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黃金十年”，一般用來指民國1927年到1937年間，經濟社會“相對”發展的十年。究竟是否能冠以“黃金”，學術界並未形成共識，隻是部分學者有此一家之言。
一些“國粉”、“國吹”沉迷於這段曆史的虛幻繁榮，以為旗袍、闊少、洋樓就是生活的常態。殊不知，積貧積弱、戰事頻仍才是當時的真實寫照，社會的大多數，正在絕望和死亡之線上進行著痛苦的掙紮。
北伐戰爭
新的時代，內政外交新氣象
這個新世界的開啟，是以國民黨的北伐成功為標誌的。
1927年，北伐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各地軍閥望風歸附，一年之後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蔣介石政府表麵上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成為中華版圖內唯一的合法政權。
這個新興的國家很快得到了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的承認，並與德國開展了深度軍事和經濟交流。雖然被東鄰日本所覬覦，在東北、華北、上海發生了局部戰爭或者摩擦，但形勢基本尚處於可控狀態。
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處在了20世紀以來前所未有的最好時代。整個國家從上到下，都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國民政府
1932年11月1日，上海《東方雜誌》開展了“新年的夢想”活動，向全國各界人士發出征詢四百份，讓他們描繪夢想中未來中國的模樣。包括胡適、顧頡剛、林語堂、巴金、徐悲鴻、鄭振鐸、茅盾等人在內的社會名流參加了此次活動。
在他們的筆下，未來的中國，摒棄了昏庸老朽，是屬於新銳青年的時代；消除了剝削和不公，勤勞的大眾成為主人……
總之概括成一句話，前途光明，美夢不遠。
這雖然不是當時所有4.5億人理想，卻是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的烏托邦。民國政府在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領域部行新政，取得的成績是無可否認的。尤其是工業領域的進步，為“黃金十年”的理論提供了根本依據。
根據一些經濟史學者的觀點，1912年到1936年間，中國的平均年工業增長率維持在9%以上。僅從工業化的建設成就而言，“在抗戰前，國民政府治下的國家達到了舊中國經濟史上的最高峰”。
國民政府時期的工業化
黃金十年，卻是比“爛”比出來的
一個新時代的即將開啟，給了人們太多對於未來的希望。如果細究他們的經濟數據，即使是引以為傲的工業，會發現也不過如此。
根據1933年中國統計研究所的普查結果，當年除東三省之外的全國17省，全國所有工廠數不過三千家左右，工人總數僅有二十多萬，以全國4.5億人口來算，平均每十五萬人才擁有一家工廠。
而且技術落後、生產效率低下，大多數工廠也隻是簡單手工作坊，稍微複雜一點的器件就不能生產。當時國民政府與德國合作建立了德械師，可悲的是自己連炮彈、子彈也造不出來，訓練時都舍不得用。
現代工業在發展中也呈現出自身的危機。輕工業方麵，除了絲織品和植物油有盈餘和輸出外，能勉強自給的也隻有火柴、卷煙、針織品等日用品。根據史學家的推算，中國工人的效率，僅僅有英、德的九分之一，美國的十九分之一。加上其他種種因素，一個美國工人，能夠吊打中國的五十個工人。
國民政府時期的工廠
軍閥大戰也未就此消弭。1929年蔣桂戰爭、1930年中原大戰、1932年四川軍閥劉湘與劉文輝大戰、1933年蔡廷鍇“福建事變”、1934年，西北“四馬拒孫”之戰、1936年陳濟棠“兩廣事變”……戰爭參與人數眾多，甚至有超過百萬人的大會戰。
日本的步步緊逼讓國民政府遭受重大打擊。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進而占領東北全境，並成立偽滿洲國；1932年的《淞滬停戰協定》和1935年《何梅協定》，一紙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承認了日本在上海和華北的軍事存在。
這樣的政府，可能相比羸弱的滿清和混亂的北洋，可能是要好出一些，不至於那麽“爛”；但要稱為“黃金十年”，確實顯得有些“成色不足”。
九一八事變
農村之殤，民國的最大敗筆
曆史的發展總是全方位的，而非單線程的演進。倘若執著於一點，或許可以加深對某一方麵規律的把握，卻喪失了對原本複雜多元社會的準確認知。
民國時的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村人口占據了總人口的絕對多數，這是研究當時曆史繞不開的話題。雖然當時城市日漸繁榮，但是鄉村卻更加破敗，已經到達總崩潰的邊緣了。
軍閥混戰造成了社會各地之間的撕裂與隔閡，鄉村的社會經濟極度凋零，物資極度短缺，物價水漲船高。軍閥為了應付戰爭，加大了橫征暴斂，這一時期征收賦稅的比率，“甚至超過了過去的封建王朝”。人禍加上天災，讓農民在生存與死亡線上苦苦掙紮。
根據1934年的《農情報告》顯示，中國農民仍然普遍采用小農經營的模式，農民雖然工作艱辛，並且極端節約，卻得不到應有的回報，仍然生活在赤貧之下，連最普通的溫飽都不能解決。相比西方發達國家，收入相差有十八倍之多。
國民政府時期的農民
農民的死亡率也是相當的高，是美國的2.5倍，甚至遠高於印度。當時的中國農民，平均壽命隻有三十歲左右，很多人未及成年，要麽被餓死，要麽被抓壯丁當了兵，要麽被賣去地主人家當了苦力。在一些文學作品中，這樣的橋段屢見不鮮，雖然有藝術加工的痕跡，卻很大程度上源於當時的史實。
經濟凋零隻是鄉村衰敗的一小部分。政治紛亂的大背景下，社會的失序和文化的失範引發了更大的問題，造成了農村的全方位退步，進而動搖了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這種危機逐漸超越了鄉村範疇，對整個國家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
國民政府時期的社會
政策製定，可謂治標不治本
針對廣大的農村問題，國民黨也製定了一些政策，意圖挽回農村的頹勢，削減城鄉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
最早製定的政策是土地改革，早在1926年10月的北伐戰爭期間，為了獲得湘、鄂農民的支援，國民黨在各省區代表聯席會議上通過了《最近政綱》，規定給佃農田租減少百分之二十五，史稱“二五減租”。並在1927年5月頒布《佃農保護法》，進一步保護佃農權益。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喊響了“農村複興”口號，成立農業複興委員會，實行政策改革，加大財政投入，減免田租稅收，並在各地大興水利工程。在技術方麵，成立中央農業實驗所，試驗了不少新品種，在農村推廣新的種植技術。
一係列政策看似有春風化雨的力量，實則是“雷聲大雨點小”。從實施地域來看，僅僅局限於國民黨統治力較強的江浙一帶，而這裏農村的經濟基礎本身就比較好。從實施效果上看，地方的基層管治還掌握在地主豪紳手上，政府一係列的政策根本無法實行，這些政策要麽胎死腹中，要麽收效甚微。
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各種天災接連爆發，農民的生活非但未見好轉，反而墮向更加深不見底的深淵。
國民政府時期的天災
解決方案，曆史給出答案
當時社會上的一些有識之士，已經看到了這種危機。
例如時任上海工商界人士選舉為常務理事駱清華、曆史學家周穀城、中國茶葉公司總經理朱羲農等，都指出了民國政府城鄉兩極分化的畸形經濟形態。科班出身的傅葆琛，這位畢業於清華大學，留學於美國俄勒岡大學、耶魯大學和康奈爾大學，並且獲得了“鄉村教育”博士學位的專家，專門寫了一篇《鄉建運動總檢討》，揭露的問題一針見血、鞭辟入裏。
但這些多是紙上談兵的文章，在當時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真正提出解決方案的，是1927年中共中央召開的“八七會議”，提出了土地革命總的方針和路線。
針對農村地區絕對貧困人口多、土地分配嚴重不均衡的現狀，發動“平民式”的革命，均分農村土地，自下而上徹底解決農村問題。
有別於國民政府喊喊口號、做做表麵文章，土地革命的路線卻是刀刀見血，曆史也雄辯得證明，這是解決農村問題最為有效的手段。
民國曆史建築
啟示錄
在今天上海、南京、武漢的繁華街市之間，我們可以找到漂亮的民國曆史建築。在給我們帶來感官上享受的同時，我們更應該去思考那段曆史。
那時的上海，是遠東第一繁華的商埠，然而表麵的光鮮卻沒有帶來國家的強盛，淞滬會戰以我們的失敗結尾，這顆東方的明珠，抵抗不到三個月就落入到日本人的手裏。
同樣，我們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民和農村才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倘若拋棄這些，不解決根本性問題，就去一味發展工業和商業，隻會是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注定以失敗結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