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革中一直在位的冼恒漢。
四人幫倒台後，文革結束前在任大軍區正職有兩個人被清洗，一個是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另一位是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
冼恒漢壯族農民家庭出身，早年參加紅七軍，後任賀龍的紅二軍團四師政治委員。抗戰時期為 賀龍120師獨一旅政委，358旅政委、晉綏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解放戰爭時期任第一野戰軍第一軍第一副政治委員，1950年任陸軍第七軍政治委員。
建國後任第一高等步兵學校政治委員、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1955年任蘭州軍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授中將軍銜。1968年1月至1977年6月任甘肅省革委會主任。中共九屆、十屆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1982年12月被退出現役，按地師級幹部政治、醫療待遇。1991年11月19日因病在蘭州逝世。
紅七軍是1929年12月百色行起義後成立，軍長張雲逸、參謀長龔鶴村、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陳豪人。
紅七軍在新中國成立後一人被授大將軍銜（張雲逸），2人授上將（韋國清、李天佑），3人授中將（洗恒漢、莫文驊、韋傑）。
"文化大革命"期間，冼恒漢雖曾被"造反派"說成是彭德懷、賀龍的"死黨"、"黑幹將"，多次被批鬥，然卻一直在位。
文革後的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西山開會研究蘭州鐵路局的問題，突然宣布免去冼恒漢蘭州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的職務，理由是：“運動的發展同中央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運動還有很大阻力，廣大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受到壓抑。……在鐵路係統，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另搞一套，使蘭州鐵路局一度癱瘓，嚴重影響了西北幾個省區的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人民生活。……”（摘自1977年6月16日中共甘肅省委辦公廳“傳達華主席、葉副主席和中央領導同誌關於解決甘肅省委領導問題的指示要點”）並要洗恒漢作檢查。
起因於蘭州鐵路局。蘭州鐵路局是鐵路係統的一個大局，全局幹部、職工及家屬多達30餘萬人。
鐵路由於是鐵道部直管單位，在全國各地都存在著與地方政府矛盾的問題。文革中，省委支持一派，鐵道部支持一派。後來王震副總理打電話給洗恒漢，叫出麵解決一下，洗恒漢顧慮鐵路的問題複雜就沒有管。
1976年2月，中央領導人華國鋒、陳錫聯、紀登奎在北京批評蘭州鐵路局以整頓為名是搞了右側翻案風，原鐵道部副部長黎光的整頓鐵路工作組組長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是“三個總是”（總是不滿意、總是要翻案、總是要算賬）的問題，決定蘭州鐵路局仍然交給省委管。
甘肅省委重新調整了鐵路局的領導班子，把原來整頓中不該撤換的幹部又複了職。此事被後來定為洗恒漢“重新奪了蘭州鐵路局的領導權”和在鐵路局“翻燒餅）。
毛澤東逝世後，鐵路局兩派又鬧了起來，蘭州鐵路局再次處於癱瘓狀態。
1977年1月初，為解決蘭州鐵路局的混亂局麵，中央成立了黎原為組長的工作組，甘肅省委書記宋平為副組長，並從鐵道兵選調500餘名幹部組成中央工作組，進駐蘭州鐵路局及所屬車站，恢複正常工作秩序。
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解決甘肅領導班子問題時，華國鋒說：冼恒漢同誌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捂蓋子、壓群眾，特別在鐵路局問題上。
洗恒漢千不該萬不該插了一句話：“我是請示你們的，你們說鐵路局的案不能翻嘛，我當時執行你的指示。”
洗恒漢被戴上了四人幫在甘肅“代理人”的帽子 '
政治局最後的意見是：冼恒漢同誌調回軍委，由軍委考慮分配新的工作。
甘肅省委由宋平任第一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省軍區第一政委、蘭州軍區政委。肖華為蘭州軍區第一政委。
二.冼恒漢的主要問題。
韓先楚（軍區司令員）、肖華（軍區第一政委）、宋平（新任甘肅省委書記）回蘭州後，開始在蘭州軍區部隊和甘肅省搞層層揭批所謂“冼家幫”、“西北幫”等活動。
黨報﹑地方報紙幾乎每天均以大幅版麵連篇累牘刊登批判文章，聲討冼恒漢。
揭發冼恒漢的問題主要是：
甘肅省委向江青同誌表示慰問。
甘肅省委在悼念毛主席的唁電中有“向江青同誌表示慰問”的詞句。這種話在少省（區）和大軍區的唁電中也有，從而“證明冼恒漢堅決效忠江青”。
國家體委主任莊則棟河西行。
莊則棟是世界冠軍來甘肅是宋平接待的。是宋平指示秘書給冼恒漢的秘書打電話，讓在張掖的冼恒漢接見一下。
其實莊則棟還到了內蒙、寧夏、青海，其它省委書記都接見了。
和王洪文吃過一次飯。
1974年中央開會時，黨的副主席王洪文在看望了幾個省的代表後來到冼恒漢的房間，說了幾句客套話就開飯了，就用餐券叫服務員將三份飯（張繼宗在內）一起吃。此事被認定為與王洪文有密謀。
江青給的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抄件。
1972年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江青參加了西北組的討論念了毛主席原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幾段話。因為與會人員都想要，就搞了個抄件一省一省的傳閱，最後交了洗恒漢，沒有再交上去，回蘭州後交黨辦保存。成了冼恒漢與江青有交情的罪證。
“四屆人大時，江青送油沙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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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5年1月，四屆人大快結束時，會議秘書處通知各省到秘書處領取油沙豆種，說此豆適合幹旱地區生長，經濟價值也很高。冼恒漢秘書陳文生也去領了，帶回後交給農辦要農科院試種。這也是冼恒漢的罪。
同米士奇接觸的問題。
1976年1月，王洪文的秘書米士奇來看冼恒漢的秘書陳文生，想幫他代買一些中草藥。此事算是冼恒漢與王洪文有勾結。
支持江青。
1976年3月江青在十二省（區）負責人會議上，問：“冼恒漢，‘反右’好不好？”冼恒漢說：“好嘛。”又問：“你有沒有資產階級法權？”冼恒漢答：“有。有一個公務員，還有一個大師傅。”接著問：“甘肅形勢怎樣？”答：“還可以。”。這也是冼恒漢的罪狀。
和四人幫死黨胡煒關係密切。
胡煒原是21軍軍長，蘭州軍區副司令員，1973年由軍委葉劍英副主席指名調總參任副總參謀長兼軍委辦公室主任。在中央沒有正式結論的情況下，韓先楚和肖化給冼恒漢定性：“冼恒漢同‘四人幫’死黨胡煒關係密切”。
青銅峽事件。
1967年8月25日，寧夏支左領導小組（蘭州軍區副司令員康健民為組長、六十二師師長徐洪學為副組長）向蘭州軍區報告說，駐青銅峽部隊處境困難，被一派群眾組織一萬多人包圍了好幾天，連水也喝不上，有的倉庫被搶了，槍也可能被奪。並且說，水庫的大壩有被炸的危險，如果事態再蔓延，有可能影響到西海固回民暴亂的問題，請示軍區如何辦？軍區常委認為事情重大，立即將寧夏的原電報轉報中央。
第二天深夜，總理親自給打來電話，要求“你們提個處理意見報中央。要駐寧夏部隊派人守護大壩，決不能發生爆炸事件。”
軍區後來在部隊對空鳴槍警告後，一些群眾仍不停止爆破活動，準備炸壩，並且群眾中有人向部隊開槍射擊，有兩名戰士倒下，在這種情況下，部隊指揮員被迫下令開槍還擊，一場流血事件沒有避免。
這件事被說成是冼恒漢的問題，其實查一下蘭州軍區會議紀錄就清楚了。整個處理過程都有周恩來的明確指示。
錢信莎事件
錢信莎原是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學員，時任湖北省計委副主任錢益民的女兒（文革結束後，擢升為副大軍區級的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軍隊幹部），二女兒錢玲戈嫁給了葉劍英的次子葉選寧）。文革期間成立造反派“紅縱”（高幹子弟為主），曾帶人到北京串聯，公開多次揪鬥邱會作、許光達、崔田民、羅瑞卿、劉誌堅、王尚榮、蘇振華、劉震、宋烈等老幹部。１９６７年“五一三”事件後，肖華領導的全軍文革小組被軍委看守小組（軍委辦事組的前身）取代。錢信莎的“紅縱”失去了靠山，畢業分配到蘭州軍區西寧第四醫院。
１９６９年，在全國清查“５•１６”時，總後組織了專門的審查組，對錢信莎進行了隔離審查。
1970年初，專案人員又帶著黃永勝等人的親筆批示從北京來到蘭州，要把錢信莎案交給蘭州軍區負責審理，理由是“錢信莎是蘭州軍區的人”，但又說“錢案”中有涉及中央領導的材料，為了保密，案情和檔案材料全部帶回北京，不移交蘭州軍區。
幾個月後，軍委辦事組要求以軍區黨委名義，按“現行反革命分子”定性報軍委辦事組。軍區黨委認為構不成“反革命”罪，更不能以蘭州軍區黨委名義向上寫這樣的定性報告。
在軍委辦事組的多次要求下，蘭州軍區隻得寫報告，但在報告開頭明確寫上了：“按照軍委辦事組首長指示，將錢信莎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上報軍委辦事組，是否適當，請審定批示“。
“9.13”事件發生，黃永勝等人被抓起來了。軍區自行決定完全恢複了錢信莎的自由，送回第四醫院工作。此事被冠以 “陰謀陷害軍委領導同誌”、“惡毒誣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罪行。
三.冼恒漢得罪了那些人。
冼恒漢自1977年6月開始，一直住在北京海運倉總參招待所裏等待中央軍委另行分配工作，一等五年多。
1982年11月，肖華突然叫冼恒漢回蘭州。一下火車，便被軟禁隔離起來，宣布不許回家，不許和外界聯係。
肖華、韓先楚、宋平等人都回避不見，隻派人談話說問題嚴重，有的是觸及刑律的問題，要起訴，要立案，要判刑等等。
1983年11月軍區紀委給冼恒漢送來一份解放軍軍事檢察院的《免於起訴書》和蘭州軍區黨委、甘肅省委1982年11月15日作的審查結論（以下簡稱“結論”）和處理意見的報告。沒過幾天，又送來總政治部1982年12月5日關於讓冼恒漢退出現役及降至地、師級待遇，每月發二百元生活費的通知
1976年10月6日甘肅省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省委書記茅林在省委常委會上傳達華國鋒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講話精神書麵匯報提綱，提綱中寫了“按照既定的方針辦”，洗恒漢信以為真，就在講話中引用了。在解決蘭州鐵路問題時，華國鋒當時講過對鄧小平可以點名，事後又不認賬了。而冼恒漢非要當麵質問華國鋒，這是犯大忌的事。
1967年，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趙永夫奪了司令員劉賢權的權，支持造反派 “捍衛隊”，釀成了震驚全國的“二.二三”流血事件。後來周恩來親自宣讀了中央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趙永夫隔離審查，當場把趙永夫等三人拷走。然而1977年，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兩次指示冼恒漢給青海做工作，把趙永夫從監獄裏放出來，給予平反。冼恒漢以 “趙永夫的事情是中央決定的，沒有中央的重新決定，不敢放人”拒不執行。
加之在錢信莎的問題上，都成為冼恒漢 “不聽話”的原因。
由於當時蘭州軍區司令員張達誌、政委洗恒漢、副司令員李書茂、楊嘉瑞，副政委高維嵩等都屬於賀龍係，幾個人都被整過。蕭華批賀龍時是領導運動的總政主任，1985年調離蘭州軍區的告別歡送會上道，他來蘭州軍區工作七、八年，取得的最大政績就是“徹底摧毀了冼恒漢苦心經營了二十幾年的資產階級幫派體係”。
韓先楚1973年12月調任蘭州軍區司令員，隻保留了一個軍區司令員的頭銜，軍區第一書記是冼恒漢。某種意義上，是在冼恒漢一個中將的領導下工作，認為蘭州軍區排擠外來幹部，兩人產生了矛盾。
就四人幫倒台後的1977年，冼恒漢得罪了如此多的重量級人物不倒都難。由於涉及到四人幫，胡耀邦也不會給他平反。
四.“冼家幫”。
文革後，全軍區被劃入“冼家幫”受到株連的多達二千餘人。
十九軍軍長郭時勝、政委王玉昆，二十一軍軍長孫玉水、政委徐春陽。青海省軍區司令員張江霖，寧夏軍區政委張桂金、副司令員王曉一、張懷禮，副政委張光勃，政治部副主任藺進生、李世祥。軍區副政委高維嵩，副司令員李書茂、杜紹三，軍區顧問組長郭鵬，參謀長馬友裏，政治部主任孫殿甲，後勤部政委齊振興等，均被作為冼家幫成員。
1984年6月，總政治部電話通知，改變以前對冼恒漢的處理決定，按正軍職待遇離休安置。不久，又電話通知，黨內給予“留黨察看兩年”處分。此時華國鋒已經不是黨的主席。
根據後來鄭維山、譚友林時期的蘭州軍區黨委整黨總結說：“上屆黨委（指肖華時期的黨委）常委集體領導發揮得不好，個人說了算和少數人說了算的現象比較突出。有些經過常委討論過的問題，未經複議，就被個人否定了。這樣，有不同意見的同誌不願意說，有的不敢說。”
冼恒漢1991年11月去世，留下了回憶錄。
原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是1977年3月停職審查，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是1977年6月停職審查。這兩位軍隊高級將領都被列為四人幫線上的人而打倒，區別在於丁盛直到死也沒有恢複軍籍黨籍，而冼恒漢不僅恢複了，而且享受正軍離休待遇。
據說是因為李先念和王震替他打抱不平。而丁盛盡管聶榮臻曾出麵講情，也隻賺了個“多管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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