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夫婦在台灣
1949年1月27日，農曆臘月二十八。自上海黃埔港起航的太平輪，搭載了近千名乘客，以及數百噸物資，駛向台灣基隆港。滿船的乘客，帶著離亂的苦痛，開始了這一段艱難的航程。
晚23時45分，當太平輪行駛到舟山群島附近時，突然與迎麵駛來的建元輪相撞，半小時後，太平輪沉沒在冰冷的海水中，全船生還者僅36人。（1948-1949年照片）
在波濤洶湧的大時代浪潮中，很少有人會留意這小小一船人的命運。失去民心和根基的國民黨已無從立足，在1949年兩百萬人潰退到台灣的過程中，太平輪的悲劇隻是其中一個小插曲，在青島，在煙台，在上海，在廣州，在中國沿海的每一個重要的港口，類似太平輪這樣的生死離別在日複一日地上演——成千上萬的家庭就這樣在曆史的轉折口分別，一鬆手就是一輩子。
這是一場曆史上罕見的大遷徙，無論是那些曾經叱吒風雲的將軍，還是命若螻蟻的兵士，都在自願與不自願當中，來到一個陌生的彈丸之地。而更多的則是操著各地方言的普通民眾，被這股潮流所裹挾，以1949年為分界點，開始了人生的下半場。
“1949年，國民黨被共產黨擊敗，國民政府帶領二百萬殘兵、難民來到台灣。”著名的中國史專家費正清在史書上冷峻地記載道。這200萬人，不管是否情願，都被刻上了失敗者的烙印。
敗軍之將，何敢言勇？隱忍與傷痛，屈辱和自省，種種的情緒都在這一刻埋下了種子，任由曆史的風雨澆灌，歲月催長。
來自不同地域的兩百萬人，無論原籍何處，共同的遭遇，同樣的情緒，將他們組成了一個命運的共同體，一起去承載離鄉的愁苦。在這個小島之上，他們有了一個統一的名字——“外省人”，以區分於六百萬“原住民”。
小島上的故事，就以這兩百萬人和六百萬人為主題，有了一個全新的開始。60年後，當1949年的老一代“外省人”日漸凋零，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則擁有了一種全然不同於父輩、祖輩的視角。
他們在這個小島上成長，與這個小島的命運休戚與共，他們既是外來者，也是原住者，他們遺傳了父輩祖輩的鄉愁，更誕生了自我歸屬的台灣意識。
60年後，他鄉儼然變成了故鄉。
理解現在的台灣，不得不從1949年講起，這裏麵包含有太多的曆史基因，它是台灣之所以是現在，台灣之所以是台灣的關節點。
隻有這些“敗軍之將”的命運，不被看做是無關緊要的過去，而是一個關乎將來的現實，他們才不會成為孤獨的曆史棄兒，而是同為中國人，一個民族在大轉折時期的分離體。隻有正視這群人的命運，曆史形成的傷口才能漸次愈合，傷痛的分離才能再次聚首。
那些曾叱吒風雲的戰將，在敗走大陸之後，也被迫退出了曆史舞台。
1950年3月，胡宗南黯然來到台灣，暫且安身在花蓮。這時，當年曾統帥40萬大軍的他，身邊隻剩下了6名隨從。
失敗的陰影，前途的渺茫，都讓胡宗南的心情極為低落。到花蓮後，他時或出去散心，他在王曲軍校的學生孔令晟則伴隨著他。有一天，胡宗南走過花蓮體育館，來到海邊，“突然”對孔令晟說：“我們應該在什麽地方自殺啊？這裏真沒有意思啊！”
孔令晟回答：“要自殺，不如在成都，可以跟我們的部隊一起自殺；到了西昌就沒什麽意思了，部隊已經沒有幾個人了。”
在此時的台灣，不僅僅是胡宗南一個人感到“沒有意思”，與他處於相似境地的還有閻錫山、白崇禧、湯恩伯、孫立人、薛嶽……時任“代總統”的李宗仁雖然沒有和他們一樣去台灣，而是去了美國，但境遇的落寞則是一致。
當年手握重兵的他們，如今不但成了敗軍之將，失去了叱吒風雲的舞台，甚至還會麵臨來自國民黨內部的人身威脅。
不過，雖然他們所處的環境差不了多少，但各人的反應卻是不同，有的從容處之，有的卻局促不安。
“我們不應該到這裏來”
在花蓮，當自殺的念頭閃過後，胡宗南對他的部下說：“我們不應該到這裏來。”此時，麵對浩瀚的太平洋，他仍對自己的部隊念念不忘。在他的第一軍中，許多將官都是他一手從王曲軍校帶出來的，而這些人大都已在川西零落殆盡。
根據王曲軍校學生徐枕的說法，胡宗南原本是打算留在西昌的，當時蔣介石讓他飛往台灣，但是他不肯走，而是對部下說：“今天我跟你們喝一杯，送你們走。”最終，胡宗南是被部下“拉”上飛機的。
然而到了台灣，他的厄運並沒有結束。剛剛飛到台灣時，蔣介石和陳誠都沒有見他，到了花蓮，也沒有人來看望他。不僅僅如此，失去了部隊的他，現在甚至要為整個國民黨政府的失敗負責。
1950年5月，台北“監察院”內，45名“監察委員”氣勢洶洶地聯名彈劾胡宗南。這一篇數千言的彈劾文在列舉了胡宗南進駐陝甘後的權力膨脹後，又曆數了他在西北、四川的一連串敗績，認為國民黨政府之所以會“失去大陸江山”，胡宗南“應負重大之罪責”。
這一場彈劾案迅速在小小的台灣掀起軒然大波，來台的胡宗南部屬憤憤不平，要到“監察院”去鬧事，但都被胡宗南壓了下來，他認為，是非自然會有公論，“假如應該我負的責，我當然要負責。”
領軍多年的胡宗南，在這個時候表現出了常人少有的鎮靜。最終，這一場彈劾案在各方麵的斡旋下不了了之，使胡宗南避免了“軍法會審”。
但是，經曆了這一場風波後，胡宗南那“西北王”的曆史也徹底劃上了句號。正如他認為國民黨之敗不屬個人責任，而是整個體係的失敗一樣，蔣介石也是這麽認為的。
於是，敗退到台灣後的蔣介石迅速對國民黨展開了“改造”，全麵更換舊的黨政係統，原有的黃埔、中統、CC、政學係等皆被清除，一批完全擁護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新實力派被培養起來，這其中最為得力者即為陳誠的“土木係”。
那些國民黨的“老人”們，則在這一場“改造”後幾乎全部失勢。胡宗南再也得不到蔣介石的重用，隻一度擔任了大陳島“浙江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和澎湖防衛司令等職。雖然職位並不突出，但是胡宗南做得很認真，並短暫登上大陸的土地。
但是胡宗南和他的家眷、部屬是再也沒有機會真正回到大陸了。在擔任澎湖防衛司令時，每次領到薪水，他隻留1/3給自己和家人，其餘的幾乎都給了部屬，以維持他們的生計。
後來其部屬王應文的兒子回憶說，那時有人到胡宗南家裏去，坐沙發都要小心，因為“那個沙發太舊太爛，一不小心會給他坐搖晃”。
1962年，胡宗南66歲，這一年春節期間，他因心髒病發作，於台北榮民總醫院去世。他的王曲部屬們，則每年為他舉行低調的紀念儀式。
閻錫山的山居歲月
胡宗南雖經曆了“彈劾”，但他畢竟屬於黃埔係，相較之下，山西的閻錫山和桂係的白崇禧到了台灣後，日子就更難過了。
1949年12月8日，閻錫山剛剛來到台灣時，他的身份還是“行政院院長”，不過，既然在大陸時，他這個“行政院院長”就已處處受蔣介石的掣肘，現在到了台灣，他自然更是沒有用武之地了，於是在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就讓他把“行政院院長”給了陳誠，改領了一個閑差“總統府資政”。
閻錫山
當時有人把《道德經》裏的兩句話“絕聖棄知，大盜乃止”送給閻錫山，他立刻表示，這正合他的心意，於是，在辭去“行政院院長”後的第二天，閻錫山就搬到台北偏僻的麗水街。半年後，他又帶著40名部屬，搬家到陽明山旁的菁山。
來到山上，閻錫山自己動手建房子，時任閻錫山侍衛的張日明說，一開始，他們住的房子是木板牆和石棉瓦頂。
這些生於山西，長於山西的人哪裏見識過風急雨驟的台風？台風一來，石棉瓦就被吹飛了，他們就接著在屋頂上麵鋪草，結果台風又來了，草頂也不見了。
山上沒有電燈，沒有電話，也沒有自來水。蔣介石過去“慰問”閑居的閻錫山，看到他這裏如此簡陋，就送了他一個軍用電話，以方便閻錫山的寫作——在賦閑後，閻錫山就愛上了讀書寫作，寫了《三百年的中國》等20多本書；蔣介石也樂得他這麽做，更希望他真的是心境淡泊，超然世外。
遠離家鄉，閻錫山很想念黃土高原上的窯洞，於是就用水泥，在菁山上建了兩個窯洞，並命名為“種能洞”。在窯洞裏，他把部屬們召集起來像往日一樣開會，並且加以記錄。
在山上，閻錫山還租地建了一個“種能農場”，養雞養豬，開梯田種橘子。那時閻錫山每月可以領5萬元台幣，但是這些錢要一群人來用，不免顯得捉襟見肘，為了給部屬們張羅生計，閻錫山也想著另外的生財之法——開了一家印刷廠。
但是部屬們還是漸漸離他而去，他的部屬王延年講述當時的情況是：“我們都感覺沒有意思了，靠他吃飯不如出來自己吃飯”，於是時間一長，“大家慢慢地散夥了”，有的部屬在台北找到了事情做，就搬離了菁山。
閻錫山身邊的人少了，山上又沒有什麽活動，有朋友擔心他會寂寞，勸他信教，做教徒，他回信說：“我一天忙得很，不寂寞。”
1960年5月20日，蔣介石慶祝他就職“總統”12周年，慶祝大會異常熱烈，但是閻錫山沒有參加，這一天他正患著重感冒，還有氣喘。第二天的中午，閻錫山即被緊急送往醫院，兩天後病逝，時年78歲。
在台灣度過寂寞的晚年後，死後的閻錫山迎來了屬於他的隆重的葬禮。葬禮由何應欽主持，蔣介石親臨致祭，並送一塊匾額，上寫“愴懷耆勳”。
他在生前，即在每年的大年初一修改遺囑、自寫挽聯。在他去世後，用的也是自己寫的挽聯，並且不止一幅，其中一幅是：“有大需要時來，始能成大事業；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機緣”。
何應欽：左右不逢源
比起閻錫山和胡宗南，何應欽在去台灣前，就開始“未雨綢繆”了。1949年6月，剛剛卸任“行政院院長”，他就決定去台北了。
他先把家當運到台北，有床鋪、辦公桌、衣櫃，還有他夫人的梳妝台，這些東西都重得很，是用最好的檀香木做出來的。
1949年年底，何應欽住進了台北牯嶺街的家中，這裏“冠蓋如雲”，住的都是國民黨的一級上將們，他的女兒何麗珠那時17歲，記得“那個時候孫立人就住在現在的陸軍招待所那邊，離我們家很近，所以那時候孫立人常常到我們家來聊天，還有前麵一個桂永清，那個時候他是參謀總長，是黃埔一期的”。
何應欽的鄰居們晚上會到他家裏來坐坐，“聊聊天，發發牢騷”，同時也觀察著自己該做一些什麽。
早在“西安事變”時，何應欽打算以軍隊討伐張學良，使得蔣介石的生命受到威脅，由是兩人結下了“梁子”。現在來到台灣，毫無疑問的屬於寄人籬下，何應欽要想獲得一席之地，就更加不能不看蔣介石的臉色行事。
於是在1952年2月，何應欽公開表示支持蔣介石“複職”，同時譴責李宗仁“不忠不義”。
國民黨在台灣展開“改造”，本來就是要讓“老人”們離開權力中心，何應欽卻為“改造”積極獻計，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央評議委員”，但在“改造”結束後，何應欽也隨之被擠出了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隻剩下“戰略顧問委員會主委”一個空頭銜，到了1972年，“戰略顧問委員會”不再設主任一職，何應欽成為委員，更加無事可做，閑在家裏。
何應欽又不像閻錫山那樣能“閑得住”，還是要找事情來做，就這樣，他參與了“國際冷戰”。
當時有一個反對共產主義的國際組織叫做“世界道德重整委員會”，1955年5月20日，這一組織與何應欽聯係，希望他能幫助該組織訪問台灣。何應欽立刻向蔣介石報告，正為“反攻大陸”而苦惱的蔣介石聽了很高興，表示歡迎訪問團到來。
從此何應欽積極投身於“冷戰”，他在台灣成立了“世界道德重整聯誼會”，並任會長，雖然這個“道德重整”的活動沒有台灣官方的經費保證，可這畢竟是何應欽的新舞台。1961年，他還親自帶隊，將一部反“赤化”的歌舞劇《龍》帶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表演。
到了晚年，政治上的紛擾已徹底離何應欽而去，讓他不能忘懷的，是家鄉的山水和蘭花。於是他用雙手擺出貴州老家的景色，請張大千給他畫了一張家鄉山水畫；還養了200多盆蘭花，每有蘭花展，他一定前往觀賞。
95歲生日那天，何應欽很高興地拍了很多照片，說要把這些照片寄給家鄉人看看。1987年10月20日，他的血壓突然下降，第二天上午何應欽終在台北榮民總醫院去世。終年99歲。
將軍們的落幕
去了美國的李宗仁最終還是沒去台灣，盡管在1950年2月21日，蔣介石指使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向在美國的“代總統”李宗仁發出了最後通牒，限李三天之內返台，否則便視作放棄職權。
李宗仁選擇了回大陸，在美國的6年寓公生活，讓不甘寂寞的他最終坐不住了，於是在1965年7月，李宗仁和夫人一起飛回了大陸。在給李宗仁做口述曆史的唐德剛的印象中，寓公李宗仁“最大的嗜好還是聊天、談國事”，有時唐德剛甚至會帶“一批談客”去和李宗仁“談國事”，這個時候李宗仁就會特別高興，“談笑終宵”，後來唐德剛不常去李府了，李宗仁每遇到重要新聞，還是打唐德剛家的電話要“談談”，遇到唐德剛不在家，李宗仁就要在電話裏和唐德剛的夫人為“國事”談上半天。
這讓唐德剛覺得：“和這些青年的家庭主婦‘談國事’，李‘代總統’也未免太委屈了。”唐德剛認為，這或許是李宗仁選擇回大陸的原因之一，因為“北京的人民政協之內，勝友如雲，吹起牛來，多過癮！”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肺炎在北京逝世。
在台灣的白崇禧，則因為李宗仁的回大陸，日子更加難過。白崇禧與李宗仁同屬桂係，在大陸時，白崇禧曾三度逼蔣介石下台，讓蔣介石非常記恨。早在1953年，他在花蓮打獵時，就曾遭到特務的暗殺，所幸逃過一劫。
1966年冬天，也就是李宗仁回大陸的第二年，73歲的白崇禧被人發現暴斃身亡。關於他的死因，至今眾說紛紜，不少人都認為是蔣介石指示人在白崇禧常喝的藥酒裏做了手腳。對此，白崇禧的兒子白先勇說，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也許要等相關秘密檔案解封了才知道。
在一定程度上，湯恩伯與白崇禧一樣，也是死得有點“不明不白”。從大陸來到台灣後，湯恩伯隻落得一個“總統府戰略顧問”的空頭銜，於是他便想去日本，但蔣介石又不允許，1954年5月，湯恩伯終於以治病為由去了日本，從此一去不返，死在東京一家醫院的手術台上。有傳聞說，是因為做手術的醫生有親屬死於侵華戰場，所以趁機報複。
像孫立人、薛嶽這樣的抗日名將，同樣在是台灣落寞終老。薛嶽到台灣後，雖然蔣氏父子都給了這員功績卓著的戰將以表麵上的禮遇，但是薛嶽接到卻是一連串的閑差，如“總統府戰略顧問”、“中國國民黨改造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行政院政務委員”、“光複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等，於是他隻好隱退在台灣南部的嘉義鄉間。閑雲野鶴的生活讓薛嶽成為了“百歲老人”，他在1998年5月去世，享年103歲。
孫立人雖然也像薛嶽一樣以高壽而終，但是卻在台灣走過了長長一段波折時期。1955年5月25日，孫立人因僚屬郭廷亮等七人涉嫌叛亂被捕，之後就被當局軟禁起來。在台灣公眾的印象中，這就是迷霧重重的孫立人“兵變”事件。
在實施軟禁期間，當局對孫立人實行了“不殺，不審，不問，不判，不抓，不關，不放”的“七不政策”，以軟禁代替論罪，以“查考”代替自由。
三十多個年頭過去了，一直到1988年3月，孫立人才恢複自由。這一年，台灣《自立晚報》獨家發表消息，說孫立人將軍還活著，就生活在台中市。
這一消息很快就震驚了島內外，台中民眾尤其感到驚訝，多少年了，由於孫立人就像消失了一樣，許多人早已相信了“孫立人已經仙逝”的傳聞。
1988年11月27日，孫立人迎來90大壽，前來祝壽的老戰友和各界人士有6000多人。1990年11月，也就是孫立人獲得自由的第三年，他以91歲的高齡去世。
台灣的一位教授在孫立人去世後寫到：“孫立人將軍的喪禮確是倍極哀榮，自動前往吊唁者一萬餘人”。
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像孫立人這樣的人去世也代表了一段歲月的結束，這個教授在看了人們排成一公裏長的隊伍為孫立人送葬後感到：“今後在台灣大概不可能再有同樣的感人場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