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１９７４年初秋，中央向北京、上海等城市下發了有關“法家著作注釋出版規劃”的通知，北京市委確定由市總工會為主，與北京人民出版社組成工作班子，負責此項任務的具體日常工作。
９月２１日，市委宣傳組負責人在情況交流會上表示，注釋法家著作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黨中央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也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做好這項工作的目的在於推動批林批孔運動深入、普及、持久的發展，研究總結儒法鬥爭與整個鬥爭的曆史經驗，推動理論戰線上的鬥爭，用馬克思主義占領整個上層建築領域。他強調，注釋工作要保證質量，真正做到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注釋法家著作，在提高思想認識、明確方針目的的基礎上進行注釋，不要上來就注，不要趕時間。同時，注釋出來的書是要給工農兵看的，就不能關著門搞，讓群眾能看懂，能評議。
９月２５日，市總工會、北京人民出版社的工作班子整理出第一期《法家著作注釋工作簡報》，詳細刊登北京市法家著作注釋出版規劃分口一覽表，把事先已圈定的法家作品分發給相關的基層單位，密密麻麻，蔚為壯觀。既顯現主事者分配的倉促，又能看出分發的簡易和隨意。例如依農口、財貿口的特點，把與農業、種植、貿易等行業相近的作品分給相關單位，依次搭配，構成下麵的排列：晁錯《守邊勸農疏》（平穀縣委）、晁錯《論貴粟書》（糧食局）、韓非《問田》（天竺公社）、荀況《強國》（外貿局）、荀況《解蔽》（財稅局）……
幾位大法家的作品被拆散分給各單位，分配方式是隨機的，稍稍顧及到文章難易的程度。荀況的《王製》給了物資局，《王霸》交地質局，《天論》交到了妙峰山公社，二商局則負責《性惡》；柳宗元的作品多為區委、高校承擔，如宣武區委的《六逆論》、崇文區委的《敵戒》、朝陽區委的《天說》、工業學院的《貞符並序》、鋼鐵學院的《封建論》等；商鞅的作品則分發廣泛，有建工局（《開塞》）、礦務局（《尚刑》）、北郊木材廠（《更法》）、６１８廠（《畫策》）、電子管廠（《靳令》）、衛戍區（《農戰》）等；王夫之的作品則多為大工廠擔負，如石化總廠（《周易外傳係辭上傳第十二章》）、首鋼（《尚書引義設命中二》）、清河毛紡廠（《論秦始皇廢分封立郡縣》）等；因反叛形象鮮明，戰鬥性強，李贄的文章最被看好，注釋的篇數應是最多的，有電力局（《題孔子像於芝佛院》）、紡織局（《答以女人學道為見短書》）、東城區委（《答耿中丞》）、民族學院（《讚劉諧》）、民族學院（《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科技局《藏書德業儒臣前論》等。
有些單位也願意包下了一位法家的係列作品，如一商局、語言學院負責桑弘羊的《非鞅》、《相刺》、《利義》、《刑德》、《世務》等篇章，韓非的《顯學》、《孤憤》、《五蠹》“打捆”分給儀表局、廣播學院，市農村幹部學習班專攻王充的《知實》、《實知》等，市出版辦公室及下屬的新華印刷廠、印刷一廠、三廠則承包了曹操的《求賢令》等七篇。部分重要法家代表人物的著作被視為重中之重，它們的注釋則由局級單位整體承包，如化工局的《秦始皇資料選注》、交通局的《李斯資料選注》、汽車工業公司的《晁錯資料選注》、科技局的《漢武帝資料選注》、市委第一學習班的《漢高祖資料選注》，還有不少兩家單位合作負責的大項目，如人民機器廠、經濟學院的《法家經濟思想資料選注》，海澱區委、師大教育係的《法家教育思想資料選注》等。
不知何故，有三篇文章原定於當年１２月底前完成，二篇是王充《齊世》和《自然》，由化工局、化工學院負責，另一篇則是龔自珍《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交付給首鋼、北大經濟係。市裏對這幾個承辦單位督促再三，嚴令在１０月底前必須交出初稿。
確定注釋的這九十多篇法家代表作品，是由中央、北京相關部門協商後一一入選的，依據的是批林批孔運動以來發表的大量文章的數據，秀才班子內部劃定的法家人物的政治標準，由最初的定性模糊逐漸變得清晰，曆史上法家人物的隊伍由此大為擴大，從這份初選的作品名單中，還可以看到諸葛亮、張居正、劉禹錫、劉知幾、陳亮、賈誼、王安石、沈括、魏源、章炳麟等大名。承包注釋的主要單位大多出自北京理論底子較強的計委口、農林口、財貿口、高校口，聲名顯赫，但驚奇地發現像塔院大隊這樣的農村基層單位也能夠入列，與北京醫學院一起攻克龔自珍《尊隱》、張居正《雜著》。
§２
１９７４年下半年，政治運動學習接二連三，緊鑼密鼓，各方催促甚緊。９月２４日，市委宣傳組、市出版辦公室召集會議，聽取北大、師大、師院和市法家著作注釋小組的匯報情況。市裏領導再三強調，黨委具體分管注釋工作的負責同誌要掛帥，要出征，不能隻掛帥不出征，要看稿子，在政治上、路線上把關。注釋法家著作，不是一般的寫書，而是完成毛主席、黨中央交給的重要任務。
從匯報情況來看，在短短的時間內，相關單位注釋工作的進展還是不錯的：北大哲學係和曆史係已分別試注了荀況的《天論》和王充的《刺孟》，通過試注確定體例，取得了經驗。而北京師院注釋李贄的著作，上冊選注二十五篇，目前已注出初稿十二篇，其中有八篇基礎較好；市法家著作注釋小組承擔《曆代法家著作選注》上冊三十二篇，已初步定稿打印出十二篇，國慶節能定稿的占三分之二；師大承擔王充《論衡》選注，目前已選出篇目十二篇，試注了一篇，寫出初稿五篇。
與會者普遍認為注釋字、詞並不難，難就難在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給法家人物和他的著作予以科學、曆史的評價。北大哲學係注釋荀況的《天論》，就認真學習《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矛盾論》等經典名篇，注意劃清荀況的自然觀與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的界限，劃清儒法兩家在政治觀、自然觀方麵的對立和界限。而北大曆史係采取了與中國古代史（隋唐部分）的講課相結合的辦法，在注釋《論衡》的過程中設專題課、輔導課，古漢語也結合《論衡》注釋進行教學。注釋《管子》時，則講曆史遺產、校勘版本等專業知識。市裏領導聽後，認為他們的作法可供參考。
那個年代政治著作的寫作，最突出的是前言的撰寫，意在搶占全書的思想製高點。市裏領導指示，寫前言最好能有專門班子，和注釋工作同時進行，能體現作者基本思想的命題和重要的觀點，要下功夫，有所突破。因此，搶先搭一個會寫前言的班子，成了各單位費盡心思的首要之事。
按照中央“法家著作注釋出版規劃”中的要求，《曆代法家著作選注》、《〈論衡〉選注》和《李贄著作選注》務必在年內出版。據９月２９日第二期《法家著作注釋工作簡報》介紹，《曆代法家著作選注》（上冊）已完成１６篇的初稿並打印出征求意見本，《〈論衡〉選注》本月內可完成全部選文注釋工作，《李贄著作選注》全部３１篇選文也已經注完。三部選注本的共同特點是都已寫出前言的初稿，有的準備放在校內外的討論會上征求意見。
在這期工作簡報中，特別稱讚三結合的注釋班子是進行法家著作注釋工作最好的組織形式，逐步顯示它的優越性。工農兵的無產階級感情深，積極性高，政治敏感強，對選目的確定和評語的撰寫，都發揮了把關的作用。並舉例說，參加《〈史通〉選注》的一位解放軍同誌，愛人有病住醫院，也顧不得去看，仍然堅持工作，國慶假日也沒有休息。
市裏領導強調，注釋工作要與工農兵結合，搞不搞三結合，不是方法問題，而是路線問題。簡報中稱，大家在初步的注釋工作中已看到工農兵的作用，認識到知識分子與工農兵有差距，一是在感情上有差距，工農兵有強烈的階級感情，批林批孔批起來深刻有力；二是學風有差距，工農兵重視理論聯係實際；三是文風有差距，工農兵寫東西通俗易懂，深入淺出。所以把工農兵請進來，不是搞形式，當陪襯，要真正發揮工農兵主力軍的作用。市裏告誡，不要輕視工農兵的作用，覺得請他們注不如自己注來得更快，更不能表麵上尊重工農兵，對工農兵的東西明明有意見也不提出來，采取袖手旁觀的壞態度。正確的態度是，嚴格要求，熱情幫助，使工農兵的成果紮紮實實地站得住。
北京師院《李贄著作選注》注釋組極為龐大，共有１２７人，除了８３名學員、２４名教師和１名係幹部外，最引人矚目的就是請進來的１９名工農兵代表。在１２個單篇注釋小組都有１名工農兵代表參加，還安排３名進審查小組，４名入前言組。在１０月２３日第三期工作簡報中這樣寫道：“凡選篇目、做注釋、寫點評、擬前言等各項工作，師院注釋組都把工農兵同誌作為重要力量，工作中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使工農兵同誌真正起到在政治上把關的作用。”組織上也有相應的安排，有的工農兵代表不熟習古文，不會使用工具書，即指派教師或同學專門進行輔導，並成立各種互助組，為工農兵代表順利地進行工作掃清障礙。
簡報中記載，這１９名工農兵同誌工作非常積極努力，嚴肅認真，充分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農民代表杜春山表態：“越是艱險越向前，前車無轍我們闖。”在選篇目時，他們不同意“無論好壞，一律都選”的主張，發現有過分拔高李贄思想的提法，敢於及時提出糾正的意見。他們不時提醒大家，要處處為工農兵讀者著想，下筆的注釋文字一定要通俗易懂。
到了年底，市委宣傳組高興地宣布，這次注釋工作中，實行兩個“三結合”，方麵之廣，規模之大，是過去所沒有過的。
§３
連續幾期的《法家著作注釋工作簡報》刊發了各注釋組內部爭執的情形，市裏覺得這對提高注釋工作質量有相當的推動作用。規模較大的是北京師院《李贄著作選注》注釋組的全組討論會，參加討論的一百多人就李贄的思想體係問題展開論爭，涉及李贄的思想主流究竟是唯心還是唯物、李贄在《觀音問》一文中反映的主要思想傾向、以及李贄削發出家的真正意圖等問題，在幾個主要話題上難以取得一致的意見，陷於概念的糾結之中。
市委宣傳組適時介入，１０月９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出版社召開了如何選好《李贄文選》篇目的座談會，讓與會者就李贄思想的評價、書的體例等問題交換了意見。注釋組在會上匯報說，“李贄是封建地主階級的進步思想家”，“他的某些思想與主張表現了當時資產階級的萌芽，反映新興市民的要求與願望”。從思想體係說，“李贄是樸素唯物主義者”，“但又受到王陽明及佛、老學說的影響”。多數與會者基本同意以上提法和分寸，但有人不同意李贄的思想“反映、表現了市民的要求”的說法，有人認為“李贄最多是中小地主階級的思想家”。甚至有人直接表示，“從世界觀來講，很難說李贄是唯物主義的，李贄反道學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佛教和王陽明的思想”。（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２３日《法家著作注釋工作簡報》第三期）這就跟注釋組主體的觀點不相一致，會議中出現暫時的僵局狀態，但這無礙於最後的定稿。
到了１１月中旬，師大黨委主持召開了《〈論衡〉選注》的選目和前言的座談會，到會的哲學、曆史等係教師也展開激烈的論爭，在場的國務院科教組、市委宣傳組負責人聽會後反而認為對完成任務有很好的促進作用。
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兩漢末年農民起義對王充法家思想到底有何推動和影響？王充有沒有一條明確的法家政治路線？劉秀政權的性質是什麽？此類爭執不會太長，大勢所在，最終也歸納於官方認可的觀念框框裏。對農民起義與王充法家思想的關係，注釋組在會上做了總結性的表述，就是綠林、赤眉農民起義的革命洪流，嚴重地打擊了豪強地主的統治，地主階級內部也有矛盾，王充所代表的中小地主反對世家豪強的鬥爭。王充之所以敢於反抗豪族統治，顯然是受到農民反豪強鬥爭的推動。
注釋組進一步推斷道，西漢末年農民起義，以武器批判衝擊了統治階級的儒學統治，揭露了孔孟之道的腐朽性與虛偽性，從思想上破除了對孔孟之道的迷信，推動和影響王充在一定程度上衝破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束縛，敢於問孔、刺孟，批判儒家思想。還有人補充道，綠林、赤眉起義，或多或少地推動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東漢初期在生產水平和科學技術上就有了一定的進步，這對王充的唯物主義思想體係的形成，提供了物質條件。
論及王充的法家思想路線，會上還是有一定的爭議，有人以《非韓》中的“文武張設，德力具足”字句，來說明王充的政治主張有局限性。反駁的人說，漢代以後的“德”是經過地主階級改造過的，兩漢時講“德”“禮”的不一定都是儒家，因此，對王充提出的“德”要做具體分析，不能把它和儒家的“德”等同起來。王充的法家政治路線，應是表現在他反對當時豪族統治的政治態度上。
出身地主階級的劉秀和農民起義同時起兵聲討王莽，以後鎮壓了農民武裝。這個政權的性質難以用當時的思想庫去衡量，讓與會者陷於兩難之中。注釋組隻好用了一個含糊、輕微的說法來應付過去：“劉秀一度施行了某些法家政策，雖然比西漢的法家路線軟弱得多，短暫得多，但應與王莽的複辟倒退的政權有所區別。”（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５日《法家著作注釋工作簡報》第七期）
不少與會者認為前言初稿對王充的法家思想的進步性和局限性分析得比較全麵，也試圖闡明農民戰爭如何推動和影響儒法鬥爭等問題。但也指出，由於理論水平所限和材料不足，因而闡述這些理論問題仍較一般化。“材料不足”“一般化”是當時批評時最常用的套話語句，“理論水平所限”更是人人皆說的常用語。
市委宣傳組對此是有所表揚的，多次正麵予以肯定：有的單位對一些問題爭論得很熱烈，這是很好的情況，有問題就應該提出來大家討論、研究，要用研究來推動注釋。注釋工作也為我們研究問題提供了廣闊的領域和新的課題。
§４
在各注釋組看來，理論的難題始終纏繞著編注的全過程，難解難分。這些問題先後呈現出來，譬如如何正確地分析法家人物的階級基礎和思想體係，如何講清楚封建社會時期地主階級與農民之間的基本矛盾同儒法兩家矛盾的關係；既要體現人民群眾是曆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又要恰當地闡明法家進步人物在曆史上的作用；如何用曆史的觀點對法家的重要思想進行評價，正確地闡明儒法的界限和馬列主義同法家的界限；如何用一分為二的觀點具體地分析每一個法家的進步作用及其局限性，避免簡單化和一般化等等。有不少人感歎，目前已注釋出的初稿，文字關已基本突破，難在“古為今用”的應用上，難以具體地闡述每一篇法家作品的現實意義。
市法家著作注釋組承擔了《曆代法家著作選注》（上冊）的注釋工作，組員們經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連星期天也不休息，兩個月內總算趕出草稿。各方反映說初稿的基礎還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問題，距離中央五條注釋方針的要求還有一定距離。市裏要求把各方麵提出的意見集中整理出來，分析研究，組織一部分力量對注釋、串講、評語進行修改，各小組修改好的稿件要在小組之間進行互審，走群眾路線。市委宣傳組領導說，對初稿中不妥的地方，別人雖然沒有提出，也要有自我革命、自我否定的精神，反複推敲、查對、修改。
征集來的意見中，除了對人物、事件、時代背景的評價有小小的異議外，主要還是對階級關係、古為今用等老問題，提出的意見較多，也較為尖銳。注釋組就此提出，對法家人物和他們的著作要加強馬列主義的分析、評價，要在這方麵狠下功夫。同時認真學習《紅旗》、《人民日報》最新發表的重要文章，領會其理論要點。注釋工作，既要注重思想性，避免出現政治上的錯誤，也要注意科學性。注釋組內部有人認為注釋字、詞、典故，隻是單純技術性的工作，市裏領導對此加以批評，指出絕不能持客觀主義的態度，更不能疏忽大意。有領導舉了這樣一個例子，“韓信的死”這一條，不應注解成劉邦殺功臣，而應說成是劉邦、呂後對韓信陰謀叛亂的鎮壓。
商鞅文章的選注本送到基層單位征求意見時，有一些工人讀者反映閱讀時還會產生小障礙，譬如“少好刑名之學”，把“少”字誤解為多少的“少”。領導們由此提醒各注釋組，力求文字通俗易懂，不要在注釋中又出現難懂的字、詞，盡可能作些串講，引用原文不宜過多。（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６日《法家著作注釋工作簡報》第四期）
中央有關法家著作五條注釋方針逐級傳達下來，市裏要求各注釋組要時時以這五條注釋方針為標準，經常對照檢查，及時糾正注釋工作中出現的缺點和問題。五條注釋方針隻是綱領性的寬泛文字，指示的方向宏大，鋪滿官方設定的多重的理論概念，具備號令一切的傾向性。師院李贄作品《賈誼》篇注釋小組在注釋“班固”一條時，隻是照辭典抄寫班固的生卒年月和他的身世、著述等，稱他為“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結果對照學習五條注釋方針，認識到如此注釋就沒有體現儒法兩條路線鬥爭，不符合“古為今用”的方針，隻能重新修改，其後費盡了不小的周折，老覺得對不上五條注釋方針。
１月１５日，市委宣傳組、市總工會、北京人民出版社聯合召開了“市法家著作注釋經驗交流會”，上至國務院科教組、國家出版局的領導，下至參加注釋工作的工農兵代表，約有三百五十多人到會。市委宣傳組領導指出，要全麵貫徹落實中央規定的五條注釋方針，這是保證注釋工作質量的關鍵，現在不僅要在道理上弄清它、理解它，而且要在注釋工作中體現出來。
北大注釋組代表在會上說，在注釋中不學習理論，不掌握武器，就無法注釋，也注不好。不解決這個問題，隻搞文字注釋、典故說明，不僅講不清楚其意義，也不可能是科學的。電子管廠《商鞅〈靳令〉》注釋小組、北京師範大學《〈論衡〉選注》注釋小組、北京師院《李贄著作選注》注釋小組代表們一致談到，要積極貫徹落實中央注釋方針，注釋好壞的標準，關鍵在政治性，看是否能為現實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服務。“古為今用”要注意的問題是，防止浮淺，簡單化，“古為今用”與簡單類比不是一回事，偉大導師馬克思曾經指出“不能采用膚淺的曆史對比”的方法。（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１８日《法家著作注釋工作簡報》第六期）
會議鮮明地提出，要批判孔孟之道，就要向林彪反黨集團、蔣匪幫、蘇修叛徒集團、一切反動派尊儒反法的反動思想全麵開戰。同時，也要對法家人物肯定其進步性，指出其曆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性，劃清法家和儒家的界限，劃清馬列主義與法家的界限。會上這種濃鬱的理論風氣彌散開來，既讓人奮發向上，又有一種莫名的為難，當時儒法之爭已經糾纏一團，再劃清馬列主義與法家的界限，更是需要花費數倍精力去辨析。
§５
在注釋的工作程序中，都會在尾聲階段成立單位最高一級的審定小組。譬如北京師院審定小組由院黨委第一書記親自掛帥，有兩名黨委常委、宣傳組負責人、中文係黨總支領導、院大批判小組和政治理論教師共七人參加，負責全書的最後審查定稿工作。在送交出版社之前，還要求注釋組發揚不怕困難、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的作風，深入工廠、農村、企業、機關等單位廣泛征求意見。
從１９７５年初開始，北京人民出版社陸續向上級報送法家著作注釋本的出版計劃，限於當時簡陋的印刷條件，從發稿到正式出樣書大致需要半年或半年以上的時間。該年３月２６日發稿《〈李斯諫逐客書〉〈賈誼治安策〉注釋》，３月２７日《〈商君書〉選注》發稿，預定９月１日出書；《諸葛亮集選注》４月１１日發稿，《〈韓非子〉選注》５月２１日發稿，《〈鹽鐵論〉選注》４月２８日發稿。這幾本均是薄薄的小冊子性質，大都在幾萬字之間，《劉知幾著作選注》甚至才３·５萬字。直到５月１２日發稿的《晁錯著作選注》２９萬字，６月２８日發稿的《〈荀子〉選注》１３萬字，７月７日發稿的《〈論衡〉選注》３２萬字，才逐漸有了厚書的規模。
１９７６年上半年繼續保持注釋本出書的勢頭，但每本書的字數大都控製在５萬字以上、１０萬字以下，最有影響的是市法家著作注釋組的《〈孫子兵法〉評注》、曆史所和汽車製造廠的《範縝與〈神滅論〉》、北京師院的《明代尊法反儒進步思想家李贄》等。這個期間出現幾本輯錄曆史書籍的人物評述而加以選注的書稿，如市委工人學習班的《漢高祖資料選注》、民族學院曆史係、科學儀器四廠的《漢武帝資料選注》，因留存部分難見的史料而引人關注。（見１９７６年２月《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選題計劃》）
平地一聲驚雷，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四人幫”遭粉碎，原定的出書計劃被徹底打亂。到了１９７７年８月，北京人民出版社根據中央財政部和國家出版局《關於核定涉及“四人幫”圖書報廢專項資金的通知》的精神，對曆年出版的已經報廢停售和審查的圖書進行了清理，共有２３５種需報廢處理或封存下架，其中包含不少法家著作注釋本。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５日，北京人民出版社總編室上報了《審查清理圖書報告》，列舉了涉及“四人幫”和有關“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內容的圖書，這一批中就有十三本法家著作選注本，並為每本書寫出簡單的注銷理由。其中《晁錯著作選注》被指與“四人幫”的陰險相關連：“貫串‘四人幫’的儒法鬥爭觀點，‘四人幫’以晁錯為旗幟鮮明、立場堅定而受攻擊的人物自比。”《商君書選注》同樣被認為是“四人幫”的無恥之舉：“‘四人幫’利用商鞅吹棒自己，背叛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歪曲曆史。”《〈鹽鐵論〉選注》更顯現“四人幫”的政治企圖：“利用《鹽鐵論》偽造霍光是收羅賢良文學、策劃鹽鐵會議的黑後台，借批霍光，影射攻擊周總理，書中貫穿許多這樣的黑觀點。”《〈論衡〉選注》的序言裏，則直接宣揚了張春橋擴大資產階級法權的黑觀點。
１９７７年深入展開對“四人幫”的批判運動，對儒法鬥爭的評價全部翻盤，所有的曆史人物又麵臨重新排隊的問題。《劉知幾著作選注》的錯誤就在於“四人幫”把儒法鬥爭觀點強加在曆史學家劉知幾身上，《張居正著作選注》也在於“四人幫”歪曲曆史，把明代大官僚、蔣介石“景仰”的人物張居正說成法家；批判者說李贄思想是屬於儒家的，自稱“真儒”，而“四人幫”則任意抬高為法家，《李贄文章選注》誇大了他反對理學的鬥爭精神；“四人幫”美化了地主階級思想家龔自珍，說他揭露批判封建統治，《龔自珍著作選注》誇大了他的法家地位；王夫之實際上是反法家的，但“四人幫”偽造為法家，《王夫之著作選注》歪曲篡改說他“采取尊法反儒的手段”；“四人幫”把章太炎列入法家，《章太炎著作選注》也把章說成“高舉尊法反儒旗幟的突出代表”，歪曲章與改良派的鬥爭。
到了揭批到了第二、三階段之時，不少注釋本都與“四人幫”的罪惡掛上鉤。批“四人幫”以王安石革新自比，把與司馬光的鬥爭說成是因循守舊的鬥爭，影射攻擊中央，偽造曆史，《王安石著作選注》則起到了抬高王安石變法性質的作用；“四人幫”借柳宗元《封建論》影射攻擊軍隊負責同誌，為反黨亂軍製造輿論，《柳宗元論文選注》撥高柳的“用人唯賢”的法家思想，攻擊正確的組織路線；“四人幫”推銷法家愛國、儒家賣國的觀點，《陳亮著作選注》利用陳亮“和投降派進行堅決的鬥爭”，影射攻擊中央負責同誌。
到了１９７８年６月，還有《範縝〈神滅論〉賈思勰〈齊民要術〉注釋》、《曹操詩文選》等十幾種法家著作選讀本申請報廢，統一的報批理由是“根據‘四人幫’評法批儒的反動觀點編輯的”、“出版說明、人物簡介都是有‘四人幫’的反動觀點”。市委文教部負責人張文鬆依次用毛筆批下：“同意報廢。”這幾批圖書化漿銷毀的費用，均由上級撥給的涉及“四人幫”圖書報廢專項資金內解決，市裏統一結算。紅火兩三年的法家著作注釋工作就此煙消灰滅，毫無聲息地湮滅在歲月的深處，誰還能記住當年過山車似的喧囂與一時的榮光？
原載《隨筆》２０２０年第１期，標題《法家著作注釋出版的前因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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