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20年代連環畫之名出現伊始，中國的連環畫事業發展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進入了繁榮時期。上海是現代連環畫的誕生地，1927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的《連環圖畫三國誌》，首次給了“小人書”以正式的學名和稱謂。透過上海，足以洞見中國連環畫業的曆史進程。事實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上海的連環畫無論從創作內容到出版發行都與之前有了質的變化。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連環畫藝術委員會委員，上海非物質文化遺產連環畫傳承人範生福先生，在接受筆者采訪時就曾談及：“上海的連環畫遇到比較好的機遇就是社會主義的改造，從此把老的連環畫改造成新的連環畫。”
1927年上海世界書局出版《連環圖畫三國誌》封麵
國家文化部在1951年的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發展新連環畫與新年畫，改革舊連環畫和舊年畫，這是美術工作方麵的重點。”連環畫，這種通俗讀物為何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連環畫又叫“小人書”，主要受眾群體是少年兒童，但並不是說隻有小孩才看連環畫。1949年，周作人在《小人書》裏說到：“在上海或是北京的馬路上行走，常可以見到路旁邊有些小書攤，卻不是賣的，隻是借給人看，又不拿回家去，隻在攤邊翻看。這在北京名為小人書，但也並不專門隻給小孩們看，有好些成年人也在那裏看著，而且還很滋滋有味的。” 著名作家沈寂回憶：“父親是窮苦出身的大商人，家道富裕。可是父母都不識字。當時，上海灘的文娛生活不比現在少，我父母雖然愛看戲，但不能天天上戲院，夜夜看電影。唯一解悶消遣的辦法，就是到‘小書攤’去租‘小人書’看。我父親開一家棉花號，一爿花袋店。店裏的夥計，白天勞動，晚上休息，閑來無事，也看‘小人書’。” （沈寂：《我和連環畫有緣》，見汪觀清、李明海主編《老連環畫》，上海畫報出版社，1999年1月，第6頁）可見，連環畫並不僅僅是孩子們的“專利”，特別是從晚清至二十世紀中期，在社會文化程度普遍低下、文化傳播形式極其單調的情況下，它的讀者群體非常龐大。據1950年12月不完全統計，上海本埠前後出版的連環畫約有三萬種，發行量超過三千萬冊，而在出租書攤上經常流轉的有一萬多種。真可稱得上鋪天蓋地。
新中國成立初期，新舊政權更迭，政府急需向民眾宣傳新的政策，改弦更張。連環畫這種喜聞樂見的形式比較容易為群眾所接受，擁有引導和教育大眾的功能，恰好為政府提供了宣傳教育的工具和載體。上海乃至全國連環畫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連環畫事業黃金時期的開啟奠定了基礎。
革新選題
1949年之後，上海連環畫業的改造首要是對內容題材進行審閱。這對連環畫來說並不陌生，民國時期，連環畫必須審查批準，有指示後方可出版。有時因為審查時間太長，大部分書商采取一書數審的方法來對付，即一種書通過審查後，將此書的書名、人名、句子略為改一改再送審，目的在於混批示，東西到手改一改後，“張冠李戴”地出版。比如某某書局在“天字第一號”批示上加上一劃，出“天字第二號”；又如某書局的“戇”進化為“阿戇”、“阿戇大”“阿戇大傳”等。因為批示很難到手，所以在同業間出現了黑市，一時生意頗為興隆，最高價格到過一張批示三擔白米，甚至更有審查員親自上門賣，成交價格是半擔米換一張批示。由此可見，民國時期連環畫的審查十分混亂，甚至成為了官商勾結、敲詐勒索的工具。以100種民國時期連環畫作調查對象，其中史話23％，神魔小說22％，俠義小說32％，男女小說8％，民間傳述8％，戲曲7％。（上海市檔案館館藏號B172－1－23，“上海連環圖畫概況”，第10頁）
解放初期，上海連環畫的審閱工作較民國時期有了迥異的變化。政府並不對原稿直接審查，而將審查權交付於相關團體組織。如在連環畫作者聯誼會中設研究組；在出版業聯誼會中設立評審委員會；在連聯書店中有評審組。再通過美術協會等群眾團體，搜集成書,製定審查標準與尺度。從解放後到1951年4月，短短一年多時間，上海連環畫的出版種數就達1139種，內容題材據統計為：戰鬥事跡23％，農民翻身30％，工人生活6％，曆史故事6％，英雄勞模5％，婚姻問題4％，思想改造2.5％，抗美援朝2％等。相比民國時期，1949年之後的新連環畫內容以農村中的反對霸權故事最多，其次是參軍抗戰故事，講述工人生產生活和宣揚英雄人物事跡的也不少，更是首次出現了破除迷信、軍民合作的題材，這在1949年之前是不曾有過的，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息息相關。1950年4月，政府頒布了新的婚姻法，一時間以婚姻問題為題材的作品多了起來。連環畫出現了《婚姻自由的故事》《小二黑結婚》《兩家春》《夫妻團圓》《李寶琴爭取婚姻自由》等作品。
連環畫的改造過程中，許多從解放區來的畫家帶來了新的思想和技藝，湧現了王叔暉、劉繼卣、戴敦邦、賀友直、顧丙鑫、顏梅華、王弘力、華三川等著名的連環畫家，出現了一批喜聞樂見的作品。由丁斌曾、韓和平繪畫的10冊套《鐵道遊擊隊》（劉知俠原著，董子畏改編）從1955年到1962年出版完畢，此後這套書共再版20次，印數達到3652萬冊，在那個時代有很大的影響，也是迄今為止印量最多的作品。1957年，連環畫《三國演義》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全套共60冊，7000多幅畫圖，這是迄今為止篇幅最多的一套連環畫作品。1960年代連環畫泰鬥賀友直的《山鄉巨變》（周立波原著，董子畏改編）被稱為中國連環畫史上裏程碑式的傑作。
連環畫《山鄉巨變》
救助畫師
解放前，畫“小人書”這個職業是被瞧不起的，畫者地位相當低下。那時想學連環畫，必須先拜師，學徒三年，其間所有繪畫作品都由老師處理，不供給膳宿，不負生病和死亡的責任。師父經常將徒弟關在家裏描畫，不準出門口一步，必須學三年，幫三年，白做六年後才算滿師，才能出去自立門戶。雖然條件苛刻，但仍有許多年輕學徒拜師學畫，因為“當時從事別的行業往往需要本錢，對於那些既沒有本錢對畫畫又有些興趣的人來說，畫連環畫該是個不錯的選擇了。”由於當時連環畫的出版發行都掌握在少數出版商手裏，想畫連環畫，先得有書局老板雇用，才能從事創作。即使被聘，也沒有創作自由，一切都是出版商說了算，連環畫作者受到出版商的控製甚至是剝削。據範生福先生回憶：“那時候出版連環畫以私營為主，很方便，隨便一個皮包公司，成立兩三天時間就可以出書。劇場演什麽戲，如果紅的話，馬上就能夠出連環畫。以前那些私人老板身邊都有幾個當紅的畫家，他們帶一批學生，一兩個晚上就能把一本書畫好。”有些出版商為了加緊從一些有影響的多產連環畫家身上榨取利潤，要他們沒日沒夜地為書店趕畫，甚至引誘他們吸食鴉片。
朱潤齋是解放前較為讀者所熟知的老一輩連環畫名家，他在短促的一生中自編自繪長篇大部的連環畫多達三十來種，深為當時大眾所喜愛，在抗日戰爭前的上海連環畫界獨樹一幟，有口皆碑。但就是這樣一位連環畫大家在舊社會的境遇卻十分悲慘，據他的兒子朱光玉回憶：
當時我家七口人，全靠我父親畫連環畫生活。他最早給宏泰書局畫畫，老板很苛刻，每畫一頁（即兩幅）隻給四角小洋。後來由於出版商互相競爭，由誌成書局出一頁六角小洋的代價，把我父親從宏泰書局挖走了。當時上海的物價天天上漲，生活發生困難，不得不向老板預借一點稿費，結果前賬還沒有畫了還清，後賬又欠下來了。我父親積勞成疾，得了肺病，經常發燒；卻不但無力醫治，為了生活，隻好帶病畫畫。他一天天消瘦下去，但是書店老板逼得很緊，不畫不行。誌成書局的老板勸我父親說：“朱先生，我看你弄些煙吃吃吧！”隔了一天，他就帶來一個“煙鬼”教我父親吸鴉片，漸漸就上了癮……一九三二年父親的病情越加重了，被生活逼得賣掉了收藏的古畫和資料。1934年夏天，北公益裏失火，我們一家除了穿在身上的衣服和父親手頭的畫稿，其餘都燒光了！我家在成都路熱河路找了一間底層破屋，我們整天聞的是馬糞馬尿的臭味，不衛生極了。可是書局老板還天天逼畫，父親的肺病終於發展到沒法救治，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初四淩晨三時去世了。他才活了四十六歲！他死後，家裏窮得連一口薄薄的棺材也買不起。（朱光玉口述，王悟生整理，《回憶我的父親朱潤齋》，載《連環畫論叢》第1輯，1980年8月）
朱潤齋先生的經曆是1949年之前諸多連環畫家艱辛生活的真實寫照。事實上，為了趕稿吸食毒品而喪命的連環畫家不在少數。當時與朱先生齊名的青年畫家周雲舫，很有才氣，被稱為“全才畫家”。著名連環畫家錢笑呆曾如此評價：“朱潤齋和周雲舫堪稱連環畫作者中的‘一時瑜亮’，各成一派，朱派以工整嚴謹得名，周派以生動活潑獲譽。”可就是這樣一位有大好前途的青年畫家，經不住誘惑吸食了鴉片，隻活到二十九歲便夭折了。還有青年畫家何廟雲，不但吸上了鴉片，甚至吃上了“白麵”，結果在一個冬天凍死餓死在一個崗警的亭子裏。
1949年之前，上海連環畫作者的生活非常艱苦，繪作者為了活下去，隻好廉價出賣畫稿。對當時連環畫作者的經濟收入情況，前人曾有過一番憶述：“這些小人書的編著者終日埋頭苦幹，待遇菲薄，每一冊小人書約四十張圖，加上文字說明，代價隻有四元五角，有的隻有三元，每幅不到一毛錢。”還有許多繪作者由於生活所逼，不得不改行去幹其他苦力，例如拉塌車或踏三輪車，做小販或跑單幫等。國民黨統治時期，連環畫作者大致分成兩派，一派迎合國民黨，按照“要求”為出版商畫圖，另一派則堅決抵製國民黨，有的還參加了地下黨的鬥爭活動。據範生福老先生介紹，當時上海灘連環畫界“四大名旦”之一的趙宏本就是中共地下黨員。
1950年1月8日，華東軍管會文藝處組織成立“連環畫作者聯誼會”,參加者包括從事連環畫繪畫、布景、編文、寫字以及學徒等共218人。1952年8月，在文化局美術處的組織下舉辦了連環畫作者學習班，有100多位舊連環畫從業者參加，前後共三個多月，進行政治學習和業務訓練，邀請了專業的繪畫老師教授素描繪畫基礎。培訓結束後，這批連環畫作者分別到當時的華東人民美術出版社、新美術出版社、上海圖書館和一些私營出版機構的編輯部門工作，也有被分配到江西、江蘇、北京等外地出版社參加工作的。通過培訓，許多舊連環畫作者都成功轉型，重新獲得了工作，但是社會上還是有一部分生活困難需要靠救濟的。解放後，上海的連環畫繪作者，閑賦在家的有60多位。以前，這些人的生活來源都是靠私營出版社的稿費，但自從1954年私營出版社改造後，他們的生活很不正常，專業出版社很少向他們約稿，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沒有工作。這些人對於連環畫業的改造多少是持抵製態度的，有人曾說“社會主義改造是好的，但卻把我們的飯碗改掉了”。
1956年10月下旬，國家文化部向上海市文化局下發“文夏藝美字”第45號《關於對國畫界及特種工藝藝人救濟和安排的通知》。12月，上海市文化局將連環畫作者歸入特種工藝藝人，並擬定了《關於對部分國畫、連環畫作者的救濟性的補助方案》呈上海市人民委員會文藝辦公室，經批準後對生活困難的連環畫作者進行臨時性補助，救濟標準為：
1.本人生活費：每月20－25元。
2.家屬補助費，計三種情況，分別為：(1)家屬不分大小，住在大城市（如上海、南京等）市區者，每月每人發給11元。(2)家屬住在大城市郊區或中等城市（如蘇州、常州等）者，每月每人發給9元。(3)家屬住在小鎮及農村者，每月每人發給5元。如本人或家屬稍有臨時收入而不敷支出者，則按此標準計算補貼其不足部分。
3.棉衣棉被費：本人及其家屬如沒有棉衣棉被，發給棉衣棉被，也可折價發給現款。
1949年之後，連環畫編繪人員數量大大增加，“連環畫作者聯誼會”的成員，在1951年增加到了250人。原來舊連環畫創作時隨編隨繪，事先沒有腳本的隨意寫畫變成了先編故事，再繪畫的有序創作。1950年12月，在50本原稿中，文稿僅有2本，其餘48本都是隨編隨繪的畫稿。到1951年，已經是文稿多於畫稿了。連環畫繪作者也有了清楚的分工，編文和繪畫術業有專攻，分工合作，不再編繪不分。與此同時，對部分年老體弱，無法從事創作和創作水平低下的連環畫學徒等進行生活救濟。“連環畫作者聯誼會”這一過渡時期的群眾組織，也在1957年，政府完成了對舊連環畫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後，完成了其曆史使命而解散。
整合出版
上海是連環畫出版的發源地，1949年前，約有70餘家舊連環畫出版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連環畫的出版業形成於閘北蒙古路北公益裏一帶，店多成市，每當夜幕降臨時，書店就逐漸忙碌起來。範生福回憶道：“北公益裏的書店大都是小作坊、夫妻老婆店。一個個的小隔間，也就是上海人所謂的亭子間，那就是一個個發行連環畫的單位了，就像現在的福州路是書店集中地一樣，那裏是專門集中交換連環畫的地方。” “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集中在北公益裏的連環畫書坊紛紛遷入租界，分散在各小街小弄之中，但生意還是要做。各書坊除自己所出版的品種外還需要別家的來充實，便於附近書攤選購，書坊業就租借了上海八仙橋附近桃源路（嵩山電影院後麵）139弄30號石庫門房屋的客堂間，作為發行集散地。
1949年以前，上海連環畫行銷範圍非常廣。起初大部分銷本地及江浙一帶，後擴展至華南及武漢、天津、北京等地。當時連環畫也向海外發行，主要通過廣東路305號新加坡正興公司設在上海采購書籍的申莊采購。正興公司在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均設有分店，在上海采購後至香港或新加坡再行轉發。據老書坊回憶：“上海解放初期，正興公司尚在采購連環畫，那時書籍裝運出口，海關不檢查，後來出口製度日臻完善，出口書籍有了審查製度，正興公司也就日漸停止采購，結束了業務。”
1949年後，舊出版家極少數奔避香港、廣州，一部分觀望，一小部分則頑固保守，表麵敷衍應付，隻有少數對於出版“解放書”的要求予以響應。大部分舊出版家翻印和新出完全是舊內容的連環畫，雖然印數不多，但是靠著出得快，周轉靈，也能賺錢，這類書被形象地稱為“跑馬書”。這種現象很快引起了政府的注意和重視，1950年8月20日上海市新聞出版處組織成立了“上海市連環圖畫出版業聯誼會”（以下簡稱“連出聯”），共有會員90家，大部分是舊連環畫出版商。“連出聯”成立後，組織了一個編審委員會，並製定了出版連環畫的送審規則：“凡連環圖畫送審稿件，皆須由出版者加蓋店章交上海市連環圖畫出版聯誼會登記後，轉送評審委員會。送審稿件必須繕寫清楚，裝訂成冊，標明書名、幅數及原作者編繪者姓名、出版書局，否則不予登記。稿件經評審後，仍由本會負責發還，送審人不得徑向評審委員會擅自取還。新書出版應將評審編號以小字印於最後一頁的畫幅邊緣上。每次新書出版，應送樣本兩部，一部存於出版業聯誼會，另一部由評審委員會存查。”由此規範了連環畫的審查製度，改進了民國時期的弊端，使連環畫的出版程序逐步走上了正軌。
就出版社而言，解放初期就由華東新華書店（後改為華東人民出版社）吸收了一批職業連環畫作者，組成連環畫編創部門。1952年華東人民美術出版社成立，專門建立了連環畫編輯室負責這項工作（該社後改為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同時，上海先後將190家私營出版社合並成立新美術出版社，專門出版連環畫。1955年新美術出版社並入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上海人美擴建了連環畫編創部門，成為全國連環畫編創力量最雄厚的出版部門。原上海新美術出版社副社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副總編輯黎魯在《憶新美術出版社》一文中提到：“五十年代前半期，新美術出版社被賦予上海連環畫出版業發行的任務，一九五五年底，一百一十九家連環畫私營出版單位都並入該社，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超過了人們的預想……由於形勢的迅速發展，出版社人員也由原來的四五十人增加到一百八十人。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出版處領導找我談話。征求關於將“新美術”並入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的意見，他更關心私方人員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此事大約十二月初做了最後決定。到了十二月三十一日，兩社合並的一切大小事務工作全部完成，當天舉行了新機構的全體聯歡大會。一般說這樣的工作效率和速度，在當時是極為平常的。”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55年版《鐵道遊擊隊》多次再版
發行上，除了國營和私營出版社外，小書攤也是上海舊連環畫業的一大特點和很重要的發行方式，可稱得上是舊上海一道獨特而又“亮麗”的風景線。解放初期，遍布於上海各個街巷的連環畫出租書攤數量眾多，讀者龐大。茅盾先生曾經這樣生動地描述過這些書攤，他說：“上海的街頭巷尾像步哨似的密布著無數的小書攤。雖說是書攤，實在隻是兩塊靠在牆上的特製木板，貼膏藥似的密排著各種名目的版式一律的小書。—這‘書攤’如果我們也叫它書攤，旁邊還有一隻木條凳。誰花了兩個銅子，就可以坐在那條凳上租看那攤上的小書二十本或三十本；要是你是‘老門檻’，或者可以租看到四十本、五十本，都沒一定。這些小書就是所謂‘連環圖畫小說’。這些小書攤無形中就成為上海大眾最歡迎的活動圖書館，並且也是最厲害最普遍的‘民眾教育’的工具！”（《連環圖畫小說》，見《茅盾文藝雜論集》（上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6月，第343頁）1950年底，滬上有組織的連環畫出租書攤約有兩千餘家，無組織的約有六百多家，分布於全市各個街巷，在出租書攤上經常流轉的連環畫品種約一萬多種。
解放初期，連環畫出租業的若幹積極分子主動要求組織起來，請求上海市文化局藝術處指導“上海連環畫出租者聯誼會”（以下簡稱“連租聯”）的籌備工作。經過兩個多月的醞釀、宣傳和準備，1950年8月4日起至9月23日，先後在全市各區成立了20個分會，最終於10月9日在天蟾舞台正式成立了全市性的“連租聯”，參加的會員有2456人。其中以失業群體為主，男性占了大多數，普遍學曆不高，多為小學學曆，不乏目不識丁的。
1950年8月，國家文化部發文，要求上海市文化局負責與上海連聯書店協商，通過他們的發行關係，將內容反動有害的舊小人書，有步驟地在全國各城市內陸續收回並補充同等數量的新小人書作為交換條件，並指出連聯書店如果在經濟或其他方麵有困難，上海市政府可酌予幫助。11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發文至上海市文化局新聞出版處，要求改造舊連環畫租書攤，使原有封建迷信色情及含有毒素的連環畫本，能逐漸清除，有計劃地逐步調換新內容的連環畫。並強調：“此項改造舊連環畫租書攤工作，在上海特別重要。如能做好此一工作，不僅能使損害人民精神健康的不良讀物加速消滅，且可進一步的改良其他街頭書攤，在讀物的內容的逐漸提高中，為新的通俗讀物的出版發行工作建立鞏固的基礎。對於此項工作，希望你處會同文藝處與該聯誼會及連聯書店等商洽具體辦法。如采取 ‘分區’‘分期’的步驟。至於所需經費，可由你處先將詳細計劃擬訂呈核，再由我署考慮酌量補助。希望你處詳加研究，擬定具體進行計劃，並在上海試行中吸取經驗，以期將來逐漸推廣國內其他城市”。（上海市檔案館館藏號B1－1－1915，“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致函上海市人民政府新聞出版處，請擬定改進上海舊連環畫書租書攤的具體辦法”，第2頁）經過多次討論，最後議定由上海市文化局新聞出版處和藝術處、“連出聯”“連租聯”、連聯書店組合成立“連環畫書攤改進委員會”。從連環畫出版商已出版的600種新連環畫中選印100種，采用加工訂貨的辦法，按照實際成本再加5％手續費計價，並在以後出版的新連環畫中陸續選購定印200種，按照定價的六折計算。總共選印新連環畫300種，每種印3000本，正好是90萬本。打算用1本新連環畫，調回2本舊連環畫，正好可以調回180萬本。調書工作於1951年2月4日正式開始，至年底基本調換了135萬多冊舊連環畫，占了所需調換總數的75％。1955年5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處理反動的、淫穢的、荒誕的書庫圖畫問題和關於加強私營文化事業和企業的管理和改造的指示》，全國各地開展了對舊書刊圖畫的處理工作。上海市委市政府聯合多家單位專門組成了“上海市處理反動、淫穢、荒誕書刊辦公室”。經大量工作，至1956年底，上海處理了舊小說、舊連環畫150餘萬冊。至此，舊連環畫基本退出了出租書攤和圖書市場。
舊上海街頭的小人書攤
隨著舊連環畫的肅清，許多出租書攤都入不敷出，攤主都選擇放棄書攤，回鄉種地，而書攤上的書則由政府收購。以後，出租書攤被越來越多的街道裏弄圖書館所取代，伴隨連環畫出租書攤的消失，上海解放初期的連環畫業改造也落下了帷幕。
連環畫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上海乃至全國連環畫的發展進入了繁榮鼎盛期，新連環畫終於基本取代了舊連環畫而占領了圖書閱覽陣地。但同時在上世紀60年代的黃金期之後，過多臉譜化、符號化的東西，使得連環畫的內容題材、創作形式千篇一律，逐漸喪失了活力。2014年，第六屆“上海文學藝術獎”時隔12年後重啟，當時仍健在的93歲高齡的連環畫大師賀友直在獲頒終身成就獎時說：“我要說謝謝，領這個獎我很難為情，因為我賴以為人民服務的陣地已經沒有了，連環畫已經被淘汰了。人民和國家沒有忘記我，認可我，我衷心感謝。”一番看似幽默的獲獎感言，實則透露出了些許辛酸和無奈。連環畫業的萎縮和發展，值得人們思考。
（本文摘自《檔案春秋》2017年02期，圖片由作者提供，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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