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十年動亂 空前浩劫
（1966年—1976年）
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給黑龍江大學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從1966年6月起，學校被迫停課。校造反派組織競相揪鬥幹部和教師，白色恐怖籠罩著整個校園。1967年4月，造反團接管了黑龍江大學的領導權，成立了校革委會。此時校黨委已名存實亡，一切權力都掌握在校革委會手中。從1966年6月到1976年10月，先後任校黨委書記或黨的核心小組組長的有高衡和白汝瑗，任黨委副書記或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的有張毓瑞、尚慎武、劉力田（軍宣隊）、藺善禮（工宣隊）、林孟舒、方孟梅（軍宣隊）、劉青萍、雷日春。同一時期，任革委會主任或校長的是高衡和自汝瑗。任革委會副主任或副校長的有王樹本、董福長、張毓瑞、秦野豐、李俊傑、李鳳堂、林孟舒、方孟梅、王維良、尚慎武、牧嵐、穆國棟、葛沛、劉青萍、林北星、王連才（工宣隊）。校革委會在造反派的把持和操縱下，組織了一係列迫害廣大幹部和教師的活動。在以“社會為工廠”、“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口號下，學校遷往農村工廠辦學，大量教師和幹部被趕往農村插隊落戶。從1972年到1976年，學校僅招收2700名學生。身心受到嚴重傷害的廣大教師和幹部在逆境中仍然堅守崗位，力所能及地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以此表示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和“文革”極左路線的抵製和鬥爭。
第一節 災難降臨 武鬥開始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席卷全國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給整個教育事業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巨大損失，使正在建設中的黑龍江大學遭受了嚴重摧殘和破壞。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8日黨八屆的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麵發動的標誌。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作為指導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號召全國人民向“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猛烈開火。於是文化大革命的曆史悲劇在全國範圍內拉開了帷幕，而教育界則首當其衝成為這場悲劇的前導。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報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誣陷、攻擊北大黨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報，這就在全國各地首先是許多大、中學校和黨政文化機關掀起了“造反”浪潮，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混亂現象。在這股“浪潮”的衝擊下，黑龍江大學被迫停課，組織學生學習《五·一六通知》，學習林彪、江青合謀炮製的《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和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的反動實質〉》等有關“文化大革命”的社論和文章。6月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論述“文化大革命”的社論《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和評論員的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進一步煽動群眾起來造反。不久，校園內就貼出了謾罵、攻擊校領導的大字報，聲稱支持“北大的革命行動”，指責學校黨委“壓製”、“阻礙”運動，要求學校領導“觸及靈魂”、“在黑大立即開展文化大革命”等等。校內動亂日甚一日，學校形勢日益惡化。
6月13日，“文革”運動在黑大正式展開。原校黨委遵照上級指示成立校係“文革領導小組”。運動一開始，“文革領導小組”一方麵在校內錯誤地搞“以人劃線”，把原哈爾濱外語學院的大批幹部、教師打成“黑線人物”，進行圍攻和批判；另一方麵，又對全校師生員工進行劃類排隊，把鬥爭矛頭指向廣大群眾。與此同時，校“文革領導小組”還派工作組去外語係和總務處，發動群眾揭批本單位的所謂“三家村”、“四家店”，組織“橫掃牛鬼蛇神”。從此，一場空前浩劫遍及黑大校園。
8月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決定規定“文革”的鬥爭目標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把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決定》還強調要“敢字當頭”,“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提出“不要怕出亂子”,“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隨後，又公開發表了毛澤東給清華大學紅衛兵的一封信和8月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隨之全國大亂，學校的形勢又進一步惡化。校園內攻擊、醜化幹部、教師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在“造反有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口號聲中，黑大紅衛兵組織“造反團”、“八八團”、“先鋒團”相繼成立。
8月下旬，在造反派組織策劃下，“校文革籌委會”出麵召開了批鬥會，被揪出批鬥和陪鬥的教工多達70餘人。這次大規模的批鬥會，上演了掛黑牌、塗鬼臉、戴高帽、大彎腰等醜惡鬧劇，開了我校殘酷鬥爭、人身侮辱的先河。接著是遊鬥。遊鬥後，造反團扣留了原校領導史文生、董福長、王樹本以及中層幹部20多人，並設立“集訓隊”監督管製。副校長王樹本不堪折磨，被迫自殺。
不久，“先鋒團”勒令百餘名幹部、教師進“學習班”，建立了我校第一批“牛棚”。其它造反派組織也不甘落後，競相揪鬥幹部和教師。許多幹部、教師無端被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黑幫分子”等罪名，遭受無休止的批鬥和精神摧殘。一時間，所謂“紅色恐怖”籠罩著黑大校園。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萬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會，表示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毛澤東親自出席大會，並檢閱了紅衛兵遊行隊伍。這樣，在全國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聯”、“掃四舊”的高潮。從九月份開始，我校先後有兩千多名師生去北京接受檢閱和進行串聯。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鼓動和支持造反派奪權。1月5日，上海造反派頭頭王洪文在張春橋、姚文元支持下，相繼奪取了《文匯報》、《解放日報》和市委的領導權。《人民日報》轉載了《奪權宣言》。從此便刮起了全國性的奪權風暴。在奪權的一片濁聲惡浪中，黑龍江省的造反團奪了省委的大權，建立起黑龍江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
4月，我校造反團也接管了黑龍江大學領導權，成立了校革命委員會。此時，校黨委已名存實亡，一切權力都掌握在校革委會手中。
在校革委會的領導下，開展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造反派組織以極左的行動，搞了“燒黨票”、“燒團票”、“鏟除修正主義苗子”運動，有20多名共產黨員的入黨誌願書和黨員登記表被當眾燒毀。在此期間，造反派組織無法無天，不少人手持棍棒，在校內大搞打、砸、搶、抓、抄。被關入造反團“集訓隊”管製和接受批鬥的幹部、教師80餘人，被抄家的50多戶，被作為“叛徒”、“特務”抓起來的10人，被迫害致死者5人。造反派的胡作非為，使大批幹部、教師蒙受巨大的災難。
與此同時，造反派組織在校外支持奪權，參與武鬥。造反派師生二百多人奔赴伊春，配合當地造反派占領了林業局，對局一級領導和大批中層幹部進行批鬥，並協助伊春公安機關的造反派抄了“保守派”群眾的家。1967年1月底，校造反派總頭頭帶領哈市大專院校造反派奪了哈爾濱市公安局的權，成立了接管委員會，我校造反派主要成員任管委會班長。在砸爛“哈市紅旗軍”的事件中，造反派兩次簽發拘捕令，拘捕20餘人，將他們關押在我校主樓地下室，進行審訊、拷打。
“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麵“奪權”階段後，導致全國陷入了無政府主義的極端混亂狀態。在這種嚴峻形勢下，毛澤東決定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任務。1967年4月，人民解放軍3066部隊派人進駐我校，執行所謂“支左”任務。這時，因對待省革委會某領導成員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和態度，校造反派及群眾分裂成“炮轟”與“捍聯”兩派。這兩派各自從派性出發，挑動群眾把鬥爭的矛盾指向一部分幹部和教工，同時，彼此你爭我奪，派性日益膨脹，對立情緒日趨激烈。在相互爭鬥中，“捍聯總”占了上風。“捍聯總”接管學校領導權後，在駐校軍宣隊的支持下，采取專政措施，以“炮轟派黑幹將、黑後台”等罪名，先後對一些幹部、教師進行批鬥、體罰、勞改、關押。其中4人被捕入獄。
原省政協副主席、黑大校長於天放被以支持“炮轟派”的罪名拉到全市進行批鬥，遭受非人折磨，最終含恨自殺身亡。
之後，原校革委會一負責人主持編印《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參與這一工作的兩名哲學係教師被扣上“篡改”、“非法編印”等罪名投入獄中。
為了揭批十七年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1967年4月，原哈外院、黑大領導王季愚從上海外國語學院被揪回學校，接受批鬥。她被誣蔑為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黑幹將”，哈外院五十年代中期提出的“學術建校”被說成是“典型的資產階級複辟的黑綱領”。造反派全然不顧王季愚身患多種疾病，仍對她進行長期關押、體罰、批鬥。慘無人道的迫害，使她的身心受到嚴重摧殘。原哈外院的一大批教師、幹部則被打成受王季愚包庇重用的“牛鬼蛇神”，遭到打擊迫害。
1967年10月以後，根據中央“複課鬧革命”的指示，我校先後派出“教育革命探索隊”去五常縣、海倫縣、雙鴨山市開門辦學。“探索隊”以“服務、改造、辦學”為原則，做了許多工作。然而，由於辦學指導思想的錯誤，“探索隊”探索的結果沒有也不可能有什麽值得借鑒的價值。
1968年6月，校革委會以幫助弄清黑大的曆史是非為名，將原黨委副書記張天恩從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請”回。張天恩來校後，應幾個參加“炮轟”的教工的要求，同他們進行了座談，並且到董福長（原黨委副書記）等老同誌家裏看望。由於他對一些重大原則問題采取較為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不同意所謂黑大存在著兩個司令部的說法，因而他和董福長同誌被誣陷為“右傾翻案的急先鋒”，與他們接觸過的不屬於“捍派”的十幾名教工被誣陷為“右傾翻案集團的黑幹將”，統統被關進“專政大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使這些同誌遭到非人的折磨。
1968年7月，哲學、中文兩係在江北春雷公社修築戰備公路。軍宣隊和這兩個係的少數人密謀與當地群眾聯合召開批鬥地、富、反、壞、右大會，將我校一些老幹部、老專家專程從學校押送到江北，與當地“地、富”一起，被迫跪在批鬥台上，在批鬥過程中，使這些同誌備受淩辱，慘遭毒打。勞動結束後返校途中，又搞民兵演習抓“俘虜”，民兵站成兩隊，強迫這些被批鬥的同誌從兩行隊伍中跑著穿過，意為“抱頭鼠竄”，而兩隊民兵在呐喊聲中緊步追上，抓住“俘虜”便一頓拳打腳踢。類似這種粗暴踐踏人權的不人道行為，在十年動亂時期屢見不鮮。
1968年8月25日，新華社轉發《紅旗》雜誌刊登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公布了毛澤東關於開展“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和“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群眾參加”的最新指示。同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學校的通知》。隨後哈爾濱偉建廠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我校，並結合到校、係（處）革委會，領導鬥、批、改。
第二節 清理階級隊伍
在軍、工宣隊和校革委會領導下，學校全麵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校革委會成立了“清查辦”，設立了“專政大隊”，各係處建立了“清查辦”和”隔離室”、“反省室”。這些所謂“群眾專政”的場所，實際是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大批被扣上所謂“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階級異己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等罪名的師生員工，作為專政對象分別被關押在這些地方。特別是被關押在“專政大隊”的同誌，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們不僅不能與外界交往，就是相互間也不許交談。家屬前來探望，也必須經過批準。他們白天被強迫勞動，夜晚睡在地下室水泥地麵上，平時吃飯被限質限量，大小便都得按規定向看守者報告。在“專政大隊”這個陰森恐怖的“拘留所”裏，人性喪失，良知被泯滅，夜以繼日地以拷打、罰站、不許睡覺、不準吃飯等方法，實行刑訊逼供，經常深夜搞突擊性“提審”，對所謂“不老實交待自己罪行”的人，拳腳相加，有的被打得遍體鱗傷，鮮血流淌，有的被迫跳樓自殺，更多人致傷、致殘。至於人身侮辱和精神摧殘更是司空見慣、習以為常；動不動就揪出“示眾”，在光天化日之下搞人身“展覽”。直到1969年春“專政大隊”解散為止，在那一百多天的黑暗日子裏，被非法關押審訊者多達一百餘人。他們所受到的種種折磨是駭人聽聞的。
1968年10月，在軍、工宣隊、校革委會主持下，全校掀起清隊新高潮，搞挖地三尺的清隊大會戰。政治迫害的進一步升級，使更多的幹部、教師遭受不白之冤。在清隊大會上，校軍宣隊、革委會負責人宣布我校原俄語係是“蘇聯遠東情報站”，五十年代曾在蘇聯留學和與蘇聯人有過工作聯係的幹部、教師不少人被懷疑或打成“蘇修特務”。在這次清隊大會戰中，全校有300多名教師、幹部（占全校教師、幹部的40%左右）被扣上種種罪名受到批鬥和觸及，被關入“專政大隊”的89人，關押在各係、處“反省室”、“隔離室”的53人，交由公安機關拘押的11人，共計150多人。此外，尚有100多人在各係、處接受群眾監督，交待問題，等待進一步審查。
“清隊”運動中，不僅殘酷迫害校內廣大幹部、教師，而且株連教工的家屬。“校家屬清查辦”對一些教工的父母、妻子、同居的親屬大搞逼、供、信，並以“地、富、反、壞、右”等罪名進行揪鬥、抄家、遊街、強製勞動、強行搬家，造成不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慘劇。
1969年1月，《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明確指出清隊要“注意政策，打擊麵要小，教育麵要寬……嚴禁逼、供、信”。然而駐校軍、工宣隊和校革委會某些負責人，卻以校革委會名義，將原外語學院時期的一些中層幹部和有關人員共60餘人集中起來，舉辦所謂“揭蓋子學習班”，要揭開所謂外語學院時期階級鬥爭的蓋子，揭發所謂“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王季愚包庇和重用“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學習班大搞逼、供、信，曆時一個多月，致使這些同誌又一次受到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其中，校辦主任王文秀被迫自殺。至此，被迫害致死者已達12人。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是非不分，黑白顛倒，完全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創造了黑龍江大學“文革”中冤假錯案的最高紀錄。
第三節 極左路線對學校工作的破壞
一 “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1969年5月，全校開始整建黨，恢複黨的組織生活，落實政策和解放幹部。但是，由於繼續推行極“左”路線，因此，政策不可能得到認真落實，幹部也不可能真正解放。就在這個期間，我校派出幹部、教師百餘人去牡丹江地區寧安、雞東、東寧等縣參加農村鬥、批、改與整建黨工作，曆時一年有餘。
1969年8月，經中共黑龍江省核心小組批準，我校黨的核心小組成立，高衡任組長，張毓瑞和軍、工宣隊各一名代表為副組長。
1969年12月，校黨的核心小組召開擴大會議，提出學校的任務是建設紅色農村革命基地。根據省革委會第四次擴大會議精神，校黨的核心小組作出兩項決定，一是黑龍江大學遷到農村辦學，二是動員二分之一的教師、幹部去農村插隊落戶。隨後，又決定把鐵力縣做為我校戰備基地，並派出一部分幹部、教師和工人到鐵力山區進行開辟和建設。這項工程曆時四年之久，勞民傷財，耗資數萬元。
從1969年的12月到1970年的1月，軍、工宣隊與校革委會的負責人大造輿論聲勢，宣傳“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必要性。同時，運用大批判、停發工資、收繳戶口、給予處分等強迫命令的方法，把廣大教工趕到農村“插隊落戶”。這些教工在風雪交加的數九寒冬，被迫扶老攜幼，離開了長期工作與生活的校園。除少數到省內外投親靠友者外，絕大多數去了呼蘭縣的康金井和大用兩個公社。全校插隊的教工連同他們的家屬總計有上千人。在他們中間，有年老體衰的幹部，有白發蒼蒼的教授，有出生不久的孩子，有重病纏身的患者。在條件十分艱苦的農村，這些教工吃盡了苦頭。體力勞動繁重，有病得不到及時治療，孩子不能正常上學，生活陷入了難以想象的困境。
大批教工到農村插隊落戶，使廣大知識分子和幹部受到進一步迫害,也使學校再次遭受嚴重的破壞。
1970年4月，我校招收的第一批試點班工農兵學員101人入學報到。這批學員初期分為大文科和大理科，分別在肇東縣澇洲公社和五常縣化肥廠進行教學活動，約四個月後返回校內上課，分為哲學、俄語、高分子、無線電四個專業。參加教學與管理的教師、幹部共50餘人。
1971年3月，校革委會主任、黨的核心小組組長高衡因病離職休養。這段時間，校革委會召開擴大會議，傳達中央有關“批陳整風”文件，舉辦“批陳整風”、“批潘整風”學習班，研究落實政策問題。“九·一三”事件後，又舉辦了“批林整風”學習班。
1971年12月，學校傳達貫徹國務院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由於這次會議是在“四人幫”的直接操縱下召開的，因而把對教育戰線的“兩個估計”塞進《會議紀要》，說建國十七年來的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教師隊伍的絕大多數和十七年培養出來的大學生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對《紀要》的這些觀點，不少教工表示了反對。認為“兩個估計”根本不符合曆史事實，完全顛倒了建國後十七年教育戰線的是非，徹底否定了十七年教育事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的教師說：“為黨的教育事業辛勤工作了20多年，結果被說成是給資產階級幹的，怎麽也想不通”。還有的幹部說：“從黑大發展的曆史來看，根本就不存在什麽黑線專政”。由於廣大教工的抵製和反對，這次教育大討論，很快就草率收場。
1972年1月，根據中央指示，省革委會決定，哈爾濱外國語專科學校並人黑龍江大學。原黑大外語係分為俄語、英語、日語三個係，學製為三年。兩校合並後，哈外專領導林孟舒、劉青萍、林北星任黑大革委會副主任，林孟舒為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3月，省委決定，白汝瑗為黑大黨的核心小組組長、校革委會主任。這時，哈爾濱偉建廠工宣隊撤離學校，哈爾濱量具刃具廠派出工宣隊進駐我校。
二 “反回潮”
1972年，在林彪反革命集團被粉碎以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為克服“左”傾錯誤造成的危害，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團破壞造成的惡果，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使各方麵的工作開始有了轉機。在批林整風中，他提出落實黨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主張“為革命學業務、文化和技術”，並指示周培源要“提倡一下基礎理論”,“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把基礎理論水平提高”。周總理對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反映了學校廣大教工的要求和心願。
1972年4月，我校招收的第一批工農兵學員606人正式入學。舉行開學典禮時，省委、省教育部門領導同誌出席大會，並講了話。為適應教學工作的需要，6月，我校第一批插隊教師、幹部返校，年底全部返回了學校。為了加強學校的各級領導，校黨的核心小組調整和配備了各係、處領導班子。
1973年1月，校革委會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和製訂各係的培養目標、課程設置和教學計劃。決定恢複教研室，並任命了教研室負責人。根據周總理關於“要重視基礎理論”的指示，各係都重新製訂了教學計劃，加強課堂教學，恢複了一些教學管理製度。廣大教師和幹部出於教書育人的責任感，對學校多年來忽視“基礎理論”教育提出不少批評意見，建議學校要重視教學質量的提高。在許多教師言傳身教的影響下，學生學習文化知識的熱情也有所提高。
教育戰線出現的這些新的氣象，卻被“四人幫”說成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回潮”。張春橋、姚文元指使上海《文匯報》發表了《這樣提出問題是否妥當?》、《打什麽基礎理論?》等文章。接著《遼寧日報》於7月19日發表了《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一文，吹捧“白卷先生”張鐵生，把他視為”反潮流的英雄”。於是，在全國教育戰線掀起了所謂的“反回潮”運動。
1973年8月，學校召開了第四次全體黨員大會，白汝瑗代表黨的核心小組向大會作了報告。省委書記王一倫到會並講了話。會議選出白汝瑗等30人組成中共黑龍江大學第四屆委員會。第四屆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正、副書記和常委。經省委批準，白汝瑗任黑龍江大學黨委書記，張毓瑞、方益梅（軍代表）、尚慎武、劉青萍、雷日春任副書記。
1973年9月，73級606名新學員入學。
在學習、貫徹“十大”文件過程中，校黨委組織全校一千餘人去肇東縣農村宣傳“十大”精神，同社員群眾一起學習、勞動。11月初，陸續返回學校。
1973年12月，省文教辦派基本路線教育工作隊進入我校。
1974年1月，批林批孔運動開始。校黨委決定，取消寒假，全體教工繼續上班，深入批林批孔。
基本路線教育工作隊來校後，鼓動部分師生張貼出攻擊校黨委“右傾”的大字報。從2月到3月，全校共貼出“反擊右傾回潮”的大字報1400餘張。其中以署名“季蔚文”的大字報為代表，把學校自1971年以來為適應教學工作的需要所實行的各項政策，所規定的教學管理製度，一律攻擊為“複辟回潮”，是“走十七年的老路”，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新生事物”。剛剛恢複的各係的教研室，全部被作為“回潮”的產物加以取消，正常的課堂教學被攻擊為“複舊”，必要的考試、考核被攻擊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專工農兵學員的政”。校領導林孟舒同誌被打成“複辟勢力”的代表人物。1972年以來落實幹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的一些具體做法（盡管遠遠不夠)，統統被誣蔑為“舉逸民”，以原省委書記王一倫為顧問寫的《關於我校情況的調查報告》，被說成是修正主義路線複辟回潮的“黑綱領”。一時間，“反回潮”勢力占據上風，不少幹部、教師再次受到批判和打擊，剛剛有所恢複的教學秩序又一次被打亂。
三 “學朝農”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5年2月6日，黨中央召開了十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公開批評“王、張、江、姚”為”四人幫”，並確定由周恩來負責國務院的人事安排。周恩來病重期間，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根據毛澤東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三項指示，鄧小平召開了一係列重要會議，開始著手國民經濟的整頓工作。經過短短幾個月的整頓，全國工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的形勢有了明顯的好轉。在整頓工作中，不能不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錯誤政策，不能不對這些錯誤政策有所糾正。這個變化，既觸怒了“四人幫”，也為毛澤東所不能容忍。因此，不久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使全國再次陷入混亂。
此時，教育戰線還沒有來得及整頓，就又提出了“學朝農”的問題。“四人幫”及其代理人把朝陽農學院的“朝農經驗”樹為“社會主義新型大學”的樣板，是“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典型”，公開提出“同十七年對著幹”。3月，省文教辦召開學習“朝農經驗”座談會。4月，校黨委及工宣隊負責人帶領一個小組去朝農“學習參觀”，返校進行傳達，並製定了”學習朝農的規劃”，提出了“校內一千、校外一萬”的辦學口號，並在綏棱縣閣山公社建了分校，招收文科社來社去試點班。第一期學員60人。
1975年2月，學生會“理論組”成立，初期成員20多人，分布在全校各係。他們以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為名，從極左的思想觀點出發，首先攻擊學校落實各項政策和學校貫徹省政工會議精神是“修正主義回潮”，指責學校“不學朝農，假學朝農”,“以反派性壓學朝農”，聲言要“警惕向資產階級投降”等等。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噩耗傳來，黑大校園沉浸在無比悲痛之中。全校師生置“四人幫”的禁令於不顧，以極其沉痛的心情廣泛進行吊唁活動，寄托哀思，表達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憤怒。
1976年2月，“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吹進了黑大校園。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和3月10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翻案不得人心》，把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校黨委按照上級指示，召開黨員幹部會議，動員和組織全校人員“反擊右傾翻案風”。但全校廣大師生對此以各種方式予以抵製，應者寥寥無幾。
學生會“理論組”在“四人幫”勢力的支持下，以“反擊右傾翻案風”為名，把鬥爭矛頭對準校黨委。他們一方麵極力煽動“層層揪走資派”，在校刊上發表文章說“走資派層層有”，千方百計要把校黨委主要領導打成“走資派”；另一方麵，在省委主要負責人的支持下，又到省、市的一些單位做報告，介紹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經驗。校黨委迫於形勢和壓力，在對待“理論組”和“學朝農”等重大問題上，做出妥協，發出《向“理論組”學習的決定》，號召全校師生向“理論組”學習；同意“理論組”提出的取消我校學生會組織、成立“工農兵學員上管改委員會”* 和實行對口參政的要求。理論組負責人當上了黨委副書記，其它主要成員分別到宣傳部、保衛處等部門參政，還掌管了“畢業生分配教育辦公室的部分權力”。
一時之間，校內極“左”思潮泛濫。大搞所謂“劃等號”活動，要求並強迫73屆畢業生一律去當工人、農民。這樣做的結果，不僅給學校畢業分配工作帶來了困難，也打亂了全省畢業生的調配計劃。最後，又決定我校擬實行半工半讀，培養亦工亦農的勞動者，學校越辦越往下，越辦離三線（鐵路線、公路線、電話線）越遠。
1976年5月，校黨委再次派出以駐校工宣隊負責人為首的小分隊去朝陽農學院、遼寧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參觀學習”。
十年動亂時期，唯心主義橫行，形而上學猖獗，徹底破壞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政治上極力推行極左路線，導致政治大迫害的腥風血雨遍及全國，製造了前所未有的空前大劫難。黑龍江大學遭受了嚴重摧殘和破壞，成為重災區之一。
第四節 廣大師生在逆境中的艱難跋涉
從1972年到1976年，學校僅招收2700餘名學生。學校所設立的中文、哲學、俄語、英語、日語、數學、物理、化學八個係，哲學、政治經濟學、漢語言文學、俄語、英語、日語、數學、計算數學、計算機軟件、物理、無線電、半導體、高分子、化學和有機化學等十五個專業，都不能足額招生，不但學生數量少，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浪費，而且學生未經高考入學，水平參差不齊，也給教學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學校的角色完全錯位，廣大幹部、教師遭受打擊、排擠與迫害，掌握學校管理大權的是根本不懂教育的軍、工宣隊和“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極左的造反派“鬥士”。這些人對學校實行“上、管、改”，搞什麽“學朝農”、“走五七道路”,“下鄉辦學”，把學校折騰得破爛不堪，麵目全非。自74年以後，我校文科各係的教研室全部取消，代之以年級委員會，各門課的教師混編於年級委員會，每個年級成了獨立的教學實體，組織各門課程的教學活動。對教師的要求是：當好“三員（宣傳員、戰鬥員、輔導員)”，成為“全麵發展”的“多麵手”，一個人教幾門課，負責一個點或幾個點，並且實行三包（自己備課、自己講課、自己輔導，出了問題自己包下來）。理科各係也成立了年級委員會或專業連隊，辦學“以下為主”、“開門辦學”、“廠校掛鉤”。這樣一來，基礎理論的實驗取消了，專業課的實踐變成了以典型產品帶教學，講什麽產品，上什麽實驗課，根本談不上科學性、係統性和理論性。學校的圖書資料和教學設備遭到嚴重破壞。文科教學和科研急需的圖書資料90%被封存。哲學係的資料室被取消，資料人員被分散到各年級委員會，隨學生活動，搞所謂的“開門辦資料”，致使大批資料破損和散失。中文係學生必讀的中外名著，幾乎全被當作“封、資、修”黑貨加以禁止。教師備課和科研無參考書，學生無書可讀，教學與科研都受到嚴重衝擊。
受極左思潮影響的廣大學生，也是“文革”動亂的受害者。大學階段，是學生學習知識增長才幹的重要時期。可是，在大學三年，沒有學到多少知識。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旗號下，一批又一批學生被趕往農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中文係73級學生下鄉下廠的時間50%以上，74級占40%。哲學係75級學生剛入學，還沒有學哲學，就下鄉編寫貧下中農學哲學的書。要求學生“以幹代學”，把自己塑造成“亦工亦農的勞動者”。結果是哲學係的學生不知道什麽是哲學，中文係的學生不了解漢語文學常識。文科有的學生竟然把“巴黎公社”說成是某省的一個人民公社；中文係有的學生直到畢業，也不曉得寫文章要有主題，如此等等。後來，覺醒了的廣大青年學生，都感到受了騙，有的氣憤地說：“大學三年，虛度了年華，浪費了青春”,“文革整整毀了一代人”。
廣大幹部、教師對混亂的教學秩序和明顯下降的教學質量，看在眼裏，痛在心中。但軍、工宣隊和造反派中的一些人對“上、管、改”所造成的惡果，隻準說好，不許說壞。中文係一位老教師在學校組織的座談會上，借用當時社會上流傳的“大學牌子，中學水平，小學課程”來說明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建議學校抓一下教學質量。這本來是無可非議的苦口良言，結果卻被作為“階級鬥爭新動向”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反撲”，受到多次批判。
在十年動亂時期，對於“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對於“文革”的極左路線，廣大師生員工進行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抵製和鬥爭。“四人幫”利用其控製的輿論工具，煽動派性，挑動群眾鬥群眾，但不少師生反對派性，不參加造反派的任何一派，不參與群眾鬥群眾的一切活動。許多教師冒著被扣上“走白專道路”、“搞複辟回潮”等大帽子的風險，力所能及地進行教學和科研。有的群眾在形容那種恐怖氣氛時說：“帽子掛在牆上，拿在手上，隨時隨地給戴上”。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廣大教師和幹部懷著對祖國、對人民、對社會主義的赤子之心，衝破重重障礙和各種阻力，為教學和科研作出了成績。自1972年以來，為社會各行各業舉辦各種短訓班298個，培訓各類專業人員98,000餘人；舉辦各種進修班72期，培訓學員422人；舉辦各種函授班4期，培訓學員7120人；支援“七·二一”大學、“五·七”農場大學、廣播大學16所，為他們提供教材30種，舉辦各種講座528次。為適應教學的需要，各係教師積極編寫教材。僅哲學、中文、外語三係，從1970年到1973年先後編寫出近20種教材和教學參考資料。理科三係的教師先後與上百個廠、礦和研究單位協作，共承擔了116項科研項目，絕大多數已經完成並投入生產和應用。有的項目，如物理係的“半導體磁敏器件”、”電子引信”等，還受到了國家和省市有關部門的獎勵。外語三個係的教師編譯小說、詩選125種，共9000多萬字；翻譯英、日、俄三種文字的聯合國文件、石油資料、列寧文稿、國別史、手冊等60餘種，約1256萬餘字。俄語係教師還編寫一部《俄漢新詞詞典》，並承擔國家的重點科研項目長達一千多萬字的《俄語大辭典》的編撰任務。
1976年10月，“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被送上了人民的審判台，從而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飽經風霜摧殘的黑龍江大學，從此步入恢複與發展的新時期。
*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規定廢除考試製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並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簡稱“上、管、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