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5月11日，上海福州路的警察總局門前聚集了許許多多的百姓，他們之所以聚集到這裏來是因為早在幾天以前就收到了這裏會執行一場死刑的消息。
而被處以死刑的是幾名共產黨員和經濟案的要犯，而這其中的一個人除了共產黨員的身份外，他還是很多人口中的“賣國賊”、“叛徒”、“投機者”，這個身份複雜的人叫做朱大同。
當天在現場的除了百姓、軍人，還有各路記者，其中有一位記者拍下了一張照片，照片裏的朱大同滿臉笑意，絲毫沒有麵對死亡的恐懼，這不由得讓人對這位身份複雜的共產黨員感到好奇。
而他的經曆，至今都還是被人們不斷討論的話題，朱大同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在作出評判前，我們應該先去了解下所能夠查詢到的他的履曆。
朱大同
朱大同的三次“變化”
朱大同出生於1907年，他的老家在安徽蕭縣王寨李樓鄉朱莊村，童年時期的他認真好學，家中條件雖不像土豪鄉紳般闊綽，但日子也還算不錯。自幼年時起，朱大同便進入了學堂學習，這也為他日後參加革命打下了文化基礎。
在他十幾歲的時候，他出於各種原因無奈之下選擇了從中學肄業，不再繼續學業。但他深知文化的力量，所以並未停止學習。同時他選擇了到當地的小學任教，開始了自己的教員生涯。
他一麵是小學的任課教師，一麵又是學校的教導主任，教學和德育兩手抓，這也讓他有機會能夠接觸到新思想，新知識，也為他後來的經曆鋪好了路。
1928年，21歲的朱大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這裏他發現了很多進步思想和新的理念，這些都在他的身體裏一點點地紮下根來，成為了他將來的收獲。
中國共產黨
這一年，朱大同還轉到了張莊寨小學任教，而他到這裏除了教學任務之外，身上還背負著一個黨組織給他的任務，那就是要他在這裏進行地下工作，組建黨小組，讓黨的根係在這裏紮穩，為日後的蓬勃發展做準備。
帶著這些任務，朱大同開始了自己的革命之路。
在1931年時，朱大同已經是徐州特委的巡視員了，同時還兼任著蕭縣縣委書記。這些對於朱大同而言，都是一個個來自組織的認可，也都是他所獲得的組織的信任。所以他也迫切地希望可以盡快有一場有自己參與的革命行動。
於是在1932年，他參與組織了張莊寨暴動，怎奈自己終究還是太過年輕，缺乏經驗。這次暴動終究還是失敗了，失敗後的朱大同自然也就失去了地下工作者另一重身份的保護，不得已之下，朱大同逃往連雲港市，換了個身份開始嚐試著銷聲匿跡。
然而隨著1934年的“四一二”事件的發生，朱大同曾經的身份再一次被翻了出來，這也使得他成為了國民黨軍隊抓捕的對象。不知道是不是國民黨所營造的恐怖氛圍太過嚇人，朱大同選擇了叛黨，成了一名中統特務。隨後又擔任了徐州特務室視察員、國民黨蕭縣縣黨部代理書記長等職務。
“四一二”事件
然而就在很多人都為他這種叛黨的行為感到憤怒時，他又做出了另一件令所有人震驚的事。1941年春天，朱大同率領手下士兵進攻新四軍第四師，結果非但沒有擊敗新四軍，反而讓自己和部下落入到日軍的手裏。
被日軍抓捕的朱大同選擇了登報聲明，聲稱自己會同日軍一起對抗反日力量，這樣的言論一出，在社會各界都引起了軒然大波，朱大同先是叛黨，後又叛國，刹那間他就成了無數人唾罵的對象。
時間流轉，來到了解放前期，這時的朱大同又做出了一個驚人的舉動，他加入了“孫文主義革命同盟”，開始積極地迎接解放軍，有人說他是見國民黨不得勢了，要換“主人”了，是個不折不扣的“牆頭草”、“投機者”，有人說他從一開始就是堅定的共產黨員，這些年不曾改變過自己的信仰。
然而對於那時的國民黨而言，他是什麽人已經不重要了，隻要他有這種親共行為，他就已經是一個死刑犯了，就這樣，朱大同被逮捕入獄，隨後押赴上海，在1949年5月11日被槍決身亡，終年42歲。
朱大同
人人眼中的叛徒：朱大同
其實在這許多年裏，關於朱大同身份的探討就不曾停息過，畢竟他的一生太過於與眾不同，而他在各方勢力裏不斷地身份變化更是為他的身份蒙上了一層薄紗，讓人根本看不清真相。
朱大同在中統內部能夠升遷得如此之快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對付共黨時十分的“賣力”。而他的這些賣力，更是讓人民相信他是個叛黨的叛徒。
在他擔任了徐州特務室視察員之後，朱大同曾經參與策劃過一次抓捕行動，而這次抓捕的對象不是別人，是中共蘇魯豫皖特委書記郭子化，朱大同在被作為聯絡站的同香堂藥鋪發現了他，隨即下令進行抓捕。
之後朱大同還組建了特務培訓班，秘密培養了一批反共人員，將自己的許多經驗傳授給了他們。
反共人員
同時又發表了許多汙蔑、歪曲共產黨形象的文章，如《中國國民黨蕭縣縣黨部代理書記長朱大同為恢複黨務活動告全縣同誌書》、《蕭縣縣長朱大同告全縣同胞書》和《蕭縣縣長朱大同告蕭常一、二、三營及特務營全體武裝同誌書》等，這些文章的存在，都對抗日根據地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
而在他被日軍抓捕，選擇投靠後，朱大同也做出了很多令人發指的事情，比如破壞侵犯革命根據地，抓捕、殺害共產黨人和抗日力量，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等。這些事件都為他的“叛徒”、“漢奸”、“投機者”身份做了證，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或者說，在這一切的背後是否還有一些我們不知道的隱情呢？筆者在查閱了史料和部分涉及的人物履曆後，發現了一些更值得人們信服的過往。
抓捕、殺害共產黨人
漢奸，烈士，還是投機者？
在1950年，也就是上海解放的次年，朱大同被追認為烈士，很多人都對此抱有疑惑，這樣一個立場不堅定，還雙手沾滿鮮血的人怎麽能因為解放前夕的一點工作就被追認為烈士呢？這難道不是對“烈士”二字的褻瀆嗎？在當時，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還不算明朗。
在1999年，河南電影製片廠曾經出版了一本名為《深切的緬懷——紀念朱大同烈士殉難50周年》的書，這本書的發行量並不多，但其中所講述的事件卻足以顛覆人們的認知。
這本書裏有著一眾地下工作者、革命人、共產黨員的證明，他們都直接、間接地表示著朱大同並不是一個叛徒，而是一個深埋在國民黨內部的信仰堅定的共產黨黨員。
在這本書中記載著朱大同的許多經曆和他曾參與過的戰鬥，比如在1941年，他曾任第31集團軍副司令，還做過魯蘇邊區遊擊總指揮王仲廉手下的特派員，之後還擔任過蘇北挺近第七縱隊的司令員。
王仲廉
那時的朱大同還在王仲廉手下任職，在被日軍圍困住後，為了保護與他一同藏匿的群眾，朱大同果斷挺身而出，自願被日軍抓捕，麵對日軍的嚴刑逼供，他絲毫沒有叛國之意，演咬緊牙關撐了下來。
最後朱大同在警衛員和戰士們的營救下得救，自始至終未有過叛國行為，而那報紙上所謂的發言，在筆者看來不過是當時掌控著話語權的日軍所展示出的蠱惑人心的文章罷了。
另一個關於朱大同的的疑點就是他對郭子化的抓捕行為。首先在郭子化的個人經曆裏，筆者並未找到任何關於他在1936年被中統抓捕的證據，但有一點可以確認，那即是1936年時，郭子化確實在徐州發動過工人運動，那時的朱大同也在徐州的中統“效力”。
郭子化
可根據郭子化的履曆，在1937年他還曾去過延安匯報工作，如果他真的被中統逮捕，又怎會如此輕易地離開徐州。除非是有人在暗中幫助了他，而有一種說法就是朱大同暗許釋放了郭子化，不過這種說法並沒有實際證據，但無論是上麵的哪一種可能，都可以說明朱大同的革命立場。
關於朱大同的真實身份如何，筆者認為，他就是一名信仰堅定的地下工作者，而出於這種工作性質的特殊，他必須把自己變成一個別人眼中的漢奸、叛徒，這樣看待他的人越多，他就越安全，也就能夠做出更多有益於黨的工作。
回顧朱大同的一生，短暫但卻豐富，他為了國家所作出的貢獻，是很多人無法想象的，從兒時那個讀著書在山野間嬉笑的小男孩，到上海刑場上身穿囚服麵帶笑容的死刑犯，他的人生可以說是一場刀尖上的行走，而在這無數次的起舞間，稍有不慎，迎接他的就是粉身碎骨。
朱大同
盡管他一生都十分小心，可在解放前夕，終究是墜落了下來，隻看到了解放中國，而沒有在新中國繼續發光發熱。
而在新中國成立的背後，像他這樣的地下工作者還有很多，他們在最危險的地方用自己生命化作的燭火照亮巨大的黑暗，這樣的行為難道配不上“烈士”二字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