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冤案重災區(上海)受難者的所曆所聞
逸草：文中提到的受害者中，有我們父輩的朋友，也有好幾位我好友父輩的親友。
我在胡風冤案之中及之後的所曆所聞 ZT
一、震驚海內外的文字獄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建國初期的一件大冤案,在當時具有鐵案的性質,不容他人置疑。胡風是全國人大代表,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55年5月18日正式批準拘捕胡風的前兩天(5月16日),胡風即已被捕。夫人梅誌亦於次日早晨被捕。實際上從5月13日《人民日報》公布關於胡風的第一批材料之日起對“胡風分子”的秘密抓捕行動即已開始。據當年參與“胡風專案”審訊工作的王文正先生說:“1955年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中,一共觸及了2100餘人,其中被捕的92人,被隔離審查的62人,被停職反省的73人。在這些人員中,被正式定為‘胡風分子’的78人,其中定為骨幹分子的23人。在這78名‘胡風分子’中,給予撤銷職務、勞動教養、下放勞動等處理的61人。在被逮捕關押的92人中,於1965、1966年先後被判刑的3人,他們是:胡風、天津的阿壟、上海的賈植芳。”(沈國凡采寫、法官王文正口述:《我所親曆的胡風案》第5頁)
大搜捕從北京開始,各地緊跟,僅為時月餘,所謂的“胡風分子”即被搜捕殆盡。如北京被捕的除胡風夫婦外,還有牛漢、謝韜、徐放、綠原(劉仁甫)、路翎(徐嗣興)杜穀(劉令蒙)、閻望等,天津有阿壟(陳守梅)、魯黎(許圖地)、盧甸等,南京有化鐵(劉德馨,在北京被捕)、歐陽莊等,湖北有曾卓、鄭思、伍禾(伍德輝)等,湖南有彭燕郊等,浙江有冀汸(陳忠性)、方然(朱聲)、孫鈿(鬱鍾瑞)等。安徽有張禹等。
上海被認為是胡風的老巢,故是這一場冤案的重災區。先後被捕的有賈植芳、賈夫人任敏、耿庸(鄭炳中)、耿夫人王皓、彭柏山、劉雪葦(在北京被捕)、白丁(徐平羽)、王元化、梅林(張芝田)、何滿子(孫承勳)、張中曉、羅洛(羅澤甫)、李正廉、羅飛(杭行)、滿濤(張逸侯)、許思華、顧征南、尚丁、王戎、施昌東等20人。其中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前身)占了7人,即社長劉雪葦、總編輯王元化、副總編輯梅林以及編輯人員耿庸、何滿子,張中曉、羅洛。
受胡風一案牽連而受審查乃至隔離審查者也有不少,據我所知,僅複旦大學中文係賈植芳教授的被捕,就牽連了不少人。如費明君(文學翻譯家,早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時任華東師大中文係副教授),陳秀珠與張德林(夫妻二人均複旦中文係53屆畢業,時任華東師大中文係助教),王聿祥(複旦中文係53屆畢業,時任新文藝出版社編輯),章培恒(複旦中文係54年畢業,地下黨員,留係任黨支部書記),範伯群、曾華鵬、朱碧蓮(三人均複旦中文係55年應屆畢業的高材生),孫惠群(複旦新聞係55年應屆畢業生)等。另外,我亦是受牽連而遭拘押審查者。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典型的現代文字獄,是僅僅依據胡風於1954年7月22日向中共中央呈交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俗稱《三十萬言書》),以及《人民日報》公布的三批胡風與友人間的私人信件摘抄和編者按語來立案的。所謂的“摘抄”,實質上是斷章取義、構陷於人;而其編者按語,則不乏罔顧事實、無中生有、穿鑿附會、逞臆羅織之辭。而且立這麽一個大案,竟然沒有一份正式文件向辦案人員申明政策,由此而造成更多株連的冤案。
二、風風雨雨二十載
複旦大學教授賈植芳是上海最早被捕且拒不認罪的“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關押至1965年,被上海中級人民法院判刑12年。他一生坐牢四次,前三次坐的是國民黨和日偽的牢,罪名都是共產黨嫌疑;這最後一次時間最長,坐的卻是共產黨的牢,罪名竟是反革命,這是他連做夢也想不到的!其實他一生追求民主進步,向往革命,不惜為此而長期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直到上海解放,他懷著迎接新中國的滿腔熱情回到上海,應聘擔任震旦大學中文係兼職教授、專職教授乃至中文係主任。1952年全國高校院係調整,震旦大學中文係並入複旦中文係,他亦隨之任教於複旦中文係。
我與賈植芳先生相識於1953年。那時我在部隊做文化教員,後調到文工團搞創作,因工作需要,部隊推送我去複旦大學中文係進修。解放前,我上大學讀的是新聞專業,1952年我到複旦大學進修時,讀的是中文專業,後來我跟班聽課的54屆提前於53年畢業,係主任郭紹虞先生就安排我跟賈植芳教授學習。賈先生是一位非常熱情健談的人,我們討論俄國文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常常一談就是半天,他還常留我在他家喝酒吃炸醬麵。我也多次請他到我部隊駐地敘談,如1953年我的駐地在黃家花園(上海青幫頭子黃金榮的私邸,後改建為桂林公園),我就請他來參觀過,他還帶來劉大傑先生送我的譯著《野性的呼喚》。1954年初我調到文工團搞創作,還請他來團裏作過講演。後來又請他觀摩由馮允莊(即上海孤島時期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蘇青)編劇、尹桂芳主演的越劇《寶玉與黛玉》(不料這次觀摩竟在“反胡風運動”中牽連了編劇蘇青,留在下文再說)。所以我們的過從是比較密切的。
但是賈先生平日似乎很少談及胡風的文藝理論以及胡風在文藝圈子裏的恩恩冤冤,我對於這些更是漠不關心,直到胡風上《三十萬言書》,才引起我的關注。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周揚的《我們必須戰鬥》一文,文章對胡風的《三十萬言書》嚴加駁斥。隨即對胡風的批判運動逐漸展開。複旦中文係也召開了“胡風文藝思想批判會”,方令孺教授在會上提議讓賈植芳教授作“中心發言”。方令孺原是新月派詩人,解放後當選為上海市婦聯副主任,在政治運動中一向表現積極(她在“反胡風運動”後入了黨並於“反右”後調任浙江省文聯主席,但她在“文革”中亦難逃厄運)。賈先生知道其言外之意是要他作檢查,一下子來火了,拍桌子說:“要幹你自己幹,我寧可辭職也不會做這事!”但他的衝動使他麵對更大的壓力。後來他在家人的勸導下不再硬頂,采用摘取報刊上批判文章中一些辭句湊成發言稿的辦法來應付過關。但這違背了他固執的性格,所以內心深為苦悶。那天我去看他,見他悶悶不樂,便邀他外出散心。我們乘車到延安中路上的一家飯店叫了酒菜邊吃邊聊。他說他跟胡風雖然是生死之交,但對胡風的文藝理論了解得也不多,胡風在文藝圈子裏的恩恩怨怨自己也不甚關心。現在硬要他作什麽檢查交待,這就隻能作違心之論了,但這樣做了還是過不了關。我當時也還沒有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性,隻是說了一些寬慰他的話,如前幾年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等,批判時嚴厲,事後還不是一陣風過去就沒事了,孫瑜還照樣當導演拍戲,俞平伯還照樣當教授教書。酒足飯飽之後,他的情緒似乎好多了,於是又去就近的戲院看了一場戲才分手。
接下來因部隊整編,我將會離開部隊到地方工作,先參加集訓,後來又去杭州辦事,所以有相當一段時間沒有與賈先生聯係。直到1955年5月中旬我從杭州回滬,無意中看到《人民日報》發表舒蕪揭發胡風的材料和按語,深為胡風不平,便去看望賈先生,沒想到這一回竟撞到了槍口上。原來賈先生已於5月15日被秘密逮捕,此時公安局的人還在賈家搜查。當時是賈家的小保姆來開的門,她一見我就神色緊張地說:“賈先生出去了。”我見她身後還影影綽綽地有兩個人在注視我,便隻得離開,轉身去敲隔壁曆史係胡厚宣教授的門。胡家小保姆一見是我,也連忙說:“胡先生不在。”她知道我是賈家的常客。我這才意識到賈先生可能出事了,隻得悵然而歸。
誰知幾天後的一個晚上,部隊政治部的一位科長找到我,要我帶上所有的個人物品,跟他去一個地方學習,而且汽車就在外麵等著。我知道這是要審查我了,就說:“我還有兩箱書,是否可以一起帶上?”他爽快地說:“都帶上吧。”這一晚他將我送到一處臨時拘押我的地方,讓我獨自住在一間屋子裏,門口還站著一個背著步槍的哨兵。這一晚真是思緒萬千,難以入眠。夜半起來解手,還得“報告”,由哨兵押到院子草叢邊小便。此時哨兵的槍已是端在手上,怕我有什麽不軌的舉動。我苦笑著對他說:“你這樣拿槍頂著我,我怎麽尿得出來!”第二天那位科長又來了,要我把所攜之物搬上吉普車去另外一個地方。這一次他把我帶到了上海警備區司令部的拘留所,將我單獨關在一間牢房裏,門外還站了一個哨兵。拘留所的幹部要我交出隨身的物件(如手表等錢物),還抽掉了我的褲帶,大概是怕我自殺。我當時就向他抗議:“我不是犯人,為什麽這樣?"他說:“押進來的人都這樣,這是規定!”我無奈地回到監房,憑著一股不諳世事的書生意氣,竟寫了一份抗議書交上去。強調自己是來談問題的,不應該把我當犯人。第二天警備區政治部文化部來了一位幹部,說話的態度比較溫和,他說:“你的要求我們己經知道了。我們沒有把你當犯人,怪我們沒有交待清椘,誤會了。從今天起,你在大院裏可以自由活動,吃飯就跟著營部一起吃。我們的唯一要求是你必須交待清楚跟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關係。”聽他這麽一說,我的心也就舒坦多了。於是我一五一十地向他談了我與賈植芳認識的過程,並申明,我與“胡風集團”中的其他人並不相識,更無交往。他要我作進一步交代,將想到的都寫下來。以後他每隔兩三天來一次,我將能夠回憶起來的都寫成書麵材料交給他,但我實在想不出賈植芳先生有什麽反動言行。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充滿激情擁抱新中國的進步文人,但這種正麵印象在當時的語境中卻不能表露。不過審查我的那位幹部倒也不逼我捏造事實,也從不厲聲厲色地說一些“要老實交代”之類的話。而且後來我帶進來的香煙抽完了,口袋裏的錢也用完了。他居然還借錢給我買煙。
我在拘留所裏麵的行動倒是挺自由的,可以在大院裏散步、看書,並與營部領導一起用餐,這使我的心情略為舒坦了些。但是等待卻是焦灼的,我渴盼早日回歸社會。因為1956年部隊搞正規化,加上我所在的文工團建製撤消,要裁簡一批社會關係較為複雜的人,我有海外關係,自然就成了裁簡的對象。我是在等待分配工作的當口,被押來拘留所審查的。我擔心這次拘押審查對我的工作分配會有影響。果不其然,就在審查我的期間,上海新文藝出版社曾有調我去工作的意向,後來一聽我因胡風問題正在受審查,他們那裏本來就是胡風案的重災區,怎麽還會再要一個與胡風案有牽連的人呢?我在焦灼不安中度過了兩個月,警備區政治部終於結束了對我的審查,給我以“受胡風分子思想影響”的結論。後來我被分配到一所初級中學去當語文教師。一年後,我被評為區級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並調到上海教育學院中文係任教。在這裏我與複旦55屆中文係畢業的朱碧蓮相遇了。
朱碧蓮的遭遇跟我相似,臨畢業時遇上了胡風案。她平時學業優秀,在班上名列前茅,曾兩次獲得陳望道校長的嘉獎,教授們都很看重他。賈植芳先生在她的畢業論文上給了92.5分,而別人的最高分是92分。黨組織因此而懷疑賈植芳為什麽如此垂青於她,於是對她進行審查,將她與另一些所謂有政治曆史問題的女同學集中在一座廢棄的小草屋裏交待問題。受胡風案牽連的和有所謂其它問題的男同學則集中在一座廢棄的大草棚裏受審查。朱碧蓮本來會分配到研究單位去工作的,這一來自作罷論,最後給了“受胡風分子思想影響”的結論,並給予留團察看一年的處分,分配到一所初級中學去當語文教師。幸而一年後她也被選拔上來了。
我與她是校友,誌趣相投,又有著相同的遭際,很快就由友情發展為親情,1957年春節後她成了我的妻子。可惜好景不長,在整風運動中我對“反胡風”時受審查的事提了意見,加上我在私人聚會上說過“胡風問題曆史會作結論的”,後來被告了密,這就難逃厄運了。內子朱碧蓮曾勸我說話要謹慎,我卻書生氣十足不放在心上,讓她為我的直言無忌不時地擔心。她雖也為自己在“反胡風”時被留團察看一年的事提了意見,但說話有分寸,不落把柄(後來複旦大學團委接受意見正式發文,撤消對她留團察看一年的處分)。為此支部書記還故意誘導,說她不如我敢於向黨提意見。幸虧她沒有“響應號召”,要不然我們夫妻二人同落陷阱,境況將會更其淒慘!我於1958年被打成“右派”後,下放農村監督勞動,家裏的事全賴她一人操持。此時支部書記又告誡她要站穩立場,與我劃請界線,還勸她同我離婚。其時內子已生下一女,便以此為推托,拖延未就。
從“反胡風”時受審查到“整風反右”再遭打擊,這樣的事例有不少。如安徽的張禹,曾在上海主持泥土社的編輯工作,經他之手出版了很多胡風及其友人的書稿。他於1954年調至安徽文聯工作。在“反胡風”運動中,泥土社被認為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出版基地,在上海的泥土社老板許史華已經被捕,他這個泥土社的合夥人自亦難以幸免。爾後他於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又如複旦大學的施昌東,在做學生時就在《文史哲》上發表《論“美是生活”》的論文,在美學上很有才氣。還在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初期在《文藝月報》上發表了批判文章,結果在“反胡風”時卻被抓進監獄關了一年,後來實在審查不出問題來才釋放,留在複旦中文係資料室工作,然而卻沒逃過1957年的“整風”陽謀。1958年又差一點被流放到青海去,還是係裏說資料室缺人手,才將他留了下來。再如上海新文藝出版社的王聿祥,在賈植芳教授被捕的第二天去賈家,正好撞在槍口上,也受到審查,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又再如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的張德林在“反胡風”時受審查,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來更被逐出華東師大十餘年。浙江的孫鈿更為不幸,反胡風時被關押了一年餘,反右時又被劃為“大右派”,發配至梅山鹽場等地做苦工,後又被關押。武漢的伍禾原為湖北文聯副主席,反胡風時被關押,58年又劃為右派。更悲慘的是耿庸的夫人王皓,她在耿庸被捕後接著也被逮捕,關押審查了一年才被釋放。她對此不滿,1957年“整風”時提了點意見,單位要將她劃為右派,她受不了一再的精神折磨,便跳黃埔江了卻此生,冤案害得耿庸家破人亡!
我在農村勞動改造三年,正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所在的農村地區卻不見自然災害的跡象,但農作物確實長不好,“一大二公”刮共產風,加上瞎指揮,嚴重挫傷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但是我們這些到農村來勞動改造入了“另冊”的人卻不敢消極怠工,我們這些書生經過長期的艱苦磨煉,竟也能挑上一百六七十斤的擔子走一長段田間小道。種田、養豬樣樣在行。1960年底我總算被摘掉沉重的“右派”帽子,於1961年暑期後調回學校。
從1961年到1966年“文革”前的五年中,我一邊教學,一邊寫有關楚辭的論文,還寫了兩個劇本《武昌起義》和《屈原之死》,但是在當時的境況下這些東西都隻能束之高閣,藏之石匱,不過我相信它們總有麵世的一日。然而“文化大革命”一來,這些東西卻使我陷入險境。一位曾關心過我的女幹部向造反派透露,我寫過一個《武昌起義》的劇本。於是造反派對我窮追猛打,說我寫這個劇本是為國民黨反動派招魂,妄想國民黨反攻大陸雲雲。他們三天三夜輪番鬥我,逼我交出劇本。我則一口咬定,我曾寫過一個劇本的分幕提綱,後來力所不逮,便沒寫成,連提綱也沒有保存下來。造反派從我那裏逼不出什麽東西來,便到我家去逼我妻朱碧蓮,我妻剛生下第二個孩子,還躺在床上坐月子,見造反派氣勢洶洶地來逼,嚇得差點暈厥,造反派見勢隻得掃興而歸。我被暫時釋放回家後,連夜找出秘藏的書稿,將其中的《武昌起義》和《屈原之死》兩個劇本以及一部《新文學史講義》用水泡爛撕碎,分批放進抽水馬桶裏衝入化糞池滅跡。我親手毀掉融入自己多年心血寫成的文稿,真是痛心之極,但為了避禍,我隻能出此下策。當然我也保留了幾篇有關楚辭的論文,交出去供他們批判。可笑的是,屈原口中的“群小”“黨人”,一些中文係出身的造反派竟說我借此攻擊群眾是小人,攻擊共產黨人雲雲。之後我被關進了牛棚,成天除了交待便是勞動,浪費了好幾年的時間。後來我總算從牛棚裏解放出來了,又被下放“五七幹校”,專門從事船運黃砂、石子、磚頭之類建築材料,勞動強度很高。直到1972年我才得以進入“複課鬧革命”的行列。由於我對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的前途很悲觀,所以從此改行從事語言與邏輯的教學,並進而潛心於佛教邏輯的研究。
1976年我第二次下放“五七幹校”勞動,這一年發生了一係列重大事件,其中最令人興奮的莫過於“四人幫”倒台了。真是“初聞涕淚滿衣裳”,“漫卷詩書喜欲狂”,當年杜甫聽到安史之亂被平息時那種極度興奮的心情我們也領略到了。從此以後,我們這些不斷在“勞動改造”的“另類”人,可以過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可以安心從事自己的專業,發揮自己的專長了。
遺憾的是,那些在胡風冤案中的屈死者如阿壟、呂熒、張中曉、彭燕郊、彭柏山、鄭思、伍禾、王皓、許世華、方然、費明君、滿濤、蘇青等人,卻無緣於胡風冤案昭雪以後的大好時光了!其中呂熒是仗義執言的鯁直之士,他本不在胡風案的名單之中,但他竟在1955年5月25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和中國作協主席團召開的聯席擴大會議上,在郭沫若作了《請依法處理胡風》的講話之後,走上台公開為胡風辯護,結果被最高人民檢察院隔離審查了一年。十多年後,在“文革”中又被公安機關收容至北京清河農場強製勞動。1969年3月5日,呂熒在屈辱和凍餓中病逝,卒年54歲,遺憾的是,他未能看到曾為之辯護的胡風冤案後來終於得到了平反昭雪。杭州《浙江文藝》主編方然則是寫文章為胡風辯護而被捕入獄的,關了10年,1965年獲釋後失去了工作,隻能當一名月薪18元的小工維持生計。1966年“文革”一開始,又被無盡地批鬥,他要求重回監獄而未果,於是投水自盡,年僅47歲。翻譯家費明君被流放到青海後,過著非人的生活,最後竟餓死在青海,連屍骨也不知所蹤。許世華是泥土社的老板,出版過不少進步書籍。胡風案中被捕後,坐了11年牢,1966年釋放回家,卻已是人去樓空,愛妻竟已歸屬他人!他在極度悲憤之下,以最慘烈的方式來抗爭——上吊自盡了!另外,翻譯家滿濤雖於“文革”後的1978年辭世,但難於瞑目的是,他並未等到中央為胡風冤案平反。上海孤島時期享有盛名的女作家蘇青(當時與張愛玲齊名,二人是摯友)與胡風素昧平生,隻因我請賈植芳先生去觀摩由她編劇的越劇《寶玉與黛玉》(尹桂芳主演),事後她與賈有過一次通信,查抄賈家時此信被抄出,蘇青為此而受牽連,蹲了一年半的牢,後被“寬大釋放”,但未作結論,回到劇團看大門。“文革”中又被抄家批鬥,並被黃浦區甬劇團開除,以至生活無著。後被黃浦區文化館收留,1975年退休,退休工資僅43元(1954年她的工資是三百多元)。由於長期壓抑、困頓,蘇青己病入膏肓,於1982年年底大口吐著鮮血,含恨而亡,年僅68歲。直至1984年蘇青逝世兩年後,上海市公安局才為她作出遲到的平反結論。
三、曆史終於給出了結論
我因說過“胡風問題曆史會作結論的”而被劃為“右派”。20多年以後,曆史終於對“胡風問題”作出了結論。中共中央於1980年9月發出七十六號文件,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作了平反。中央文件指出:“造成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這件錯案的責任在中央。”並決定:“凡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一律改正,恢複名譽。”“凡因胡風問題受到株連的,要徹底糾正。”這個中央文件出來以後雖然使胡風案得到了平反,但仍留有尾巴,不夠徹底。為此,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為胡風同誌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予以補正。補正主要有三條:一、原文件仍按舊說將胡風在《三十萬言書》中所說的五個方麵指責為“五把刀子”。新文件對此作了糾正。二、原文件對胡風的“宗派活動”仍有嚴厲的指責,新文件撤消了這種指責。三、原文件指出胡風的一些文藝思想存在著錯誤,新文件對此亦予以糾正。至此,胡風一案曆時33年終於獲得了徹底平反,有了一個公正的曆史結論。當然,這一公正結論的出台,也是經過了多年的爭取才獲得的。如胡風於1979年獲釋,1980年3月從成都返回北京,1980年9月22日周揚去看望胡風,帶去中央為他平反的文件,但文件中仍保留了部分舊結論,胡風未在平反結論上簽字。盡管如此,胡風在獲得初步平反後曾出任全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顧問、中國藝術研究院顧問、全國政協第五、第六屆常委等職。並於1983年遷入木樨地供高知和副部級幹部住的新建大樓。其夫人梅誌亦於1980年7月由中國作協安排為駐會作家。胡風仍在梅誌的照料和幫助下不斷地申訴,但申訴並不順利,由此而抑鬱得了癌症。1985年6月,胡風病逝於北京。胡風身後,在其夫人梅誌的積極爭取下,又獲得了中央對胡風的第二次平反(文化部長朱穆之在胡風追悼會上的悼詞,但仍不徹底)和第三次平反(1988年6月18日中央《為胡風同誌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終於使胡風案有了一個真正公正的結論。梅誌在本樨地新居度過了她最後22年的安定生活,撰寫了《往事如煙——胡風沉冤錄》和《胡風傳》,以及許多感人的散文。1992年起,她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2001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作協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2004年梅誌去世,享年90歲。
胡風一案中的難友們在1979~1981年間均已先後平反複職。如北京的牛漢,平反後任《新文學史料》主編、《中國》執行副主編,2013年卒於肺心病,享年90歲。謝韜,平反後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教授,2010年去世,享年88歲。徐放,平反後任《人民日報》社群眾工作部副主任、高級記者。綠原,平反後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編審。他在詩歌創作上,1998年獲馬其頓第37屆國際詩歌節金杯獎。同年,他所譯的歌德名著《浮士德》獲魯迅文學獎優秀文學翻譯彩虹獎。他的兒子、女兒因家學淵源,亦都成了翻譯家。綠原於2009年逝世,享年87歲。路翎,平反後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戲劇出版社編輯,因腦溢血於1994年去世,終年71歲。杜穀,平反後任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1981年當選為中國作協四川分會常務理事,1982年參加中國作協。天津的魯黎,平反後複任中國作協天津市分會的領導職務,於1999年去世,享年85歲。浙江的冀汸,平反後任中國作協浙江省分會副主席。浙江寧波的孫鈿,平反時已64歲,推選為寧波市八屆人大常委、九屆政協常委,於2011年辭世,享年94歲。武漢的曾卓,平反後重返武漢文聯工作,後當選為中國作協武漢市分會副主席、名譽主席,2002年辭世,享年80歲。湖南的彭燕郊,平反後任湘潭大學中文係教授,2008年去世,享年88歲。南京的化鐵,平反後再度從事詩歌創作,但他的境遇不佳。大概當年他是南京空軍部隊的氣象參謀,胡風案中被開除軍籍後,失去了工作單位,隻能靠打零工為生。平反後隻拿到很低的退休工資。而妻子和女兒長期患類風濕關節炎,不能工作,兒子又失業在家,因此生活結據,有時鬻字為糧,聊補家用。他於2013年去世,享年88歲。安徽的張禹,曾在上海主持泥土社的編輯工作。平反後,任安徽省文聯主辦的《清明》雜誌編審,並曆任安徽省第四、五、六屆政協委員。於2011年辭世,享年89歲。
上海的胡風案難友較多,最令人注目者,當首推王元化。王元化是一位學術標杆式的學者,他的三次思想反思充分顯示了思想家的氣質。胡風案平反後他先後出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副總編輯(主管上海分社)、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上海市古籍整理規劃出版小組組長,市人大常委,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導等。他出版的著作甚多,蒙他惠贈予我的就有十數種之多,其中《思辨錄》是其思想反思的代表作。他於2008年辭世,享年88歲。
另一位是賈植芳,1980年中央為胡風案第一次平反時,仍給賈留了一個“漢奸”的罪名。我先得知此事,即轉告於他。為此他於10月28日上書胡耀邦總書記,要求徹底澄清,恢複名譽。同年年底,上海市中級法院宣布賈植芳無罪,撤消1966年3月的刑事判決書。1981年初,複旦大學宣布,恢複賈植芳的教授職務。1983年,又任命他為複旦大學圖書館館長。賈在恢複教職後,招收國內第一批比較文學碩士研究生,後又獲準招收博士生,到80歲才停招。學校還為賈調整了住房,其晚年生活過得充實而美滿,還榮獲上海市文學藝術傑出貢獻獎提名獎。他於2008年去世,享年92歲。賈夫人任敏平反後結束了長達23年的分離之苦,從山西農村返回上海團聚,後因患腦溢血,於2002年離世,享年84歲。
再一位是耿庸,平反後任上海辭書出版社編審,上海科技大學人文學係兼職教授,於1981年和1983年兩度榮膺上海市勞動模範稱號,還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等社會公職。耿庸的原配夫人王皓在“反胡風”和“反右”的雙重打擊下自盡身亡。耿庸在平反後喜獲年輕女編輯路莘的愛慕而重組了家庭,又分得了一套新居。我與內子朱碧蓮承邀去他們的新居造訪過,見他們老夫少妻相敬相愛、生活美滿,殊覺欣慰。
梅林,1955年在胡風案中被捕受審查一年,釋放以後調至中華書局上海編譯所任編輯、副總編。1980年胡風案平反時,他已退休。1986年去世,享年78歲。
劉雪葦,平反後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副總編輯。1998年在北京辭世,享年86歲。
白丁(徐平羽)在胡風冤案中受審查十個月,但獲釋後即恢複領導職務,曆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市文化局長、中央文化部副部長等,口碑很好。但“文革”中受江青迫害,入獄七載,以致癱瘓。1986年辭世,享年77歲。
何滿子,平反後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審。2009年辭世,享年90歲。
羅飛,1955年胡風案中受審查後發配到寧夏,在農村中小學教外語。平反後調寧夏人民出版社任編輯部主任、《女作家》季刊主編、編審。
尚丁,“文革”後任民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常委、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辭書出版社編審,新知識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長兼總編輯等。2009年辭世,享年88歲。
羅洛,胡風案受審後發配青海,平反後曆任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所長、中科院蘭州圖書館館長等。1984年調回上海,曆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副總編、上海分社黨委書記、社長、總編輯、編審、中國作協上海分會副主席、主席、黨組書記、上海市九屆人大代表等。我與羅洛同為上海市九屆人大代表,羅洛接任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領導工作之後,重印了《中國學術叢書》,拙著《因明學研究》忝列其中,印數達一萬冊之多,為此我與羅洛略有交往,他給我印象是沉穩而博識。他雖然在胡風冤案的難友中是年齡偏輕的一位,卻離世嫌早,隻享年71歲!
施昌東,平反後恢複了教職,評聘為副教授。他發表了不少美學論文,並先後出版了《先秦諸子美學思想述評》(1979)、《美的探索》(1980年)、《漢代美學思想述評》(1981)、《一個探索美學的人》(60萬言的自傳體小說,1985),他還與同窗摯友潘富恩合作,寫了《先秦諸子哲學思想》(1984),《中國哲學論稿》(1985)和《中國古代認識論史略》(1985)。由於過度的消耗精力和體力,1983年終因胃癌複發英年早逝,年僅51歲。他的自傳體長篇小說和與潘富恩合著的三部哲學著作都是在他身後出版的。臨終前他入了黨,《解放日報》作了美學家施昌東入黨的專題報導。
在上麵提到的受“胡風問題”牽連而在學校裏受審查的一些人中,複旦大學的章培恒在教學和科研上成績均甚卓著,故於1984年被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專家”的稱號,從講師直接晉升為教授,並擔任複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複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後流動站站長等職務。著有《洪昇年譜》《獻疑集》《不京不海集》等,主編(與駱玉明共同主編)《中國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新著》,榮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傑出貢獻獎。由於長期超負荷勞動,終於積勞成疾,享年77歲而卒。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的張德林在“反右”後被清洗出師大14年,於1978年落實政策後才返校任教。時代的緊迫感和個人的落伍感促使他夙興夜寐地苦讀苦思苦寫。經過十多年拚搏,他出版了《小說藝術談》(1986)、《現代小說美學》(1987)、《審美判斷與藝術假定性》(1993)、《現代小說的多元建構》(1998),《時代見證》(2010)、並主編了《京劇藝術教程》(2000)一書。從而晉升為副教授、教授,並擔任博士生導師。他還兼任《文藝理論研究》雜誌的執行副主編、民盟華東師大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
華東師大中文係的朱碧蓮,在改革開放形勢的鼓舞下積極進取,也獲得了不俗的成就,晉升為副教授、教授。先後出版了《楚辭講讀》(1986)、《宋玉辭賦譯解》(1987)、《楚辭論稿》(1993)、《中國辭賦史話》(1997),《還芝齋讀楚辭》(2008年,這是以上四種楚辭研究著作的修訂匯編本)、《中國古代文學事典》(主編,1992)、《留青日劄》(點校,1992)、《杜牧選集》(1995)、《秦漢文學史五十論》(2009,與兒子沈海波合著)、《世說新語詳解》(2013)等十餘種著作。其中80萬言的《世說新語詳解》是其晚年的瘁心之作。2013年9月14日清晨,朱碧蓮教授病逝,享年82歲。膝下的一雙兒女,雖生非其時(女兒生於1957年“反右”伊始,兒子生於1966年“文革”開始),隨同父母經曆屈辱不安的生活,然成長期遇上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女兒得以留學歐美,學成歸國効力,兒子在國內上大學、得深造,現在姐弟二人都成了大學教授。
當年在“反胡風運動”中受審查後被分到外省市去工作的範伯群、曾華鵬也有非常出色的表現。範伯群被分到江蘇南通中學任教,曾華鵬被分配去揚州財校教語文。但他們不甘落魄,堅持業餘研究。“文革”結束後,二人均進入高校。範伯群在蘇州大學中文係任教,曾華鵬在揚州大學中文係任教,而且後來二人都擔任了中文係主任,並評聘為教授、博導。1980年,二人同時加入中國作家協會,還先後被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專家”的稱號。他們二人雖身處兩地,但長期搞合作研究,先後有五種合著出版:《王魯彥論》(1981)、《現代四作家論》(1981)、《冰心評傳》(1983)、《鬱達夫評傳》(1983)、《魯迅小說新論》(1986)。二人還與賈植芳先生合作主編了《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上、下(1989)。此外,範伯群還著有《禮拜六的蝴蝶夢》(1989),並主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上、下(2000)、《中國近現代通俗作家評傳》l2冊(1994)等。曾華鵬還撰有《現代作家作品論集》等著作。曾華鵬於2013年病逝,享年81歲。
我們這一代人,尤其是被“打入另冊”的知識分子,年輕的時候走過的道路頗為坎坷;幸虧中年以後遇上拔亂反正、改革開放的年代,猶可奮發作為一番。真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亦可謂無所抱憾了。
來源：《粵海風》2016年06期，作者沈劍英（華東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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