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永成，字器之（1882—1955），湖南隆回羅洪鄉人，著名學者鄒漢勳之孫，中國同盟會會員。鄒永成出身於書香門第，但他從小隻愛劍術喜兵書。十四歲父親去世後，他便離家遠遊，交結周叔川、陳天華等革命誌士。1903年到武漢伯父鄒代鈞的輿地學社打工，更加廣泛結納天下豪傑，專門從事革命活動。1905年在桂林蔡鍔的隨營學堂當學生，與黃興、譚人鳳、蔡鍔等人發起籌建中國聯盟會，後加入中國同盟會。鄒永成在辛亥革命中的特點和貢獻，就是慷慨解囊，舍私為公，千方百計為革命籌資。他在武漢輿地學社做工期間，就以自己的工資周濟貧窮的同誌，大家都把他當戰國時期的孟嚐君看待。 1908年伯父鄒代鈞去世，正值辛亥革命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鄒永成逃往日本入明治大學學習。鑒於孫中山、黃興領導的南方起義多次失敗，鄒永成與宋教仁、譚人鳳等商議，將革命重心轉移到長江流域。 他們雄心勃勃，從戰略上來看，在長江流域發難，可四方輻射，直逼中原。但是“兵馬未到，糧草先行”“一日無糧千兵散”這又讓他們傷透了腦筋。
孫中山為中國革命想盡了辦法，辛辛苦苦，周遊世界，在華僑中籌集了一些資金，但已在多次舉動中消耗殆盡。
鄒永成寧要革命，不要家財。他毅然將祖傳100多石租的契子抵押給祖伯，得2000元，在寶慶河街嶺開了一家店做聯絡機關。
這點錢遠遠不夠用，鄒永成便與譚二式商量，物色一個會黨朋友到族伯家去盜取宋朝遺留下來的傳家寶——王羲之墨跡《蘭亭序》。可是連去三次未曾盜著。
有人對鄒永成說，南洋印刷局謝祝軒翻印了輿地學社的地圖，賺了很多錢，他堂兄要去告謝祝軒的狀。鄒永成悉信，覺得有機可乘，便謊稱是自己翻印，要堂兄莫告狀。結果，謝祝軒給了他1000元，鄒永成便帶了這筆錢，與謝價僧赴武漢活動。
在當時熾熱的武漢革命中心，這點錢仍然是杯水車薪，遠不濟用。革命同誌一天隻能喝上兩碗照得見人影的稀粥，出外的衣服得輪流使用，其他開支更是捉襟見肘。如此下去，革命何以開展? 鄒永成記得，蘄州三角山庵堂裏有個金菩薩，若能弄到手，可換一筆錢充革命經費。一天夜晚下著大雨，鄒永成與焦達峰、孫武等人趕到佛寺，趁著雨聲掩護，掘牆入寺，將金菩薩抬了下來，但這尊金菩薩很重，五六個人也難以抬走，他們便想捶碎分運，捶了很久，才捶下一小塊。響聲驚醒了寺裏和尚，一幫人手持棍棒，吆喝著向他們撲來。他們倉皇逃跑連行李都沒來得及帶。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鄒永成竟想盜取伯母的金條。他要孫武找人配了麻醉藥，放入自己買的一瓶上等葡萄酒內，攜酒對伯母說：“侄兒明天要到日本去，特來向伯母告辭。”伯母對他熱情備至，很快就炒了菜肴，同他一起喝酒。但是，酒喝完了，伯母隻說：“這酒不好，有點上頭。”並未昏倒。原來是悶藥配得不好，效力不大。
其伯母的小兒子鄒安眾見堂兄出來，就挎上書包追喊：“大哥哥，你什麽時候帶我到漢口看戲？”這話被在門外接應的孫武聽見，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忙問鄒永成：“你弟弟在哪個學校讀書。”鄒永成說：“在黃鶴樓小學堂。”孫武大喜，說：“黃鶴樓小學的校長張振武是共進會員，與鄧玉麟很熟，你同鄧玉麟去找張校長，就說要帶你那小弟到漢口看戲，然後要你伯母拿錢贖人。”鄒永成不得已便叫弟弟鄒永幹與鄧玉麟一起去找張校長，把堂弟鄒安眾騙出學堂，說是到漢口去看戲，將堂弟藏在日本租界旅館。第二天，伯母不見兒子回來，就派四叔去向鄒永成要人。鄒永成提出要一筆大錢方可放人。經四叔從中反複調停，最後伯母無可奈何地交出800元，並對鄒永成終生懷怨。
鄒永成又賣掉了祖傳的家藏圖書，典當衣物首飾等家產，並多方向親友籌集資金，全部用於革命活動。
武昌起義爆發後，鄒永成參與了光複長沙及寶慶、新化的組織工作。在這革命的緊急關頭，急需經費。他別無辦法，又打起嶽父的主意來，其嶽父羅伯夷在勸學所掌管金櫃，他找嶽父要錢。嶽父說：“我沒有。”鄒永成指著金櫃道：“您把金櫃開開我看看。”嶽父說：“那是公家的錢。”鄒永成說：“不管是哪家的錢，我都要，以後加息奉還。您今天不給，我立即把金櫃砸爛。”嶽父無奈，隻好氣喘籲籲拿出200大洋，雙手顫抖著交給女婿。但這點錢離義軍的巨大軍費開支差額還很大，於是他憑借廣泛的社會世交等關係，得到社會各界有識之士的鼎力支持，如曾子億先生就出貲八百大洋。鄒永成便以這些款項克充軍餉等費，與鄒價人、謝介僧、譚二式、張貫夫等領導人，率隊伍光複了寶慶和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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