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ＯＯ四年四月八日，我在北京報國寺舊貨市場淘到一份文革時期的《國務院各部門文化大革命運動前原有部級幹部名冊》(以下簡稱“名冊”)。名冊收入文革前國務院部級幹部五百一十三名，截止時間為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封麵右上角有“絕密”二字，估計此名冊為近年國務院有關部門機構改革，清理廢物流入民間。
名冊首篇為“說明”，記錄如下：
國務院各部門(包括高法院，人大政協機關，哲學社會科學部，原文化部),在文化大革命運動前原有部級幹部共五百一十三名。到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止，除已分配各省、市、自治區工作的四十三名，病故的三十七名，自殺身死的十四名外，現有原部級幹部四百一十九名。
一．各部門現有原部級幹部名單(1-30頁)：
(1)已參加各部門工作的一百三十一名；
(2)已解放擬分配工作的五十九名；
(3)擬安置休養的三十一名；
(4)愛國人士二十六名；
(5)擬給予紀律處分的二十二名；
(6)繼續審查的一百二十八名(內有中央專案審查的五十四名)；
(7)擬定為叛、特、反的二十二名。
二、已調出國務院各部門的原部級幹部名單(第31-33頁)。
三、病故的原部級幹部(第34-36頁)。
四、自殺身死的原部級幹部名單(第37頁)。
名冊內容看似文簡字省，平淡無奇。所列僅姓名、原部門職務、備注三項，玄機在備注上：誰“已工作”；誰“待分配工作”；誰“年老體弱，安置休養”；誰“擬給予紀律處分”；誰“繼續審查”；誰“中央專案審查”；誰是“愛國人士”；誰是“叛徒”；誰“擬定為叛徒”；誰“擬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誰“擬定為自首變節分子”；誰“仍按革命幹部對待”；誰“擬定隱瞞反共罪行混入黨內，支持五·一六篡奪中央財政大權”；誰“回鄉向群眾承認錯誤，再行處理”。林林總總，“左中右”分明。
名冊中“已工作”的有一百三十一人，主要有餘秋裏、袁寶華、李人俊、穀牧、餘桑、劉複之、楊立功、胡立教、康世恩、唐克、周子健、王諍、邱創成、錢之光、夏之栩、李強、方毅、劉西堯、周榮鑫、方強、連貫等。“已工作”者以外交部居多，姬鵬飛、喬冠華、韓念龍、劉新權、黃鎮等副部長均在其列，此外還包括王國權、謝邦治、王幼平等駐外大使（副部長級），折射出當時我國對外關係打開新局麵的現實。
名冊中“待分配工作”的五十九人。主要有王炳南、、吳亮平、陳漫遠、錢三強、姚依林、董純才、鬱文、、黃中、錢信忠、武新宇、薩空了、曠伏兆等。
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國務院各部門領導作為“走資派”紛紛被“炮轟”、“火燒”、“油炸”，幾無幸免。到一九七三年，“已工作”的一百三十一人加上“待分配”的五十九人，已達一百九十人。這與國內外形勢變化與周恩來的努力有密切關係，尤其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後，迫使毛澤東改變思路，對幹部政策和幹部使用進行較大調整，加上周恩來推動，許多原來被打倒的幹部重新工作或即將恢複工作，為下一步整頓，提供了新的思路和人員保證。
名冊中列入“中央專案審查”的有劉曉、許建國、朱其文、李一氓、李昌、曹瑛、張致祥、孟用潛、馬文瑞、吳硯農、宋劭文、劉岱峰、淩雲、嚴佑民、楊奇清、汪金祥，秦化龍、江一真、呂東、梁膺庸、張珍、楊一夫、鍾子雲、劉鼎、譚佑銘、王士光、劉秉彥、劉瀾波、孔祥禎、鄧潔、劉建章、呂正操、孫大光、朱學範、趙子剛、李培之、賈石、李一夫、張化東、韓光、張勁夫、、榮高棠、高登榜、牛佩琮、孫正、趙伯平、潘梓年、張友漁、周新民、肖望東、石西民、劉白羽、徐平羽。
活人要審查，死人也不放過，“人死帳不能爛”。“病故”者接受“中央專案審查”的有馮仲雲、王新元、廖魯言、章漢夫、張彥、方方、徐子榮。“自殺身死”接受“中央專案審查”的有張琴秋。紡織部副部長張琴秋曾任紅四方麵軍政治部主任，文革中被誣為“叛徒”，一九六八年跳樓自殺，十分慘烈。名冊上“自殺身死”的除張琴秋外，還有劉彬、張永清、陳一帆、惠中權、南漢宸、範長江、史書翰、許明、餘心清、高雲屏、程照軒、李應吉、曾一凡。他們中有的“仍按革命幹部對待”，有的還要“繼續審查”。
“中央專案審查”在文革中是審查幹部的最高級別。最早納入中央專案審查的應該是劉少奇等第一批被打倒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隨著文革深入發展，文革初的一些風雲人物紛紛落馬，被立案“中央專案審查”。作為個人，他們在文革大潮中隻能隨之浮沉，無法決定自身命運，一切皆由毛掌控，即使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也不例外，可謂朝為座上賓，暮為階下囚。被“中央專案審查”的蕭望東曾任文化部副部長、代部長。蕭軍人出身，新中國初授銜中將。我與蕭望東最小的兒子曾在考古所共事，據他說，蕭望東本人並不願到文化部工作，因為那裏“水深”，比軍隊敏感複雜得多。但組織調動，隻能服從，以至最後被“中央專案審查”。
名冊中已定或擬定為叛、特、反的二十餘人.其中定為“叛徒”的有周仲英、劉有光、馬輝之。病故的廖魯言、徐子榮屬“雙料”，既被“中央專案審查”，又是“叛徒”。“擬定為叛徒”的有袁也烈、張省三、周文龍、黎玉、劉傑、朱光、李竹平、胡景沄、王卓如、史立德、楊浩廬、雷任民、、杜潤生、張孟旭、徐邁進、楊述。“擬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有孫照寰。“擬定隱瞞反共罪行混入黨內，支持五·一六篡奪中央財政大權”的有財政部副部長吳波。對外經委副主任汪道涵與“自殺身死”的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曾一凡“擬定為自首變節分子”。
名冊內有些劃分並不準確。如在“病故的原部級幹部名單”中，有煤炭部部長張霖之的名字，事實上張霖之並非病故，而是在1967年被造反派迫害而死。
名冊截止時間為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結合當時背景，初步分析如下：
一九七一年發生的“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林彪集團的覆滅，這是文革時期極為重要的轉折點。毛親自選定並通過黨章確認的接班人瞬間機毀人亡，各方力量積極尋求毛的支持，重新調整人事安排與權力架構。周恩來抓緊解放幹部，將文革中許多被打倒的“走資派”重新啟用，江青等則把大批在文革中掘起的“新生力量”推向前台。對毛而言，這兩類人都有利用價值，關鍵在於是否能夠維持平衡局麵，推動文革繼續向縱深發展。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這就是曆史上的“十大”。返觀“十大”會議內容和人事調整，耐人尋味：八月二十四日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作政治報告。報告卻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最後毛澤東審定。同日，王洪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八月二十八日，大會選出中央第十屆中央委員會，鄧小平，陳雲等一些老幹部進入中央委員會。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機構，值得注意的是，“後起之秀”王洪文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華國鋒則躋身中央政治局委員行列。顯然，毛接受林彪事件“一股獨大”教訓，不但設計出各方力量互相牽製的“連環套”，且推出新的接班人布局。
名冊截止時間距“十大”召開後不到兩月，應該與“十大”在人事上重新洗牌有密切關係。名冊內容雖然簡單，但要將文革前國務院五百一十三名部級幹部全部確認並定性，也非易事。如此大規模排查，若無時任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點頭和推動，絕無可能。初步判斷，整理這份名冊的目的應是摸清並確認“十大”後的文革前國務院部級幹部隊伍現狀，為進一步整頓國務院工作提供依據。
這份名冊的出現，為史學研究者了解“十大”以後，文革前國務院部級幹部在文革中的定性情況，提供了一份比較完整的材料。
（作者：姚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