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對我軍武器研發非常重視。1978年春,有一天炮兵呈上來“紅箭73”導彈打靶定型的審查報告。時間定好後,羅瑞卿讓秘書給軍委辦公廳打電話,請一位老帥參加審查。當時葉劍英元帥和聶榮臻元帥都因身體不適住醫院了,隻有請徐向前元帥。徐向前按分工不管武器裝備,當他聽我們報告說葉帥和聶帥都住院了,就欣然同意了。
審查現場設在南口靶場,那天天氣很好。主席台設在靶場的北端,工作人員在台下。徐帥和羅秘書長、各總部的首長、炮兵的首長坐在主席台上。金濤副主任拉我坐在主席台上後側。
指揮員下達了開始射擊的口令後,大家都拿著望遠鏡觀察導彈的落點。前兩發都精確地命中目標,大家都很高興,等待第三發的射擊。我們隻聽見一聲“放”的口令,瞬時間“嗖”的一聲長嘯,第三發“紅箭73”呼嘯而去,沒想到飛出不到幾百米,彈體被線拉了一個180度轉身,向主席台飛來。隨著現場人們的驚呼,導彈“砰”的一聲摔在主席台前麵,又彈跳起來擦著主席台上簷落在左側,把地砸了一個坑,哧哧冒煙的“紅箭73”在坑裏打轉……現場的人有些驚慌,不知是誰大喊一聲“臥倒”,主席台下的人都臥倒在地,人們忐忑不安地等待著結果……此時金濤大聲喊:“老傅,下去看看!”我應聲三步並作兩步跑下主席台,一看哧哧的聲音沒有了,沒有爆炸,是一大塊燒黑了的、不完整的連著線的導彈外殼,沒有彈芯,當然就聽不到爆炸聲了。可人們並不知道是怎麽回事。研發人員跑上台來給炮兵副司令匯報幾句,主席台上首長都問是怎麽回事?炮兵副司令隻說故障彈、故障彈。此時我看到羅瑞卿臉都氣青了,拉得很長,用四川話指著炮兵副司令說:“啥子啊,你咋個搞的嘛?”那位炮兵副司令緊張得滿頭汗水,斷斷續續地說:“首……長……是一枚……故障彈。”羅瑞卿說:“你咋個知道是故障彈?為什麽不事先檢查好,你不懂安全第一嗎!”那位炮兵副司令下不了台,主席台上一時氣氛緊張。
這時候,徐向前向主席台的人們招招手,讓大家坐下,然後慢條斯裏地說:“沒有關係,沒有關係,發生點事故是正常的,常有的。”接著問那位炮兵副司令:“還有幾發?”炮兵副司令員說:“還有兩發。”徐向前和藹地說:“接著打,接著打。”
徐帥為炮兵副司令解了圍,也使羅秘書長下了台。
金濤讓我問徐帥,打完兩發是否回家?徐帥點頭表示同意。我又給羅瑞卿說,打完兩發,咱就回家。羅瑞卿也點頭同意。我就顧不得看最後兩發打靶了,告訴警衛處按首長順序把車子調好,後麵兩發打完了,攙扶著首長上車。
第二天,炮兵的領導覺得驚嚇了首長,出了事故,打電話給徐帥,要登門去道歉。徐帥堅決不讓去,說這是個小事,也是正常的事,不必道歉。徐帥對下屬的諒解,可欽可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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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瑞卿每周要看兩三次電影,每次在正片放映之前要加看一部戲劇片《穆桂英掛帥》。每次都由他們的秘書提前告訴我們。我們就去國務院文化部片庫提片。拷貝的質量、畫麵、聲音都比較好。羅瑞卿一邊看,一邊小聲跟著唱,津津樂道。在一兩個月內,先後看此片達七次之多。
有一天是個星期六,快要下班啦,突然接到羅辦秘書的電話,說晚上的電影要加看《穆桂英掛帥》。我一看表,都快六點了,文化部的片庫關門下班了。怎麽辦? 找總政黃寺片庫去,隻要總政片庫有片,就可以拿來。晚上七點多,放映員從黃寺把片子取了回來。七點半,羅瑞卿一家人來到放映廳,放映開始。鏡頭一打出來就砸鍋了,因為片子質量太差,畫麵不清,聲音不暢。羅瑞卿一看就不高興,問這是怎麽回事?我馬上報告說,今天告訴太晚了,文化部片庫下班了,我們從總政黃寺片庫取的片,質量太差,請首長原諒。羅沒有再追究,隻說後天再取好片來看。
此事我多年不解,為什麽看《穆桂英掛帥》六七次還要看呢?有一年春節,我去給羅的夫人郝治平拜年,在閑談中我問她,羅秘書長為什麽看戲劇片《穆桂英掛帥》七次之多?郝說她也覺得很奇怪。我們就一同分析。這部戲劇片既嚴肅,又滑稽,顧全大局,講紀律。此片的故事說的是:北宋年間,金兵侵犯中原,宋王派楊六郎為帥迎敵。由於準備不足打了敗仗,被金兵圍困在洪州城。六郎派楊宗保回朝搬兵。宋王派穆桂英為帥,解了洪州之圍。此時在城內的楊六郎本應該率眾出城勞軍,而楊六郎卻擺起了老子的架子,傳出話來讓穆元帥進城先行參拜他。而穆桂英對楊六郎“轅門斬子”之事一直耿耿於懷,我打了勝仗你不出來迎我,我才不進城呢!傳來傳去把楊宗保夾在中間,一邊是老子,一邊是妻子,楊宗保“兩邊受氣”,成了鬥趣的喜劇。最終還是楊六郎、穆桂英都以國家大局為重,穆桂英以兒媳的身份進城拜見父帥,以盡孝道。楊六郎表示要“先國而後家”,出城迎接穆元帥。我琢磨羅的思想是:提倡顧全大局,講究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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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第三次複出主持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後,政治上首先要對“文化大革命”有個結論。小平同誌發動了“真理標準”的討論,批判兩個“凡是”。經過一年多的輿論準備,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前將《中共中央關於若幹曆史問題決議》的草稿下發進行討論。討論的中心內容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麽看?對毛主席的曆史地位怎麽看?
參加討論的範圍很廣,人員很多,全國上下大約有五六千人。這些人大多為部門負責人,都配有秘書;討論的情況要上報,要有人記錄編簡報,簡報要印刷,要經過保密機關分發傳遞。這樣一來,知道討論內容的人,全國有兩三萬人之多。保密成了大問題,一時間社會上傳出了各色各樣的小道消息。此時,也有些人惟恐天下不亂,趁機編造了很多謠言。
許世友司令員對毛主席最尊重、最崇敬,他堅決保衛毛主席。“九·一三”林彪一夥對毛主席下毒手,許世友從上海至南京一路保衛毛主席脫險。在這個大討論中,許世友自然有自己的看法,他對有些人無端攻擊毛主席是不同意的。盡管他心情沉重,但沒有出格的地方。謠言編造者利用許的性格,編造了如下的“故事”:“在討論《決議》稿的過程中,中央不斷開會,有一天中央政治局要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聽取匯報。這時許世友領著參謀和秘書,帶著槍衝進人民大會堂,要找攻擊毛主席的人算賬。8341部隊進行阻攔,要他們放下武器。許世友眼明手快,一槍打倒一個衛兵。8341部隊立即組織抵抗,大會堂內發生了激烈的槍戰。許世友寡不敵眾,二死一傷。”這個謠言在社會上很流行,一時真假難辯。
每年春季,全國人大要召開一次例行的大會。在人大會議的前夕,當時的軍委領導人秘書長耿飆告訴軍委辦公廳,此次人大會議不要給許司令員派專機,請他坐民航來京,在人民群眾麵前露露麵、辟辟謠。我將指示電話告訴許世友的秘書李福海:“今年人大不派專機接你們了,我已經告訴民航,請你們從民航走,而且許司令必須親自通過候機大廳見見群眾。”李福海一聽笑了,他說:“明白了,因為我們死好幾次了,證實一下我們還活著。”李秘書給許司令報告了軍委領導的指示,許欣然同意坐民航。來京當天,許世友起得很早,穿戴整齊,起飛前半小時就來到機場。當他進入候機大廳時,在大廳候機的群眾很驚奇,熱烈鼓掌歡迎許世友的到來。許世友舉手回禮,像閱兵一樣走過大廳。
許世友在機場現身,謠言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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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是許世友一生中最大嗜好。有一次我開玩笑地問他:“你最多一次能喝多少酒?”許指指茶幾上的大茶杯說,能喝五六杯。接著他說,在長征路上一次喝過一臉盆。他不喝其他酒,隻喝茅台。有一次京西賓館放酒的櫃子鎖了,拿鑰匙的人不在,一時拿不出茅台,就在茅台空瓶裏灌上五糧液。許一喝就火了,說:“這是什麽茅台?糊弄人!”
1985年秋,我去南京出差,去許府上看他。許叫不上我的名字,我在他腦子中是“河南大胡子老鄉”。1980年以前接觸不多,1980以後他當了軍委常委,組織關係轉到軍委辦公廳。我時任軍委辦公廳辦公室副主任、主任,主管會務和迎來送往。許來京離京都由我安排,自然就熟了。約好晚上7時去他家,6時50分,許司令就穿戴整齊,站在大門口等我了。看到我,他把手一揮說:“怎麽這麽晚才來?”我說“沒有晚點呀!”他說:“我都等急了。”許喜歡有人來看他,陪他喝酒。因為他身體狀況越來越差,醫生建議他少喝酒,每餐不得超過3、5杯(三錢三的杯子,二兩酒)。有客人來,就管不住他了。我故意逗他說:“我沒有從北京帶酒來,你家有酒嗎?”許拍拍肚皮哈哈大笑說:“在中國,要是我都沒有酒喝了,誰還能有酒喝!”我說: “你別吹牛,李福海還到三座門找我給你拿酒呢?”
80年代茅台奇缺,有人開玩笑說,找瓶茅台比找個老婆還要困難。許世友每天一瓶茅台,如果有客人來那就得二三瓶,少說每月要50瓶酒。當時的江蘇省計委專門為他發了文件,按北京政治局委員的標準,每月給他6瓶酒。這相差太遠了。許世友沒有酒喝,他們辦公室的人都很著急。李福海專程來北京找我商量如何解決這一困難。我們三座門茅台酒也有限,給了李福海兩件酒(一件12瓶),我對李說: “不能讓你空手而回,給你兩件酒先帶回去,我想辦法解決。”
不久,軍委在京西賓館開會,飯後在京西賓館的大廳裏,我碰到了南京軍區向守誌司令員,我急忙跑過去,向他敬禮說:“向司令,向你報告一件事。”向司令員很詫異,問:“老傅有什麽事?”我說:“許司令在南京沒有酒喝了。”其他司令員也湊過來。向司令員說:“老傅你說具體點究竟是怎麽回事?”我說:“上個月許司令的李秘書拿著江蘇省計委的文件來北京找我,江蘇省每個月隻給許司令六瓶茅台酒喝,而他每月六六三十六瓶酒也不夠用呀!”司令員們一聽紛紛說:“那怎麽能行,我們的許司令不能沒有酒喝!”
“好了,許司令在南京喝酒的事包在我身上。”向司令許下願,回到南京後,派軍區司令部管理局的鍾局長專門去深圳議價為許世友買酒,保證每月供應許五件酒。
從此以後,全軍都知道許世友沒有酒喝。許的老部下互相傳話,去看許司令時,什麽也別拿,千萬要帶上一瓶茅台酒。1986年許世友去世時,他沒有什麽遺留,惟有在他的桌子裏、床頭櫃中、沙發旁找到了老戰友送給他的18瓶茅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