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共的革命與終結
[導讀]毛主席:馬共同誌,你們知道嗎?我調了兩個師進來北京。北京市委水潑不進,針插不入。我沒有辦法,隻好依靠群眾。你們幫我們一手啊!
我小學六年所在的北京育英學校是幹部子女寄宿製學校;其學生家長不是中央或各部委高官,就是長期出使在外的共產黨幹部,如新華社的、外交部的、中央調查部的,等等。我們班的慧敏,以及要好的小萍、小玲,都是中聯部的。好像隱隱約約知道她們是外國人。中聯部這樣的孩子前前後後有幾十個,都在育英。
直至文革後期,那時我們早已升入中學,才互相從同學口中知道,他們都是東南亞共產黨即當時中共“兄弟黨”的子女,有泰(國)共的、緬(甸)共的、印(度)尼(西亞)共的、日(本)共的、馬(來西亞)共的、越(南)共的,等等。由於中聯部是負責處理“兄弟黨”事務的部門,所以這些孩子都由中聯部管理。
再相見,就是去年育英學校六十周年大慶了。在相逢的欣喜中,才知道小萍、小玲是泰共的孩子,而慧敏是馬共的孩子。慧敏的爸爸是馬來西亞共產黨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曾代任馬共總書記,一直是馬共的領導者之一。慧敏姐弟五個都是育英的。她對我說:不管今天的社會怎樣評價毛澤東,我們都會永遠感激他。
一句話,把我深深地帶進一段曆史中。
我非常好奇的是她父親現在怎樣了?馬共現在怎樣了?馬共武裝還有嗎?中共對馬共的支持是怎樣結束的?她們為什麽那麽感謝毛澤東?這些同學離開育英、離開中國後都經曆了什麽樣的生活?她們現在都在做什麽?……
我心中因為那“為雙方”翻湧著無限感動
2009年12月初,我同已經定居在香港的慧敏到了泰國南部的合艾市,隨她一起參加紀念《合艾和平協議》二十周年活動,不但見到了慧敏爸爸(92歲高齡)和慧敏姐弟,以及其他馬共子弟的育英學友;還見到了作為傳奇人物的馬共總書記陳平(86歲),以及那麽多的前馬共人民軍成員。
紀念活動是由前馬共人民軍成員發起的。在他們的邀請下,泰國軍方和馬來西亞政府都派了代表前來參加並致祝賀,共同紀念《合艾協議》二十周年。紀念大會的主席台布景是這樣:最上方橫幅是“《合艾和平協議》簽署二十周年紀念會”;正中一行大字“一心為人民功績留青史”,顯然是主辦方意願的表達;在這兩句話的中間,則是那張著名的照片——泰軍方查哇力上將、馬政府旺西迪拿督和馬共的陳平總書記,三方首席代表當年簽署《合艾協議》後握手相慶的曆史時刻。舞台布景全部是用泰、馬、中、英四國文字;下麵會議主持者即前馬共人民軍成員,也是用這四種語言主持紀念大會。
在陳平、泰軍方代表和馬政府代表走進會場時,真的是掌聲雷動,四五十架攝影機對著他們,準確地說,主要是對準陳平。這位帶著馬共人民軍在叢林中抗爭了幾十年的傳奇人物,吸引了無數記者。我帶著相機根本擠不進去,幹脆掉過頭來拍照那些蜂擁的記者。那兩天,聞訊而來的記者把合艾所有的酒店都住滿了。
會議開始後,主持人宣布:“為雙方在武裝衝突中犧牲的人員默哀一分鍾”。此時全場起立,肅靜默哀。那一刻,我心中因為那“為雙方”翻湧著無限感動,——丟掉曆史仇恨,像對待自己失去的親人一樣對待衝突中的對方死難者;和平曆史的前行,是多麽需要博大與包容啊!
之後陳平在他坐著發言時,又一次以老邁的身軀獨自緩緩站起,特意“為在衝突中無辜死去的人默哀一分鍾”。
這是《合艾協議》帶給我們的永遠的感動。
沒有尊嚴的談判導致馬共武裝重新回到叢林中,拿起武器
我曾經問過慧敏:你父親對於馬共最終沒有取得政權,有沒有失落感?慧敏說她也曾經這樣問過她的父親。她父親對這一切都非常看得開。她父親說,我們共產黨當初搞革命就是為了使社會平等,人民都過上好生活;如今現在社會已經在朝著這個方向變化,這不就是我們所希望的嗎?!
馬共是於1930年,在當時第三國際代表胡誌明的見證下正式成立的。當時馬共開展了反英國殖民主義的鬥爭。日本軍隊打進馬來亞後,作為統治者的英國人不戰而降,馬共采取聯英抗日政策,馬共領導的人民抗日軍發展到1萬多人,解放了全國一半土地。戰後,陳平等由於其抗日功績被授予大英帝國勳章。馬共的這段曆史,被馬來亞社會廣泛認同,至今沒有人去抹煞它。
但是,英國恢複了對馬來亞的殖民統治,把馬共當死敵。在馬來亞本土,要求馬來亞獨立的有多種政治力量,英國人退出勢在必行。關鍵是它怎麽退?它到處講馬來亞的共產黨活動源自外國陰謀,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運動;也就是說,馬來亞受到共產主義的威脅了,因此它英國保留在馬來亞半島的駐軍是合理的,“是保護,而不是重新征服殖民地人民”(蒙巴頓語)。在那“非東即西”兩個陣營的冷戰年代,隻要打出“反共”的大旗,就有“市場”;當然反之,隻要打起“反西方”的大旗,也一樣。那時人們看世界,沒有今天“多元”的概念。把對方妖魔化,往往是出於需要。
為此,親西方的馬來亞當局同樣不接受馬共,同樣與馬共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
1955年的華玲談判,本是馬共作為一種反殖民主義的政治力量,向馬當局釋放出來的和解信息。之前馬共領導人去莫斯科,中聯部部長部長王稼祥也赴莫斯科,同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蘇斯洛夫共同研究馬共武裝鬥爭問題,形成《蘇共與中共聯和意見》。這份意見書認為,從馬來亞的整體形勢看,極難開展長期武裝鬥爭,應全力保存自己的幹部和遊擊隊,在城市建立黨的地下組織,從遊擊戰爭的鬥爭形式轉變為非法活動的鬥爭形式。
1955年馬共與馬來西亞當局在馬來亞北部吉打地區的一個小鎮——華玲舉行了談判,史稱“華玲談判”。馬共提出的最高要求是讓政府承認馬共為合法的政治組織,最低要求是,放下武器後馬共人員行動自由,可以自由參加任何現有政黨,可以組成一個新的不叫“共產黨”的政黨……但是沒有談成。當權者一定要把馬共的願意和談叫做“同意投降”。這是沒有尊嚴的談判,馬共當然不接受。當權者當時就是這樣對陳平說:“如果你要讓這個國家有和平,就得有一方讓步——不是我們向你們讓步,就是你們向我們讓步。這兩種思想意識——你們的和我們的——是永遠不能相容的。”他還拿中國向陳平舉例說,馬來亞是個小國,而他不會像蔣介石那樣還有那麽一個小島可以去。
結果就是,馬共武裝重新回到叢林中,拿起武器。政府不停的追剿,以期消滅馬共武裝力量;馬共武裝不停地反擊或打擊政府武裝,在叢林中建立根據地。誰都不能否認,雙方都傷及了無辜,雙方都失去了那麽多的父親、兒子……
毛澤東:在我們共產黨人的字典裏是找不到“投降”兩個字的!
陳平:我黨恢複武裝鬥爭的成敗取決於中國在多大程度上援助我們
中共真正考慮給馬共經濟援助,始於華玲談判以後。
1956年毛澤東接見慧敏爸爸及其他馬共領導。慧敏爸爸的回憶錄裏是這樣記述的——
毛澤東說:你們給中聯部的報告我知道了,你們辛苦了!……在(華玲)和談會議中,阿都拉赫曼威脅馬共投降,陳平同誌堅決拒絕,表示:“即使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我們也要戰鬥下去。”這是英雄。
毛主席又說:在我們共產黨人的字典裏是找不到“投降”兩個字的!向敵人繳槍投降,一輩子抬不起頭,見不得人呀!
毛主席講完,大家沒有出聲,都默許、領會主席的一番話……
這次會麵,讓馬共的領導又高興,又心生疑問:中聯部提出要我們轉變鬥爭形式的建議,難道毛主席不知道?
1957年8月,馬來亞在英聯邦內宣布獨立。1959年,馬共領導的民族解放軍減到600人左右,被迫轉移到泰國南部。
1961年,蘇共和中共關係已破裂。毛澤東認為蘇共已成為修正主義政黨;世界革命的重擔責無旁貸的落在中共黨的肩上。那年陳平前往北京途中經河內,見到剛從北京回國的越共領導人黎筍。黎筍對他說,幾天前,毛澤東親自告訴他,革命很快就會席卷東南亞諸國。毛澤東預測越南、柬埔寨、泰國及馬來亞政權都會垮台。這是當時毛澤東對世界革命的解讀,它導致了中國對東南亞共產黨武裝的直接經濟援助,也就是所謂的“輸出革命”。
1961年7月,陳平等馬共領導受邀與中共總書記鄧小平會談。他有書回憶過這段。
鄧小平打開話匣子。他通知我們說,東南亞就要經曆一場劇變。……鄧小平深知緬甸、老撾、泰國以及印尼共產黨同誌的心思和算盤。這些兄弟黨當時都在中國維持重要的訓練設備。
鄧小平強調說,就策略上而言,東南亞的整體形勢對我們在馬來亞的鬥爭越來越有利。他力勸馬來亞共產黨不要在這個節骨眼上轉變政策。我們必須善用這個即將席卷全東南亞的時機。
我在一瞬間震驚了。……
心理上,我們發覺處於更加艱難的窘境。我們在昔羅經曆了好幾個月思想上的掙紮,才敲定結論,認為我黨生存的僅存希望就是回到政治鬥爭,盡管這是一個痛苦的決定。
……我問,“如果我們恢複武裝鬥爭,中國能夠給我們哪些援助?”
鄧小平顯然有備而來。中共中央聯絡部多年來都在關注馬來亞共產黨的處境。……鄧小平向我保證,如果能夠達成協定,中國會支持我們。
……在此之前,每每提及向中國要求直接援助的事情,我總是覺得尷尬。然而,在北京逗留了幾個星期後,我察覺到中國一直都在資助東南亞國家的兄弟黨。這些兄弟黨都有派駐代表在北京,也有大批人員參加各種訓練計劃。
陳平與在國內的馬共領導反複磋商後,決定放棄18個月前擬定的準備“轉”的方針,接納北京的建議,重振武裝鬥爭的旗鼓。
因此,當我們與中國共產黨交談的時候,我們的核心立場就是,馬來亞共產黨恢複武裝鬥爭的成敗,取決於中國願意在多大程度上援助我們。……我們直截了當表明不要武器和彈藥,因為我們非常清楚運送這些配備到馬來亞會遭遇什麽難題。我們要的是貨幣。
我們和中央聯絡部的磋商曆時幾個星期,非常成功。這是我參加馬來亞共產黨以來,黨的財政狀況第一次得到保證。
……我們每年向中國提交經費要求。預算案是以美金計算,但是我們可以提取我們所要的貨幣。北京會隨著需求的情況相應增加我們的預算。這些總體安排一直維持到中國在1989年終止援助為止。
1967年1月,中國正在文革的高潮中。康生代表中共與馬共召開黨對黨會議。康生在會上對陳平等人大講中共在馬來亞革命問題上的兩條路線鬥爭,一條是毛澤東思想的革命路線;一條是王稼祥執行的劉鄧反革命路線,即是指王稼祥帶馬共領導人赴莫斯科與蘇共聯絡部討論馬共革命後形成的上述“聯合書麵意見”。康生說這個意見的“中心問題是否定毛澤東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大批王稼祥;還大批印尼共領導人艾地不聽毛主席的話,不搞武裝鬥爭等。
同月,毛澤東再次接見馬共中央代表團時曾表示:他們(指劉、鄧、王)這樣大膽,要你們轉變鬥爭形式的意見,沒有向我請示過,沒問過我的意見。
但是這次的接見,又給了馬共極大的幫助。慧敏爸爸是這樣記的——
毛主席問:黨對黨會議開得怎麽樣?
陳平抓住這次的好時機,一開始就切入主題:這次拜見毛主席,想向毛主席提出一點要求。
毛主席:說吧。
陳平:我們想向毛主席要求給我們一個廣播電台。
毛主席尚未開口,康生迫不及待的說:你們和泰共共用一個怎樣?
陳平及我們幾個一行人不約而同說道:不行,很不方便。
毛主席聽後,不容置疑地說:就給他們一個吧!
康生便連連答道:好,好。給一個,給一個。
就這樣,在毛主席的親自指示下,我們終於獲得了我們迫切渴望已久的強大宣傳工具——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
毛主席又問:還有什麽要求嗎?
陳平:請主席能增加給我黨我軍的援款經費。
毛主席非常爽快地答應批下來:好,要多少給多少。康生,你去辦。
陳平:感謝毛主席。
接下來,毛主席把接見我們代表團的談話帶入了他的主題。
毛主席:馬共同誌,你們知道嗎?我調了兩個師進來北京。北京市委水潑不進,針插不入。我沒有辦法,隻好依靠群眾。你們幫我們一手啊!
後邊都是在講他的文化大革命。
中國給馬共的廣播電台設在湖南的一個深山裏。中國提供全部設備及日常開支,馬共的人負責編寫文章和播音。慧敏就是那個時候從部隊到了廣播電台的,還在那裏找到了終身伴侶:對方也曾是育英的馬共孩子,後來上了人大附中,初三沒畢業,就被馬共派到越南,接受越共的軍事訓練(越共當時在為東南亞國家的共產黨培養軍事人才),之後到了廣播電台。慧敏妹妹也去了那裏。
一段時間,這個電台對馬來西亞武裝革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人心的作用。
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和平,需要與街坊鄰居相安無事
中國發生政治巨變起源於1976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逝世。他們帶走了那個對抗的時代。
終於跳出“左禍”的包圍,鄧小平獨自麵對自己對中國所承擔的責任的時候,他是極其現實的。他要中國不能再“左”下去,不能是老百姓的納稅錢自己說想給誰就給誰;他要帶領中國進入四個現代化。因而,給中國帶來了無限生機。他同時考慮的是,不想讓周邊國家都反對中國,中國的現代化需要和平的環境,需要與街坊鄰居的相安無事。當然為此街坊鄰居也會以“相安”做交易,給中國施加壓力。
陳平在他的書中有一段記載:
1979年,我從中央聯絡部副部長口中得知,中國已正式要求泰國共產黨的廣播電台調低對當時泰國政府的批評,具體說就是要求泰共電台別再發表言論貶低當時的泰國總理。泰共不肯這麽做,還選擇關閉了電台。我聆聽這些事實,但不妄加評論。(中國給泰共的廣播電台建在昆明。)
……1980年之前,我們的電台廣播從未間斷。1980年12月,我被通知到人民大會堂與鄧小平見麵。知道鄧小平約見時,我立即就懷疑事關廣播電台。早幾個月前,北京領導人為李光耀到訪營造非常友好的氣氛。在中國首都普遍感受到這位新加坡領導人的訪問十分成功。
我認為鄧小平對我不滿意。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我常見到他……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這些馬共領導人曾附和反鄧小平的聲浪。他在1978年重新掌權之後,一直都沒想要見我。此時約見一定是要與我討論非常敏感的事情。
我在當天早晨步入鄧小平的辦公室。……一番寒暄過後,他語鋒一轉,說道:我把您請到這裏來,是想和您談談你們電台的事。我們要您把它給關掉。
我沒問為什麽,他徑直說明原因。幾個星期前,李光耀與他會談,自稱代表東盟四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及印尼)前來中國。李光耀具體告訴鄧小平,他出訪中國之前費盡唇舌與上述四國的領導人溝通。
……我謹慎聆聽鄧小平敘述他與李光耀會談的過程。我不高興是情有可原,但我承認爭論毫無意義。我小心翼翼地打好腹稿才發言。我記得非常清楚當天我這麽對鄧小平說:“謝謝您告訴我這件事。身為中國的客人,我當然尊重您的決定。”鄧小平聽出了我的弦外之音,他知道我的感受如何,也知道我何其不同意他的要求,可是他也知道,我別無選擇,隻能順從他的意思。
這次會麵商定電台關閉的時間是1981年6月底。
實際上,鄧小平已於1978年就訪問了吉隆坡;已經鼓勵馬共尋求和平方案。進入1982年,中聯部向陳平明確表示,中國對馬共武裝鬥爭的經濟援助不可能無限期地支付下去;並從此開始有計劃的遞減。
《合艾和平協議》以它的政治智慧為對抗時代的各方弄潮兒留下了無限尊嚴,也使他們今天的和平生活充滿了溫馨
1972年《中美聯合公報》發表;1980年代東歐聯盟正在解體,冷戰即將結束;世界趨於和緩,對立走向溝通。
《合艾和平協議》就是在這樣的大趨勢下達成的。
馬共在與政府的武裝對抗中,根據地已經遷到了泰、馬邊境的泰國一方(北馬到泰南)。泰、馬政府曾組成聯合部隊圍剿馬共人民軍。但馬共人民軍為了自身生存的需要,一向表示尊重泰王國政府及泰王國的領土完整,所以泰軍方與馬共人民軍之間並沒有像馬政府與馬共人民軍之間來得那樣深仇大恨。
在80年代中期,泰軍方與馬共人民軍之間互相發出過願意和談的信號,並有了接觸。兩三年後在泰軍方的促成下,馬政府也開始進入接觸,是為三方會談初始。
之後,經過五輪艱苦的三方高級會談,一係列細節問題達成協議。1989年——柏林牆倒塌那年,“六四”那年,蘇維埃聯邦共和國解體那年——12月2日,在泰國南部的合艾市,該協議簽署。
說來真令人感慨。馬共的最高要求和最低要求還和華玲談判時一樣,而且遠比華玲談判時的細節令人滿意得多。真的是時代不同了。被冠之以“多元”的政治時代到來了。
《合艾協議》在講到停止武裝鬥爭時,是這樣用詞的:
本協議將有效地和光榮地停止馬共在泰國境內的武裝活動;
這項光榮的和解將為泰馬邊境地區和馬來亞帶來繁榮、穩定和安全;
宣布馬共停止在泰國境內的武裝活動是一項理性的行為,不在任何口頭的或書麵的聲明中使用諸如“投降”或“妥協”之類毀譽性的字眼;
馬共及其解散後的武裝部隊的馬來西亞公民成員,可以自由參加政治活動,包括在馬來西亞聯邦憲法和法律範圍內組織政黨(當然還是不能叫“共產黨”)……
對馬共的要求主要在銷毀武器、提供準確的人員名單(用以為其辦理合法證件及得到各項安置待遇)等等。
和解,說的是公平合理地解決爭端,沒有任何一方存有所謂“失敗”或“投降”之意。這是《合艾協議》的實質所在。馬來亞人民軍是自行解散的,其武器是在泰、馬雙方官員的見證下(注意:不是監督下!)自行銷毀的。這是馬共向國際社會表達本身和解誠意的一項積極的、具有曆史意義的行為。對馬共來說,是多麽有尊嚴的放下武器!
泰國給願意留在馬共根據地泰南勿洞鄉的前人民軍成員之安置待遇非同小可:
為前馬來亞人民軍成員建立4個新村,都叫和平村。並給與他們下列支援:
每戶撥給土地15萊(每萊為1600平方米),作為耕種之用(後來大多數家庭是種植橡膠樹,割膠;這兩年賣膠的價格非常好);
每戶撥給四分之一萊(即400平方米)的土地,作為房舍麵積;
每村撥予相當於全村麵積的10%的土地作為公共用地;
每戶撥予建築材料2.6萬銖(當時大約25銖等於1美元);
每村撥予建築材料用於建造:一所宗教禮拜場所,一間會議室,一個醫療中心;每人每日22銖的生活補助,為期3年……
樂意接受並向那些不願意回馬來西亞或前往第三國家的前馬來亞人民軍成員施加援助,允許他們在這4個村莊裏定居,並享有與眾人一樣的權利;等等。
我在看到這些文字前,就已知道,慧敏爸爸和慧敏的兩個弟弟,以及絕大多數前人民軍成員,就是在勿洞和平村這樣生活的,生活得欣欣向榮。我真不敢想象,政府不怕這些共產黨聚在一起再鬧事嗎?他們怎麽敢讓這些人住在一起?還不得一人塞一個地方,讓你們誰也找不著誰!可是人家說,有共同經曆的人才有共同語言,才會覺得生活有意思。
這純粹是由前馬共成員建起的和平村,現在已經成了“仙境般的”旅遊勝地,景點包括掛有馬、恩、列、斯、毛畫像的當年的黨校課堂,當年的軍事指揮部,等等。泰王後去過,詩琳通公主去過,朱拉蓬公主更是去過。她們都去看望那些前共產黨人民軍,談他們的生產、生活,醫療、教育等等,對這些新泰國公民充滿了關愛。和平村以前是由軍方管理的,自朱拉蓬公主去過後,就改為由政府管理,也就是在朱拉蓬公主的名下管理,為此把這4個和平村命名為朱拉蓬公主村。朱拉蓬公主多次撥出款項幫助村裏建設。
還有讓我瞠目結舌的呢!合艾的紀念活動結束後,我和慧敏姐妹到曼穀(慧敏的姐姐現在馬來西亞生活,她的妹妹則在曼穀)與小萍、小玲相聚,還有其他在曼穀的育英學校學友,當然大多是泰共的孩子。他們現在的工作,多與他們良好的中文、泰文有關。他們大家AA製請我們育英同學吃正兒八擺泰國大餐;我們同去的育英同學有好幾個是像我這樣的——和馬共、泰共沒任何關係,僅僅因為是育英,僅僅因為是對這段曆史感興趣。
聽小萍小玲講起,她們又要進山到泰共當年打遊擊的根據地去了,每年一次紀念活動,連做旅遊,十分盡興。我很好奇:沒有人幹涉你們嗎?
“怎麽會呢?我們還會請地方官員或當地駐軍一起參加呢!又唱又跳!”
“政府還出錢,讓我們在森林邊的地方把當年我們遊擊隊的營房、靶場、食堂等等複製出來,讓遊客看當年遊擊戰爭的場景,因為之前我們的營地都在深山裏,不方便旅遊。”
真不可思議!
看來執政者的寬厚與包容心態,才是社會穩定與和諧的基本要素。
那個對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合艾和平協議》以它的政治智慧為對抗時代的各方弄潮兒留下了無限尊嚴,也使他們今天的和平生活充滿了溫馨。對於馬共和他們的後代來說,當今時代生活的主題已經是互聯網、環保、掙錢、教育,等等了。
隻有我,還是在想著“政權”。我問慧敏:如果馬來亞共產黨當初奪取了政權(上個時代的主題),那麽今天有可能認同民眾選舉嗎(這個時代的主題)?如果被選下來了,是否要專政?是否會說“這個江山是我們犧牲無數生命打下來的”?慧敏和我相互對望,突然我們都笑了。
我為此敬佩馬來亞共產黨。它不以奪取政權作為衡量自己革命是否勝利的標準。它與《合艾和平協議》一起光榮地留在了曆史中。
這樣一個協議,相信也能夠對發生在當今地球上的各種武裝衝突,利益的,宗教的,意識形態的,等等,有借鑒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