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近代中國的租界變遷（馬長林）
來源：國家統計局江蘇調查總隊發布時間：2006-05-23 13:34
近代中國的租界變遷
文/馬長林
近代中國，1845年至1943年期間在上海等城市存在的租界，是鴉片戰爭後不平等條約實施過程中的產物。由於外國列強在中國特權的不斷擴大和清政府腐朽無能，租界從外商集中的居留地演變成外國列強對我國進行侵略、掠奪和殖民統治的基地，成為“國中之國”。租界所表現出的中國主權的喪失，一直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恥辱。與此同時，大量西方僑民入居租界，給當時落後的中國社會帶來了煤氣、自來水、電燈、電話、電報等新器物的應用和城市公共衛生管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及城市管理的製度和方法，這些包含著先進技術和理念的西方文明的傳入，既影響了租界所在城市的近代化發展，也引起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在租界已經消亡半個多世紀之久、中國正以高速發展和嶄新麵貌展現於世界之時，回顧租界在近代中國的百年變遷，確實能夠引發很多啟迪。本文試以上海租界為典型，兼及全國，將舊中國租界的曆史變遷作一概覽。
上海租界的辟設和擴張
1843年11月8日，根據《南京條約》及其附約的規定，英國首任駐上海領事巴富爾帶著隨行人員來到上海，發出告示，宣布上海正式開埠。兩年後，經過巴富爾同上海道台談判，包含23條有關英國商人如何在上海外商居留地內租地造屋進行貿易等內容的《上海租地章程》公布。章程將上海老城廂之北黃浦江江邊一塊麵積為830畝的土地劃作英國商人進行貿易的居留地，這便是上海也是近代中國第一塊租界。按照《租地章程》規定，租界內華洋分居，華人不準入內居住，因此租界內居住的主要是洋人，人數很少。1853年小刀會起義使租界這一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小刀會起義軍占領上海縣城後，大批華人進入租界避難，造成租界內華洋雜居。這一態勢引發上海租界的曆史走向急劇變化。首先是1854年英國駐滬領事等以租界內華人難民眾多，危及治安為由，促動租界管理機構工部局建立，開始了外國僑民對租界的實質性管理。從此之後，工部局作為上海英租界（後為公共租界）管理當局，進行設立警察機構、向租界內華人征稅等事務，並逐漸同上海地方官府分庭抗禮。其次是大量入居租界的貧困難民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而一部分富裕的紳商則帶來資金和各種消費需求，這一切促使租界內各種行業得到發展，上海租界日後的繁榮由此打下基礎。
隨著租界內人口增多，一部分富有的外僑按照自己的生活習慣，從租界中心區搬到近郊，但很快，外國僑民來到哪裏，那裏便越界築起了道路，不久道路沿線由工部局進行管轄。租界當局同時以已有租界區域人口密集為理由，通過外國駐滬領事甚至公使團向中國官府施加壓力，交涉擴界。昏庸無能的清政府官員，麵對租界當局咄咄逼人的擴界要求，多數情況下是應對軟弱，無奈同意。就這樣，上海公共租界自1845年辟設後，經過多次擴界，到1899年，麵積達到33503畝。不僅如此，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還通過越界築路，使受其控製並征收捐稅的區域麵積達到4.7萬畝。而上海法租界也以同樣的方式，從1849年時的986畝擴張到1914年時的15150畝。上海租界由此成為全國設立時間最早、麵積最大的租界。
從市政管理走向全麵管理
上海租界設立之初，由租地外僑推選了道路碼頭委員會，負責租界內道路碼頭等設施建設資金籌措和實施。此時的道路碼頭委員會，其管理對象是租界內市政工程和有關經費，並不涉及對人的管理，因此純粹是一個負責市政建設的機構。1854年英租界工部局成立後，其性質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是工部局董事的產生十分嚴格，即隻有居住在租界、每年繳納房地捐達白銀500兩以上或年付房屋租金1200兩以上並交納捐稅的外僑，才有資格被推選為工部局董事候選人；二是工部局董事會議事更加製度化，決策的權威性更強，其組織機構也逐漸發展健全。1854年工部局建立後召開的第一次董事會，即決定設立專職巡捕，從香港招聘一個高級警官擔任巡捕房督察。1855年工部局建立了第一所巡捕房，此後隨著租界區域的擴張不斷擴充巡捕力量，到1937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共建有14個巡捕房，有專職巡捕6452人，其中光便衣偵探就有1713人，警務力量規模之大，在遠東首屈一指。同時工部局還設有總辦處、工務處、衛生處、財務處等各種管理和辦事機構，雇員龐大，對租界實行全方位的管理。此外工部局還控製著一支武裝力量萬國商團。商團司令由來自英國的現役軍官擔任，平時按照英國軍隊方式訓練。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萬國商團規模迅速擴大，先後成立了德國隊、日本隊、美國隊、意大利隊、蘇格蘭隊等，最多時有屬隊20多個，幾千人。在1905年大鬧會審公堂案和五卅運動等事件中，萬國商團均作為工部局的威懾力量出動，參與鎮壓民眾，充當了維護工部局統治的禦用武裝角色。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這一管理體製，後來基本上被其他各地的英租界所沿用。
租界當局在對租界進行管理過程中，始終貫徹以西人為主體的原則，管理權完全由外國人所掌握，工部局眾多機構中的雇員，絕大多數是外國人，各部門主要負責人，則是清一色外國人。華人雇員，隻能從事中、低職位的工作，薪金也比同級外籍職員低好多。租界後期，即使有個別華人出類拔萃，擔任部門負責人副職，其薪金也隻是同級西籍人員的2/3。租界管理由西人社會壟斷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租界內長期存在的租地人、納稅人會製度。最初租地人會是英國駐滬領事聽取僑民意見，討論決定租界內重大事項的一種會議形式，1869年改為納稅人會，作為租界內西人代表議事製度，一直延續至租界結束。納稅人會具有“立法機關”性質，它每年選舉產生工部局董事，聽取工部局年度工作報告並對其進行審議和監督，討論和決定租界內有關稅收、市政建設、債券發行及租界管理等重大事項和規章。納稅人會完全將華人排斥在外，由於能夠參加會議的成員多為有經濟實力的鴉片商、洋行大班、銀行和房地產商、企業主、律師、報刊新聞從業人員等，故其議事和所作決定多從維護西方僑民利益考慮，表現出強烈的西人社會對租界管理的壟斷傾向和濃厚的殖民色彩。
城市近代化從道路建設開始
按照西方技術和理念建設發展的租界，不同程度地演示了近代化的曆程。道路是一座城市最基本的公共設施，就是在道路建設上，充分反映出租界所開始的城市近代化。
上海公共租界最初辟設時幾乎沒有像樣的道路，靠近黃浦江邊是一片潮漲潮落的灘地，這裏隻有一條纖夫拉船的泥濘纖道。經過道路碼頭委員會的努力，到1854年時租界內有了幾條由煤渣鋪築以及用沙石與泥土拌和壓實的道路，原先黃浦江邊的纖道已被拓寬，成為一條正規的道路，為以後成為外灘濱江大道打下了基礎。1865年時，公共租界內已構築了26條道路，東西向13條，南北向13條，方方正正，縱橫交叉，形成城區幹道網。在推進道路建設的同時，道路路麵質地和鋪築技術也不斷提高。19世紀50年代花園弄（現南京東路）路麵鋪築用煤渣和碎石混合，60年代初則用花崗石碎片和黃沙混合，不久便以磚頭作基礎，用圓卵石作路麵。1897年工部局分別從英國等處獲得有關木塊路麵和柏油路麵鋪築技術，1906年在江西路以東的南京路上鋪築了第一條澳大利亞鐵藜木路麵。1918年工部局工務處自己生產瀝青混合料，並首次鋪築於北京路外灘一帶。至1935年，公共租界內道路總長度達到295.43公裏，其中瀝青鋪築的路麵達85.75公裏，占29%。
在道路建設發展的同時，道路清潔管理和道路公共設施建設也同步發展。1860年代末，工部局已由專職衛生稽查員雇傭一批華人苦力對租界內道路和弄堂每天清掃一次，到80年代，一些車輛和人流來往多的重要道路每天清掃垃圾3―4次。1872年，僅從公共租界清運出垃圾1142車，加上船運出境的垃圾，合計達15000噸。同時，租界內外灘等一些主要道路定期進行灑水，以保護道路，減少塵土飛揚。1870年夏季，公共租界馬路上一天最大的灑水量達到210（馬）車。1865年，工部局開始在外灘濱江大道種植行道樹，至70年代，行道樹已遍栽租界內主要道路，1906年時公共租界內所栽行道樹達25762棵。公共租界道路鋪築後，多設有公共路燈，最初是油燈，後改為煤氣燈，1865年12月第一批新式煤氣路燈在南京路至外灘安裝後，煤氣路燈逐步推廣，至1881年，公共租界內總共安裝煤氣路燈489盞。不久新式電力弧光燈又出現在外灘，1890年白熾燈出現後，道路照明便逐步由白熾燈唱主角，到1916年白熾燈完全取代弧光燈。在法租界，1926年界內有白熾路燈1910盞，1932年達3092盞。
隨著租界內道路發達，交通繁忙，交通管理規章和管理設施也應運而生。20世紀20年代初，一部管理交通的專門規章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布。這部《交通規則》此後又經過多次修改補充，至1931年共有62條條款，分別從行人和駕車人的行為規範、車輛行駛、車輛停泊等各個方麵作了詳細規定。在這同時，工部局設立專職交通管理巡捕，一批從印度招聘來的錫克族印捕因身材高大，多被分派擔任交通巡捕，手拿交通指揮棒進行交通管理。1922年，由機械裝置操縱顯示“停車”和“前進”的交通信號裝置開始安裝在公共租界西區的幾個試驗點，1923年在南京路兩個重要路口試用了由電燈顯示的紅綠信號燈。至30年代，用電控製的紅綠信號燈已分布在重要道路的十字路口。
中西文化的碰撞與融合
在上海租界，外國僑民國籍最多時多達56個國家，人數最多時近10萬。在這裏各種文化互相影響，而最廣泛的顯然是中西文化之間的接觸和影響。
1870年時，上海公共租界內天花流行，外國僑民被傳染者不少，每天發病達十幾例，防止疫病流行成當務之急。當時在歐洲，先進的接種牛痘疫苗已很流行，但在上海，仍然使用著中國傳統的“痘痂法”。盡管“痘痂法”曾經作為先進的天花預防方法傳到歐洲並推行一時，然它相對牛痘疫苗接種來說，已經落後，存在著毒性大、不安全、容易被天花病毒感染的危險。對此工部局衛生官愛德華•亨德森博士竭力說服工部局決策者，並得到外國駐滬領事團和上海道台的同意，在租界內頒發布告禁止使用本地人傳統的天花預防方法，推行牛痘接種，由工部局免費在租界中心區開設牛痘接種門診部。但早期牛痘接種推行很是困難，許多中國人都不了解，也不願意，以致工部局一度對願意接種牛痘的兒童獎勵一定的銅錢，以推廣牛痘接種。1873年，488名兒童進行了接種，工部局共支付15.88兩銀子作為獎賞，平均每名兒童44文銅錢。數年下來情況大有好轉。1907年，上海公共租界內10歲以下中國兒童有一半以上接種過牛痘疫苗，1913年，所有中國人以及貧困西人凡向工部局衛生處提出申請者，均可以免費接種疫苗。此時，牛痘接種作為一種先進的防疫方法，已廣泛被人們所接受。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意識，隨著西方僑民的到來，在租界開始傳播並流行，這從上海租界道契製度建立後道契功能的發揮可見一斑。
1847年，針對外國人在租界內租地契約混亂的情況，英國駐滬領事和上海道台商定了一種租地製度，即外國人租地，須經過租地申請、登記、丈量和契證審核、頒發等程序，才能獲得經道台審批蓋印的租地契證――道契。道契製度的產生雖然滲透了西方列強的特權，但這項製度包含了資本主義土地產權管理的理念，使道契具有明晰的產權，並允許自由轉讓。按照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產權明晰的土地憑證，是土地市場有效運行的前提。道契正是具備了這一特點。在實際生活中，道契的不斷轉讓，帶來了土地升值效應，促使租界房地產業飛速發展。據統計，上海公共租界地價最高的南京路外灘，1869年每畝地價為白銀6000兩，1874年每畝為7000兩，1933年上漲到每畝36萬兩。同樣，漢口路江西路口工部局辦公處所在地，1880年地價每畝3750兩，1911年為每畝5萬兩，1914年飆升到每畝10萬兩，1933年則高達16萬兩。一些從事房地產生意的外僑通過道契轉讓而暴富。道契由此成為最受歡迎的抵押品受到銀行和錢莊的青睞。不少中國民族資本企業家，也通過利用道契的金融功能，從銀行和錢莊得到融資，開展其實業經營。人們正是從租界環境中土地契證道契運作的效果，領略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權憑證所具有的魅力。
在文化生活方麵，西方文化的影響也同樣明顯。
1850年8月，上海租界出現了第一份英文周報《北華捷報》，這也是近代中國出現最早的英文報刊之一。由它開頭，各種外文報刊陸續創辦。1857年，第一份中文雜誌《六合叢談》麵世，其內容主要涉及科學、文學、新聞、宗教及上海進出口消息。此後《上海新報》《萬國公報》《格致匯編》等其他中文報刊也紛紛麵世。而1872年由英國商人美查創辦的中文報紙《申報》，用近代西方新興的新聞傳媒方式，結合當時中國的國情，以符合中國讀者閱讀習慣和興趣愛好的內容，很快贏得市民的喜愛。《申報》在創辦三年後即日銷售6000份，五年後日銷售近萬份，1926年曾達14萬份，成為近代中國曆時最久、影響最大的報紙。
電影的出現也是租界得風氣之先的具體表現。1896年8月11日，當上海公共租界內徐園“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戲時，比世界上最早的短片電影在巴黎放映隻晚了8個月。1908年西班牙商人雷瑪斯在公共租界虹口地區建造了上海虹口大戲院，可容納250人觀看電影，成為中國最早運營的電影院。此後電影業在上海蓬勃發展，到1936年，全上海共有41家電影院，其中公共租界26家，法租界11家，華界4家。這一年，上映各類影片457部，新聞短片1211部。所放電影中，戲劇片占69%，傳奇劇占4%，喜劇占18%，音樂劇占5%，探險旅行及教育片占4%；戲劇片所占比例之高，亦可見中西文化結合之狀況。
從鼎盛走向消亡
19世紀中葉英、法、美諸國在上海辟設租界後，根據不平等條約所給予的特權，又陸續在其他通商口岸和一些重要城市辟設租界。在天津，曾經有英、法、美、德、日、俄、比、意、奧等9國先後設立租界，一個城市租界數量之多，位居全國之首。先是英國於1860年開辟英租界，麵積約460畝，緊接著法國和美國步其後塵，也在1861年和1862年獲得設立租界的特許。
19世紀末天津租界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1895年德國同清政府訂立開辟租界的章程，麵積為1034畝；然後日本在1898年也辟設了麵積達1667畝的日租界，接著俄國劃定了麵積為5474畝的租界界址；1902年，比利時、意大利和奧地利也分別開辟了麵積從700多畝到1000餘畝的租界。在這一過程中，英、法、日、德等4國租界又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展，連同其他幾國租界，總麵積達23300餘畝，相當於天津老城麵積的8倍。
漢口租界也很有影響。一是那裏有5個國家設立租界，二是租界總麵積近3000畝，位居全國第三。漢口租界從1861年英國設立租界開始，19世紀末德國、俄國、法國和日本也先後辟設租界，到20世紀初，在漢口鎮下遊的長江邊形成了一片長達4公裏的外國租界區。
廈門租界雖然辟設時麵積很小，隻有24.6畝，但它設立時間很早，在1861年即正式開辟，而且不久即仿照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模式，設立了全部由外國僑民任職的工部局，對租界進行自治性管理。
此外，1860年前後英國還在廣州、鎮江、九江辟設英租界；日本在甲午戰爭後，乘勢先後在杭州、蘇州、重慶等城市設立日租界。
在租界早中期階段，租界內行政事務管理，包括各種捐稅政策的製訂，完全由外國人說了算，華人絕對無發言權。20世紀初，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覺醒，租界內華人參政的要求和呼聲越來越強烈。1919年受五四運動影響，上海租界華人參政運動首先掀起高潮，經過一番鬥爭，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納稅華人會成立，同時分別推選出幾名華人擔任租界管理機構顧問。1925年五卅運動發生後，3名華人正式擔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與此同時，天津、漢口等地租界的華人參政運動也迅速發展，並取得成果。如在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華董在1927年從1名增到3名，1929年經過選舉，華人董事占據了10名董事的一半。華人參與租界管理決策，一定程度上阻攔了外國人對租界管理事務的獨斷專行，多少維護了租界內數量占絕大多數華人民眾的利益。
20世紀初，列強在華租界進入鼎盛時期，但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中國北伐戰爭的興起等事件發生，一股收回租界的潮流此起彼伏，不斷對租界形成衝擊。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北洋政府在1917年宣布同德國絕交，收回德國在華一切特權，當年3月接收了天津和漢口德租界全部行政管理權。這是自外國列強在中國設立租界後首批被中國政府收回的租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蘇維埃政府即宣布廢除沙皇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不平等條約，據此，1924年7月天津和漢口俄租界被北洋政府收回。1924年，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宣言將收回租界作為對外政策內容之一。1926年9月，北伐軍兵臨武漢，漢口英租界當局出動巡捕，以武力相對抗，肆意鎮壓民眾，造成慘案。次年2月，在武漢農、工、商、學各界民眾強烈要求下，國民政府同英國政府訂立《收回漢口英租界之協定》，3月，漢口英租界的管理權正式被中國政府收回。在此同時，九江、鎮江的英租界也被中國政府收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英兩國出於加強盟國團結的需要，正式向中國政府提議簽署有關廢除治外法權、交還在華租界的新約。1943年1月11日，中國政府分別同美、英政府簽署了取消兩國在華治外法權和特權的條約，據此，英、美兩國歸還了在華租界的管理權。而此時日本為了進一步拉攏汪偽政權，集中力量同盟國決戰，也在1943年1月同汪偽政府訂立《日華關於交還租界及廢除治外法權之協定》，接著便策劃了汪偽政府“接收”杭州、蘇州、漢口、天津等地日租界和“收回”天津、漢口、廣州、上海幾個城市法租界、公共租界的鬧劇。汪偽政府的行為並不為國民政府和國際社會所承認。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政府公布《接收租界及北平使館界辦法》，又同英、美、法等國正式簽署了有關條約，真正完成了收回在華外國租界的法律程序，標誌了外國租界在中國的徹底消亡。
（作者係上海市檔案館研究館員、《上海租界誌》常務副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