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高校從94年起有幾個哲學係的青年教師開始組織人文講座，計劃請大師名家登台主講他們所專長的領域或者感興趣的話題，旨在增強學校的人文氛圍和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94年暑假前，創辦者和我一起做了一次講座，我猜他是想在請到大師名家之前測試一下學生的興趣度。當時他住我們宿舍樓下，平時也不怎麽講話。有一天不知怎麽聊起來了還聊得挺高興的，他說他覺得我可以去給學生做講座。 我連忙推辭說上課和做講座可是兩碼事。估計他當時找不到別人做實驗，使勁誇我有思想，我頭腦一發熱就答應了。後來發現其實他也不是很確定，特意安排他自己和我合講一場，每人一小時。
當時我主要講了大三時假期辦培訓班和打算利用暑假去深圳打工的事情，鼓勵學生們利用假期多參與社會實踐。結果反響不錯，還有幾個學生（包括一個研究生）事後打電話到我住的宿舍樓說受到很大的啟發和鼓勵，他們也想利用假期做點有意義的事情。現在大家覺得暑期實踐是家常便飯，理所當然的事情，在那個年代可沒那麽常見和被人理解。還記得創辦人講的是他去西藏旅行的所見所聞，他提到在西藏遇到一位北大的女教師，一個人在西藏待了近兩個月，很多時候是靠在路邊搭順風車深入西藏各地的。我對那位不知名的女教師充滿了景仰之情，我知道自己絕對沒膽量一個人去西藏。我當時認為藏族人野蠻彪悍，而且看起來髒兮兮的。(注，這是我當年的想法。我2003年一個人去了西藏，2018年又花了一點時間了解西藏的曆史，對藏人有了不同的認識，這是後話。) 我認為傣族是一個溫順善良民族，再加上受小學那篇周總理和傣族人民過潑水節課文的影響，我要是有機會出去旅遊就選擇西雙版納。
現在仔細想來我去西雙版納的準確時間應該是1995年而不是1994年。上周開始寫西雙版納之旅的時候是臨時起意，沒有仔細規劃，沒想到有那麽多人願意看，也沒想到會寫這麽長。這兩天我仔細梳理一些下一步可能寫的題目時才意識到我把年份記錯了一年。主要是我以為我是95年暑假辭職去的深圳，那麽我應該是94年去的西雙版納，否則我就不可能有機會給學生們做西雙版納之旅的講座。現在想起來我是95年9月底才去的深圳，講座是九五年8月底做的。而且當時之所以在旅遊時敢於“一擲千金”，也是因為我相信自己馬上要去深圳“掙大錢”（和大學老師的工資相比）了。
95年暑假之前和創辦人聊起我打算暑假一個人去西雙版納，創辦人馬上約我開學後給學生做一場講座，並且說這次是我一個人的專場。我挺有顧慮，那時候人文講座創辦已經一年了，學校領導特別支持，當時真的請了好多名人專家做講座，校內校外的都有，我一小小助教難登大雅之堂。創辦人鼓勵我說沒問題，我就和他約好八月底剛開學的某一天，具體日期我早就忘了。因為好多嘉賓的時間需要協調，人文講壇的講座日程安排要提前很久確定。當時我擬定的標題是西雙版納之旅，副標題是“三千塊錢買一種感覺”。想用副標題作為噱頭吸引聽眾，認為三千塊錢是一筆巨款，而我又不打算帶相機出門，旅遊歸來剩下的隻是一種感覺。
到了八月份初我其實有點猶豫了，畢竟一個人出門還是有點害怕，一切都是未知。那時候沒有互聯網，就連電話都不是很方便。但想到講座日期和標題都定了，就還是上路了。從西雙版納回來後很快就到了約定好的講座日期，講座時間都是晚上七點到九點，如果提問多就會延長。我那時候也聯係不上主辦人，不確定到底還要不要講座。由於心情緊張 （主要是覺得自己才疏學淺），前一天晚上就沒睡好。講座那天不停地到教學樓前去看有沒有海報，心中暗暗希望講座被取消。到了下午兩點左右，海報終於貼出來了。用現在的眼光來看海報無比簡陋，一張大白紙上用毛筆寫著“西雙版納之旅”，下一行一個破折號後寫著“三千塊錢買一種感覺”，再下一行寫著“主講人：外語係青年女教師XX” ，好像還拙劣地畫了棵椰子樹代表熱帶風情。塵埃落定，我隻好靜下心來準備晚上的講座。
七點差一刻我身著前麵提到的那套黑色傣裝走進階梯教室，裏麵幾乎座無虛席，而且還有人在陸續往裏走。估計一來剛開學大家都沒什麽事兒，二來理工科學生也好奇外語係的青年女教師（那時候還不興濫用美女這個詞）到底用三千塊錢買了一種什麽樣的感覺。不過我們那時聽人文講座大多是要提前占座的，去晚了就沒座位。記得我有一次我去晚了，一眼望去沒看見空位，正在猶豫之際，主辦人對學生們說哪位同學能給X老師讓個座，過了一小會兒還真有個學生給我讓了座。
學生們看見了我的奇裝異服有些騷動，有人站起來踮著腳想看清楚我到底穿的啥。我走上講台，扭頭看了一眼黑板，上麵還留著暑假前我們校長給大家講古詩詞時留下的字跡，他是工科院士。七點一到，我準時開講，也沒有提綱和講稿。我詳細講述了我的旅行經曆，其間加入大量的個人感受，充滿了對人性的讚美。講座期間氣氛熱烈，不時地有掌聲和笑聲，不知不覺中兩個小時就過去了。接著我又安排了了一點提問時間，然後讓他們看了大學生寄給我的那些照片，到快十點才結束。回宿舍的路上，一群女學生和我同行，有兩個還緊緊地挽著我的手臂。我當時就知道並不是我的講座有多好，而是那時候理工科大學生的精神生活有多貧乏和對外麵的世界有多向往。現在回頭看，我那時候雖然是他們的老師，其實也就比他們大幾歲，和他們一樣地未經世事。
（注：講座完後學生一些學生過來提問和看照片）
第二天上午主辦人過來找我說昨晚的講座反應非常好，有的學生沒聽成，還有的學生想再聽一邊，他想請我再講一場。他還告訴我一直非常關心人文講座的退休老校長也表示有興趣來聽，他正在等老校長跟他確定時間，後來等到五點多才確認當晚再加一場講座。我雖然已經不再緊張了，但因為不確定當晚聽講座的學生中有多少是已經聽過一遍的，再加上老校長在座，我臨時對講的內容作了一些調整。後來主辦人說我沒有前晚講得那麽收放自如，不過也還不錯。我記得老校長當時聽得很認真。老校長雖然已經退休多年，但因為在學校發展時期所作的貢獻在師生中仍享有盛譽。講座完後好多學生圍上來請校長簽名留念，順便也讓我給他們簽名。我再三推辭，倒不是因為謙虛，而是俺的字寫得實在比小學生還不如 （我爸爸的原話）。在他們一再堅持下，我隻好開始簽名。老校長一看就明白我為什麽不願意簽名了，安慰我說沒關係，以後專門練一下簽名就可以了，把字練好很難，但把簽名練好容易。
（注：和老校長的合影）
講座完成後，我開始辦理辭職手續和準備南下深圳。老校長後來還約我座談，認真聆聽我離開學校的原因，並鼓勵我去體驗不同的生活。臨行前主辦人過來給我送講座時他拍的的照片，並希望我能將講座整理成文，他打算出一本人文講座集。我當時說等我有空就寫好了寄給他，沒想到這一拖就是二十多年。九月底，我帶著我媽媽給我的一千塊錢登上了前往深圳求職的火車。
謹以此文紀念文中提到的所有人，遙祝他們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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