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江西到陝北，讓中央紅軍最為頭疼和吃盡苦頭的敵人不是何鍵、劉湘、龍雲、王家烈等打著保存實力和地盤的小算盤的地方軍閥，也不是郭勳祺、孫渡、吳奇偉甚至薛嶽等一班執行蔣介石和“老大”的命令有時會打點小折扣的敵將，而是個叫周渾元的將領。
周渾元是江西金溪縣秀穀鎮周家巷人，和國共兩黨的許多將領一樣，他早年也畢業於軍校並參加過北伐等多次戰爭，由於其作戰英勇且足智多謀，所以很快從一個見習排長一路升遷，到了1929年前後，他被蔣介石納入麾下，成為中央軍第一集團軍和湘贛“會剿”總指揮部第5師15旅旅長，從此開始，他便死心塌地的地跟著蔣介石，開始了他對紅軍長達8年的“圍追堵截”，由此他成為紅軍在土地革命時期最難對付的敵人。
因為周渾元後來既沒有成為抗日名將，又沒有機會像其他當年圍剿紅軍的將領一樣“反戈一擊”地“走到革命隊伍中來”。所以，我們現在在影視劇中看到的周渾元從來就是個醜角的形象，而事實上，在周渾元與紅軍單純的軍事的對抗中，周渾元基本上是勝多負少，這從下麵羅列的戰役中可見一斑：
1928年10月，毛澤東、朱德在寧崗擊敗當時任旅長的周渾元。11月，紅軍又在寧崗龍源口擊敗周渾元一個團；
1931年8月紅軍第三次反圍剿時，周渾元部又被彭德懷的第三軍團在龍崗擊敗；
1932年，周渾元攻擊贛東北方誌敏領導的根據地，於10月攻占橫峰縣，接著再占葛源。在周渾元的持續攻擊下，1933年方誌敏退守貴溪。
1933年到1934年底，國民黨開始對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周渾元仗著中央軍人多勢眾且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多方麵的優勢，於1933年9月率部乘虛占領了中央蘇區的重鎮黎川縣城，之後占領南城與黎川之間資溪橋，並擊退紅軍彭德懷、董振堂等率部的進攻，至12月，又與黃維、傅鍾芳等將再敗彭德懷、董振堂部，攻克黎川之東山，因此占領了蘇區的北大門。
1934年3月負責中央軍第八縱隊的周渾元與第九縱隊的羅卓英聯手，在南豐三溪圩與紅軍激戰數日，以死傷近千的代價造成紅軍傷亡8000餘人，被俘2000餘人的重大失敗，紅軍退守廣昌，但過了1個月，周渾元屬下的第96師師長蕭致平便攻占了廣昌的雲際寨，跟著周渾元、羅卓英部便再次讓紅軍付出了4000人傷亡的代價，造成紅軍廣昌失守和處於不利戰局的地位。之後，周渾元繼續“擴大戰果”，占福建建寧、在宜黃堵截紅軍、在興國高興圩擊敗林彪部，在一係列事關蘇區存亡的惡戰中對紅軍大打出手，終於和其他“圍剿”大軍一起迫使中央紅軍踏上了漫漫的西征之途。
參加第五次“圍剿”的國民黨軍有百萬之眾，當時國民黨的重要將領幾乎都上陣了，在紅軍西撤之後，許多將領都“各忙各的”去了，但是周渾元卻“且戰且追”，一路跟著紅軍西行。
1934年11月，任“剿匪”第八縱隊司令的周渾元已經率部快速移動到湖南桂東，後經郴縣轉寧遠，並在道縣黎溪洞、下灌擊敗紅第三、第五軍團，攻占道縣，為湘江戰役阻擊共軍立下汗馬功勞。而當紅軍經“通道轉兵”進入貴州後，周渾元也於1935年1月，“前後腳”追到了貴陽。
幾年下來，周渾元部成為了紅軍最難纏和甩不掉的敵人，於是，自紅軍進入貴州之後，打掉周渾元這個心腹大患就成了中革軍委的共識。1935年2月24-28日，紅軍在二渡赤水之後取得“遵桐大捷”，擊敗了另一隻中央軍吳奇偉部，在這個時候，大家看到了“打周渾元”的機會，為此，為了紅軍“赤化貴州，建立黔北蘇維埃根據地的”階段性戰略意圖，毛澤東和中革軍委開始主動“打周”。
3月5日，前敵總指揮毛澤東決定各軍團集中遵義鴨溪準備殲滅周渾元部，但周渾元並不“渾”，紅軍未能得手；3月6日毛澤東又在白臘坎以西精心設伏，但是，周渾元根本就沒有進入伏擊圈，紅軍的計劃再次落空。
屢次沒有打到周渾元，紅軍將領中有人沉不住氣了，3月10日半夜，中革軍委收到林彪、聶榮臻的“萬急”電報，電報內容縝密細致，顯然是林彪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想法，具體的內容是“建議紅軍攻打打鼓新場”，結果，由此引發著名的“打鼓新場之爭”和“毛澤東辭職”的風波。從最後的結果看，毛澤東一個人堅持不打打鼓新場雖然是出於敵情不明和避免紅軍落入敵人重圍的考慮，但是，攻打打鼓新場重點是打黔軍而對周渾元隻用“幹部團佯攻”的策略也和他“主打周渾元”的思路是背道而馳的。
危機很快解除，毛澤東終於還是說服了所有人不發起打鼓新場戰役，關鍵時拯救了紅軍，為集中指揮，毛澤東不但很快恢複了前敵總指揮的職務，還建議成立新的軍事指揮“三人團”，便於在敵情瞬息萬變的時候靈活而有效地指揮部隊。3月14日，剛成立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發布作戰命令“以我野戰軍決心及全部力量，於明15號絕不動搖地消滅魯班場之敵”，而所謂魯班場之敵，正是周渾元的部隊。
紅軍“三渡赤水”茅台渡口老照片
15日拂曉，攜“遵桐大捷”之勇又憋著一股勁的紅軍全部主力開始猛攻魯班場，但就攻堅的難度來說，魯班場遠勝於打鼓新場，因為早在蘇區就善於打堡壘戰的周渾元已在數天前到達魯班場，並快速修築了戰壕、工事和堡壘對紅軍“嚴陣以待”，結果惡戰了一天，紅軍傷亡2000多還是沒有拿下周渾元，至15日入夜，紅軍無奈撤出戰鬥，並按彭德懷、楊尚昆之前的建議，開始從茅台再渡赤水，這就是“三渡赤水”，說起來，這也是遭到周渾元拚死抵抗後的結果，這個結果也讓紅軍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的想法破滅。而從此後，周渾元就一直跟著中央紅軍後麵，從貴州進雲南，從雲南過金沙江到四川再到山西，但總是慢紅軍一步，所以和中央紅軍也再沒發生大的戰鬥。
到1935年底，周渾元在薛嶽的指揮下，和吳奇偉縱隊及劉湘的川軍又與意圖南下的張國燾、朱德、徐向前帶領的紅四軍激戰於四川天全蘆山，結果，經“百丈關”惡戰，紅四軍最終損失數萬將士，南下計劃失敗，張國燾個人的願望也落空，隻得調頭再過草地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和，在這個階段的戰役中，周渾元繼續扮演著打擊紅軍的重要角色。
就這樣，周渾元從江西開始，曆經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等省，“陪著”紅軍走完了長征，雖然打了不少勝仗，可最終沒能阻止紅軍前進的步伐。但由於他的“忠心耿耿”、“戰功卓著”，所以當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之後，1937年他被蔣介石任命為重慶警備司令部司令，保衛陪都。不過僅過了一年，43歲的周渾元突患腦溢血，很快於1938年1月18日去逝。
臨終前，周渾元留下遺囑：“餘從軍二十餘年，矢誌革命，卒以心力交瘁，致患腦溢血症，自分已無生理。當此民族存亡最後關頭，不克繼續與我袍澤追隨委座，以報效黨國，負疚實深。我袍澤夙具愛國熱忱，望各服從姚副軍長，努力奮鬥，以達複興我國家民族之目的。餘上有老父，不及終養，抱恨終古，望餘諸弟敬謹孝事。餘妻嫈弱，兒女幼小，亦望餘諸弟善為撫養，餘瞑目矣。”周渾元去逝後，蔣介石撰送挽聯：“風雨憶龍驤，樓船未下收吳地;壯懷空馬革，金劍長沈惜楚材。”後又追認其為陸軍上將。遺體運回金溪，葬於馬尾泉下的翠雲排側山坡上。蔣介石親題墓碑“陸軍上將周公渾元之墓”。其墓於“文革”期間被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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