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 孜·程冠軍·
１９７８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葉劍英向中央建議提前召開一個預備會議，這就是曆時３６天的中央工作會議。在會議的閉幕會上，華國鋒、鄧小平、葉劍英先後講話。這次講話有一個特殊情況，就是鄧和葉的講話在起草過程中都更換了起草人，鄧講話稿的起草人由胡喬木換成了於光遠，葉講話稿的起草人由中央黨校人員換為了葉劍英女兒淩孜（原名葉向真）。日前，淩孜接受了文化學者程冠軍的專訪，講述了葉劍英講話稿起草內幕。
程冠軍：您是葉帥講話稿的起草人，請您回憶一下講話稿的起草過程。首先請問，葉帥講話稿的中心思想是什麽？
淩孜：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最受歡迎和討論最熱烈的有兩個講話，一個是鄧小平的，一個是葉帥的。其實葉帥的講話等於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總結和定性，這也是他的講話的意義所在。那時，“文革”剛剛結束，由於處於一個思想轉彎過程，一直沒有對“文革”進行最終的定性。如果一直沒有明確定性，我們的黨和國家怎麽向前走，就成了問題。按照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人們對“文革”的徹底否定還有個轉彎的過程，也就是說一下子徹底否定“文革”不可能。另外，對於毛澤東的評價問題，我們不能因為“文革”而徹底否定他。如何正確看待毛澤東的曆史貢獻，如何正視他晚年所犯的嚴重錯誤，這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如果我們對“文革”不敢碰，改革開放就無從談起。經過十年“文革”的破壞，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等方方麵麵都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因此，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文革”問題不容回避，我們實行改革開放就要敢於碰“文革”，敢於徹底否定“文革”，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否定“政治掛帥”，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
程冠軍：葉帥的講話稿為什麽不讓秘書起草呢？您是在什麽背景下為葉帥起草這篇講話稿的？
淩孜：當時，父親身邊沒有專門的文字秘書，那個時期，他的講話稿都是胡耀邦組織黨校的同誌來處理，有時候也找胡喬木和鄧力群，但相對比較少。那是１９７８年秋，我正在３０１醫院實習，正好陪父親住在西山２號院的家裏。當時，聽父親講，鄧小平的講話稿最初是胡喬木起草的，鄧小平對胡起草的講話稿不滿意，最後與胡耀邦商定讓於光遠負責起草。父親的稿子最初是胡耀邦安排中央黨校的人負責起草，初稿拿來一看，內容空洞，父親不滿意，就對我說：“向真，黨校給我寫的講話稿不行，全是空話、報紙上的話，你幫我重新寫一稿。”爸爸把原稿交給我，我看了也是直搖頭。這篇稿子恨不得把當時報紙上的一些東西全拿過來，言之無物，太一般了。
我接下這個艱巨任務後，父親就像老師布置作文那樣對我講述了寫作要點。那幾天我就沒去醫院上班，在家裏專門給爸爸寫講稿，沒白沒黑地寫，大概一周時間出了兩稿。這時，父親又叫我的前夫劉詩昆來幫忙，快定稿的時候他也一起參加了討論。修改的程序是這樣的：我不會打字，就先用筆寫出來，再讓打字員打，那時的打字機是老式的，不是專業的人根本不會使用。打印稿出來後，拿給父親審閱，有的地方，父親告訴我怎麽改，我來動手，有的他幹脆自己直接在打印紙上用紅筆修改。初稿被父親勾來畫去，改得密密麻麻。修改後再打印，打印後再修改，這樣前後大約改了三四稿。那段時間，我等於給父親當了文字秘書。初步定稿之後，胡繩也來西山２號院參加了討論。之後，父親讓我先拿給鄧力群看，鄧力群在個別地方作了微小的改動，稿子回來以後，爸爸給我看了一遍。最後一稿完成後，父親又讓我拿著稿子去找鄧小平，鄧小平也略作了些修改，基本上沒有大的改動。
這是我為父親起草的唯一一篇講話稿。當時，如果我二哥葉選寧在的話，父親肯定就找他寫了。那時跟著爸爸住在西山２號院的除了我，還有弟弟葉選廉，以及我叔叔的兒子葉選基。葉選基比我大半歲，解放後他跟隨我的叔叔葉道英從香港回國後一直跟著我家生活。我過去也沒有寫過政治類的文章，我之所以能寫這類的文章，還得益於在“文革”期間寫大字報的鍛煉。“文革”中我雖然也坐過牢，但後來看也是因禍得福，不然我還不會寫政治類的文章。
程冠軍：據曾擔任過胡耀邦司機的鄭發明回憶，胡耀邦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期間，經常來西山２號院找葉帥，而且常常與葉帥在電影廳裏商量工作。關於葉帥講話稿的起草問題，胡耀邦有沒有來找過葉帥？
淩孜：粉碎“四人幫”之後，撥亂反正時期，來我們家最多的就是胡耀邦。
西山２號院有一個電影廳，表麵上是看電影的，實際上是葉帥的會客廳。這個電影廳其實彰顯了父親的政治智慧。“四人幫”橫行時期，父親為了避開耳目，遠離中南海，避居西山２號院，很多軍國大事都是在這裏商定的。為了不引起“四人幫”的懷疑，凡有大事商談，來找葉帥的人總是借著看電影的名義而來。其實葉帥自己不怎麽看電影，會客之所以放在電影廳，目的是邊休息、邊談事。沒有人談事的時候，父親就放著電影閉目養神，其實根本就沒看。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先要開一個工作會議，中央工作會議是葉帥提出召開的。１９７８年１１月中旬，胡耀邦先是召集馮文彬、吳江到他家裏，安排為葉帥和小平起草講話稿的事宜，當時定的調子是鄧小平的講話著重講黨的工作重心轉移，葉帥的講話主要講分清是非的問題。在父親的講話稿最後定稿的時候，他把胡耀邦也請來了，大概是１２月１３日的上午，葉帥、胡耀邦、劉詩昆和我都在。當時，胡耀邦對這個講話稿大加讚賞，連連說“寫得好”“超乎預料”。
“文革”期間，許多老帥被打成了“反革命”或靠邊站。“四人幫”對葉帥既恨又怕，但又不敢把他怎麽樣。葉帥和“四人幫”的鬥爭主要是在軍權上。一幫老帥都認為，無論“文革”怎麽亂，軍隊不能垮，軍權不能丟。“文革”一開始就衝擊軍隊，當時有很多學生衝擊軍區大院，好在軍權把得牢，沒有被“四人幫”一夥奪去。１９７３年後，父親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防部長，首都治安委員會主任，等於是首都治安的總管，這個職位很重要，關係到毛主席和一些老帥的安全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毛主席對別人不放心，他最信任的就是葉帥。
當時葉帥住在西山２號院還有一個方便，就是離玉泉山很近。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晚上抓了“四人幫”之後，華國鋒和葉帥召集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到玉泉山９號樓開政治局緊急會議的時候，大部分人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當晚李先念接到通知，到了玉泉山還不知道“四人幫”被抓了，還沒進會議室，他就在外麵喊：“葉帥身體怎麽了？”當時，葉辦主任王守江就說：“葉帥身體很好，沒事。”
程冠軍：可以看出，葉帥的講話是一個總結性的講話，除了講民主集中製問題之外，還重點講了國家的法製建設。
淩孜：葉帥的講話稿共分三個部分，一是領導班子問題；二是發揚民主與法製，重點是法製問題；三是勤奮學習、解放思想，這是對領導幹部的要求。解放思想的實質問題首先是解決“文革”問題，“文革”發生的根源就是脫離民主集中製，不解決“文革”問題，不恢複黨的民主集中製，解放思想就是一句空話。父親給我講了講話稿要表述的意思，他說：“向真，你對前麵要有一個總結，不能光提口號。”我聽得出來，爸爸所說的“對前麵要有一個總結”就是要總結“文革”，否定“文革”，恢複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同時，葉帥還特別提出了法製，我跟他討論後，支持他這個說法。粉碎“四人幫”後，要實現撥亂反正，沒有民主法製不行。改革開放之後，父親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主持通過了很多法律，為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程冠軍：為什麽選文章的時候把表揚習仲勳的內容給刪去了？現在看當時的定稿本上還有。葉帥在講話時，到底有沒有講習仲勳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這個典故？另外，您當時有沒有接觸過習仲勳同誌？
淩孜：講了。後來的文件都給拿掉了，選文章的時候也都沒有了。（事情始末詳見本刊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習仲勳為何在１９７８年中央工作會議上被讚揚》——《同舟共進》編者注）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華、葉、鄧三位分別是當時黨和國家的一、二、三號人物。葉帥之所以請習仲勳坐鎮廣東，是因為葉帥看到廣東的很多幹部都被打倒了，習仲勳同誌為人厚道正直，因此葉帥想讓他為廣東的老幹部平反，撥亂反正。
１９７８年４月５日，習仲勳到廣東上任，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習仲勳到任的第７天，葉帥就率人到廣東視察工作和休息，我也一並跟去。其實，父親這次去廣東主要是給習仲勳打氣助威。當時，我們住在廣州的南湖賓館，習仲勳也住在那裏。習仲勳向葉帥匯報了他到廣東的工作打算。葉帥聽後，大加讚揚，並以六言相贈：深入調查研究，穩妥製定計劃，及時報告中央，按步執行實施，分清輕重緩急，注意保密安全。事實證明，習仲勳果然不負眾望，在廣東踐行群眾路線，積極平反冤假錯案，並大力推動了廣東的改革開放。談話結束後，葉帥、習仲勳、韋國清（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去廣州植物園散步，我也陪同去了。在植物園小走廊裏休息的時候，攝影師為我們拍下了一張珍貴的照片，照片上葉帥、習仲勳、韋國清圍坐在一張擺滿仙人掌的小茶幾前，我站在父親的身後，那天大家的心情格外好，尤其是我笑得很開心。
習仲勳到廣東的時候，隻有大女兒齊橋橋陪他南下，在身邊照顧他的生活。幾天後，父親一行離開廣州回京，我想在廣州住一段時間，並回梅州老家看看，習仲勳就安排我住在他家裏，與橋橋住一起。此後，我又回老家梅州住了幾天。從梅州剛回到南湖賓館習仲勳的家裏，習仲勳就對我說：“向真，叔叔給你安排一個任務，你把在梅州了解到的情況寫一份材料給我。”我很爽快地回答：“習叔叔，保證完成任務！”很快就把回梅州所看到的一些情況寫下來交給他。從這件事上可以看出，習仲勳作為一個長輩十分注重對晚輩的培養，同時更反映出他善於利用各種渠道了解基層真實情況的工作作風。
程冠軍：毛澤東曾經讚揚葉帥“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粉碎“四人幫”後，葉帥到晚年一直擔任著黨政軍重要職務，也一直住在西山２號院，您也一直在他身邊生活，您了解葉帥退休的原因嗎？
淩孜：１９７８年３月到１９８３年６月，葉帥一直擔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當委員長的時候，主持立了很多部法律。我們黨為什麽會犯下“文革”這樣的曆史錯誤，就是當時一個時期沒有了黨內民主，父親生前的最後一次政治談話是和胡啟立的談話，擔心的就是黨內民主的問題，他說，要堅決反對一言堂。
１９８３年的時候，葉帥依然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職務，１９８３年６月，他又繼續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這時，我們做兒女的看他老人家隨著年事已高，身體越來越不堪重負，已經力不從心，都希望他能早日退休。
１９８５年初秋的一天早晨，我看父親正在刷牙，就湊上前去笑眯眯地對他說：“爸，世界上所有的能人也好，領袖也好，都不能夠把自己兒孫的事情來完成。兒孫該做的事情，應該由兒孫自己來完成。我們覺得老爸你該退休啦！”聽了我的這段話，父親突然停下來不刷了，愣了一會，也不說話，又繼續刷牙。沒過幾天，父親就接連三次向中央打報告提出退休。１９８５年９月，經中央批準，父親辭去了黨政軍所有職務。
來源：《同舟共進》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