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13日,蔣介石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說:
【“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彼使美四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餘位以外,對於國家與戰事毫無貢獻,甚至不肯說話,恐其獲罪於美國,而外間猶謂美國之不敢與倭妥協,終至決裂者,是其之功,則此次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如其尚未撤換,則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為難矣!文人名流之為國乃如此而已。”】
1960年10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裏寫道:
【“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隻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
“以今日一般政客如胡適等無道義,無人格,隻賣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達其私欲,對國家前途與事實概置不顧,可恥!”】
——“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這就是蔣氏對表麵不得不畢恭畢敬對之的國師胡適的真實看法。
1962年3月3日,胡適死後不久,蔣介石在日記的“上星期反省錄”中又寫道:
【“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複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一障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