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毛澤東沒有全票當選國家主席，一人沒有投票，結果還叛國了

來源: williamsteng 於 2021-02-23 23:37:18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45864 bytes)

曆史李老師2021-02-24

1949年9月21日晚，北京中南海懷仁堂熱鬧非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隆重開幕。當晚，各黨派、團體代表662人，每人胸前佩戴剛剛趕製出來的新政協徽章，懷著無比激動心情邁入會場。

9月30日，會議的最後一天，開國大典前一天。根據會議流程，閉幕會上要選舉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按照代表之前預選出來的候選名單，大家進行無記名投票。所有參會人員心中幾乎都有一個共識，新政府的主席人選隻可能是毛澤東。

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秘書處製定了投票流程，按照代表們預先選出的候選人員名單印刷選票，分別送到每個代表的麵前，由他們投下莊嚴的一票。秘書處還選出了幾位代表作為監票人，嚴格監督選舉全過程。

代表投票後，會議暫時休會，秘書處工作人員在大會會場旁邊的小會場開始點票。票選結果很快出來，工作人員發現576張有效選票中，575張選票都投了毛澤東，唯獨少了一票。

王仲方時任秘書處副處長，據他回憶，起初大家以為數票時失誤，於是接連數了好幾遍，還是少了一票。有人認為，這張選票可能是某投票人一時疏忽，忘記了在毛澤東的名字上畫票，這可以當作廢票處理，讓毛澤東全票當選。

王仲方則認為此事非同小可，他立即找到周恩來匯報這一情況，請示如何處理。周恩來也不敢擅自決定，就向毛澤東請示怎麽辦。毛澤東聽了情況後，微笑著說：“代表們有權力選擇毛澤東，也有權力不選擇毛澤東，缺一票就缺一票吧，這又有什麽關係呢？要尊重事實。”

毛澤東和新政協籌備會委員合影

毛澤東胸襟大如海，他這樣一說，立即給工作人員解了圍，可大家內心卻頗為惋惜。選舉結果很快宣布，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很長一段時間裏，很多人認為那一張票是毛澤東自己沒有畫票，其實另有其人。由於是無記名投票，清點後票選封存，此事暫時算是過去了。未曾想，這位未投票毛澤東票的人酒後吐真言，自己說了出來，到最後他一度成為賣國賊。

這個人就是張東蓀，當時他是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參加政協會議。新政協第一次會議開幕時，張東蓀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這個身份並不低，說明中共中央對張東蓀頗為重視，那麽他為何不願給毛澤東投票呢？這件事還是要從張東蓀的生平經曆以及毛澤東對他的一次批評說起。

張東蓀，1886年生於浙江錢塘縣一個縣官家庭。父親張上騄當了一輩子縣令，為官清廉屢建政績，奈何始終鬱鬱不得誌。眼看仕途上無望，張上騄把興趣轉移到了文學方麵，這一愛好對兩個兒子影響很大。

在父親嚴厲教育下，張東蓀自幼開始讀書。時值晚清後期，慈禧太後鼓勵學生留學。1904年，張東蓀獲得了官派留學資格來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哲學係學習。日本當時國力蒸蒸日上，反觀大清江河日下，國難日益嚴重，這激起了張東蓀強烈的報國之心。

張東蓀

在日本留學期間，張東蓀認識了前來講學的梁啟超，他被梁啟超淵博知識震撼，接受了其改良思想。1911年，張東蓀留學歸來，根據清政府規定，他和其他留學生一起來到紫禁城殿試，被授予格致科進士。

見到清政府的腐朽，張東蓀很清楚，自己沒有必要為這個政權服務了。當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張東蓀立即買了一艘大船南下，參加孫中山的臨時政府，出任內務部秘書。1912年，南北議和，臨時政府北遷。

張東蓀完全可以在袁世凱政府裏獲得高官厚祿，可他卻選擇了另一條路，創辦報紙，評論時事。張東蓀認為評論時事有利於啟發民智，比直接參與政治可能更有意義。

全麵抗戰爆發後，張東蓀以筆為槍，撰寫了大量促成國共合作的文章，為抗日救亡作出了自己的貢獻。1938年，中共華北局地下工作人員跟張東蓀聯係，讓他去漢口參加參政會。

張東蓀認為參政會意義不大，還需要做更有意義的事情，於是決定回燕京大學為抗戰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縱觀整個抗戰期間，張東蓀通過中共地下黨同誌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送學生去解放區；二是送給八路軍大量亟需的藥品。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企圖通過“假和平，真內戰”的方式，完成自己路人皆知的目的。重慶談判期間，國內各方勢力對中國接下來將選擇何種政體爭論不休，張東蓀也參與其中。

毛澤東和蔣介石、赫爾利合影

張東蓀就是一個“中間派”，他既反對國民黨的官僚資本主義製度，又不讚成共產黨倡導的共產主義製度，主張建立一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中間的政治製度。張東蓀認為美蘇兩個大國政治製度都不完美，中國應該充分考慮美蘇政治製度的優點。

具體來說，政治上采用美國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經濟上則采取蘇聯的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看起來很完美？其實根本行不通，美蘇這兩種製度的優點根本無法共存，有著無法調和矛盾。換句話來說，張東蓀這種“中間製度”就是天方夜譚，或者說就是一個謬論。

更為不可思議的是，張東蓀所主張的聯合政府方案與中共主張的聯合政府存在巨大的差異。張東蓀的主張是依賴美國，進而組建民主政體以爭取美國的支援與信賴，從而在美國的援助下進行中國的國家建設；而中共的聯合政府主張則反對美國甚至蘇聯的過度幹預，希望在相對獨立的環境下尋求最大限度的政治參與，從此實現國家獨立自主發展。

張東蓀的這種想法直到解放戰爭後期，依舊沒放棄。比如1948年10月下旬，張東蓀在給好友餘宗範的信中就說：

“……執事與其作雙方競賽革命之空談，不如挺身出而呼籲和平。或慮此方罷戰彼方不罷將奈何，此乃幼稚見解。果以人民為重，但求有益於國，自己不恤引退，則何事不可了耶？丘吉爾以戰勝之功退而在野，未聞有怨言，足見天下事，苟有廣大心胸未嚐無解決之道。特此義鄙人不敢倡，以正處嫌疑之地位。足下超然似不妨一試。”

1946年6月，蔣介石公然撕毀雙十協定，國民黨軍隊22萬人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接著向其他解放區發起進攻，國共內戰全麵爆發。內戰之初，中共處於守勢，遼沈戰役後，敵我態勢發生了重大轉變。

解放軍進入北平

1948年11月29日開始，平津戰役打響。在我英勇解放軍的進攻下，天津國民黨守軍遭到毀滅性打擊，同時北平國民黨傅作義部也陷入絕境。北平是一座曆史悠久的古城，擁有無數價值不可估量的古建築，我黨從華夏文明出發，希望能爭取傅作義起義。

對於和平談判，傅作義非常謹慎小心，除了讓身份是地下黨的女兒傅冬菊出麵外，還邀請張東蓀作為談判代表之一。1949年1月6日，張東蓀出人意料地作為傅作義的談判代表之一，當時他另一個身份是燕京大學哲學係教授。

1月7日，張東蓀一行抵達薊縣八裏莊，談判正式開始。1月9日，談判雙方草簽了《會談紀要》，張東蓀沒有署名。一個細節體現了張東蓀在會談中的重要性，會談結束後，他委婉拒絕了中共方麵對其到訪駐地的邀請，選擇直接回到北平家中。

解放軍拿下天津後，北平已經成為一座孤城，傅作義也知道自己大勢已去。1月22日，傅作義在《關於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協議》上簽字。1月31日，解放軍和平入城，北平和平解放。

種種資料表明，張東蓀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的斡旋之功很大。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建國後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當眾向張東蓀豎起了大拇指說：“北平和平解放，這是張先生的功勞。”從此，“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居第一功”的說法，逐漸傳播開來。

張東蓀對自己的斡旋之功也頗為滿意，他生前一直保留著一幅《圍城題詠》的手卷，上麵有張伯駒等名人讚揚斡旋之功的詩作。張東蓀在結尾處還有這樣的說辭：

“戊子冬，北平圍城，餘與劉厚同、侯少伯、鵬嶽漁、張叢碧倡議罷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餘為雙方信任，使出城接洽。當時慮或不成，粟粟為懼，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後友人義之，有此題詠誦，餘亦自謂生平著書十餘冊，實不抵此一行也。因裝成幅，留示子孫。”

張東蓀全家福

從國共重慶談判，再到北平和平解放，張東蓀都是一位進步人士，他在為這個近代磨難重重的國家努力，希望盡快強大起來。但是，張東蓀不顧國情的想當然的想法，被毛澤東所批評，這讓他心中頗有怨言。

1949年1月下旬，張東蓀跟費孝通等人到西柏坡拜會毛澤東。毛澤東很熱情地接待，跟他們介紹了新中國成立後外交政策。毛澤東認為，如今國際社會對中共態度並不友好，如果不采取“一邊倒”的策略，這是很艱難的。

張東蓀不讚成“一邊倒”策略，倒向蘇聯更是不可取，應該跟蘇聯保持距離。張東蓀還主張跟美國保持一定的良好關係，至少不能跟美國交惡。事實上，張東蓀這種“恐蘇”、“親美”思想並不奇怪，甚至可以說當時國內很多知識分子都有類似的想法，可惜他沒有真正了解誰是真正的敵人。

筆者認為，在1949年前後轉向共產黨的知識分子裏，像張東蓀這樣書生意氣的人不在少數。這些人早年接觸西方思想，迷信西方，對中國國情認識不清，政治敏感性很低，多少出現迂腐、執拗等落後想法。

毛澤東批評了張東蓀的想法，這讓他情緒很失落，可他還是堅持自己的想法，根本沒有意識到了國際大環境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種種不利。這件事看似是一個插曲，成為他後來在個人立場上犯重大錯誤的根源之一。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成立，中共中央廣邀各民主黨派參加，張東蓀以民盟中央常委身份參加了籌備會。9月21日，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開會，因為張東蓀在北平和平解放這件事上的貢獻，他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一時風光無限。

張東蓀（後排右二）

在當時看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由於不讚成中共中央在外交上采取的“一邊倒”策略，致使張東蓀在政協會議最後的投票環節出現了思想動搖，當他接到選票時沒有按照正常投票流程進行投票，而是偷偷將選票藏了起來，於是就是出現了毛澤東當選中央政府主席時沒有全票通過的現象。

張東蓀或許沒有意識到，自己這一舉動深刻地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自1840年鴉片戰爭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近代中國飽受列強入侵，是中共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民族獨立，這一目標的實現無數先烈們鮮血換來的，張東蓀企圖“妥協”換取和平，簡直就是癡心妄想。

新中國成立後，張東蓀腦海中的“親美”、“恐蘇”思想依舊根深蒂固，於是抱著他一貫堅持的“中間路線”，企圖利用自己的威望、職務，通過民間渠道向美國方麵傳達中國並沒有跟美國直接對抗的想法。

事實上，張東蓀當時已經是民盟的核心人物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教文委會文員等，作為國家最高層政治的參與者，他跟中共並無根本衝突，甚至可以說是中共的重要合作夥伴和親密朋友，理應為這個百廢待興的國家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為了盡快獲得跟美國溝通自己的想法，張東蓀無所不用其極，終於再次遇到了王誌奇。王誌奇當時已經淪為美國間諜，他和張東蓀在抗戰期間結識，曾出資支持張東蓀辦報。1950年初，王誌奇和張東蓀在天津見麵，王誌奇以“透露情報”方式告訴張東蓀美國正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國很快將遭到美國進攻。

張東蓀（左二）等人歡迎毛澤東

張東蓀一聽慌了神，立即以“中美關係調停人”的方式，讓王誌奇向美國政府傳達“打起仗來千萬不要打中國”、“中國跟美國友好”等匪夷所思的想法，王誌奇表示同意，兩人此後多次密談。

張東蓀不知道的是，王誌奇之所以此時接近他，是希望利用他跟中共在立場上的對立，獲取有價值的情報。王誌奇告訴張東蓀如果是一個人向美國傳達消息，沒有說服力，最好找到跟他站在同一戰線的人一起行動。

張東蓀信以為真，他將一份全國政協委員的名單交給王誌奇，還在名單中標出了跟自己“合作”人士的名單，最後還將一份沒有公布的政府預算具體數字透露出王誌奇。這些都是國家最高機密，張東蓀成為了“賣國賊”。

王誌奇拿到這些機密，欣喜若狂，準備根據名單上的人員進行各種策反，進而對新生的中國進行各種破壞行動。就在王誌奇準備行動中，我國公安人員將王誌奇等美國特務抓捕起來，才沒有造成重大的損失。

王誌奇被捕後，一口咬定是張東蓀提供的情報。公安部門掌握這一情況後，立即向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報告。毛澤東很生氣，在一次內部會議上點了張東蓀的名字，指出他“勾結美國人，泄露重要情報，不可容忍。”

毛澤東的講話很快在高層內部以及民主人士中傳達，一時間震動各界。馬寅初就說：“要說我，就把她槍斃了。”時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向達聲更是說：“別人有他犯的一件罪行，早就勞動改造去了，如果我泄露誌願軍出國秘密，怕早已回歸天外了。”馮友蘭也提出，應該把張東蓀從北大教職工工會和中國哲學研究會中開除，並撤銷其教授職位。

麵對鋪天蓋地的批評聲，張東蓀終於意識到自己犯了嚴重錯誤，對自己的“叛國”行為無比悔恨，多次想自殺謝罪。1952年10月，民盟將張東蓀開除。鑒於張東蓀的嚴重錯誤，有人向中央政府提議按照叛國罪逮捕處理，毛澤東則批示：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養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