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內參片"人們馬上就會聯想到上海電影譯製廠。 "內參片"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因為當全國所有的文藝單位、電影廠幾乎都停產鬧革命時，隻有上海電影譯製廠從1970年初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止，一直都未曾中斷譯製"內參片"。
上譯廠跟著"內參片"而聞名全國。以至於當時社會上流傳著這樣的說法："路道粗"的人就是能看上譯廠"內參片"的人
我當年是上海電影製片廠演員劇團的演員，在奉賢電影"五七幹校"勞動、學習。劇團的演員按編製分歸海燕、天馬兩個電影製片廠。 1970年，我們海燕廠演員高博、仲星火、康泰突然被借到上海電影譯製廠參加工作。當時譯製廠在萬航渡路，和美術電影製片廠在一個大門裡。他們去幹什麽均屬保密，工作結束後回幹校什麽也不能說，當然誰也不便去問，神秘極了，隻聽工宣隊說，他們是去完成"無產階級司令部"下達的重要任務。聽上去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情。沒想到1971年初我也被從"五七幹校"調到上譯廠參加工作，更沒有想到我從此就留在上譯廠一直幹到2000年退休。
80年代初上譯廠演員合影（前排左一為本文作者）
一
當年"內參片"搞得挺神秘，說白了就是不公映的內部參考片。其實上譯廠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譯製過少量的參考片，這些影片是供中央少數首長和外事部門的人員觀看的，以了解世界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動態。但文革後期集中譯製了幾十部內參片，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曆史環境中，可以說是破天荒的事情，這就更增添了它的神秘色彩。
從內參片的內容來看，並非社會上所流傳的那種說法"四人幫"要看的黃色影片——這完全是一種誤傳。 "內參片"有分類，編號如"特內"、"滬內"、"影外"、"影資"，下達譯製任務時隻說編號不說片名。其中有江青私人保留的美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一些文藝片，如後來公映的《魂斷藍橋》，也有一大批歐美拍攝的最新故事影片，其中有描寫外國宮廷政變的，有講暗殺活動的影片，如《女人比男人更凶殘》、《被玷汙的勳章》等。
也有帶有政治背景的戰爭片，比如《日本海大海戰》、《山本五十六》、《虎！虎！虎！ 》等，還有一批蘇聯拍攝的反映二戰時期的影片，如《朱可夫》、《解放》（上、中、下）。
那時譯製內參片有嚴格的規定：首先是嚴格保密，所有參加譯製工作的人員一律不得外傳片名、影片內容，配音用的對白劇本不得帶回家，配音完成後一律上交、統一處理。凡是不參加這部影片譯製工作的，不管是廠內領導、工軍宣隊，甚至局一級的領導也一律不得看片，這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下達的命令；其二，這些內參片譯製完成後統一由徐景賢（當時稱他為徐老三）審查，印製拷貝要用最好的伊斯曼膠片，直接送中央。有些是文化部直接派人來上海取片。當時譯製廠是直接受市委領導，也就是受徐老三的領導，內參片的一切事務他說了算。
二
譯製內參片期間的怪事、趣聞也挺多。當時譯製內參片都是"特急"、"加快"的命令，弄得我們長時間加班加點，每天夜裡十一二點才到家，有時幹脆睡在廠裡，因為第二天早上八點鍾必須趕到廠裡參加"天天讀"，這一小時是雷打不動的。開始大家還能咬咬牙堅持，時間長了就不行了，打盹是免不了的。實際上工軍宣傳隊跟我們也差不多，手裡拿著"紅寶書"也在那裡打盹。戲重的演員就利用這一小時背台詞，桌上放一本"紅寶書"，下麵是一本台詞本。
更荒謬的是當時上麵下達了一條嚴格指示——每部影片譯製完成後，所有參加工作的人員必須開展大批判，肅清影片對我們的毒害，叫"消毒"。當時讓我負責影片的大批判工作。批判會必須有重點發言，而且要做到"人人口誅筆伐"。所以影片還在譯製中，我就跟翻譯、導演、配主角的演員打好招呼，早作大批判的準備；同時也組織寫批判稿的快手蘇秀、伍經緯，早早查閱一些資料作係統的批判。工軍宣傳隊每次都要參加批判會，實際上是一種監督，而且每次都要寫簡報向上麵報告
影片搞多了，批判內容也就雷同了，不外乎是：這些影片是在宣揚資本主義製度、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宣揚愛情至上、美化資本家、鼓吹階級調和、毒害勞動人民、影片的女主角是化成美女的毒蛇、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塗脂抹粉……有一次配音演員潘我源私下發牢騷：批來批去怎麽幾句話搗軲轆轉，煩人，還不如讓大家休息休息有精力把戲配好。高博早就對我說過："小孫，批判稿都留著，下次批判換個片名、換個主角名字又好用了。"
徐老三（景賢）對我們廠搞影片大批判還特別關心。有一天快下班時，老廠長陳敘一對我說，下班後留下來，晚上徐景賢來廠審片。當時有規定，內參片完成（對白）後立即通知徐景賢。中央明確由他來廠審查，有時把片子送康辦（康平路市委辦公室）由他審看，由於在康辦放映對白雙片（一條是畫麵，一條是對白）不方便，多數是徐景賢來廠審看。審片時規定該片導演陪同看片，以便隨時回答徐的提問，或記下修改意見。所以那天我很奇怪幹嗎讓我也參加？晚上準七點，徐景賢坐著小車來廠看片。老廠長這時悄悄對我說："萬一徐景賢要問起影片大批判來，你就匯報。"看完影片，徐景賢對配音很滿意，我們送他上車，我正在慶幸用不著說大批判的事兒了，沒想到徐景賢突然關上汽車門轉身問老廠長："你們影片的大批判還進行嗎？"老廠長示意讓我匯報。 "影片的大批判照常進行，從不間斷，有時因為配音太忙，兩三部影片會合併在一起開展批判，有重點發言，並做到聯繫思想實際，人人口誅筆伐。"徐說："這樣好，這樣好。再忙，大批判、思想上的消毒工作也不能放鬆。"他這才上車走了。我對老廠長說："老頭兒，你真神了，你怎麽會知道徐老三今天要問大批判的事情？"老廠長說："你留心看看最近的報紙就知道了，每天都是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
三
譯製內參片期間還發生了擾民事件。上譯廠當時的工作條件很差，錄音棚搭建在二樓的大陽台上，是個又小又悶的標準"漏音棚"。可這個"漏音棚"功不可沒，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這裡錄了三四百部譯製片。
擾民事件是這樣發生的。有些戲需要有殘響、混響聲，必須在棚外過道裏安裝大喇叭，要開棚錄，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聲（現在錄音時不用這樣麻煩，開個混響器就解決了）。當時那些戲一般都放在晚上夜深人靜時錄。開始我們沒有注意。 "著火啦，快來救火啊！""殺人啦，快來救命，救命！"——這樣的台詞喊聲把廠周邊的老百姓驚醒了。 "哪裡著火了？""誰殺人啦？"很多居民走出家門詢問出什麽事啦！錄戲隻好停下來，第二天工軍宣隊去廠周邊的居委會向居民做解釋工作。從那以後凡是晚上要錄大混響聲，都得事先向廠周邊的居委會幹部打好招呼、出安民告示，不然我們錄日本的那幾部反映軍國主義複活的影片，周邊的老百姓肯定要聯合起來圍攻上譯廠，因為片中的台詞有"大日本天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赤膊上陣"一度也傳為笑談。每到夏天，在棚裡錄戲實在是受罪。錄音棚又小又悶，隻有兩個舊電風扇，有時進棚的演員又很多，棚內溫度高達40℃。每天都要買幾大塊冰塊放在大木盒裡，用電風扇吹著降溫。可正式錄音時，紅燈一亮，電扇就得馬上關掉，避免有雜音。演員進棚錄音如同洗桑拿。有一次全是男演員的戲，演員康泰實在熱得受不了啦，什麽也不顧帶頭把汗衫脫了，隻穿短褲衩，赤膊上陣配音。後來我和高博一直拿康泰開玩笑："你為‘四人幫’真賣力，赤膊上陣配‘黃色’影片。"康泰說："去你們的！當心我揍你們。"
四
現在回過頭來看，文革後期譯製的一大批內參片還是有得有失的。
首先這些內參片中很多影片讓上級了解了世界動態。周恩來總理曾指出：日本的《戰爭與人》是一部吹捧法西斯的影片，表麵上反法西斯，實際上卻在歌頌軍國主義，影片內容很毒，要讓我們的外國使節們了解。李先念同誌對幾部日本影片也有過指示：可以在內部小範圍發行，看看影片，事實證明日本在複活軍國主義。
其二，文革中搞了八個樣板戲，我們譯製了一大批歐美影片，為樣板戲的創作人員提供了參考。如影片《紅菱豔》，芭蕾舞劇組的同誌跟我聊過，這部影片很有借鑒作用，還說看了多部上譯廠譯製的內參片很有啟發，不然我們太閉塞了。
其三，這些影片在我國電影事業恢複期間，電影工作者補上了一課，即了解文革中斷的外國電影生產創作情況。對中國電影後來的複興，上譯廠應該說出了一份力。
其四，當時能參加譯製片工作的人都會感到是一件幸事，又看片學習，又不荒廢自己的業務，極大地鍛煉了譯製廠的創作隊伍，這期間又培養了一批新人，上譯廠第二代的配音演員大多數是那個時候鍛煉出來的
要說失也是有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廣大群眾觀看外國影片的權利被剝奪了，當時的文化生活隻有八個樣板戲及幾部阿爾巴尼亞、朝鮮影片，讓全國人民度過了一個封閉、文化飢渴的年代。這樣的曆史再也不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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