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中國人民二十世紀一場不堪回首的惡夢。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它是怎樣發生的？應該怎樣認識它，評判它？它還會不會再次發生？至今，答案眾說紛紜，籠罩在這些問題上的仍是一層神秘的麵紗。筆者近讀文化大革命的曆史，將一些思考記錄下來。這些思考並不成熟，也許離真相和真理仍很遙遠，現節選部分，隻是為了向對文革有興趣的博友拋磚引玉，如能引起批評和討論則更好。
（一）
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對由他本人的重大決策失誤和“路線錯誤”引發的政治反彈的全麵鎮壓；毛澤東在黨的權力核心層建立新的平衡、並對全國各級黨政權力構成進行重新洗牌的嚐試；一場由一黨政體的最高領袖為維護自己的最高權力而引發的全國性的政治動蕩和社會災難。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過程都非常複雜，有許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相混合，但其總的曆史脈絡的形成是由毛澤東為解除本人在黨內麵臨的權力危機而采取的一係列行動決定的。順著這條脈絡，也許可以找到文化大革命內在的曆史軌跡。
1、緣起——七千人大會引發的“路線危機”。1959年夏天的廬山會議後毛澤東繼續實驗“三麵紅旗”一路造成的惡果，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劃上了一個句號。七千人大會是在全國餓死了兩千萬人、鋼、糧、棉、煤等主要產品產量和國民經濟各項指標急劇下降的背景下召開的。大會的初衷是解決迫在眉睫的饑荒問題。，這樣一個將與會者延伸至縣委書記和各重要廠礦企業的黨委書記的中央工作會議，所要解決的決不僅僅是中央下麵的“分散主義”和“本位主義”問題，它必須對幾年來實踐“三麵紅旗”造成的惡果進行反思，它必須解決這些嚴重惡果的責任由誰承擔的問題，同時它還必須拿出一個擺脫困境、尋求發展的完整的思路和辦法來。麵對這些無法回避的問題，毛澤東的確是頭腦清醒的。他深知，全國餓死了上千萬人，出現了“信陽事件”這樣婦女幾乎人人穿白鞋、甚至出現“人相食”的惡性事件，正如劉少奇所說，在中國封建社會都是要“上書”的，下“罪已詔”的。作為這一係列巨大災難的始作俑者，作為全黨最高領袖，他無疑負有不可推卸主要責任。問題是，他以什麽方式來承擔這些責任，承擔到什麽程度，黨的核心層中的其他人對他的錯誤和責任怎麽看，黨的各級負責人又是怎樣想的，在“糾正”這些錯誤中，人們會怎樣想，怎樣做，怎樣對待他，這些問題，毛澤東心裏無底。毛澤東到底是毛澤東。他不想把這些尖銳的、不可回避的矛盾和問題遮著、掩著，他不想讓七千人大會沿著解決所謂分散主義和集中統一問題的方向走過場，他不想自欺欺人，他要把這些問題徹底弄清楚。當然，毛澤東這些想法很可能是在看了會前急急匆匆送給他審閱的大會報告稿前兩部分後迅速明晰起來的。
這個報告是由劉少奇、鄧小平負責主持起草的，為此，還專門搭了一個起草班子。這個報告怎麽寫？其實在大會前12月20日的小型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就為大會定了調子，當然也為報告定了調子。這是一個什麽樣的調子呢？即形勢基本是好的，錯誤都在改正，比去年好，過去的經驗教訓主要是有了總路線，但缺乏一整套完整的的具體政策，就是說，三麵紅旗的正確性不容懷疑；過去的錯誤中央要首先承擔責任，其次是省委、地委、縣委。（參照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38頁）可見，按照這個調子，實驗三麵紅旗引發的惡果不會上升到路線錯誤的高度，毛澤東在黨內至高無上的地位也就無法動搖。這是毛澤東堅守的底線，隻要不突破這個底線，毛澤東是遲早準備全線退卻的，他不僅要讓中央承擔三麵紅旗造成嚴重失誤的責任，而且自己也準備承擔主要責任，不這樣做，他就無法繼續維持在黨內的權威和威信，就無法繼續取信於黨內廣大的黨員和基層幹部，個中利害，毛澤東是非常清楚的。一方麵向常委、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們吹了風，定了調子，亮出了自己的“底線”，另一方麵準備進行最大限度的退卻，主動承擔責任，毛澤東自以為留足了回旋餘地，他不再擔心大會報告會違背自己定下的調子，也不再擔心大會會脫離預想的軌道發展。
當然，總的看來，報告並沒有突破毛澤東的底線，也是按照毛定的調子起草的，但其中一些“關鍵詞”的斟酌上出現了某些模棱兩可的傾斜，某些用意難辨的曖昧，使毛澤東感到意外和不安。而這一切，都和劉少奇在主持報告起草過程中的“強硬”態度有關。在報告起草中，劉少奇一反常態，多次要求報告要“成績講夠，缺點講透”，強調對“四年的錯誤、缺點有多少講多少，放開手講，不要吞吞吐吐，……要下猛藥”，並指出四年的錯誤和1959年廬山會議以來黨內過火鬥爭、缺乏民主生活、隻批右不批左有關。劉少奇的態度，反映在報告初稿上，就出現了如下幾個和毛澤東的“調子”不和諧的“音符”：如對“大躍進”以來的成績沒有突出或單獨講；而講錯誤、缺點幾乎都是“大躍進”以來的等等。依毛澤東多年政治鬥爭磨練出來的敏銳的政治嗅覺，雖然也找不出什麽明顯的“大錯”，但卻嗅出了事態的嚴重，產生了“後院起火”的不祥的預感。於是，毛澤東決定把報告交由大會討論。' g% m# M4 N9 e8 q6 c/ [6 R% j+ | X
從1957年反右、1959年廬山會議以來毛澤東形成的一貫思想和作派來看，毛澤東作出這個決定可能有如下幾種心態：其一，報告初稿中出現的不和諧“音符”決不可能局限於政治局常委中個別人的想法，它在黨內各級幹部中肯定有相當的市場，必須把黨內各級幹部的真實想法弄清楚，才可能為堅守“底線”作出相應的對策；其二，僅僅在中央核心層解決幾個常委或政治局委員的思想分歧，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甚至引起黨內廣大黨員幹部的不服。相反，如果大部分與會者的意見擁護他的思想路線，那麽這對中央核心層中少數人的反對意見，將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而對於絕大部分與會者的“愚忠”和黨內各級領導幹部對他的擁戴，毛澤東是堅信不移的。這種撇開中央核心層而直接求助於黨內中高層幹部的支持，也是毛澤東獨到的政治謀略之一。其三，在廣大與會者充分發表意見之後再讓常委逐一表態，不失為摸清他們真實思想狀況和真正政治立場的最佳良機。摸清“敵情”，辨清“敵友”，一切就好辦了。但有一點張素華的猜測是對的，在七千人大會上，無論出現什麽情況，毛澤東隻打算退卻，不打算“進攻”，退，而且要退夠，這一方麵是對自己重大失誤的“贖罪”，一方麵是繼續取信於黨員幹部必須付出的代價，還有一方麵是堅守自己政治底線所必須作出的讓步。
（二）
毛澤東的預想是對的。28天的大會完全脫離了預定的軌道，且波瀾迭起，驚濤複現。對毛澤東來說，大會進程中三個戲劇性的轉折和高潮，特別耐人尋味，也特別刻骨銘心。下麵不妨簡要地回顧一下。
第一個轉折：“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內部的討論。據張素華在《變局》一書中的記載，在大會對劉少奇、鄧小平主持起草的報告稿進行廣泛討論的同時，大會又組成了二十一人報告起草委員會，對報告稿進行重新討論修改。這項工作，仍由劉少奇主持，與大會討論同步進行。起草委員會成員主要是當時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負責人，起草委員會討論形成的意見和結果對大會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毛澤東的最終判斷也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起草委員會討論了五個問題：1、報告初稿要不要推翻，從頭再來？2、反對分散主義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3指標是高了還是低了？4、犯錯誤的原因和責任；5、三麵紅旗究竟怎麽講。對毛澤東來說，五個問題中自然是後兩個問題最敏感。而恰恰是在這兩個問題上，果然有人放了炮。在幾年來的錯誤和責任問題上，劉少奇和陶鑄都認為1959年廬山會議上隻反右不反左，是錯誤的主要根源。劉少奇還認為，這些錯誤的思想根源，是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認識不足。而劉瀾濤則直截了當地指出，這幾年犯錯誤的原因，是黨的生活受到了嚴重的損害，人們不敢講真話了。他還露骨地說，這幾年忠臣受到迫害，對立物是“風馬牛”，即看風使舵、吹牛拍馬。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很多錯誤都是因為這種情況造成的。忠臣受迫害，奸臣便囂張，劉瀾濤不僅真的把毛澤東比作了皇帝，而且鬥膽要追究皇帝的責任了。但在這個問題公開點名向毛澤東叫板的，要算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彭真。彭真放膽直言：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誌，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麽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們對毛主席不是花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麽高。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彭真的話，得到鄧小平、劉少奇委婉、含蓄的支持。盡管後來陳伯達對彭真的話進行的反駁，使討論者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周恩來又巧妙地打了圓場，討論最終沒有在這個問題上深入下去，但這種“膽大妄為”的公然叫板傳到毛澤東的耳朵裏，他老人家心裏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文革開始毛澤東第一個拿主持北京市委的彭真開刀，並以此把火引向彭真“幕後”的“後台老板”，就不奇怪了。在討論三麵紅旗問題時，至少常委中的四個人，即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是有不同程度的保留態度的，但礙於毛澤東的威信，他們不便深說，隻有抽象肯定，具體保留，或說些模棱兩可的話“委婉”過去。如劉少奇說：“比較難說的三麵紅旗”，什麽意思？就是“人民公社還是有點一大二公，將來會看出來，現在難講。”言下之意，人民公社搞早了，超越了階段，並表示允許人們懷疑。陳雲在討論中講得直爽些：有些問題，隻能在原則上肯定，有些人認為不具體，還有懷疑，我說公開講，過幾年再說，如人民公社，有懷疑的人，容許他懷疑幾年。周恩來雖然有想法，但他對中庸之道的運用永遠都是妙到毫巔，當人們對三麵紅旗頗多微詞時，他卻提議：報告中有關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要多說幾句。至於鄧小平，幹脆把人民公社比做早產的嬰兒，“生不逢時”和“嗬護有加”兩種意思都有了，既有抱怨，又能從感情上討得“母親”的歡心，這就是鄧小平的狡黠之處。
討論是一回事，形成文字又是另一回事。相信起草委員會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想當彭德懷第二。討論中口無遮攔說出的那些有損毛澤東“威信”的尖銳言辭不是統統收回去，就是含蓄委婉地換上一種說法，當然，更多在報告中出現的是言不由衷地繼續肯定他們內心已經否定的東西。如“修改後的報告在敘述毛澤東對糾正錯誤所做貢獻的時候，加寫了以下的內容：‘如果我們許多同誌更好地領會毛澤東思想，善於運用毛澤東同誌一向提倡的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方法，並且認真地執行毛澤東同誌在每個關鍵時刻提出的指導意見，那麽，這幾年工作中的有些錯誤是可以避免的，或者可以大大減輕，或者在發生之後可以更快地糾正。”（以上有關引文資料均引自張素華《變局》一書）可惜，這樣的阿諛之詞，毛澤東是再也不會相信的了。從這個委員會16個人的發言討論中，毛澤東已大致摸清了哪些人很久以來就已開始對他進行“腹誹”，哪些多年的“親密夥伴”或同僚已經和他同床異夢，哪些所謂“忠誠的”同路人已經開始向他的政治敵手演變，或者終究要和他分道揚鏢了。
（三）
第二個轉折：常委在大會上的講話。毛澤東在大會前就提議，每個政治局常委在大會上都要講講話。但幾個常委的講話，都是安排在大會的後期。對毛澤東來說，常委們在講話中講出了什麽，是真話還是假話，講出了什麽樣的立場、觀點和思路，對他至關重要。因此他不主張照本宣科那一套，要即席講，隨意講，講出真心話，講出自己的觀點。在常委們的講話中，有三個“亮點”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關注。一個是劉少奇的講話；一個是林彪的講話；最後一個亮點，是最應該在大會上講話的經濟工作的“行家”陳雲，在毛澤東的邀請下卻拒絕講話。
先看劉少奇的講話。。概括起來，劉少奇的講話中有多處觸動了毛澤東那根最敏感的神經，但最讓毛澤東難以接受和不能容忍的是他對“三麵紅旗”錯誤性質的尖刻評價。“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樣的評價並不是劉少奇直接作出的，而是通過借用老百姓的口說出來的。從劉少奇下麵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是十分讚成老百姓的這個評價的：“……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的一個地方去，那裏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麽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來我調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幾個水塘，我問他們：1960年這個水塘幹了沒有？他們說，沒有幹，塘裏有水。可見那裏的天災的確不是那麽嚴重。就全國總的情況來說，我在書麵報告中是這樣講的：我們所以發生相當大的困難，一方麵是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和錯誤引起的。至於某一個省、某一個地區、縣究竟怎麽樣，你們可以根據情況，討論一下，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一個“在很大程度上”，加上那個“水塘有水”的驗證，基本上表明了劉少奇是讚成“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判斷的。這和毛澤東用指頭比喻成績和錯誤，顯然是背道而馳，大相徑庭的。另一個“至於某一個省……”在毛澤東看來顯然又是玩弄的那種“全麵肯定，局部否定；抽象肯定，具體否定”的慣用伎倆。然而，劉少奇慷慨激昂的講話似乎一發不可收拾，已經不滿足於“含蓄地唱出反調”，而要“直抒胸臆”了。且看他是如何把矛頭直指毛澤東的“指頭論”：“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總之，劉少奇亮出的這一係列觀點，使毛澤東一眼看清了這個跟隨他多年的搭檔、他預定的接班人的真實麵貌：從建國初兩人就產生的關於堅持新民主主義階段還是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思想分歧，多年來不僅沒有彌合，裂痕反而越來越大，已經到了是否考慮分手的時候了．
而林彪的講話恰好成了劉少奇的對立麵。和劉少奇對三麵紅旗的曖昧態度不同，林彪旗幟鮮明地強調三麵紅旗的正確，強調毛澤東思想路線的正確，強調毛澤東在黨內的權威地位不可動搖，連措詞都讓人感到突兀和反常，但在大會引起的反響幾乎和劉少奇的講話一樣強烈。請看他對毛澤東的曲意奉迎，如何到了令人作嘔的地步：“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麵，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麽，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曆史，就是這麽一個曆史。”這類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式的曲意奉迎，在中國皇權曆史上倒是屢見不鮮的。但此刻已經麵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毛澤東，極需要有人撐他一把，林彪的講話，無疑給他一個意外的驚喜。其他常委講話後，毛澤東不做任何評價，惟獨林彪講話後，毛澤東則讚賞有加：“林彪同誌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0 E/ C ]5 i0 D' K6 a# J
林彪瞅準劉少奇因情緒衝動暴露出他在思想深處和毛澤東產生的分歧、並引起毛澤東的警覺和不滿的最佳時機，跳出來和劉少奇唱對台戲，是有極深用心的。他當然知道，如果毛劉近20年的聯盟出現裂痕的話，那麽分裂的結果總要有人對劉取而代之。可以說，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因必須承擔全國性災難的責任而麵臨著前所未有的孤立。這種孤立並不是有人有意地想排擠他，否定他，而是絕大部分人因為良知而無法繞過毛澤東的嚴重失誤和他必須承擔的曆史責任。其時，隻有無視事實、顛倒黑白、良知盡失、信口雌黃的人才會用阿諛之詞把毛澤東的罪責推得幹幹淨淨，並能把膿瘡說成燦若桃花。但當時隻要能這樣做，在獲得毛澤東信任這一點上，就能取得奇效。毛澤東後來終於以林彪取代劉少奇“接班人”的位置，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應該說起了相當大的作用。當然，林彪吹捧毛澤東，絕不是從這次大會才開始，毛澤東對林彪的賞識，從五十年代就開始了。總之，林彪的講話，如同在開始傾斜的天平上，往毛澤東這邊加了一個重重的砝碼。
大會前毛澤東布置幾個常委講話，大會中毛澤東又親自提請陳雲講話，陳雲卻以“工業調查沒有做完、沒把握”為由，加以婉拒，沒有講。陳雲是黨內經濟方麵的專家，曾長多年負責全國的經濟工作，在經濟建設方麵，毛澤東自稱他沒有陳雲懂，還說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沒有陳懂，可見在毛澤東心目中陳雲是黨內經濟工作的一號“權威”。既然七千人大會是經濟工作會議，討論全國性急需解決的經濟困難問題，那麽作為黨的核心層的經濟工作的一號權威，陳雲當然是最應該講話的了。然而，偏偏是最應該講話的人沒有講話，這多少有點蹊蹺。陳雲不講話，對其他的常委或與會者來說，也算不上什麽，頂多有點遺憾，但對毛澤東來說，就不是遺憾的問題了，這裏麵有戲。
張素華分析陳雲不講話的三個原因，即陳雲對當時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在解決困難的思路上與毛澤東有著不同的觀點、陳雲不想說違心話，以引起毛澤東的難堪、以前因“反冒進”挨過毛澤東的整，加上廬山會議彭德懷的教訓，怕毛澤東秋後算賬，都是言之成理的。但陳雲的這些想法完全是從自己角度考慮的，他沒有揣摩、也沒有摸透毛澤東的想法。其實，既然陳雲是黨內經濟工作的權威，1961年他又對工業、農業作了長時間的調查，那麽如果他講話，對大會定下的形勢估計和解決困難思路的調子有著舉足輕重的壓軸作用。毛澤東希望陳雲講話、希望他講出自己完整的意見，至少有如下幾個心理因素：其一，盡管在大會上他承受了較大的壓力，但大會定下的調子卻沒有離開他的總體思路，即經濟形勢已經退到穀底，並開始回升，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接下來應該製訂一個10年規劃，大幹起來。對這個基本估計和總體思路，雖然毛澤東很有信心，但心裏沒有底，實際上是很不踏實。因此，他希望陳雲講話，支持他的判斷和觀點，有了黨內一號經濟專家的讚成，就如吃一顆定心丸，他的底氣要足得多。同時，更重要的，是能鎮住黨內那些不讚成、不支持他的人，讓他們心服口服；其二，毛澤東有沒有想過陳雲會不讚成他的判斷和思路？當然想過，而且肯定有充足的思想準備。即使這樣，毛澤東也希望陳雲把他的反對意見毫無保留地講出來。其實作為黨內的二號人物劉少奇的講話已讓毛澤東難堪了，再來一個陳雲算不了什麽。如果陳雲的反對意見真有道理，毛澤東還可以調整自己的思路，修正自己的判斷，還可以掌握主動權。幾年來毛澤東在全國性經濟工作的總路線上走了麥城，留下了諸多教訓，他絕對不會繼續執迷不悟，把麥城走到底。因此，如果陳雲在大會上真的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和盤托出，估計毛澤東是會傾聽他的意見，在堅守自己底線的前提下對原來的總體思路作一些調整，而不會像後來發展的那樣，陳雲在大會上不講，竟在半個月後的西樓會議上把自己的思想和盤托出，且和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定的調子大相徑庭，結果把毛澤東搞得很被動，很惱火。其三，無論陳雲是唱讚歌，還是唱反調，在與會的黨內核心層、高層和中層幹部中都會引起一部分人的共鳴，一部分人的反對。黨內兩種思路、兩種觀點、兩種判斷的陣線分野、力量對比，就會一目了然地出現在毛澤東的視野裏。這一點，對毛澤東如何堅守自己的底線、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威、如何調整自己的策略，如何展開黨內的鬥爭，是至關重要的。可是，陳雲偏偏拒絕講話，這使毛澤東感到非常意外，也忐忑不安。在他意識深處產生的黨內一場新的權力博弈即將來臨的預感中，陳雲不講話，是一個令人不安、撲朔迷離甚至高深莫測的盲點和未知數。
（四）
第三個轉折：“出氣會”。開“出氣會”的提議，是毛澤東在大會即將結束時突然提出來的。毛澤東為什麽要開出氣會，是因為關於“三麵紅旗”的實驗運動是由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省市委具體執行的，在執行過程中，“天災”和“人禍”造成的巨大損失和對各級黨員幹部造成的傷害是深重的，引起的逆反心理和情感上的怨憤也是強烈的。但是，按常規，他們並不把賬算在路線政策的始作俑者身上，而是算在強迫他們實施的具體執行者頭上，他們的頂頭上司頭上。把這一部分人心裏的氣放出來，可謂一箭三雕:其一，可以緩和這幾年黨內鬥爭所造成的緊張空氣。避免“樹敵過多”；其二，可以打掉高中級幹部的霸氣、驕氣和官僚主義習氣，進一步強化中央和他本人在全黨基層、中層、高層黨組織中的威信；其三，進一步弄清楚全黨基層、中層領導幹部幾年來對毛澤東本人的思想、路線及其威信的真實想法，情感態度，政治立場，以作應變。
但是，雖然中央各部和各省省委變成與會代表們出氣的對象，絕大部分代表們也真的相信出錯主要出在具體執行中，毛澤東和中央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但中央各部和各省委畢竟是代人受過，代表們打在他們屁股上的板子，最後終究要通過“隔物傳力”的原理，擊在毛澤東的傷疤上。結果，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委被代表們逼出來的檢討，遠比劉少奇的報告和講話更露骨、更深入、更尖銳、更本質地指向了他幾年來思想路線的根本錯誤。更讓毛澤東深感憂慮的是，出氣的絕大部分是縣委書記和地委書記這樣一層領導幹部，盡管他們怨憤的對象是他們的頂頭上司，盡管他們對他毛澤東還在頂禮膜拜，奉為至尊，但實質上他們中的大部分，是不讚成他的思想路線的，是對他的嚴重失誤心懷不滿和憂憤的。而一旦讓劉少奇這樣的人以“經濟調整”“渡過困難”的名義在黨的工作中唱了主旋律，並和他分庭抗禮，這些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包括省委書記和中央各部部長，恐怕都要離開他毛澤東，跑到劉少奇那一邊去。
毛澤東深諳黨內權力鬥爭的明潛規則。在一個曆史階段，一個黨的最高領袖要想牢牢控製手中至高無上的權力，要想保持自己在全黨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一個起碼的先決條件是他用以指導這個曆史階段黨的主要工作的路線、方針、政策及其思想理論必須是“正確”的，得到實踐證明和全黨公認的。建國前武裝奪取政權時期，黨內的主要工作是軍事鬥爭，而正是在軍事鬥爭上他所采取的戰略戰術、所代表的路線方針的“正確”，奠定了他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和全黨“公認”的至高無上的權威。建國後，鞏固政權和經濟建設（包括製度改造）成為黨內工作的兩大主題，其重要性可謂並駕齊驅。可以說，在建國初期的五六年內，他在這兩大主題上采取的一整套路線、方針、政策和提出的理論成果，是基本成功的，實踐上也是“卓有成效”的，這對進一步鞏固他在全黨的領袖地位至關重要。但是，隨著政權的鞏固及和平建設時期的到來，鞏固政權的工作逐漸退出前台，經濟建設的工作要唱主角，這已經勢不可免。他敏捷地作了調整。從1957年反右鬥爭“勝利”以後，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經濟建設上來，並在指導路線上實現了一個重大轉折，即由經濟製度的改造轉為經濟增長速度的提高。“三麵紅旗”，即是他為實現這個重大轉折而隆重推出的新的曆史時期的總體思路、實踐途徑和理論方針。
然而，四年的拚搏和狂熱，毛澤東“一貫正確”的神話破滅了。他在黨內經濟工作這個主戰場上走了麥城，敗下陣來。其中雖然幾經掙紮，但除了給全國人民造成更大的災難外，幾乎徒勞無功。尤其令他感到痛苦和絕望的，他精心打造的三麵紅旗，是他關於過渡時期經濟建設的總體設計，凝聚了他對這個曆史階段建設發展的思考、決斷、膽略的全部結晶，是他過渡時期思想路線的核心內容。如果三麵紅旗被曆史否定，被事實否定，被全黨否定，被人民否定，那麽就是說他作為黨內最高領袖，在黨內主要工作的指導路線和理論方針上是根本錯誤的。這意味著：一，騰出指揮員的位置，黨內占主體地位的經濟建設工作讓別人去抓；二，前一個結果形成的連鎖效應是騰出黨內最高領袖的位置，道理當然是不言自明；三，最終的結果是大權旁落，乖乖下台。當然，由於他的曆史功勳和崇高威望，最好的結局是再當一回“太上皇”。在七千人大會結束之際，毛澤東即使還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也意識到了危機的到來。而半個月後的西樓會議和當年五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則使這種危機頓時清晰和逼近起來。
（五）
西樓會議是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就在這個會議上，在七千人大會上堅辭不講話的陳雲卻發表了長篇講話。請看張素華在《變局》一書中對陳雲講話時的描繪：“會上陳雲就當時的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辦法作了長篇講話，對七千人大會的一些觀點進行了大膽的修正。他認為困難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麵，然後提出克服困難的六條重要措施。陳雲的講話，引起大家強烈的共鳴，全場瘋狂地鼓掌！陳雲也很興奮，臉孔通紅。大家認為這次真是講透了，知道了應該幹什麽，怎樣去幹，心裏有底了。”七千人大會毛澤東請陳雲亮相，陳雲偏偏不願亮相，他的借口是他的調查研究沒有搞完，心裏沒有底。僅半個月後，陳雲卻在毛澤東不在場的情況下偏偏主動亮了相，而且胸有成竹，滔滔不絕，拿出來的竟是一個收拾殘局、全麵調整國內經濟、大刀闊斧清除“三麵紅旗”障礙、全麵克服經濟困難的宏觀戰略性綱領。毛澤東上了陳雲的當。令毛澤東感到震驚和突兀的倒不是陳雲騙了他，而是他意識到他在七千人大會上因大踏步退卻而讓出來的黨的經濟工作的主陣地、主戰場，正在被他人大踏步地占領，並大有喧賓奪主、取而代之的勢頭。毛澤東的直覺沒有錯，這個勢頭來得的確洶猛、迅捷。
西樓會議以後，中央決定恢複中央財經小組，由陳雲任組長，李富春、李先念任副組長。劉少奇決定將財經小組由過去的谘詢機構改為決策機構。3月，在第一次財經小組會議上，陳雲除重申把“十年規劃”分為恢複和發展兩個階段外，提出了1962年國民計劃的調整問題，而調整的核心，“實質上是要把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發展放慢一點，以便把重點真正放在農業和市場上。4月，中央財經小組的擴大會議上，把1962年國民經濟的各項指標降低，並起草報告提出對國民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實行全麵收縮的方針。5月劉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中央財經小組的調整報告進行了討論，與會者“一致同意調整報告對形勢的分析、所下的決心和采取的重大措施。”毛澤東不得不批準了這個報告，並於5月26日發到全國貫徹執行。 麵對對方咄咄逼人的來勢，毛澤東深知，再用“三麵紅旗”作為黨內經濟工作的主體思路和路線方針，是無論如何支撐不下去了，但除了“三麵紅旗”，他又能拿出另外一套什麽路線方針來救急嗎？他拿不出，作為黨內具有最高威望的領袖，他也不屑於走了麥城之後再改旗易幟。然而，上麵已經說過，退出黨內經濟工作這個主戰場，就意味著把這個主戰場讓給別人，就意味著同時要讓出“黨內正確路線的代表”的頭銜和桂冠，讓出黨內第一把交椅，讓出領袖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讓出手中至高無上、生殺與奪的最高權力。
毛澤東是絕對不會讓出這些東西的。既然在經濟工作領域裏他已無法“重整旗鼓，卷土重來”，那麽為什麽不能在黨內打造另外一個由他的“正確路線”指導的“主戰場”，並以此把經濟工作的主體地位打壓、位移到次要地位，或者把經濟工作的重要性加以淡化甚至湮沒，把全黨的注意力吸引到他這個“主戰場”上呢？這的確是個好主意，也是毛澤東惟一能做出的最佳選擇。但是，在當前經濟恢複工作關係到全國人民的溫飽活命的關鍵時刻，作這樣瞞天過海的“位移”能成功嗎？這一點，毛澤東倒是胸有成竹的。其一，他在黨內和全國人民心中有至高無上的威望，有“正統君主”的心理地位；其二，打造另外一個主戰場的時機、條件、靶子都是現成的，如國際上蘇聯修正主義的教訓、黨內在七千人大會前後出現的一些主張“資本主義複辟”的苗頭、他從建國初就一直喋喋不休的關於階級鬥爭、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關於在文化界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的一係列理論觀點等等。其三，也是根本的一條，就是共產黨改造社會的實踐，說穿了就是把每一曆史階段的社會政治現實強行壓進一個預定的理論設計、路線方針的模子，盡管那個社會政治現實的本質根本不是那麽一回事，但它被模子擠壓成的形狀，似乎就真的像模子製造者設計、想像的那麽一回事了。就是說，隻要毛澤東打造出另一個“主戰場”的模子，把眼前的社會現實統統擠壓進去，隻要不像前幾年那樣違背基本的經濟規律，就能製造出符合設計要求的“政治鬥爭的現實”來。
文化大革命這場席卷全國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開始在毛澤東的神奇的模具中醞釀了。
發軔——四清運動明確了靶子。上文已分析了毛澤東建國以來思想理論體係的形成和內容特征。但是，毛澤東政治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有著自己獨到的過程。這個過程和馬克思主義的形成不同，原版的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理論成果，可以說是馬克思在書齋裏通過數十年的潛心研究產生的。毛澤東則不同，他的政治理論成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從他對黨內外政治鬥爭的直覺和敏感中產生的，並且在一些重要的曆史場合，是作為重型武器向他的政敵開火的。在這裏，理論的客觀性、科學性已不重要，甚至已完全淪為政治策略或權術運用的工具。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正是黨內權力鬥爭和政治策略的需要。其時，“西樓會議”精神和五月中央工作會議的決議正在緊鑼密鼓地落實之中，一個由黨內“一線”領導主持、在全國經濟領域進行全麵的國民經濟調整、清算“三麵紅旗”“左傾”錯誤的局麵開始形成。國民經濟的調整毛澤東是阻止不了的，他深知，如果讓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這樣的“一線”人物順利地抓幾年經濟調整工作，那麽國民經濟很快就會出現轉機，出現一個良好的新局麵。這樣當然好，但劉少奇等人以糾正他的“路線錯誤”為基礎形成的新的思想路線，將在黨內占據主體和領導地位，由這條路線的實踐和執行所形成的龐大的黨員幹部隊伍將不再會聽命於他的指揮，那時或根本不要到那時他就將大權旁落，或作為被架空的偶像被人頂禮膜拜，或落得個王明博古的下場。因此，毛澤東一步也不敢怠慢，他必須在劉少奇等人主持的黨內經濟工作還沒有最終占據主體地位、黨內新的“路線”和“領袖群體”還沒有成形時搶先行動。請看，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前夕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就迫不及待了：“北戴河開始按原定計劃的主要是討論農業、糧食、就業和國家支援農業等問題。但到8月5日，毛澤東參加華東組和華中組的會議上開始提出新的問題。6日，他正式在大會上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的講話。隨後又在中心組上多次插話，繼續闡述他的觀點。於是會議也就轉為著重討論階級鬥爭問題。並逐步開始批判所謂“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階級鬥爭問題就成為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壓倒一切的主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第523頁）關於毛澤東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防止資本主義複辟、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繼續革命等一係列理論，上文已經作過交待。這個日趨完整的理論體係終於在全國經濟調整工作的關鍵時刻“霸占”了黨內中心工作的主體位置，並被當作黨的過渡時期的基本路線被八屆十中全會奠定下來，這一著棋對毛澤東在黨重建領袖權威至關重要。但是，一條新的思想政治路線要在黨內確立，必須具化為可操作性的行動和實踐，必須在黨的全盤工作中形成實際運轉、並占主體地位的“實體”。也就是說，實施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思想政治路線，必須有具體的目標、靶子，必須有具體的“階級陣線和階級敵人”，同時必須與之真槍實彈地“交火”，才能形成一個實踐這條路線的主戰場，也才能動員全黨投入到運動中去。否則，這條路線隻是空中樓閣，很快就會被黨內的實際工作輕輕推開。
那麽，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明確痛斥的三風，即“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能不能作為“階級鬥爭”或“反修防修”的具體目標和靶子，或反“三風”能不能形成黨內外一場新的政治運動的主戰場呢？不能。主要原因是這個靶子還有點模糊，有點虛無飄渺，無法具體確定，且“反”的條件不具備、不成熟。何謂“黑暗風”？不就是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的講話中對形勢和困難估計得有點悲觀嗎？不就是“西樓會議”上陳雲關於兩個五年（五年恢複，五年發展）的規劃和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不太吻合嗎？事實上全國的困難極其嚴重，餓死了那麽多人，老百姓連命都快保不住了，在這種情況下把困難估計得嚴重些，把經濟調整和恢複的時間計劃得長一點，有什麽不對？你能以此就把劉少奇、陳雲以及讚成他們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以及黨員幹部都當成修正主義者、當成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當成資產階級和階級敵人去打倒？何謂“單幹風”？不就是鄧子恢、田家英等人所支持的農村實行的生產責任製，即“包產到隊，包產到田，責任到人”嗎？這個主意得到了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員中少數人的首肯或默許，但你能以此就發動一場反對鄧子恢和支持他的一些人的政治運動？何謂“翻案風”？不就是彭德懷的兩封要求平反的信嗎？彭德懷已經是被打入冷宮的人，他能翻得起什麽大浪？七千人大會上是有人對反彭德懷的右傾不滿，但劉少奇的報告不仍然給他加了一個裏通外國的罪名嗎？黨內誰也沒有公開站出來為彭德懷喊冤，要求為他平反。另外，最主要的原因，一是黨內以劉少奇為首的“一線領導”並沒有公然反對毛澤東業已被曆史證明是錯誤的三麵紅旗，並且至少在表麵上還在支持他，擁護他；二是國內形勢的當務之急是恢複經濟，解決困難，這個大局隻可擾亂不能顛覆，否則又要出滔天大禍。
既然按照毛澤東的理論國內階級鬥爭形勢很嚴峻，但具體的“修正主義和階級敵人”的目標又不很明晰，那麽，就針對“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先來一個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吧。這個運動是毛澤東幾年前就想搞而一直沒搞成，現在搞正好可以用此占領他剛從經濟工作領域退出來的陣地。
然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開始並沒有達到毛澤東的預期效果。一是這個運動開始的內容沒有什麽新意。如城市的“五反”，即反貪汙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十年前就搞過類似的運動；而農村的“四清”，即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無非是整農村基層幹部和“地富反壞”，類似的運動如“三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和整風整社運動1960年就開始在全國農村進行了。二是經濟調整工作仍是擺脫困境的當務之急，解決吃飯問題比什麽都重要，至少大部分省委負責人是這樣看問題的。因此，八屆十中全會以後，許多地方並沒有立即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如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澤東外出視察時隻有湖南、河北的省委負責人向他匯報了社教的有關情況。毛澤東當然很著急，如果社教運動不能形成全國性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就無法吸引全黨的注意力，黨的主體工作就無法實現必要的“位移”，以緊緊圍繞他的有關階級鬥爭理論及其形成的思想路線進行。於是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和5月的杭州會議上毛澤東進行了緊鑼密鼓的點火和落實工作。在對彭真起草的關於社會主義教育文件草稿提出的修改意見中，毛澤東再一次申明了運動的核心內容：“要點就是階級、階級鬥爭，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四清，幹部參加勞動這樣一套。”（《中國共產黨重大事件實錄》第510頁）要點是有了，階級鬥爭的具體靶子仍有語焉不詳之嫌。直到前十條（《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的決定》）出台時，其中雖有“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尖銳的階級鬥爭”的基本估計，但如此嚴重的“敵情”仍無法鎖定清晰具體的目標，隻是用一些誇張的、聳人聽聞的字眼進行含糊的判斷，如“有些地方社隊的領導權實際上已經落在地主富農分子手裏，其他機關的有些環節也有他們的代理人。”（同上）眾所周知，自中共建國初期實行土改、在農村劃定成份後，“地富”分子早已被打進十八層地獄，且每次政治運動來臨他們都無一幸免地成首選的靶子，農村的這個另類群落不知被政治運動的篦子篦了多少回，連說話走路都要處處小心，天知道他們是如何“篡奪”了一些社隊的領導權？如果說基層黨員幹部中一些蛻化變質分子成了他們的代理人，那最多也隻能在百分之五這內，因為運動已提出了要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群眾和幹部），既然蛻化變質分子和地富代理人不到百分之九十五，那麽運動還有必要如此興師動眾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