走向了曆史的前台。但實際上，向忠發這人從才能上講與陳獨秀、瞿秋白與李立三相比天上地下，從人品上講也與上述三人有著巨大差距。加上在此之前向忠發僅僅有在地方從事工人運動的領袖經曆，對全局事物完全缺乏駕馭的能力，在他主政中央的時段裏，實際權利主要掌握在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手中，大事根本就做不了主。向忠發被殺後，中共總負責人又空缺。
此時，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隻有周恩來、王明和工人出身的盧福坦。新的總書記要在周恩來、王明和盧福坦三人中選擇，最合適的人選當然是周恩來。周恩來在黨內具有很高的威信，他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卓越的組織才華與穩重謙遜的性格為黨內公認。六屆三中全會本應由他主持，他卻把瞿秋白推了上去。顯然，此時此際，他也不會出任總書記，更何況他早已覺察王明的咄咄逼人與野心勃勃，最可能的人選，自然是王明。但是，當時大上海一係列驚心動魄的事件，使王明失魂落魄，他和妻子孟慶樹躲進上海郊區的療養院惶惶不可終日，他有過被捕的經曆，嚐過鐵牢的滋味。當上總書記，他就務必留在國內領導中國共產黨，這不能不使王明顧慮重重，不久，他幹脆到蘇聯當中共住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去了。周恩來不想當，王明不敢當，剩下的人選便是盧福坦了。盧福坦此人當時在中共黨內也根本沒有什麽知名度。
盧福坦，山東淄博市人，工人出身。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七年擔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山東省委書記。一九二八年，他作為山東省代表，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正遇上過分強調工人成分，於是他不僅被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下子進入中共高層。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他成了政治局委員。
王明有共產國際做後台，不甘心大權旁落，於是便安排盧福坦在上海擔任中共臨時負總責的人。盧福坦出任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的時間非常短暫，隻有三個多月——因為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也有人說是二月)，他就落進了國民黨中統特務手中。當年的中統上海行動區副區長陳蔚如後來在其回憶錄《我的特務生涯》《中統內幕》這麽寫及盧福坦被捕後的情景：
根據盧福坦在中共黨內的曆史和地位，其意誌應該是比較堅定的，可是在勸降特務和他談話之後，他很快表示願意自首，並為中統上海區對中共江蘇省委的連續破壞提供了很多情報，成為可恥的叛徒特務。盧福坦這麽快就叛變，連中統特務也感到意外!由於盧福坦提供了線索，位於上海北四川路、天潼路的中共江蘇省委處於中統特務的監視之中。兩個不滿十八歲的中統特務蔣某和吳某在馬路上踢皮球，故意把皮球踢進三樓的房間中。借口進屋撿皮球，他們偵察了中共江蘇省委機關，緊接著，便來了一個大搜捕……
盧福坦叛變後，搖身一變加入了國民黨中統特務組織，擔任中統徐州特區行動股股長、上海區情報行動股股長以及京贛鐵路調查統計室南昌區區長等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於1951年5月24日在昆明被人民政府逮捕並在上海被長期關押。1968年，因在文化大革命中交代出1930年代康生被捕叛變的經過，由康生與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簽署命令，將其於1969年11月秘密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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