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曆1811年，也就是清嘉慶十六年。按照我國傳統的幹支紀年計算，這一年是辛未羊年。不知是不是巧合，自這個羊年開始，中國從東方的雄獅淪為任列強宰割的羔羊。
“西洋人現在住居京師者，不過令其在欽天監推步天文，無他技藝足供差使。其不諳天文者，何容任其閑住滋事？著該管大臣等即行查明，除在欽天監有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職外，其餘西洋人俱著發交兩廣總督，俟有該國船隻到粵，附便遣令歸國。其在京當差之西洋人，仍當嚴加約束，禁絕旗民往來，以杜流弊。”
這道諭旨，是五月嘉慶親自頒布的。
從內容上來看，這是一份相當典型的限外令，與滿清貫徹始終的對外方針不謀而合。諭旨的內容大意為：
“時至今日留居在京城的洋人，除了那些在天文領域頗有建樹的，其餘的洋人都成了閑雜人等，他們沒有一技之長，逐漸成為威脅社會安全的不穩定因素。為了確保京城的社會治安，責令相關部門逐個排查這類‘閑雜人等’，除了那些在天文部門從事相關工作的洋人之外，其餘一律遣散回本籍。即便是那些在天文部門有職務的洋人，也要嚴加看管，防止他們與旗人來往，避免旗人沾染洋人的不良習氣。”
這道諭旨看起來貌似起到了宣揚國威、抑製洋人的作用，但卻也顯露了清廷外強中幹的本質。諭旨看似普普通通，卻處處表現出統治者已經失去了“天朝上國”的優越感，心理極度失衡。此外，我們還能在諭旨中讀出當時中國的洋人數量急劇增長，再也不是什麽稀罕物了。非但洋人變得司空見慣，而且，洋人還引發了一係列社會問題。
天子之怒，在舊社會還是頗具震撼力的。
這道諭旨頒布後沒多久，西洋堂（負責管理洋人的相關機構）便對駐留在京城的外國人進行了全方位的人口普查。經過了兩個月的時間，總算是將京城的洋人數量清點完畢，隨後西洋堂事務大臣福慶將調查出來的情況匯報給嘉慶皇帝。
在這份報告中，福慶給出的指導性建議是：將賀清泰、吉德明這兩位給清朝做出巨大貢獻且年事已高的洋人，加上通曉算法的畢學源，此三人可以留在京城繼續效忠大清。至於高臨淵、顏時莫、王雅各伯、德天賜這四名洋人，因為他們學術不精，在天文曆法領域沒有絲毫建樹，所以應當遣送回原籍。
當福慶將奏章呈遞給嘉慶後，嘉慶對清查的人選進行了批閱，認為：賀清泰、吉德明、畢學源的確學有所長，所以授予留京居住證，準許他們長期留居京城。然而，對於要被遣送的四個洋人，因為他們學無所長，對滿清的發展起不到任何作用，因此批準將其遣返回國。為了確保這些洋人能夠切切實實地回到祖國，嘉慶委派步軍統領衙門派人將私人護送到良鄉，隨後再交由直隸省護送，將洋人送到南方的行政區域，一路如此直到廣州。等到廣州有方便的商船或官船，再委托他們將四個洋人送回故鄉。
除此之外，嘉慶還額外強調，在護送這四名洋人期間，嚴禁沿途的中國人與之往來，這樣做是為了避免洋人破壞了中原淳樸的民風。
如果說，上麵的諭旨嘉慶對洋人的排斥態度尚不明顯的話，同年七月十六日清廷頒布的新法令中，嘉慶對外國人的敵視就已經相當明顯了：
“嗣後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經卷，倡立講會，蠱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轉為傳習，並私立名號，煽惑及眾，確有實據，為首者意當定為絞決。其傳教煽惑，而人數不多，亦無名號者，著定為絞候。其僅止聽從入教，不知悛改者，著發往黑龍江給索倫達呼爾為奴，旗人銷除旗檔。失察官員降級調用。在欽天監任職的西洋人必須嚴加約束，禁絕與旗民往來，以杜流弊。其餘的西洋人俱遣令回國，如有在境逗留者，立即查拿，分別辦理，以淨根株。”
嘉慶對外國人表現出來的態度是十分令人詫異的，不過是區區幾個來自海外的“夷人”，堂堂九五之尊何必要跟他們如此較勁呢？又是頒布嚴厲的科條，又是嚴加懲戒，又是遣返回國。站在一個大國的角度來看，這種做法未免有些小題大做了。
那麽，為什麽嘉慶會如此有失體統呢？
問題仍出在洋人身上。
這些漂洋過海來到中國的洋人有些熱情過度了，他們總是希望將本土宗教灌輸到中國，給東方古國的老百姓帶來所謂的“福音”。這種帶有強烈目的性的外交，讓嘉慶相當不滿意。偌大的天朝上國，已有佛教、道教等傳承已久的宗教，何必需要所謂“福音”？這些不懂規矩的蠻夷之人，還是哪來的回哪去。
然而，雖然嘉慶有如此考慮，但清朝的發展已經離不開這些“蠻夷”了。
當時的中國，可以缺了洋人的商品，但卻需要洋人的天文技術，欽天監尚需借助洋人的觀測、計算來修整曆法。因此，即便嘉慶打心眼裏討厭洋人，但他仍不得不啟用洋人。嘉慶如此拿洋人當回事，說明此時嘉慶心目中的“天朝上國”已無法帶給他足夠的自信心。隻有心虛了，實力不如外國人了，才會心生畏懼。
仔細梳理一下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態度，我們就能發現不少耐人尋味的地方。從稱謂上來看，古代中國人習慣稱外民族為“蠻夷”，蠻族大多代表南方少數民族，而夷說的就是“其他”少數民族，其中，就包括外國人。後來為了加以區分，又在“夷”之前加了一個“洋”字，變成了“洋夷”。再到後來，又“簡化”成“洋人”，進而出現了“洋鬼子”等蔑稱。直到近代，才出現了“外國人”這一叫法，以及引申而來的“老外”。
可以說，在這些稱謂的變化中，外國人並沒有發生變化，發生變化的是我們中國人。可以說，這些稱謂的改變，就是中外發展落差的體現。古中國向來自詡“天朝上國”，既然是“上國”，其他國家自然是“下國”，沒有資格與中原王朝平起平坐。洋人的外交態度並不會太過矜持，也不會等待“天朝上國”上門取經，他們的文化傳播是強製性的，完全是“送去主意”。他們意識裏的“救世良藥”，如天主教的諸多“福音”，全部被外國人“己所欲施於人”。
但外國人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這些以神權鞏固政權的把戲，是中國的老祖宗早就玩夠了的。像嘉慶這樣處於封建社會末期的皇帝，根本不吃洋人的那一套，所以洋人自然碰了壁。況且，嘉慶並不是第一個拒絕了洋人的皇帝。
早在大唐貞觀年間，洋人就已經帶著他們那一套“福音”前來充當救世主了。在當時，外國傳播來的宗教名曰“景教”。隻可惜，當時的中國萬國來朝如日中天，根本不需要這些“旁門左道”來鞏固政權的合法性。大唐雖然本著兼容並包的態度，包容了景教，但發生在唐會昌五年的滅佛運動也捎帶著滅掉了中國的景教，掐斷了基督教在中國傳播的可能。
元朝時期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當時外國人再次帶著基督教企圖敲開中國的宗教大門。然而，當朱元璋推翻蒙元之後，基督教也隨之被驅逐了。利瑪竇得以在中國傳教，並不是因為此時的基督教有多麽貼合滿清的發展觀，完全在於傳播者的個人能力。清廷雖然與利瑪竇交往匪淺，但對於基督教的看法依舊不變。
康熙有雲：
“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
顯然，神文聖武的康熙皇帝早已洞悉了洋人傳教的初衷。美中不足的是，康熙雖然目光如炬，認知卻相當有限，以至於，製定了錯誤的對策。
康熙五十六年，清廷頒布南洋禁海令，禁止內陸的商船前往南洋進行商貿活動，並勒令南洋的華僑歸國。嘉慶的“限外令”，其實，就是這種狹隘思想的傳承。
自古以來，中國的皇帝都有著相當狹隘的地域觀，對海洋提不起足夠的重視。這種對海洋的漠視，每個皇帝又不盡相同。
明初朱元璋頒布禁海令，是出於小農意識；
而康熙帝的禁海令，就是純粹的目光短淺了。
可以說，這些施行了禁海令的皇帝，將祖宗數千年傳承下來的海洋資產全部拱手讓人，讓中國在世界的大航海時代中逐漸落伍。偏偏康雍乾之後的皇帝皆非治世明君，即便他們因形勢所迫看到了海權的重要性，也已無力回天。
所以說，滿清的苦果完全是自己親手種下的，不但要斷送數百年國祚，還要讓所有老百姓都蒙受恥辱。
參考資料：
【《清實錄乾隆朝實錄·卷之一千四百八十六》、《中國古代的海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