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妻四妾”、“妻妾成群”
這類話對於現在的我們來說
往往用於插科打諢
但這個習俗，卻是實實在在
影響了中國兩千年之久
【今日由頭】
1912年12月14日
民國政府承認“妾”的存在
1
1912年12月14日這天，中華民國政府頒布了一項條例。
這份條例叫《暫行新刑律補充條例》，是對4月30日北洋政府頒行的《暫行新刑律》的又一次補充，其中的第十二條，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
“刑律第八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一款稱妻者於妾準用之，第二百八十九條稱有夫之婦者，於家長之妾準用之。”
關於這條條例的解釋，大理院（民國中期後改為“最高法院”）的解釋是：
“凡以永續同居，為家族一員之意思，與其家長發生夫婦類同之關係者，均可成立。法律不限何種方式。”
如果再用通俗一點的話說就是：
相對於之前頒布的《暫行新刑律》的遮遮掩掩，這一次的修訂，民國政府明確承認了“妾”的存在，還進一步提高了“妾”在家庭中的地位。
宣稱“推翻君主政體，建立共和製度”的民國政府，為何在“納妾”這件事上卻一直欲說還休，甚至還走了回頭路？
這還得從中國人“納妾”的曆史說起。
2
中國古代的婚姻製度，基本可以理解為“雙軌”製：
一條是正軌，那就是“一夫一妻製”，另一條是側軌，是補充前者的，那就是“一夫一妻多妾製”。
“妾”這個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出現了。
在甲骨文中，“妾”字從“辛”從“女”，“女”自不必多言，“辛”為“刑具”的意思。所以按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說法，“妾”這個字最早是“女奴”的意思。後來也有用作女子對自己的謙稱，比如“妾以為……”
至於“妾”何時演變為相對於“正妻”的“側室”之意，確切年代已不可考，按《禮記·昏義》中的記載，至少在周朝時，“一夫一妻多妾”製就形成了：
“古者天子後立六宮、夫三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禦妻。”
這句話至少傳遞了三層意思：第一，天子可以擁有很多老婆；第二，天子的老婆們已經分了層級；第三，老婆的數量隨行政級別是有規定的。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有錢有權的諸侯們也管不了那麽多的規定了，按《管子·小匡》中的記載，齊襄王就已經“九妃六嬪,陳妾數千”了。
上行下效，皇帝這麽做，下麵自然樂意效仿。至此，“納妾”堂而皇之成了一種習俗。
3
“納妾”這件事背後的原因，其實並不難總結。
第一大原因，自然是“男權”。
一個男性，占有兩個、多個乃至大量女性，然後還要按照男性規定的社會製度和道德體係加以分層、管理乃至奴役，這本身就是男權意識籠罩下的性別歧視，而“妻妾成群”也成了彰顯男性地位和男權的一種標識。
在這一點上，曆朝曆代的皇帝是最明顯的。
自秦以後，“後宮佳麗”的人數急劇擴充，漢元帝後宮三千人，隋煬帝後宮人數超過一萬，唐玄宗李隆基的後宮人數據載超過四萬——以李隆基能活一百歲為計（其實也就活了77歲），每天勵精圖治發奮圖強，自呱呱墜地到一命嗚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不可能做到雨露均沾。
電影《妖貓傳》中的李隆基和楊貴妃
而放眼整個社會，從宮廷到民間，很多經曆“無才便是德”以及“三從四德”教育壓迫的古代女性，也已經順從了“要依附男性”的思想，尤其是很多沒有生存能力的貧苦女子，往往把做“妾”當作一條可以接受的出路。
第二個原因，是生殖崇拜背後的儒家“孝”義。
除去縱欲享受的一麵，“納妾”習俗的背後也有“傳宗接代”的固有觀念，尤其是是儒家文化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強大推力。這一點，無論是在權貴階層還是平民階層，都表現得很明顯。
到了元明時期，“納妾”習俗已經成為一種合法化的製度，被官家所承認。《大明律》曾明確規定：
“男子年滿四十無子者，可納妾。”
而這個“子”，很多時候不是指子女，而是單指“兒子”，這也給“納妾”提供了更多的理由。
大清官如海瑞者，一生曾娶三妻，至少納了二妾。結發妻子許氏，為海瑞生下兩女後被休，後娶第二任妻子潘氏，進門不到一個月被趕出；再娶第三任妻子王氏，育有二子，一名海中砥，一名海中亮，後都夭折，王氏離奇病故，在她死前十一天，小妾韓氏上吊自殺。
海瑞年過七十後又納一妾邱氏，為其生一子，但不久後也夭折了。
“海瑞罷官”赫赫有名，“海瑞納妾”的故事倒不太有人說，至於納妾的原因和目的，後人自有各自看法。
《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形象
當然，“傳宗接代”既能成為“納妾”的理由，有時也能成為阻礙。
唐朝一代名相房玄齡，終身一夫一妻，不曾納妾。是房玄齡心無旁騖嗎？倒也不是，而是他的夫人盧氏堅決不允。這件事曾驚動過唐太宗，太宗親自出麵勸解盧氏，盧氏寧死不從。
這件事背後固然有房玄齡懼妻的因素，但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盧氏為房玄齡一共生育四子兒女，可謂子孫滿堂。“納妾”也要講基本法，房玄齡的基礎理由有欠缺，自然也氣短了不少。
當然，綜合中國人“納妾”的兩大理由，也可以看出一點：
“妾”在曆朝曆代的地位，是不高的。
4
《禮記·內則》中有過這樣一句話：
“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明媒正娶的是妻子，私奔的隻能算小妾，這大概算是比較早對“妾”的定性。
隨著時間的演變，“妾”的地位其實是在降低的，這從對這個群體的別稱就可以看的出來。
在最早的時候，妾又稱“媵妾”（媵，指隨妻子出嫁的人，地位原比妾要高），之後稱“姬”，“姬”乃周朝國姓，也有指“美女”之意，再後來又有“如夫人”的稱謂，至少還有個“夫人”二字。
秦朝以後，“納妾”之風大盛，“妾”的地位也慢慢“下調”，漢末兩晉南北朝時，稱“妾為“小妻”、“”庶妻”、“別房”、“側室”、“別室”、“小星”等，到了唐朝也叫“少妻”、“傍妻”、“小婦”，宋朝稱“祗侯人”、“左右人”、“橫床”、“貼身”，清朝有叫“姨娘”、“姨太太”。
而在之後的民間，也懶得叫那麽多稱呼，統稱“小老婆”。
清朝某富貴人家的小妾們
在家庭地位上，“妾”是明顯不如“妻”的，事實上她可能也隻是比奴婢要略高些。這從當時的一些小說中也可看得出來。比如《紅樓夢》中的趙姨娘，她是賈政的側室，賈環和探春的生母，但在賈府中卻毫無地位可言。探春雖然是賈政之女，但因為是趙姨娘所生，不是“嫡出”而是“庶出”，所以她寧可逢迎正室王夫人，也不願親近自己的生母。
從家庭財產繼承上來說，嫡生和庶生也有很大區別。嫡生子（尤其是嫡長子）是有資格繼承爵位和頭銜，參與乃至主持祭祀禮儀的，而庶生子完全沒有資格。在財產方麵，庶生子基本不能參與家庭財產分割，但這個情況自宋朝以後開始有所改變，庶生子也可以分得一小部分財產，可能是因為納妾的情況太為普遍，庶生子不被允許參與家庭財產分割與繼承，會引發很多社會問題。
跳出“家庭”這個圈子，“妾”的地位就更低了。
唐朝“安史之亂”，張巡率眾死守睢陽的故事人盡皆知，但裏麵有一個細節讓人一直耿耿於懷，按《舊唐書》記載，在睢陽城斷糧之際，
“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
這個舉動在當時看來似乎是大義淩然，甚至讓人感動，但用現在的眼光來看簡直讓人毛骨悚然：沒東西吃了，把我自己小妾抓出來殺了給大家分食。這也從一個側麵折射出當時“妾”的社會地位。
從曆代法律的製訂上看，“妻”和“妾”的地位高低，也是一目了然。
《唐律疏議》中就明確規定，丈夫打妻子罪責從輕（相對於妻子打丈夫），而妻子打小妾的處罰，等同丈夫打妻子。
明朝雖然從法律上有條件肯定了“納妾”的合法性，但《大明律》卻明確規定：
老公打老婆，如果打死了，判絞刑；老公打小妾，如果打死了，隻判打一百杖，流放三年。
妻和妾的地位高低，一看可知。
5
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是：雖然妾的地位不高，但娶妾的成本其實是不低的。
這也是古代並非人人都可以“納妾”的一個重要理由。
成語“齊人之福”，原來有定義“一妻一妾美滿生活”的意思，但這個典故源自《孟子》裏的《齊人有一妻一妾》，說的是這個有妻妾的齊人，每天其實是一大早去墳地吃人家的供品，再滿嘴抹油回來說是達官貴人請他吃飯。
這雖然是孟子編的一個諷刺不惜手段追求榮華富貴的寓言，但由此也可以窺見，要養一妻一妾，生活壓力也是不小的。
唐代大文豪劉禹錫被貶為蘇州刺史，參加一李姓司空的宴席（有說此司空為寫下名篇《憫農》的李紳，但有爭議），席間李司空請來歌姬助興，有一歌姬色藝俱佳，劉禹錫當即寫下《贈李司空妓》一首：
“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這首詩除了留下“司空見慣”這個成語之外，還給後來的語文教學留下了一段中心思想：劉禹錫不滿宴席的奢華，感慨百姓仍生活於水火之中，表達了對李司空的譴責與勸誡。
但這個故事的結尾有個邏輯繞不過去：那位李司空一看劉禹錫那麽喜歡這位歌姬，就送給他做小妾，而劉禹錫也欣然笑納了。
如果你要不滿和痛心，譴責和勸誡，那還接受人家饋贈幹什麽？
這個典故至少反映出兩件事：第一，妾在古代確實接近於私人財產，可以贈予；第二，曾經做過高官且有名如劉禹錫者，納個妾也不是件容易事情，甚至還得拿作品去換。
如果再要舉個例子，那就又要輪到倒黴的海瑞了。
海瑞素以清貧聞名，母親過生日去買二斤肉，是被當大新聞傳的。但海瑞擔任淳安縣縣令的時候，年俸是12石大米外加30多兩銀子，雖然不算多，但按當時的物價，養活一家人其實還是綽綽有餘的（明代一般普通平民一年開銷也就幾兩銀子）。更何況，海瑞在老家還有四十畝祖田，每年能帶來至少20兩銀子的租金。
背後的原因，可能和海瑞的“三妻兩妾”有關，尤其是納妾
明末的小說《醒世姻緣傳》裏有不少對於當時婚喪嫁娶的描寫，在第五十五回裏，狄員外要找一個手藝佳、能燒菜的丫鬟，千挑萬選，討價還價，最後花費二十四兩銀子。
而納妾比買丫鬟要貴多了，像海瑞這樣的官員納妾還要講究一些，連同彩禮宴席等費用，有人曾測算過，一般至少花費五十兩，好一點的要一百兩。這還沒算納妾之後的生活開銷。
此外，即便有了納妾的條件，但要過“正妻”那一關，也並不簡單。
1920年5月23日的《申報》就曾經刊載過這樣一條關於“納妾”的社會新聞：
“南京下關某轉運公司之經理王某，年逾不惑，膝下猶虛。近為子嗣計，擬納某姓女為妾。無如王恐獅吼河東，不敢造次。乃托戚友向妻疏通，其妻滿口允承，惟提出條件五項：
（一）彩輿入門，行結婚禮，某女不得身穿紅衫，以示妻妾之區別。（二）某女須尊稱其為太太，不得做姊妹稱呼。（三）王某每月薪金悉數交妻經管， 不準由妾經手。（四）某女每月零用十元，不得多支。（五）購買衣服首飾，須得同意。
聞王某答複如下：
（一）此項與某女達成協議，萬難承認。（二）某女非妓女可比，此項俟後再議。（三）此項束縛自由，須加修正。（四）承認。（五）承認。聞其妻對於答複，不甚滿意。連日向王某交涉，迄今尚未解決雲。”
“納妾”既對女性不尊重，又敗壞社會風氣，而成本也並不低廉，所以從清末西學漸進之時起，“廢除納妾製度”的呼聲就開始越來越高漲了。
在很多進步人士看來，“納妾”和“吸鴉片”、“纏足”一樣，都是中國落後的一種象征，如果中國要躋身現代文明國家行列，要符合世界發展潮流的趨勢，那麽這種“一夫一妻多妾”的陋習，必須取消。
但是，這條改革路走的卻並不平坦。
6
在“廢妾”這條路上，一批中國近代的名人，展現出了矛盾的一麵。
最有名的應該是康有為了。
康有為一直強烈主張“人生來平等”且“男女平等，為此非常推崇“一夫一妻”製度。但他除了結發妻子之外，一生納了五個妾，有中國人也有日本人，且基本都是未成年少女，而且多為他流亡途中納娶，可謂”逃到哪裏，納到哪裏”。
在康有為60歲遊西湖時，還看上一18歲張姓女子，康有為幾度登門求親，都被張家人回絕，但一直死纏爛打，最終獲得張家人首肯，於上海大擺宴席，納得自己的第五位小妾。
康有為
其實不止康有為，嚴複、唐紹儀、馬寅初這些中國近代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滿腹經綸，提倡民主和人人平等，但卻都是納妾的，有的還不止納了一個。
在這一點上，梁啟超也未能幸免。
1898年，梁啟超和譚嗣同一起，成立了一個“一夫一妻世界會”，倡導“一夫一妻製度”。譚嗣同不久之後就義，梁思成之後違背了自己當初的諾言，納家中丫鬟王桂荃為妾。
盡管這個“納妾”是梁啟超的妻子李蕙仙同意的（李為梁生下一子二女），而梁啟超也一直心懷愧疚讓孩子們稱王桂荃為“姨”，但畢竟也算是納妾。
這一段往事，也讓梁啟超日後在批判“納妾”一事上少了些許底氣。
1925年，梁啟超在清華大學的中國通史課上說：
“從人權上觀察，蓄妾製之不合理，自無待言；但以家族主義最發達之國，特重繼嗣，此製在曆史上已有深之根柢；故清季修新民律時，頗有提議禁革者，卒以積重難返，且如歐律以無妾之故，而仆仆於私生子之認知，亦未見其良。故妾之地位，至今猶為法律所承認也。”
他的學生王政就很不買賬老師的這段說法，他說：
“既承認蓄妾製在人權上為不合理，則當設法以革除之。若以其在曆史上已有極深之根柢，遂任其自生自滅，則1911年之革命特多事耳。”
梁啟超與長子梁思成（左一）、三子梁思忠（右二）、長女梁思順（右一），1905年攝於東京。梁思成和梁思順為李蕙仙所生，梁思忠為王桂荃所生。
王政的觀點還是漸漸成為了主流。
自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反對“納妾”的聲浪越來越高，隨著女性意識的覺醒，全國各地的婦女團體也開始進行各種運動，要求“男女平等”，廢除“納妾”製度。
在各方麵的呼籲和努力下，1930年《中華民國法典》的《親屬法》終於出現了如下條款：
“妾之製度，亟應廢止，雖事實上尚有存在者，而法律上不容承認其存在，其地位如何，毋庸以法典及單行法特為規定。”
但問題是，法律隻有一句“亟應廢止”，卻沒有任何明確的懲罰措施公布。
更重要的是，《親屬法》第1123條第3項又規定：
“雖非親屬而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同居一家者，視為家屬。”
這等於還是給“納妾”製度開了一道後門。
所以，盡管法律出台，但民國的“納妾”之風並沒有消退，達官貴人以及富人階層更是照常納妾，尤其是那時期的軍閥，都以納妾多而為榮：四川軍閥楊森納妾12房，山東軍閥張宗昌納妾24房，川軍將領範紹增的姨太太更是多達40個。
這個現象，一直持續到新中國成立。
7
1950年5月，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頒布。
《婚姻法》第一條規定：
“男女婚姻自由，實施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
第二條規定：
“禁止重婚、納妾。禁止童養媳。禁止幹涉寡婦婚姻自由”。
20世紀50年代初北京市的基層幹部在街頭書寫宣傳婚姻法的板報。新華社發
《婚姻法》頒布後，其實很多男人都沒有當回事。1950年11月20日，河南農民蕭昌貴將老婆騙回老家，然後大擺宴席，公然納妾。政府工作人員迅速趕到，叫停儀式，再次重申：“納妾”違法。
同年，一個名叫李成才的湖北地主，因懷疑自己小妾張青蓮偷情，將她活活打死，並揚言“這是我花錢買來的小妾，有什麽關係”。當地公安局將其逮捕後經審判判處死刑，李成才不服上訴，二審維持原判，最終執行死刑。
幾個典型案例經報道後，不少中國男人終於知道：以後是真的不能納妾了。
而對於之前已經存在的小妾，《婚姻法》明確規定：在法規頒布之前納妾的，離婚的主動權掌握在女方手裏——女方如果想離婚，男方不能阻止；女方如果不想離婚，男方有撫養義務。
此法規一出，當初以“妻妾成群”為傲的男人們又遭遇當頭一棒。
以“納妾”風俗較濃的廣東地區為例：1950年，廣州市因納妾而離婚的判例出現了37件，1951年上升到了80件，1952年超過100件，1953年接近500件——在這些離婚案中，提出離婚的全都是當初低眉順眼的“小妾”。
至此，中國的“納妾”之風，終於成為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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