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得很細。我的同學去市政公司修馬路,拿的是最高的“壯工”糧食定量,每個月45斤。我們這個普通的工廠好像是42斤,如果頓頓在工廠吃是不夠的,因為大家都是早上三兩(一碗粥一個饅頭或糖三角),中午晚上各六兩(仨大饅頭),吃得少的被認為偷懶沒出力。
後來調到總廠“以工代幹”去做文書類的工作,一下子定量就減到35斤,當時很失落,有減工資的感覺。
當時的控製計算就是這麽嚴格,以工代幹隻是臨時性的,也要減少糧食供應。
順便說個笑話,哈佛張光直教授第一次回國參加考古工作的時候還有糧票,他和家人一起去小吃店吃早餐,一共消費六兩。他給了一斤糧票隻找給他四兩,他急了,說你應該找我十兩,一下子“暴露”了身份。
按張教授(幼年在北京生活)的回憶,老北京流行的不是煎餅油條而是大餅油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