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左宗棠與曾國藩的三次失和

晚清時期，左宗棠與曾國藩齊名，同為胡適先生所說的那種“箭垛似的人物”，褒也好，貶也罷，均屬眾矢之的。

曾國藩是文質彬彬的理學家，性格內斂，城府幽深，克己複禮的功夫堪稱一流。左宗棠是武健書生，有霸才，好張揚，率性豪邁，倜儻不羈，他不會作假，也不願作假，敢於活出自己的精氣神和天然本色，處處不同凡響。這兩人的性情一冷一熱，一卑一亢。一個喜歡慢工出細活，一個喜歡快刀斬亂麻。一個“以學問自斂抑，議外交常持和節”，一個“鋒穎凜凜向敵矣”，對外堅決主戰。他們是截然相反的類型，冰炭同爐可謂難上加難。

胡林翼比曾國藩小一歲，卻擁有翰林前輩的資格（他比曾國藩早兩年點翰林）。胡林翼與左宗棠同齡，卻擁有姻親晚輩的身份（他是陶澍的女婿，左宗棠是陶澍的親家）。胡林翼與曾國藩、左宗棠的友誼均極為深厚，可以這麽說，胡林翼目光如炬，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看出曾國藩與左宗棠乃是並世偉才，他也比任何人更早地認識到曾國藩與左宗棠的交誼有中途乖離的危險。胡林翼致書曾國藩，如何評論左宗棠？“季高謀人忠，用情摯而專一，其性情偏激處，如朝有諍臣，室有烈婦，平時當小拂意，臨危難乃知可靠。”胡林翼致書左宗棠，如何評論曾國藩？“滌公之德，吳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則異日之怨謗，亦且不測，公其善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誣也。”胡林翼兩頭解說，以冀各自會心，交誼始終不渝。

鹹豐二年（1852），左宗棠回複女婿陶桄的來信，專談湘、鄂、贛三省軍情，差不多都是壞消息，對於庸將們的拙劣表現，頗有微詞。他在信尾寫道：“曾滌生侍郎來此幫辦團防，其人正直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開展，與仆甚相得，惜其來之遲也。”曾國藩到省城辦理團練，左宗棠對他的評價是正麵的，兩人也很合得來，“甚相得”三字可見兩人初交之歡洽。曾國藩字滌生，左宗棠用滌兄、滌翁、滌公之類的稱呼，也頗顯親熱。

鹹豐四年（1854），左宗棠寫信給前輩嚴正基，匯報湖南境內的戰況，其中提到曾國藩，有這樣一段文字：“滌兄從嶽州歸後，無一日不見，無一事不商。‘少閱曆’三字是其所短，然忠勤懇摯，則實一時無兩。……吾鄉之危而複安，則中丞與滌翁之力也。”兩年後，由於在籌餉方麵意見不合，曾國藩與江西官場落下不快，左宗棠對此感到憂慮，寫信給名將王錱：“江西大局賴此可望轉機，而大僚與滌公漸有齟齬之意。滌公性剛才短，恐益難展布矣。”在寫給胡林翼的信中他的說法大同小異：“滌公方略本不甚長，而事機亦實不順利。”他對曾國藩的苦況表示同情。

左宗棠與曾國藩失和是一樁引人關注的曆史公案。兩位一品大臣和多年好友關係一度降至冰點，他們何故失歡？這個問題疑點多多，令人困惑，絕對值得探究。如今，我梳理兩人長期的交往，他們總共鬧過三次明顯的不快，均有跡可尋。

第一次不快的原因較為簡單。曾國藩的機要秘書趙烈文的《能靜居日記》於鹹豐十一年（1861）八月二十一日追述了一件往事：“左副帥為陶文毅親家，督帥初奉旨督辦團練時，欲捐陶氏金，左袒護之，以是有意見。左負氣淩蔑一切，日益齟齬。”在鹹豐三年、四年之間，此事影響不小，王闓運的《湘軍誌·籌餉篇第十六》也有記載，較為客觀中立：“曾國藩初治湘軍，慨然欲抑豪強，摧並兼，令故總督陶澍家倡輸萬金，以率先鄉人。澍子訴於巡撫，籍其田產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嘩，遂以得免。”陶澍任兩江總督多年，宦囊沉實，家中田產連阡累陌，據曾國藩估算，“益陽所置之產，每歲收租三萬石，以一年之租助餉，亦不傷元氣”。像陶家這種有名有數的富戶，照新規必須捐錢數萬緡，左宗棠為女婿陶桄出麵，請求曾國藩減免，曾國藩鐵麵無私，不肯破例。當時，湘軍招募陸勇和水勇，還要購炮造船，開支浩繁，用銀如泥沙，勒捐富戶勢在必行。他囑咐經辦人夏廷樾：“常家捐項務求諸君同發雷霆，陶家受國殊恩，亦義無可辭。”嗣後，曾國藩回複湖南巡撫駱秉章，語氣相當強硬：“陶家僅捐一萬，侍已嚴批不允，且正月交五千，三月交五千，尤為支展，常家之項，非勒不行，竟須拿其家屬。侍自問平日尚不妄施，至此迫急之至，無複嫌怨之避，亦無複遜順之常，難求亮於人耳。”他還催促湖南按察使倉景愉“一施辣手，提人赴衡”。同期，曾國藩回複郭嵩燾的來信，講得清清楚楚：“（陶家）今欲一毛不拔，實非人情之平，仆已冷麵相加矣。若非三萬金，則竟以入奏。京師之人尚能持平論者，無使足下代我受冤也。”當年，有位楊員外，不肯認捐，曾國藩就發簽將其胞弟刑事拘留，楊家立刻捐出二萬兩銀子。勒捐之舉作風淩厲，引起了省內大戶人家的普遍恐慌，可謂怨聲載道。陶澍之子陶桄向巡撫衙門上訴後，駱秉章為了息事寧人，權衡再三，隻好硬著頭皮答應曾國藩從省庫中撥付糧餉給湘軍，不過很難足額。對於此事，曾、左二人立場不同，處境迥異，因此各執一端，傷及和氣。

鹹豐七年（1857）春，曾麟書病逝，曾國藩未經朝廷準許即棄軍回家奔父喪，其後曾國荃亦棄營歸鄉。左宗棠致信曾國荃，對曾氏兄弟的行為直言批評道：“此事似於義不合，蓋軍事重大，不比尋常宦遊，可以自主；即如營中兵勇有父母之喪者，不俟允假即行回籍，帶兵官能聽之乎？況滌公受命討罪，金革之事無避，古有明文。當此世局艱危之時，豈可言去？”在寫給曾國藩的信中，他也沒有隱瞞自己的看法：“老兄之出與不出，非我所敢知也；出之有濟與否，亦非我所敢知。區區之愚，但謂匆遽奔喪，不俟朝命，似非禮非義，不可不辨。”曾國藩的心情本就不佳，這封信令他更為惱火，左宗棠也太不體諒人了。此時此際，雖說匪亂方熾，幹戈方殷，但令曾國藩再次奪情，實為古今所無，必定貽人口實，落個不孝之子的罵名。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中也提及了這件事，“七年，督帥以憂歸，左責其棄王事，帥深忿而不能言”，試想，“深忿”可不是小小的不快，而是氣憤填膺，連殺人的心都有。左宗棠寫信給名將王錱，倒是講得明白：“滌帥自前書抵牾後，即彼此不通音問，蓋滌以吾言過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盡在滌矣。昨此間得寄諭，欲以弟幫辦滌公軍務而問可否，諭中又有雲：‘左宗棠無意仕進，與人難合。’其為帝心所諒如此。自念菲材，備深慚感。然恐合之兩傷，如何如何！”性格太直爽，容易得罪人。左公智商極高，情商則為中不溜，對方負氣，他也負氣，還批評曾公“才短氣矜”、“鄉曲氣太重”。

鹹豐八年（1858），曾國荃充當信使，將長兄曾國藩的手書帶給左宗棠，談的是近況，流露的是求和的善意。左宗棠的性格固然狂狷耿直，但胸襟並不狹隘，在回信中他作了一番自我檢討，很有誠意：“不奉音敬者一年，疑老兄之絕我也。且思且悲，且負氣以相持。竊念頻年搶擾拮據，刻鮮歡悰。每遇憂思鬱結之時，酬接之間亦失其故，意有不可即探紙書之，略無擬議，旋覺之而旋悔之。徒恃知我者不以有它疑我，不以夫詞苛我，不以疏狂罪我。望人恒厚，自毖殊疏，則年過而德不進之征也。來書‘晰義未熟，翻成氣矜’，我之謂矣。”此前，他們隻是意氣上有所衝犯，原非死疙瘩，信到心到，一解就開，所有不快煙消雲散。鹹豐八年（1858），曾國藩複出，到省城拜訪故友，特意集成一聯，“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贈左宗棠，並囑咐他書寫篆字對聯，兩人“交歡如初，不念舊惡”。同年十月十日，湘軍大將李續賓統領的湘軍最精銳的主戰部隊在安徽三河鎮陷入太平軍重圍，血戰之後，全軍覆沒。事後，曾國藩經過調查和思考，認定敵眾我寡固然是主要敗因，次要敗因則是：幾位湘軍將領嚴重失職。曾國藩回複左宗棠：“李續燾紮大營後麵歸路必經之地，不告而先退；趙克彰不救三河之難；楊得武敗回，不一詣希庵營次；此皆可惡！”此前，左公寫信責備曾公於三河之敗後精神萎靡不振，身為湘軍主帥，深陷痛失大將李續賓和胞弟曾國華的哀憤情緒中而無力自拔，未免太不達觀。曾國藩回複道：“此次殲我湘人殆逾六千，焉得不痛？又焉不惡彼背負者？”單就此事而言，曾公重情，左公重理，隻是側重麵不同，無所謂誰對誰錯。

鹹豐九年（1859），石達開率軍竄入湖南，左宗棠視為大敵壓境，估計敵軍兵力為百萬，曾國藩認為太誇張，石達開沿途裹挾民夫雖多，能戰的兵力不過數萬人。這年五月上旬，曾國藩回複胡林翼時，信中有這樣一句話：“左公久無信來，殆憎我言賊少之故，倔強之性，天之生是使獨耳。”語氣相當輕鬆，曾公與左公意見小不合榫而已。翌年六月初三日，曾國藩回複左宗棠，動筆就開玩笑：“久未接惠緘，方疑世兄或未痊愈，蠻性或又發作。頃連接十三、十八日賜書，乃知世兄漸就複元，而蠻性並未發作，至忻至慰！”左公的智量大，蠻性亦足，這一點朋輩皆知，他也不會否認。完全可以這麽說，隻要左公的蠻性不發作，曾公與他聯手，就是一對無敵組合。

鹹豐十年（1860）春夏之交，樊燮案銷案不久，曾國藩就向朝廷保薦左宗棠為四品京堂，可謂一言九鼎。左宗棠隻是舉人出身，要省略前期的資曆鋪墊，似這般一步到位，並不容易。左宗棠奉詔練成楚軍，開赴江西前線，為湘軍大本營保衛“後門”。在江西作戰期間，左宗棠與曾國藩的感情最為融洽，左公家書中常說“滌公於我極親信，毫無間言”，“滌帥於我情意孚洽之至”。在糧餉奇缺的情形下，曾國藩盡可能周濟楚軍。鹹豐十年（1860）冬，他聽說左宗棠的行軍帳幕狹小，就令人趕製兩頂大帳幕，贈送給他，如此關懷備至，令左公感動不已。可以說，危難時期，曾、左二公精誠合作，相依為命。這年臘月，曾國藩致書左宗棠，充分下放兵權：“戰事如雞之伏卵，如婦之產子，氣機惟己獨知之，非他人所能遙度也。仍請閣下斟酌遲速，無以鄙言為意。”左宗棠極有主見，讓他見機行事，當機立斷，自然歡喜。

鹹豐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八日，太平軍攻陷杭州，浙江巡撫王有齡殉節，曾國藩立刻舉薦左宗棠為浙江巡撫，由於其軍功顯赫，破格擢用的難度自然降低了許多。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回報可謂豐厚，僅用兩年多時間，楚軍就收複了浙江境內的全部失地，消滅敵軍數以十萬計。同治二年（1863），他晉升閩浙總督，乃是水到渠成。

第二次不快的原因則較為複雜。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以書信答複四川總督駱秉章，已透露出他與曾國藩的不和：“滌相於兵機每苦鈍滯，而籌餉亦非所長。近時議論多有不合。隻以大局所在，不能不勉為將順，然亦難矣。”曾國藩在奏章中有“掃清歙南”一說，這四個字有歧義，既可理解為“掃清歙縣南鄉”，也可理解為“掃清浙江全境”，曾國藩的本義是前者，左宗棠則理解為後者，誤認為曾國藩與之爭功，鬧了個老大的不愉快。此外，兩人在戰略上有根本的分歧，曾國藩“不言剿賊、撫賊而言驅賊”，左公對此深致不滿。這年六月十六日，曾國荃率軍攻下太平軍盤踞多年的巢窟金陵城，取得了一場決定全局走勢的大勝。曾國藩誤信將士所言，上奏朝廷，認定幼天王死於城破之日，自焚或為亂軍所殺，太平軍已經群龍無首，不足為患。可是沒過多久，幼天王被堵王黃文金迎入湖州，左宗棠偵悉幼天王仍為軍中在職領袖，立即奏報朝廷。慈禧太後獲悉此訊，怫然不悅，責令曾國藩查明此事，“並將防範不力之員弁從重參辦”。真要參辦的話，曾國荃指揮吉字營攻打金陵，謊報或誤報軍情，必首當其衝，這樣做，豈不是令功臣寒心？

事情的原委不可不細述。同治三年（1864）六月二十三日，曾國藩向朝廷呈遞《金陵克服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折》，在這份詳盡的捷報中，提及了幼天王洪天貴福（《李秀成自述》稱他為“洪有福”，曾國藩稱他為“洪福瑱”，左宗棠稱他為洪瑱福）的下落：“經過曾國荃親訊，李萬材供稱：城破後，偽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衝出，被官軍馬隊追至湖熟橋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更無餘孽。又據城內各賊供稱，首逆洪秀全實係本年五月間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瘞於偽宮院內，立幼主洪福瑱重襲偽號。城破後，偽幼主積薪宮殿，舉火自焚等語，應俟偽宮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屍，查明自焚確據，續行具奏。”此處的說法尚顯模糊，並不確實。同年七月初七日，曾國藩向朝廷呈遞《賊酋分別處治粗籌善後事宜折》，則斷定幼天王已死：“洪福瑱以十六歲童騃，縱未斃於烈火，亦必死於亂軍，當無疑義。”殊不知，幼天王僥幸逃出了重圍，既未自焚，也未死於突圍途中。同年七月初六日，左宗棠向朝廷呈遞《攻剿湖郡安吉踞逆迭次苦戰情形折》，首揭真相：“昨接孝豐守軍飛報，據金陵逃出難民供，偽幼主洪瑱福於六月二十一日由東壩逃至廣德，二十六日，堵逆黃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賊黃文金、楊輔清、李遠繼等皆積年逋寇，賊數之多，約計尚十餘萬，此次互相勾結，本有拚命相持之意。茲複借偽幼主為名，號召賊黨，則其勢不遽他竄可知。”此折一上，曾國藩就難脫作偽欺君的嫌疑。

曾國藩對於左宗棠的檢舉揭發十分惱怒，同年七月二十九日，他以《裁撤湘勇查洪福瑱下落片》回奏，一反往昔小心翼翼的作風，直接頂撞朝廷：“且杭州省城克複時，偽康王汪海洋、偽聽王陳炳文兩股十萬之眾，全數逸出，尚未糾參。此次逸出數百人，亦應暫緩參辦。”此時，左宗棠任閩浙總督，與曾國藩平起平坐，又豈肯無辜受責？他於同年九月初六日具章《杭州餘匪竄出情形片》自辯，辭氣激越：“至雲杭賊全數出竄，未聞糾參，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圍，而杭、餘則並未能合圍也。金陵報殺賊淨盡，杭州報首逆實已竄出也。臣欲糾參，亦烏得而糾參之乎？至若廣德有賊不攻，寧國無賊不守，致各大股逆賊往來自如，毫無阻遏。臣屢以為言，而曾國藩漠然不複介意。前因幼逆漏出，臣複商請調兵以攻廣德，或因厭其絮聒，遂激為此論，亦未可知。然因數而疏可也，因意見之弊遂發為欺誣之詞，似有未可。”最令人佩服的是左公的心思極為縝密，在奏章結尾處，他鄭重表態：“臣因軍事最尚質實，故不得不辯。至此後公事，均仍和衷商辦，臣斷不敢稍存意見，自重愆尤。”這件事至此不了了之。國家多難，朝廷正在用人之際，不宜裁決誰是誰非，誰對誰錯，幹脆由軍機處轉寄上諭，“朝廷於有功之臣，不欲苛求細故”，一語解紛，雙方言和。

很顯然，朝廷害怕兩位領兵的漢族大臣抱團，並不樂見他們交好，眼看他們交惡，倒真是竊竊暗喜，放心而且安心了。如若不然，雙方呈遞的都是密疏，怎麽可能在明麵上弄出這麽大的動靜，竟掀騰得天下皆知？

第三次不愉快的原因比較簡單。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出任陝甘總督，此後將近十年，剿撚、平回都靠南方各省協助軍餉。曾國藩身為兩江總督，派遣大將劉鬆山統領的老湘營去西北作戰，月餉六萬兩白銀照解不誤，便自覺仁至義盡了。但左宗棠有不同的看法，兩江是富庶之區，老湘營帶餉馳援西北是一回事，理應協助陝甘各軍糧餉則是另一回事，曾國藩有錢不給，催索亦不顧，是存心報複，故意拖後腿，此舉有很壞的示範效應，別省協餉也不再積極。左公長期在窘鄉愁城中掙紮，不快和反感持續放大。光緒八年（1882），左宗棠出任兩江總督。翌年，他寫信給大將劉錦棠，談及同治年間兩江協助西餉並無難處，仍舊憤憤不平：“江南於西餉漠不關心，實出情理之外。弟蒞任後，力矯前失，於邊餉尤提前起解，即吉林、黑龍江亦然。江南藩、運究皆照舊存儲，並未因之短絀。不解前人憒憒何乃至此！”左公所譴責的“前人”是誰？曾國藩首當其衝。

精明的後人喜歡逆向推測，曾、左二公自知功高震主，太平軍被剿滅後，他們都有可能遭遇鳥盡弓藏、兔死狗烹的悲慘結局，於是急中生智，故意編出一套不和的戲文給朝廷看，以稀釋慈禧太後的猜忌，這個推斷並非空穴來風。最有力的證據是：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曾國藩去世，四月十四日，左宗棠寫信給長子孝威，特意剖明心跡：“君臣朋友之間宜直，用情宜厚。從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谘送，可謂鋤去陵穀，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喪過湘幹，爾宜赴吊以敬父執，牲醴肴饌自不可少，更能作誄哀之，申吾不盡之意，尤是道理。……吾與侯所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纖儒妄生揣擬之詞，何直一哂耶？”同治年間，平定江南，左宗棠連自己密遞朝廷的奏稿都抄送給曾國藩過目，使雙方信息保持對稱，知根知底，心照不宣。不和的假象似乎是他們刻意營造出來的。

古人雲：“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左宗棠與曾國藩失和，是個事實，無須諱言，他們的交情到底如何？在曾國藩去世之後，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水落石出了。

左宗棠與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交往密切，友情甚篤，彼此還締結了姻親。曾國荃出任山西巡撫時，左宗棠是欽差大臣、陝甘總督，在軍政事務方麵，兩人有許多交集。曾國荃一度被下屬誤導，解送軍餉不及時，與左宗棠鬧過別扭，但無傷大雅。光緒十年（1884），左宗棠卸任兩江總督、南洋通商事務大臣，照例要向朝廷推薦三名繼任者，其中之一就有曾國荃，後者順利晉升。

據左宗棠光緒四年（1878）家書所載，曾國藩次子曾紀鴻托他向湘軍大將劉錦棠（字毅齋）借錢，因為家中有人生重病，缺乏調養的費用。“毅齋光景非裕，劼剛又出使外洋，栗諴之窘可知。吾以三百金贈之。本係故人之子，又同鄉京官，應修饋歲之敬。吾與文正交誼非同泛常，所爭者國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與，固無絲毫芥蒂，豈以死生而異乎？栗諴謹厚好學，素所愛重。以中興元老之子而不免饑困，可以見文正之清節，足為後世法也。”曾紀鴻字栗諴，喜愛閱讀雜書，是位優秀的數學家，雖為小京官，卻無意在仕途上發展，也不喜歡在官場中應酬，京城居大不易，宦囊屢空。左宗棠任軍機大臣時，得悉曾紀鴻貧病交加，於是慷慨解囊，代付藥餌之資，曾紀鴻病逝後，又代付殯殮衣棺和還喪鄉裏之費。其時，曾國藩長子曾紀澤（字劼剛）駐節英法，聞訊感動，從倫敦致書言謝。

據曾國藩小女兒曾紀芬撰寫的《崇德老人自訂年譜》所記，曾國藩去世後十年，左宗棠出任兩江總督，一度邀請她去金陵（南京）的總督署小住，視之為侄女。曾紀芬的丈夫聶緝椝也獲得左公關照，安置在督署營務處做事。後來，左宗棠還寫信告訴曾國荃：“滿小姐已認吾家為其外家矣。”湖南人稱排行最小的為滿，滿小姐即指曾國藩幺女曾紀芬，外家即娘家，由此可見左宗棠與曾氏後人關係密切。

《左傳》有言：“思其人，猶愛其樹，君子用情，惟其厚焉。”左宗棠對曾家人（弟弟、兒子、女兒、女婿）頗為慈祥，出錢出力，相當慷慨。左宗棠向江南機器製造局總辦李興銳推薦聶緝椝出任該局會辦時，李興銳表示過異議，他以曾紀澤的日記作為拒絕的理由，可謂獨特：當初，清朝駐英、駐法公使曾紀澤嫌棄這位小舅子學無所長，身上紈絝習氣太重，出洋時尚且不肯攜以自累，此人之不成器可想而知，我們又何必白養閑人，給他發送幹薪？左宗棠親筆答複道：“來信具悉。聶仲芳非弟素識，其差赴上海局由王若農及司道僉稱其人肯說直話，弟見其在此尚稱馴謹，故遂委之。又近來於造船購炮諸事極意講求，機器一局正可借以磨勵人才，仲芳尚有誌西學，故欲其入局學習，並非以此位置閑人，代謀薪水也。”這說明，左公認定聶緝椝是可造之才，值得幫助。信末文字才是重點：“弟與文正論交最早，彼此推誠許與，天下所共知，晚歲凶終隙末，亦天下所共見。然文正逝後，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親友，無異文正之生存也。閣下以為然耶非耶？”左公此舉，可謂重情。日後，聶緝椝由江南機器製造局會辦榮升總辦，將這家國企扭虧為盈，然後他在仕途上一帆風順，做過蘇鬆太道（上海道台）、江蘇巡撫、安徽巡撫、浙江巡撫，所至治績斐然。聶緝椝對左公的再造之恩一直感銘極深，曾紀芬在《崇德老人自訂年譜》中有明確的記載。

可笑的是，曾國藩的弟子薛福成隻是眾多摸象的瞎子之一，他在《庸盦筆記》中寫道：“左公不感私恩，專尚公議，疑其卓卓能自樹立，而群相推重焉。”他懷疑左宗棠“不感私恩，專尚公議”是為了自立門戶，光大門庭，以此獲得與曾國藩比肩齊首的聲名和地位，這種揣測就顯得庸俗了，勢必被左宗棠鄙夷不屑地歸入“纖儒妄生揣擬之詞”。現代掌故學家徐一士早就瞧出了這件無縫天衣的“破綻”，認為曾、左二公晚年失和是“異乎尋常”的。他們貌似決裂，實為共謀，保全彼此尚在其次，保全整個湘軍集團才是當務之急，這也是兩人共同的好友胡林翼的遺願。

外界隻看到兩巨頭反目成仇，相愛相殺，不明真相者各自站隊，故而調和者少，挑撥者眾，宛然形成兩大敵對營壘，矛盾越積越多，死結越打越牢。同治三年（1864）四月十一日，曾國藩的機要秘書趙烈文引用左宗棠從剛克複的杭州寫來的一段書信內容後，給了左公一個差評：“按於奏牘則文飾之，於書函則直言之，內以巧辭固寵，外以直道沽名，人以為誠，吾以為詐也。”這樣的差評，在曾大帥幕府中，同調者應該不少。幼天王最終在江西境內被湘軍將領席寶田擒住，淩遲而死，太平天囯氣數已盡，曾公與左公之間的不快反而加深了。

看戲的不明就裏，演戲的還得往下唱。曾國藩晚年對人說：“我平生最自信的就是一個‘誠’字，他居然罵我欺君，豈能不耿耿於懷！”開心也裝不開心，愜意也裝不愜意，為了互相保全，嘴皮子、筆頭子勞累些也值得。若論“公忠體國”，曾國藩同樣看好左宗棠，關心他的一舉一動。同治六年（1867）六月初三，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二更三點睡，夢兆不佳，深以陝中湘軍為慮。”這說明曾國藩一直關注西北戰況，日思夜夢，深深掛懷。

同治七年（1868），左宗棠在家書中談到他與曾國藩的不和，將心裏話一吐為快：“吾近來於滌公多所不滿，獨於賞拔壽卿（劉鬆山）事，最征卓識，可謂有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此次撚匪蕩平，壽卿實為功首，則又不能不歸功於滌公之能以人事君也。私交雖有微嫌，於公誼實深敬服，故特奏請獎曾，以勵疆吏。大丈夫光明磊落，春秋之義，筆則筆，削則削，烏能以私嫌而害公誼，一概抹殺，類於蔽賢妒能之鄙夫哉？人之以我與曾有齟齬者，觀此當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專鬧意氣者矣。”這話講得夠清楚了，左公與曾公鬧不和，隻是私交上的嫌隙，在公誼上，在國家大事上，他始終敬服曾公的知人之明和謀國之忠，而且專門上奏，請求朝廷獎賞曾國藩，以激勵疆臣。

當年，有人從西北邊陲考察歸來，與曾國藩談及左宗棠治軍施政，事事雷厲風行，卓見成效，“以某之愚，竊謂若左公之所為，今日朝端無兩矣”。曾國藩由衷佩服，擊案讚歎道：“當今西陲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僅我難以為繼，就算起胡文忠（胡林翼）於九原，恐怕也接不起這付擔子。君謂為朝端無兩，我以為天下第一耳！”曾國藩還有過更令人動容的感歎：“論兵戰，吾不如左宗棠；為國盡忠，亦以季高為冠。國幸有左宗棠也！”曾國藩的確具有過人的雅量和誠懇，他說這話，並非故意擺出高姿態。

同治十年（1871），大學者王闓運遊曆於江淮間，秋日路過清江浦，巧遇兩江總督曾國藩的巡視船。久別重逢，賓主相見甚歡，一同看折子戲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過年》。王闓運猜道：“這出戲肯定是中堂點的。”曾國藩問他何以見得。王闓運實話實說：“當初（你）剛起兵時就想唱。”曾國藩聞言大笑。俗話說，“王小二過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國藩剛樹立湘軍大旗時，糧餉不繼，困窘不堪，年年難過年年過，打掉牙齒和血吞，硬是撥雲見日，熬出頭來。鹹豐八年（1858），曾國藩回湘鄉荷葉塘守製，一度遭到朝中官員的惡意詆毀，他憂讒畏譏，進退維穀，致書好友劉蓉，吐露憤激之辭：“自今日始，效王小二過年，永不說話!”現在，曾國藩垂垂老矣，體弱多病，心境頹唐，對世事人情更加看空看淡。礙於這兩層意思，誰還敢在曾國藩麵前哪壺不開提哪壺？王闓運善於察言觀色，趁曾國藩心境回暖，建議他與左宗棠捐棄宿怨，重修舊好，本來隻是一場誤會嘛，何苦長期失和？曾國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樓頭，我如何攀談？”古詩道,“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左宗棠在西北深耕多年，所以曾國藩有此一說。其實曾國藩的怒氣早已消盡，芥蒂不存分毫，隻可惜他們天各一方，無由把晤。

曾國藩與左宗棠為一時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個性太強，圭角畢張，鋒棱嶄露，對一切睥睨視之。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二十六歲，寫信給周夫人，對自己的性格有一番反思：“蔗農師嚐戒吾：氣質粗駁，失之矜傲。近來熟玩宋儒書，頗思力為克治。然習染既深，消融不易；即或稍有覺察，而隨覺隨忘，依然乖戾。此吾病根之最大者，夫人知之深矣。比始覺先儒‘涵養須用敬’五字，真是對症之藥。現已痛自刻責，誓改前非，先從‘寡言’、‘養靜’二條做起，實下工夫，勉強用力，或可望氣質之少有變化耳。”移山易，改變性格難。多年後，左公向親家夏廷樾坦白自承：“弟平生待人，總是侃直，見友朋有過，即麵糾之，何況子侄？此親家所謂太露圭角者也。現今風氣，外愈謙而內愈偽，弟所深恨。此等圭角何可不露？一笑！”年輕時，左公還覺得鋒芒畢露是“非”，在社會上曆練久了，雖也因此吃過虧，但他認定這就是真我之特質，理應保持。故此不難理解，左公予智予雄，縱然心中看得起曾國藩，仍以罵不絕於口為日常功課。

薛福成的《庸盦筆記》中有一篇《左文襄公晚年意氣》，記敘潘季玉的見聞，令人絕倒：潘季玉三次去向左宗棠匯報地方公事，均因左宗棠自炫平定西陲的功績，痛罵曾國藩（包括李鴻章和沈葆楨），找不到切入正題的機會，最終隻好不了了之。原文如次：“頃之，文襄總督兩江。官紳有赴金陵者，皆雲文襄見賓客無他語，不過鋪陳西陲功績，及曆詆曾文正公而已。蘇紳潘季玉觀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陳，歸而告人曰：‘吾初謁左相，甫寒暄數語，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績，剌剌不能休，令人無可插話。旋罵曾文正公，語尚未暢。差弁侍者見日已旰，即舉茶杯置左相手中，並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翌日，左相具柬招飲，方謂可乘間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即罵曾文正公，迄終席，言尚如泉湧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數日稟辭，左相始則罵曾文正公，繼則述西陲之事，終乃兼罵合肥李相及沈文肅公，然其意若謂本不如己遠甚，初無待其力攻也。侍者複唱送客。吾於起立時，方欲陳地方事數語，左相複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趨而出雲。’潘君之言如此，可謂形容惟肖矣。”潘曾瑋字季玉，是清朝名臣潘世恩的四公子，以藏書和著述為樂，性情散淡，於功名並不熱中。他的話應該不是杜撰，也不算誇張，更沒有存心貶低左公的意思。

熟悉掌故的讀者都清楚，左宗棠好以盛氣淩人，罵曾國藩罵多了，居然成癮。有一次，他派人遞送谘文給曾國藩，“極詆文正用人之謬，詞旨亢厲，令人難堪”。曾國藩的回複相當巧妙，也相當幽默，可謂四兩撥千斤：“昔富將軍谘唐義渠中丞雲：‘貴部院實屬調度乖方之至。’貴部堂博學多師，不僅取則古人，亦且效法時賢，其於富將軍可謂深造有得，後先輝映，實深佩服！相應谘複雲雲。”富將軍即都統富明阿，唐訓方字義渠，出身湘軍，官至安徽巡撫。左宗棠罵曾國藩，正如富明阿罵唐訓方，曾國藩調侃左宗棠此舉是效法“時賢”富明阿，這就將大傲哥左宗棠一把拽下了雲端，摁倒在一位庸將腳前，令他頓失體麵和光彩。左宗棠的大力金剛拳完敗於曾國藩的太極綿掌，這下真沒轍了，往後便在書麵上收斂了許多。

左宗棠罵曾國藩太起勁，連他的部下都吃不消，受不了。“文襄每接見部下諸將，必罵曾文正。諸將多文正舊部，退而慍曰：‘大帥自不快於曾公斯巳耳，何必朝夕對我輩絮聒？且其理不直，其說不圓，聆其前後所述，不過如是。吾耳中已生繭矣。’”左公是聰明人，豈不知眾人腹誹？但他仍舊忍不住要當眾喋喋不休、滔滔不絕地罵曾國藩，把它當成晚年的日常功課，這就說明他太在乎這位勁敵（或謂假想敵）了。誠然，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隻有曾國藩能與他相提並論。英雄的孤獨，其極端形式表現為，對手死了，比朋友死了更可悲。因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廣交，相頡頏的對手卻不可多得，有時甚至會少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我”這樣的程度，所以對手一旦撒手塵寰，他的“劍”就將束之高閣，從此無所指，無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頭的火色也會隨之暗淡。

曾國藩棄世後，左宗棠念及兩人早年的交誼，頗為傷感，他在家書中對長子孝威說：“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恝然也。已致賻四百金。”他還特製挽聯一副，剖白心跡：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毋負平生。

足見其生死交情，雖然中途擱淺，卻並未漠然棄置，更未一刀兩斷。

當年，左公在回複江西巡撫劉坤一的來信，談及曾國藩因病辭世，喟然感歎道：“橫覽九州同侶，存者無幾。宇宙之大，豈可無十數偉材，錯落其間，念之心痗！”能有“十數偉材”當然好，但似曾公、左公這種特異型號的，還能去哪兒找來？要求未免太高。這張白條，恐怕連老天爺都不敢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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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公克複新疆，功在千秋。 -壁上觀- ♂ (0 bytes) () 03/04/2021 postreply 10:22:34

• 湖緗子弟滿天山；春風已度玉門關。 -Redcheetah- ♂ (0 bytes) () 03/04/2021 postreply 18:4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