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近現代史上，有一所日本的學校，對中國曆史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就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我們所熟知的蔣介石，他就最喜歡說自己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的畢業生，他的“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上，畢業學校填的正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不過蔣介石學曆造假，已經是人人皆知的秘密了，我們這裏就不提了。
從清末的1900開始，多有留學生赴日學習近代陸軍，而學校則選定在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直到抗戰爆發為止，陸續回國的軍事人才都對近代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樣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了新中國的建立。
清末的洋務運動，使得國內興辦了一係列的軍工企業，清廷的統治階層也希望通過更新武器裝備提高軍隊戰鬥力。並開始選派海軍軍事留學生出國學習。其主要目的地是歐洲的英、德、法等國家。不久之後海軍建設也開始起步並取得了較大發展，組建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師。但當甲午戰爭爆發以後，清王朝慘敗。被近鄰日本這麽個“蕞爾小班”擊敗後終於開始了痛定思痛，開始派遣留學生赴日。
而之所以選擇日本是因為早在1897年，日本陸軍大佐神尾光臣求見張之洞，起初被張委婉拒絕，然而，當張得知神尾的目的是邀請清政府官員前往日本觀看軍事演習和選派學生前往日本軍校學習軍事時，張之洞頗感興趣。1898年1月，日本參謀本部大佐福島安正和宇都宮太郎曆訪張之洞、劉坤一等，對此二人進行派留學生赴日和學習日本陸軍的遊說。他們都提出甚願教育清國青年，為清國造就人才，為此日本方麵經常邀請清朝官員考察、觀摩日本軍事演習，不僅北洋、湖北新軍在被邀請之列，甚至一些邊遠省份也接到邀請。而此時的清王朝已經無力再打造一支“北洋水師”，最終同意了派遣留學生赴日，而其學校也選擇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初名為“兵學寮”，1868年創於京都，1871年遷往東京，1874年更名為陸軍士官學校。該校的任務是實施初級軍官教育，以培養初級指揮人才為主要目的。由於是在山縣有朋等軍閥頭子控製之下，故留學生除學習軍事課程外，還被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和武士道精神。清末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過學的中國學生，先後有9期，共590人。他們分別攻讀步兵科、炮兵科、工兵科、騎兵科和軸重科，其中以學習步兵科的人數最多，有350人左右。民初則更多。
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軍事現代化起步較晚，特別是甲午戰爭中暴露了中國傳統軍事體係的落後與腐朽。正是基於這種思想，使統治階級痛下決心，對傳統軍事進行革新，在這個過程中，除了為適應軍事現代化的需要而創辦的一批軍事學堂外，清廷還接連選派大批留學生赴日入陸軍士官學校，專習武備。
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把全體學生分為幼年生徒、第三部生徒、第二部生徒、第一部生徒四個等級，按其等級高低分別教習。學校的課程大體分為學科和術科兩類。如第一部生徒的學科就有化學、理學、畫學、代數學、軍人衛生學、地學、馬學、射擊學、給養學等。其中炮兵 科的還要加學炮兵學、幾何學。步、騎兵科加學築城學、數學。第一部生徒的術科以各兵科的操典、演習為主。
學校每月有小試，由各兵科教主持。半年一中試，校長出臨每科的考試。一年則大試，由日本陸軍卿或參謀部長主持。中國留學生初入校時，與日本學生一起上課，但有些課程禁止中國人學習。因為1905年，步兵科第三期的蔣百裏以第1名的成績畢業（同時帶回了天皇佩刀），同期的日本學生對此耿耿於懷。以後，步兵科的中國留學生就被分開授課，以防中國學生再次壓倒日本學生。1908年，據當時正在該校就讀的閻錫山回憶，中國學生“上課與住宿都不和日本學生在一起，因為日本有若幹秘密，不能讓中國學生知道。”校方對人數較多的中國學生，曾設“中華隊”專門管理。
中國留學生在完成專業學習之後，得入日軍各聯隊任見習士官半年，然後正式取得士官資格。因中國留學生屬官派性質，故其生活費用基本上由官方供給。學生每月的生活費，除學校各隊每月給日幣3元之外，清政府駐日陸軍留學生監督處又發給日幣5元。此外，每個學生全年還可領得補助費日幣20元。學生畢業回國時，發給每人製裝費日幣120元。中國留學生在校生病時，被送往指定的醫院治療，費用由清政府負責付給。學生平日所穿的服裝，則由駐日陸軍留學生監督處統一發給。清政府給留學生提供優厚待遇，就是希望他們日後能為清王朝賣命
但是為防止留學生受革命思想的影響而走上反清的道路，清政府采取了一些防範措施。一是在選派留學生時，就特別注意從滿族、八旗子弟、或者“忠臣良吏”的子孫中物色。二是清政府責成駐日機構或官員對陸軍士官學校的留學生嚴加管理。從1904年起，專派一監督員管理在日陸軍留學生事務。學生在校受校長及各隊長之指揮，校外諸事均歸監督管轄。駐日 陸軍留學生監督處設有躬行簿、精神簿、學程薄，每天派一學生記錄各生行為、精神、成績，監督員每星期批閱一次。留學生平時不能隨意聚會，若有違反者，分別輕重究治。學生如若參與政治、妄發議論，情節嚴重的，將被強製遣送回國。盡管政府對留學生待遇優厚，控製甚嚴，但一些進步學生目睹日本維新成就，深感清王朝之腐敗，非革命已不能挽救中國， 有的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隨著日本逐漸成為反清革命的宣傳基地，激進的革命思潮對士官學校的留學生產生了很大影響。當時的革命領導人孫中山、黃興等，考慮到這些學生回國後在軍隊中任職，因此就特別注意在他們中間發展革命分子。在黃興的聯絡和影響下，加入“同盟會”的留日陸軍士官生 不下百人。在這些革命誌士的努力下，反清革命思想在士官學校得到愈來愈廣泛的傳播，為大多數留學生回國後參與革命，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到了1903年，陸續有陸軍士官學校的留學生畢業回國。他們經清政府陸軍部考核合格後， 依 《陸軍遊學畢業生考試授官章程》，按成績優劣，分別授予各種軍銜，並分別回各本省以營隊官或陸軍學堂教習。從實際情況看，無論是在軍事學堂任教，還是在新軍中供職，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生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為之前清廷曾大興軍事教育，創辦了許多軍事學校，因缺少教員，曾一度聘請德、法、日等國的軍官來任教，其中尤以日本軍官為多。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生學成回國後，減輕了清政府對外國教習的依賴。他們散布於全國，很快就成了各地軍事學校的教學骨幹。
比如第一期學生吳祿貞，1903年回國後，馬上被任命為湖北防營的總教習。而清末各省在編練新軍的熱潮中，急需一批素質較高的新型軍事人才。留日士官生回國後，即被各省督撫爭相延攬。如雲貴總督李經義選收蔡鍔，東三省總督趙爾巽選收蔣百裏（再說一次此人還帶回了天皇的佩刀）、張孝準等。由於他們出國學有所成，所以升遷的機會較多，往往破格晉級。許多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生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當上了標統或協統，個別的甚至任統製。從1904年到1908年，在湖南省編練的兩標新軍中，先後有過7個標統，其中5人是士官學校畢業生。到1911年，在陸軍中服役的留日士官生有800多人。在新軍中供職的蔡鍔、閻錫山、蘭天蔚等人，已逐漸把握了各該省的兵權。
特別是1909年開辦的雲南講武堂，從監督、班主任到各科教員，均由士官學校留學生充任。在教學上，他們基本搬抄士官學校模式，教科書係由士官學校教材翻譯而來，軍事訓練亦仿效士官學校。因此， 日式軍事教育得以廣泛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近代中國軍事的發展。
雖然清政府是為維護其統治而派留學生赴日學習軍事，但留學生回國後，除少數人（如鐵良、良弼）死心塌地效命清廷之外，多數人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他們在新軍中擔任軍職，或在軍事學堂任教，握有一定的軍權，從而對舊秩序構成極大的威脅。到辛亥革命前夕，不少人成為各地握有兵權的首腦人物。武昌起義爆發後，雲南蔡鍔、江西李烈鈞、安徽王天培、東北蘭天蔚、山西閻錫山、許崇智、陝西張鳳撅、四川尹昌衡、直隸張紹貞，紛紛擁兵響應，並分別光複各省。以雲南起義為例，參加起義的中高級將領40多人，其中畢業於士官學校的留學生有22人。中華民國建立後，派往陸軍士官學校留學生還在不斷增多，至1936年總人數已達1535人。所以在當時的中國軍界始終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比如蔡鍔、蔣尊簋等6人分別出任6省都督。北洋軍閥時期，孫傳芳、周蔭人等人則各據一方，成為軍閥頭子。甚至後來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中，不少軍政要員也是士官學校畢學生。除在軍事上依靠他們之外，蔣介石還利用他們在日本留過學的條件，派其中的一些人專與日本打交道。
比如蔣作賓就出任過駐日公使，蔣百裏也常受命出使日本。抗戰爆發後，日軍曾經想拉攏一些士官學校留學生投降，雖然一些人經不起誘惑，暗中與日軍有來往。但是，日本企圖借培養中國軍事人才之機造就親日勢力，進而達到控製中國的目的始終未能實現。
當然大部分畢業生後來大多為蔣所用。比如張群、何應欽、朱紹良、錢大鈞、張轉、湯恩伯等等。這些人物在中國近現代曆史舞台上的各種表演，世人皆知，這裏不必再做什麽評論。
但也有幡然悔悟、棄暗投明者，比如程潛（第六期），此人抗戰時期任第一戰區司令，後於解放戰爭中“起義”，為新中國的誕生和建設做出了有益的工作。再比如蔣介石的同窗楊傑（第十期），此人參加過護國戰爭，後任國民黨中央陸軍大學校長、總司令部參謀長，號稱蔣百裏以後的“軍事泰鬥”。
解放戰爭中，他毅然參加反內戰的愛國運動，1949年被邀為新政協代表。（後被被暗殺於香港）。還有李明灝（第十三期）原任國民黨警備司令、軍長等職 , 後於1948年毅然奔赴我華北解放區，參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後又作為我方代表同湖南國民黨起義部隊談判，為和平解放湖南做出了貢獻。解放後，他擔任湖北省副省長、國防委員會委員和一、二、三屆人大代表，直到逝世前還是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和湖北省四屆政協副主席。另外還有些例子，本文限於篇幅，就不一一例舉。
縱觀清末民初開始的政府選派學生入陸士就學，始於1900年，學時多則三年，少則半載。曆屆政府（清朝、北洋、國民政府等）必派留學生進入陸士，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為止。在前後近40年間，中國政局多變，戰亂不息。日本也處於多事之秋，但派往陸士的留學生卻曾斷流，這也可以說是堅持始終了。而赴日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對於傳播先進的軍事知識，建立和發展新式軍隊，推進近代中國革命的進程，乃至新中國的發展確也發揮了積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