栩然說2021-02-12
文 | 栩然
發布 | 栩然說（ID：xuran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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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6月29日，長沙小西門碼頭。
暮靄沉沉大江闊，兩個長衫長袖的人乘著暮色，在人群的推搡中悄悄地登上了一艘去往上海的輪船。
年長者，叫何叔衡，時年45歲。
年輕者，叫毛澤東，時年28歲。
因為走得突然，並沒有什麽親友到碼頭送別，也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們離開長沙去上海是要幹什麽。
何叔衡的同事謝覺哉，日後的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曾在當年的日記裏寫道：“午後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
這五個圓圈，謝覺哉後來解釋說是“共產主義者”，當時他知道這是件大事，怕泄露，隻能以圈代意。
這確實是中國曆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但當時並不是很多人能想得到。
黨的兩名創始人都沒有參加這次至關重要的會議。
陳獨秀當時在陳炯明手下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大學預科校長，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
李大釗時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難以抽身前往。
兩人當時都忙。但他們的理由與中共“一大”的曆史地位相較，無疑是芝麻與西瓜相較。
什麽是曆史？這就是曆史。
即使是參會的人中，也有很多人並沒有太當回事兒。
比如廣州代表陳公博，本身已經是一所專科學校的教授，帶著漂亮的妻子抱著遊山玩水的態度來的上海，很多的時間都是在陪著妻子逛街。
會議中途遇到密探，嘉興南湖上的會議還沒開始開，就帶著妻子忙不迭地跑了。
當然，站在曆史的角度，我們也無法對當時的陳公博苛責太多。
畢竟，革命本就是大浪淘沙，像這樣的投機分子，早點離開隊伍，無疑也是革命的幸事。
毛澤東和何叔衡到達上海後，入住在一所女子學校內，學校的校長和參會人員之一的李達夫人很熟悉。
李達的夫人告訴她，有一群北京大學的師生暑期旅行團要借宿，校長便一口答應了。
各地代表陸陸續續到齊了，一共是13人，代表著全國各地的50餘名黨員。
一開始，會議在法租界貝勒路樹德裏三號的一座兩層樓房裏召開。
這個房子是參會代表李漢俊的哥哥李書程的住宅，請注意這個名字，他在之後為保護這些參會代表們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2
1921年7月23日，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第一次會議。
這個日期也值得注意下，因為並不是大家想象的7月1日。
事實上，也並沒有在7月1日召開過會議，之所以後來的建黨節要定在7月1日，是因為戰爭年代檔案難尋。
當時的參會人員後來又有很多人犧牲或脫黨，回憶開會日期隻記得是7月，甚至於連開會地點很多人都說不清楚了。
所以，在1941年6月，黨成立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發文正式規定，7月1日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真正的開會日期和開會地點，一直要到建國後，黨史研究者通過實地尋訪、搜集檔案，直到70年代才考證清楚。
雖然，後來的參會者普遍不記得什麽時間、在哪開的會。
但並不影響13名代表在2名共產國際代表的牽頭下，熱情地召開數次會議討論各地黨團組織情況，研究黨的綱領等。
直到，7月30日晚，還是在貝勒路樹德裏三號的房子裏舉行第六次會議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意外情況。
原本當天的會議是準備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宣布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
如果沒有當天發生的意外之事，應該也就不會再有後來的浙江嘉興，南湖紅船了。
曆史，在撲朔迷離的層層脈絡中，總是充滿了各種不確定性。
當天的會議還沒開始，一個穿著灰色長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闖入了樓房內，說是要找一個社聯的王主席，因為找錯了地方，所以很快就離開了。
貝勒路樹德裏三號附近確實有一個社聯，一般人遇到這個情況可能也就不當回事繼續開會了。
但當時開會的眾人都非常警覺，尤其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奔赴世界各地搞革命，幹的都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事，當然不可能那麽麻木。
他們判斷這個人肯定是密探，並當機立斷停止會議，所有人迅速離開，避免了被一鍋端。
而不到一盞熱茶的功夫，這個地方就已經被法租界的軍警包圍得水泄不通，3名法國警察帶著4個中國密探上樓搜查和盤問，沒有發現什麽有價值的證據。
而這時候，剛才我們說的第一個名字，宅子的主人李書城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書城是同盟會的元老之一，長期在北洋政府擔任要職。
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孫是大元帥，而他是護國軍總司令。
之後還擔任過北洋政府陸軍總長，是一個手握兵權、聲望很高的人物。
租界法警在盤問中得知此處是李書城將軍的公館後，氣氛緩和下來，也就沒有再繼續追問和難為他們。
從這裏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三個結論：
1. 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時期的高官，待遇真的很好；
2. 當時的中國內地遍布類似法租界這種“國中之國”，執法權都是由別人掌管，現在想來簡直匪夷所思；
3.任何時代都是朝中有人好辦事啊。
多說一點，李書城將軍非常有民族大義和戰鬥精神，早年一直為了推翻滿清、袁世凱以及之後北洋軍閥而奔走。
後來又毅然扛起了反抗蔣介石的大旗，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公開叛變革命後，李書城霸氣退出了國民黨，之後他大部分的時間都用來和蔣介石作對。
1949年，李書城走上了開國大典，之後擔任了第一任農業部部長，1965年病逝，那時候已經是全國政協常委了。
所以你看，隻要善於發掘，從一個房子開始，都能梳理出一整條的曆史脈絡來，但無論怎樣，我覺得李書城後來的故事告訴我們最重要的道理是：
道路千萬條，選對路最重要。
李書城
3
再補充講一個曆史的細節。
還記得30日晚“無意”闖入李公館，導致第六次會議被迫挪到浙江嘉興南湖上去開的那個神秘男子嗎？
這個神秘人後來也被查出了身份，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程子卿，先做巡捕，後來做到了探長。
這個人在曆史上是個小人物，但他的結拜兄弟卻比較有名，叫黃金榮。
近代以來所有關於民國上海的曆史或者影片、電視劇，基本都很難繞開黃金榮、杜月笙和張嘯林。
程子卿作為一個從曆史反麵參與到了中共一大的人物，解放後按理說絕難幸免。
但因為他在法租界時“徇私枉法”，經常收了別人的錢就私自釋放一些左派人士和共產黨員。
所以，由宋慶齡（宋慶齡曾經就是他的“老客戶”）親自向有關方麵做了說明，黨和政府寬大處理，既沒有逮捕他，也沒有為難他。
這也再次告訴我們，正確的選擇人生路線是多麽的重要。
講完這麽多曆史支線後，我們再回到主線。
站在後世的我們來看，當然很清楚什麽是主線、什麽是支線，但處在曆史進程中的人，又怎麽可能知道呢。
曆史的動人之處正在於此，任何一條支線都可能在後麵發展成主線。
據說，去浙江嘉興南湖開會仍然還是李達的夫人出的主意，並且承擔了接待會議代表、租船之類的會務工作。
從一開始接洽代表入住上海到後來安排去嘉興開會，王會悟就通過這種方式間接地見證了一個奇跡的誕生。
值得多說一點是，王會悟一直活到了1993年才逝世，享年95歲，從黨的一大召開，到大革命失敗，到抗日，內戰，建國，再到改革開放，想想她都親眼見到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大事件。
不知道，去世之前的王會悟，回首往事時會是怎樣一種心緒。
想來也無非是“青山依舊在，換了人間”吧。
離開了上海，一路山清水碧，正是江南七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
代表們緊繃的情緒也放鬆了下來，連毛澤東其間都翹會去了趟杭州遊玩。
7月31日，在王會悟等人的精心安排下，剩下的代表聚在嘉興南湖一艘美麗的紅船畫舫中，召開了決定性的會議。
討論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確定了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還通過了黨的第一個決議。
從此，一個日後帶領這個星球上五分之一人民去艱苦奮鬥的超級大黨就此誕生。
而今，這個超級大黨已經擁有了近9000萬黨員，在黨的帶領下，中國人民不僅實現了獨立自主站起來，改革開放富起來，還繼續走在民族複興強起來的道路上。
從這裏開始，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都得以改寫。
這是當年參與一大的代表們，所無法預料的。
據金一南教授統計：
當年參加中共一大的一共13人，平均年齡27歲，都是青年人。這些人裏麵，1人脫黨，1人被開除，3人叛黨，2人投靠了日本人。
也就是說一半以上都已半路放棄。除開犧牲的幾個人，真正堅持到底的不過兩三個人。
真正走到了開國大典的隻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而已。
35年後的1956年，已經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董必武回到了上海，他來到曾作為一大會址的李公館，感慨萬千，提筆寫了八個字：
作始也簡，將畢也钜。
所有的偉大，其開端都可能從微不足道的小起點中走來，積土成山積水成海，星星之火終將燎原。
有意思的是，就在董必武重回一大會址的1956年，當年曾闖入李公館進而無意中改變了曆史進程的程子卿在上海病逝。
當年闖入李公館時，他是不可一世的法租界巡捕，董必武等不過是不名一文的“革命分子”。
幾十年後，董必武再回到上海，已是國家領導人，而程子卿不過是一介平民。
曆史神奇地在這個地方做了一個小小的交集，也再次提醒我們：
曆史，真的是由不懈奮鬥的人所創造出來的。
4
在去上海參加一大的路上，毛澤東曾經遇到了兒時的好友蕭子升，兩人徹夜長談。
據蕭子升回憶，毛澤東一直都在勸說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說：
如果我們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隻要30年至40年的時間，共產黨就能夠改變中國。
毛澤東之所以說這句話，是因為在這之前蕭子升曾說過他願意“等一千年”，以實現自己的無政府主義理想。
從1921年到1949年，僅僅過了28年時間，就已經改變了中國。
現在來看，毛澤東當時隨口的一句話是何其精準！
但這樣的偉業隻是隨口說說就能有的嗎？
當然不是。
或者僅僅隻是堅持就得來的嗎？
當然也不是。現在有一種雞湯成功學，好像什麽東西隻要你一直堅持就能成功了一樣。
如果1934年前後的紅軍和共產黨人，還在繼續堅持博古等人的錯誤路線，那紅軍很可能在湘江邊上就打沒了。
我一直覺得，從1921年的南湖紅船，到2021年的現代化中國，我們這一路走來，最大的憑借除了堅定的信念和堅強的隊伍，還有一條根本方法就是：
正確地堅持和堅持是正確的。
毛主席將其高度概括為四個字：實事求是。
這四個字至今仍鐫刻在中央黨校門口的石頭上。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黨曆史上很多關鍵會議都是在不斷進行總結和反思。
遵義會議剛剛糾正了李德、博古等人在軍事上的錯誤領導，重新讓毛澤東掌握了軍權。
結果，毛澤東重新獲得領導權後打的第一場戰役，土城戰役就失利了。
如果是曆史上那些剛愎自用的領導人，這時候一定是諱疾忌醫，竭力掩飾失利，而毛澤東反而是在之後的紮西會議上總結教訓，敞開了讓大家自己批評，並帶頭總結了自己的3點教訓。
從八七會議到遵義會議到七千人大會、十一屆三中全會，每一次的關鍵性會議背後，都是因為實事求是地做出調整，帶來關鍵性的抉擇。
先想先試，試了再總結，總結後就調整，調整後再邊幹邊想，這樣的方法對每一個想幹成事的人同樣有用。
5
從1921到2021，整整一百年的時間過去了。
秀水泱泱，紅船依舊；時代更替，精神永存。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就總是想起一句話：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麽出發。”
回溯曆史，從1921年開始，諸如毛澤東、何叔衡等革命前輩，從一開始所懷抱的就是救國救民的大誌向。
在黨的一大上通過的共同綱領，就旗幟鮮明地提出了要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奮鬥目標。
而2020年召開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則再次用了很重的分量來再次闡釋“共同富裕”。
更重要的是，在十四五規劃說明稿裏，單獨提到了需要說明的7個重點問題，每一個分量都很重，其中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原話如下：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值得強調的時候，這樣表述，在黨的全會文件中還是第一次。
從我們黨的第一部綱領，到近百年後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你會發現，我們黨始終站在最廣大老百姓的立場。
什麽叫不忘初心？
這就叫不忘初心。
大大說了另一句話，叫：初心易得，始終難求。
別說這麽大的一個黨，這麽大的一個國家，這麽長的時間了，就是我們自己年初的時候立下的目標，到了年中多半就不記得了。
要想守住初心，隻有以終為始，先去看到更遠的未來，才來決定當下的行動。
2021年，是我們黨建黨一百年，這是一個怎樣的曆史成就，又是一個怎樣的時間階段？
當我們把目光隻盯在眼前，隻看到這一路走來多麽不容易，一定會覺得，一百年的大黨已經算是“功勳卓著”了。
但你看看大大他們是怎麽說的。
千年大黨，百年恰是風華正茂。
正因為立下了千年大黨的宏願，所以，再去看這已經過去的百年也不過隻是其中的彈指一瞬。
如果當年的李自成有這樣的曆史眼光和高度自覺，也不至於剛進北京城，就腐化墮落到不到一百天就守不住江山了。
因為從革命的角度講，打進北京城根本不算是革命的終點，充其量不過是曆史長河起點處的一個較大的水花而已。
所以1949年我們進入當時的北平前夕，毛主席才要說：我們絕不當李自成。
在1949年的元旦，寫下氣勢恢宏的新年賀詞，號召大家“將革命進行到底”。
千裏之行，始於足下。千年大黨，百年風華。
大年初一的今天，我之所以花這麽多的時間來梳理我們黨創建初期的曆史，就是想在新年的第一天裏，和大家一起去追尋初心。
就像毛主席說的：
“我們看曆史，就會看到前途。”——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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