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行人隻能扶著鐵索慢慢通過瀘定橋。劉湘花了好幾萬大洋，由朱鐵匠的父親花了幾個月修復後，橋才能使用。
另有資料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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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過河炸橋
近年來關於紅軍撤退時對瀘定橋進行了“局部破壞”的說法，來自所謂“瀘定橋史專家”的口述。如原瀘定縣人大常委會主任王定模講，1975年何長工同誌親自對甘孜州紅軍資料調查小組講，紅軍撤退時對瀘定橋進行了破壞，他當時在場，親耳所聞。是“在鐵鏈上鋸口子”，還是“鋸斷了幾根鐵索”，作者無從考證。但確有曆史材料稱，紅軍是“炸毀”了鐵索橋。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3月14日成都《新新新聞》上有一篇《關係川康交通之瀘定橋即恢複》的報道，全文如下。
“瀘定鐵索橋，自去歲六月經朱毛炸毀後，川康交通幾至斷絕，嗣由縣長張純嘏架設篾檔一座，交通始稍恢複，至恢複鐵橋計劃，二十四軍川康當局均極注意，而行營方麵，因其關係剿匪軍事至為急切，眷顧尤深，曾派汪振洋來瀘觀察，擬具修複計劃，並由行營核撥款項，令川康總指揮部，轉飭限期修複，惟是時山洪暴漲，河流喘急，所有炸斷鐵鏈，悉數絞沉河底，殫精竭力，無法起撈，瀘定境內又不產鐵，遂至無法改造。多方考慮，始決定派員赴滎經趕製鐵環運瀘連接架設，殊赴滎造煉甫將材料集中，約製千環之譜，而徐匪回竄之警又見告矣，滎經即陷於匪，瀘定亦感緊張，複橋工作，又行停頓，不過篾橋紮脫，時感傾斜曾由張氏構致電線百斤，添架牢固，以利過行，其後滎經恢複，二十四軍部即數飭原來負責人員趕製鐵環，現已運到少數，春日融合，轉瞬河水漲泛，難施工，業於旬日之前集鐵木土石工人開工，擬將殘餘之環及宰下近岸之鐵鏈，分別清鈕連接，先行架設，一麵將鐵不適相者加以翻製，庶免誤時耗材之敷設，至橋麵及修複橋亭，應需板料，聞張氏已經預備齊全，大致國曆三月底間即可完成雲。”
《新新新聞》為成都當時第一大報，影響很大，所持基本立場，當然在政府一方，但也不乏客觀報道，如關於南下紅軍廬山戰役的《蘆山十日血戰記》的連續報道，就有許多據實的描寫，以至被地方史研究者視為重要資料來源。作者以為，本則報道線索清晰，敘事詳實，史實無明顯錯誤，可資左證。
“炸毀”一說，還有來自紅軍將領的文字回憶。紅軍最後渡過瀘定橋的是羅炳輝、何長工率領的紅9軍團。9軍團在湘江戰役中傷亡慘重，到貴州以後便一直擔任斷後和佯動任務，這次也不例外。羅炳輝在1944年9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一九四四年，在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籲昭縣屬，黨中央華中局負責同誌饒漱石召開整風會議，輝為主席團之一。四月九日這天休息我到軍衛生部去檢查血壓病，得遇張雲逸、黃岩、戴濟民三位內戰時紅軍中的同誌。雲逸同誌提到川軍中郭勳祺已去軍職。我中央紅軍到貴州向雲南前時靠川邊之土城時，被郭軍三個師阻截一戰，沒有解決郭軍，我軍受到點損失。又提到中央紅軍縱隊和一、三、五軍團渡過大渡河，轉入滎經、天全兩河水突漲。向東、川軍十餘個團防守雅安、滎經沿河，南是富林鎮之大渡河，西是大渡河之瀘定橋，因阻追敵，已被九軍團政委何長工同誌炸毀了，祇有向北經川康邊，向陝北進展才行……”
羅炳輝的這段日記，刊於《天全文史資料第一期》，並在網上廣泛流傳。日記中還講到紅軍士氣低落的情況，有興趣者在網上很容易搜索到。這篇日記寫於抗戰時期，那時還沒有“飛奪瀘定橋”的傳奇故事上演，他據實而言也不會有什麽顧慮，其可信度當無疑問。何長工後來承認對瀘定橋進行了“破壞”，也可資左證。所以“炸毀”的事實應當成立。所謂“鋸斷”似無可能，根據筆者常識，鋸鐵索須用鋼鋸，長征中的紅軍不太可能會有這樣的工具。“炸”是最方便的，不清楚的是，是否所有鐵索皆被炸斷。以筆者判斷是未全部炸斷，否則架設“篾擋”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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