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和許世友兩人，軍銜一為元帥，一為上將，卻都是毛澤東不同時期最為信任、倚重的愛將，也都曾在毛澤東心目中有著掌管重兵而難以替代的軍中位置。
林彪1928年4月隨朱德上井岡山後，不久被毛澤東發現提拔為紅四軍28團團長，隨後又在紅四軍七大上的“朱（德）毛（澤東）之爭”中，以少數派而異乎尋常地主動支持毛澤東，由此成為毛澤東視為股肱的第一愛將，開始亦步亦趨地接替朱德的位置上升，中共軍隊乃至其整個政權的權力頂峰，也從“朱毛”最終演變為“林毛”。
朱德由紅四軍軍長升任為紅一軍團總指揮，林彪便接替為紅四軍軍長；朱德升任為紅一方麵總司令，林彪便接替為紅一軍團軍團長；朱德升任為八路軍總司令，林彪便接替為115師（紅一方麵軍改稱）師長，後來又擔任東北野戰軍（即第四野戰軍，亦即紅軍時期的紅一方麵軍）司令員；建國後，總司令這一象征性的稱號取消，林彪於1959年成為主持軍委工作的副主席，正式取代了過去朱德在軍中的位置；到“文革”中，林彪更成為全黨全軍的副統帥與黨章規定的接班人，地位超過朱德，僅居於毛澤東之下。
許世友的人生機遇遠沒有林彪的順暢，駕馭戰爭的謀略藝術更非同一個檔次，但他最終以外表粗魯內心精明的“包裝”，躋身於毛澤東極少數最信任的將領行列。
他出身於張國燾的紅四方麵軍係統，是“仇視知識幹部狂”的張國燾從墨水不多的工農幹部中一手提拔的愛將。1937年6月，他被毛澤東“收服”後，逐漸被視之牛皋、李逵一類粗魯卻忠誠的人物被毛澤東信任。
特別是從建國後的1955年起，毛澤東一直讓許世友擔任南京軍區司令員，成為他牢牢掌控軍隊的重要幹將；到“文革”中，更是提拔許世友為政治局委員兼南京軍區司令員（後為廣州軍區司令員），成為製衡已有信任危機的林彪坐大、反側，以及百年後輔佐接班人順利執政的“股肱之臣”。
林彪與許世友兩人之間也隨著毛澤東“寵愛”的或親或疏，個人命運的或沉或浮，有著戲劇化的“恩怨”。
一、林彪抓捕許世友
1936年10月，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麵軍）與張國燾的紅四方麵軍、任弼時賀龍的紅二方麵軍經過諸多波折，特別是張國燾另立中央的驚險曲折曆程在西北會師後，毛澤東將三大方麵軍的主要骨幹將領調入位於保安的紅軍大學集訓。
似乎是借鑒蔣介石黃埔軍校與廬山軍官訓練團的成功經驗，毛澤東對紅軍大學的培訓格外重視，特意任命第一嫡係愛將、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為紅軍大學校長（久負盛名的原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反而為副校長做副手），自己兼任校教育委員會主任兼政委。紅軍大學不久改稱抗日軍政大學，校址也遷往延安。
1936年11月初，時任紅四方麵軍騎兵師司令員的許世友，被調入紅軍大學第二期當了一名普通學員，開始接受服從毛澤東和中央的“思想幫助”訓練。
4個月後，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的紅四方麵軍主力西路軍兩萬餘人在河西走廊全軍覆沒，張國燾賴以與毛澤東“鬥法”的軍隊頓時損失了一大半，再也沒有過去在紅軍三大方麵軍中“鶴立雞群”的局麵，他的黨內地位由此陡降。
毛澤東開始全麵清算張國燾當年“擅令四方麵軍南下、另立中央”的“罪行”。張國燾晚年在《我的回憶》中說：“抗日軍政大學被選定為鬥爭張國燾的中心。”抗日軍政大學即紅軍大學，作為校長的林彪自然成為這場清算的主將。
時任紅四方麵軍紅四軍政治部主任的洪學智回憶：“在3月間,紅軍大學政治部召集學校的支部委員,布置在紅大批判張國燾分裂主義錯誤。”抗日軍政大學（紅軍大學）政治部列出三條:一為紅四方麵軍是土匪；二為紅四方麵軍幹部是軍閥；三為四方麵軍幹部是張國燾收買的。
抗日軍政大學許多紅四方麵軍學員因此被紅一、二方麵軍學員批鬥，紅四軍副軍長劉世模憤而舉槍自殺，結果沒有死成，隻是重傷住院，但從此踟躕仕途，後來最高不過為東北民主聯軍第7縱隊20師師長。
許世友作為張國燾的心腹愛將更是首當其衝，大會小會挨批。一次揭發張國燾逃跑主義的大會上，他忍不住責問：“為什麽說張國燾是逃跑主義呢？中央就沒有逃跑？中央紅軍不是也從中央蘇區撤出來了嗎？如果說是逃跑，都應該定為逃跑。”
許世友這一番話瞬間捅了馬蜂窩，“打倒許世友，打倒張國燾”的口號聲一時震響會場，他被當作“張國燾的徒子徒孫”加以嚴整。
回到房間後，許世友覺得呆在延安已無出路。他找來紅四方麵軍學員王建安、詹才芳等人密謀離開延安，投奔留在四川的舊部劉子才。不久又經秘密串連，不堪批鬥的紅四方麵軍5名軍級幹部、6名師級幹部、20多名團級幹部“入夥”，定好了出走時間，許世友還畫好了行動路線圖。
但臨走前的幾個小時，思前想後的王建安突然後悔了，在許世友不許退出的情況下，他將密謀告訴了學員隊黨支部書記謝富治。
謝富治也是紅四方麵軍將領，擔任紅9軍政治部主任。一直就任政工幹部的政治敏銳性，令他頓時找到了“靠緊”中央，獲得信任的機會。他當即將密謀上報，校長林彪很快就知道了。
林彪一麵緊急進行預防處置，一麵又迅速報告毛澤東，獲得抓人的許可。林彪立即將許世友等30餘名參與密謀的人抓了起來。因聽說許世友有武功，抓捕時還特意安排了8個訓練有素的士兵動手。
抓獲成功後，林彪主張槍斃許世友。
毛澤東看出了問題的嚴重性：不是許世友一個人，而是牽扯到大批紅四方麵軍將領以及萬餘名士兵是否“臣服”中央和毛澤東的問題。他深思熟慮後，否決了林彪的主張，采取古代演義裏常見的“親解其縛”的方式，收服了許世友。
許世友此後轉入積極批判張國燾的行列。
二、許世友“靠攏”林彪
許世友雖然粗魯，卻也有權衡利害、富於機變的粗中有細。
他前期最服張國燾，除張國燾一手提拔的知遇之恩外，更是張國燾有說一不二的權威。
許世友後來回憶說：“那時候，我是無門無派，我就是覺得當兵打仗，不聽上麵的要吃虧，曾中生他們太書生意氣了。黨內除了主席，誰也不是張國燾的對手，老張（張國燾）手很黑，一般人鬥不過他。”
許繼慎、曾中生這些黃埔軍校高材生書生氣太濃，明哲保身上反不如幾乎大字不識的許世友，結果都慘遭張國燾“肅反”的毒手。
延安密謀出走事件後，許世友知道了毛澤東是比張國燾更大的權威，從此“把我燒成灰也是毛主席的人”（許世友語）。
但毛澤東百年之後呢？
這一問題在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一中全會林彪被確定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並寫進黨章後，許世友有了答案。
他一反傳說中隻服張國燾、毛澤東的常態，開始到曾經抓捕過他的林彪家拜訪，並要警衛員打野雞、野兔送給林彪。1969年4月30日，林彪接見許世友時，還特意“講團結問題”。
1970年8月23日，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即廬山會議）上發言後，多數與會者擁護林彪的講話，特別是對“四人幫”早已不滿的軍隊將領。“四人幫”骨幹張春橋一時成為千夫所指。
許世友認為“‘鱔魚眼’（張春橋）的壽數到了，我再給他補一槍”，簽發了江蘇組的一封表態信，隨後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也寫了表態信，中心意思都是擁護林彪的講話。
楊得誌出身 “雙一”即“紅一方麵軍”與“紅一軍團”，是林彪的老部下，韓先楚解放戰爭時期也長期跟隨林彪作戰，都對林彪敬佩有加，唯有許世友之前屬於陳毅、粟裕的華東野戰軍序列，與林彪並無直接上下級關係。
不想會議中途毛澤東突然站在了張春橋一邊，開始反擊林彪的“天才論”。林彪從此“失寵”，接班人位置岌岌可危。一年後，他絕望中倉惶出逃，殞命於外蒙古荒漠。
許世友與韓先楚、楊得誌的表態信隨即連同“五七一(武裝起義的諧音)工程紀要”等材料一起被專案組從林彪家中搜出，成為支持林彪，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證據。江青對此不依不饒，試圖整倒這幾位不大聽話的軍中老將。
但毛澤東深知“許世友、韓先楚是大老粗”，隻要自己在位，他們不敢有多大的異舉，何況身邊最貼心的“家將”汪東興都曾為後路計向“接班人”林彪投機示好，他未予追究，因此最後也隻讓許世友等人寫個檢討。
1973年5月，毛澤東對韓先楚說：“路線出感情，你和許世友同誌對我還是有感情的。過去的事算了，以《國際歌》為界。”
支持林彪之舉也就不了了之，許世友有驚無險。
三、許世友抓捕林彪“餘黨”
林彪1971年9月13日出走蒙古，公開與有半個世紀“父子之誼”的毛澤東決裂。當日淩晨，南京軍區許世友便得到了周恩來的指令。
他或許有所感慨，當年在延安，林彪是毛澤東最信任的嫡係愛將，抓捕過“反對主席”的自己，如今世易時移，白雲蒼狗，當年的情形正好反過來了。
許世友當即召見軍區副司令兼參謀長肖永銀，命令“開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如果有飛機落在我們這裏，不準起飛”，隨後又交代，“所有的飛機不要上天，所有的艦船不要出航。”
部署完畢後，他在8大軍區司令員中第一個向周恩來回話，說：“報告總理，我已下令占領南京的全部機場，請總理放心。”
不過，林彪的飛機並未來到南京地麵，而是墜落於外蒙古。
幾天後，許世友又奉毛澤東、周恩來之命秘密逮捕林彪死黨“三國四方”。“三國”指的南京、上海、杭州，“四方”指的是北京空軍政治部副主任江騰蛟、上海空四軍政委王維國、杭州空五軍政委陳勵耘、南京空軍副司令周建平。
許世友告訴肖永銀：“林彪、葉群、林立果現在已橫屍荒野，主帥一死，三國四方必然失魂落魄，他們會不會作垂死掙紮呢？必須趕快解決他們”。他還說，北京的死黨已抓起來了，南京要趕快行動。
經過周密部署，許世友很快完成了任務，王維國等人被一網打盡。
此後，林彪成為千夫所指的“叛徒、大賣國賊、大漢奸，大野心家”，比許世友當年在延安的“張國燾餘孽”、“張國燾徒子徒孫”雅號慘烈百倍。林彪與許世友在黨內權力鬥爭波浪的浮沉中，後者成為笑到最後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