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火炬2021-01-10 10:46:54
編者按：已故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高華在香港出版的代表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社會影響很大，但其中很多或是無中生有，或是移花接木，或是有意混淆。所謂“毛澤東‘打AB團’大清洗”的記載即是一例。不少人其中包括有的幹部特別是青年學生對此卻信以為真，並由此得出中國共產黨黨內此後的所謂“殘酷鬥爭”皆源於毛澤東當年“打AB團”大清洗。馬社香同誌對此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很有說服力。現將文章刊登如下，敬請留意。
一、1930年初贛西南地方紅軍非以李文林為首
高華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1]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十次重印本，下同）第一章認為：“毛澤東‘打AB團’的大清洗，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誌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不管這種反對力量來自紅軍內部或是地方黨組織。”
高華書中口口聲聲說，毛澤東“遭到了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曆史上果真如此嗎？
李文林1900年出生於江西吉水縣水田鄉石鼓村，族名周金堂，曾用名周鬱文，家境富裕。1921年吉安白鷺洲中學畢業，考入南昌公立法政專科學校，曾任南昌馬克思研究會書記，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在南昌國民軍官教育團任教官，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部隊南下後，他回到吉水組合流竄散兵堅持武裝鬥爭。當年各地武裝起義風起雲湧，僅贛西1927年11月至12月，在贛西特委領導下，萬安、泰和二十都、吉安東固、吉水分宜、安福、吉安3縣邊界的延福地區農民先後起義。1927年11月，萬安起義農民武裝組成工農革命軍第5縱隊。總指揮楊德明，黨代表是陳正人。12月，吉安東固起義武裝組成的東(固)(南)龍遊擊隊同永豐遊擊隊合編為江西工農革命軍第7縱隊。縱隊長賴經邦（後任黨代表），黨代表葉天雷。工農革命軍第8縱隊由流散在贛西地區的原“建國豫軍”殘部編成，不久潰散。1927年12月，延福地區農民武裝組成工農革命軍第9縱隊。縱隊長李韶九，黨代表詹天龍。這個李韶九就是1930年10月擔任紅一方麵軍政治部肅反委員會主任之真身，是一位被高華和網上普遍認為是被毛澤東提拔平步青雲的人物，其實1927年12月毛澤東還在井岡山上之時，李韶九已是贛西南工農革命軍領導人之一。李韶九1928年曾一度擔任過紅二團團長。當時贛西南革命根據地以東固為中心，這個地區主要領導人肇始不是李文林，也不是李韶九，而是賴經邦。
賴經邦是今天不可忘卻的東固革命根據地主要創始人之一。他1899年出生於吉安東古鎮熬上古瑞仁村。家境貧寒，吉安省立第七師範畢業，1926年任吉安縣教育局長，同年加入中共。1927年9月在東固組建東龍黨支部，任支部書記，發動農民協會減租減息，爭取“三點會”首領段月泉（段起鳳）一起組建贛西第一支遊擊隊，自任隊長，段月泉任副隊長。1927年11月發動東固暴動。後以東固為中心建立革命根據地。賴經邦文武雙全，不幸1928年6月在對敵作戰中英勇犧牲。
賴經邦犧牲後，1928年9月贛西特委派秘書長李文林前來將第七、九縱隊合編為江西工農紅軍獨立第二團（[2]《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史》第32頁），比原紅二團規模略大，由李文林任團長兼團黨委書記。不久，江西獨立二團抽出部分骨幹組合第十五、第十六縱隊組建了第四團，由段月泉任團長。1929年2月，就是李文林率領贛西南紅軍去迎接朱毛紅軍來到東固會師，並休整一周。所以毛澤東讚譽“李文林式的武裝割據”和“方誌敏式的武裝割據”，對贛西南、贛北武裝鬥爭模式進行了充分肯定和鼓勵。
毛澤東為什麽說是李文林式的武裝割據呢？它有什麽特點呢？蕭克在《朱毛紅軍側記》中有一段當時的所見所聞所思：
（1929年2月）在東固，紅軍與江西紅軍二、四團，我們一起開了個會師大會，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二、四團的代表，他穿著棉布長袍，像個紳士，他在大會上講話既文雅又激昂。他說，大家歡迎紅四軍到來。我們這裏有很好的群眾，還有戰鬥力強的部隊，我們的戰術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上山，敵人找不到我們，我們可以看住他，有條件的話能打他一兩個團。……
後來，我們了解到，東固蘇區采取的是秘密割據的武裝鬥爭形式。他們把反動勢力驅逐之後，建立起秘密的黨政和群眾組織。政權是紅的，但看不到公開的政權機關標誌和固定的赤衛隊。郵路暢通，商業貿易照常。由於黨部和農民協會、蘇維埃政府是秘密的，敵人來了，找不到目標。二、四團采取飄忽不定的遊擊戰術，縱橫馳騁，消滅了許多靖衛團,還打敗過敵人的正規軍一個團。他們的士兵夥食每天是一角五分，不發生經濟問題。他們與省委、特委的關係密切，交通也方便，敵人對他們無可奈何。……
紅軍時候，我們這些下級軍官對於這個問題沒有去多想，聽說紅四軍領導人有過議論，今天從檔案文件中也證實，紅四軍前委在於都給湘贛邊界特委寫信中談到了東固的割據方式，信中認為“用這種方法，遊擊區域可以很廣，即是說發動群眾的地點可以很多，可以在許多地方建立黨和群眾的秘密組織”，“在接近總暴動之前，這種形式是最好的”。四軍領導人那時就感到“在全國或一省總暴動以前政權的形式和武裝的組織必須討論，依照兩年來的經驗，在全國至少在一個省用總暴動辦法推翻統治階級政權以前，小區域蘇維埃政權公開的割據是有害無益的”。這些材料亦說明，紅四軍領導人總結了井岡山鬥爭的經驗教訓，認識到必須擺脫原來依靠險要地形進行小區域公開割據這種軍事鬥爭形式。
可見，毛澤東對“李文林式的武裝割據”的讚譽是發自肺腑的，這個讚譽並非歸於李文林個人，而是對東固整個共產黨群體及其領導人，包括東固第一個地方黨組織——東龍黨支部書記賴經邦，以及時任贛西特委的所有委員，包括劉士奇等人。劉士奇的墓碑新中國成立後一直矗立在吉安，筆者曾兩次前往瞻仰。但由於他不是吉安人，也不是犧牲在江西，一部厚厚的《吉安英烈》沒有將其收錄；至今尚未引起黨史學界應有的關注。
劉士奇1903年出生在湖南嶽陽。1921年考入湖南商業專科學校讀書。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受湖南省委派遣，到株萍路礦從事工人運動，1926年8月秘密建立中共嶽陽委員會，任書記。1927年8月被派往江西工作，任江西省委委員。同年10月調任贛北特委書記。1929年初受組織委派，來到贛西工作，先後任贛西特委委員、秘書長、組織部長等職，可見1929年贛西特委秘書長一職，李文林、劉士奇先後擔任。1929年11月由劉士奇代理贛西特委書記。在政見上，劉士奇與毛澤東有諸多吻合處。他一直不讚成攻打大城市，提出發動群眾打吉安。主張徹底平分土地以獲得廣大農民的擁護。劉士奇的政見與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張懷萬）、李文林不同。
1930年1月，劉士奇出席贛西特委、湘贛邊界特委、紅五軍軍委在遂川於田召開的聯席會議，會議通過討論決定贛西特委與湘贛邊界特委合並，由劉士奇出任特委書記。同時決定將江西地方紅軍獨立二、三、四、五團正式合編為紅六軍，由黃公略任軍長，劉士奇任政委。劉士奇的領導能力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支持。所以，高華認為：“隨著1929年毛澤東率紅四軍兩度進出贛西南和彭德懷所率的紅五軍於1930年初分兵在贛西南遊擊，經曆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贛西南黨團機構，在若幹問題上與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歧，和毛澤東的關係也日趨緊張。”（[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高華這個分析缺少對贛西南這一實況的基本把握，完全忽視1930年初及二七會議時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是以劉士奇為代表，而非以李文林為首。由此高華對陂頭二七會議的兩點分析更為偏頗，學術硬傷迭見：
贛西南方麵與毛澤東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
一、土改政策問題。贛西南方麵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關於“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
二、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1929年11月底，毛澤東提出合並贛西、湘贛邊界兩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並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並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麵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準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澤東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麵的抵製。
高華這段分析的硬傷一：有意或無意忽略歪曲贛西南黨組織內部本來就存在著土地政策方麵兩種意見，而不是像高華所分析的，是毛澤東與贛西南不同意見。在贛西南兩種意見中，一種是擁護和讚成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分配”一要快，二要分。劉士奇、曾山本來的看法就與毛澤東相吻合（[4]《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鬥爭曆史的回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另一種就是以江漢波、李文林為代表的“沒收豪紳土地”按勞動力分配，因為富農勞動力比貧農多得多，按這一條執行，實際是保護了富農利益。所以在贛西南是受到農民的抵製，在二七會議前，贛西南的土地遲遲沒有大批分下去。該會後，劉士奇按照“沒收一切土地，按人口平分”分得很快，受到廣大農民的真心擁護，很快集結了百萬農民“十打吉安”的群眾基礎。
硬傷二：成立新的贛西特委，並不是像高華所說是毛澤東提出的，而是中央特派員彭清源在遂川於田會議中提出的，這個會議的時間是1930年元月，而非高華說的1929年11月底。
硬傷三：曆史上江西獨立二、四團並不是合並到彭德懷部，而是由遂川於田會議決定獨立二、三、四、五團合編為紅六軍，當時獨立二團團長是李文林，三團團長劉鐵超、四團團長段月泉（又名段起鳳），五團團長羅炳輝。這次會議毛澤東沒有參加，由中共中央特派員彭清泉主持（[5]戴向青、餘伯流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高華以何依據說是“毛澤東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並到彭德懷部”呢？
硬傷四：高華說“1930年1月，毛澤東任命紅四軍幹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事實上，劉士奇非紅四軍幹部出身，甚至1930年以前，劉士奇也從未在軍隊工作過。高華教授不惜以改變劉士奇的出身來強加毛澤東任人唯親的色彩，這種隨意性分析或“臆想性”痕跡似乎太明顯，更容易留下新的硬傷。
二、毛澤東與李文林關係變化的曆史節點
認真梳理這一段贛西南蘇區史，頗為玄妙的是江西白熱化肅AB團關鍵之人竟然與李文林大有關聯。這種關聯涵蓋了贛西南肅AB團前部曆史。
追根溯源，1930年贛西南的肅AB團，非完全從字麵上追溯的大革命時期段錫朋組織的AB團殘餘分子，這一點今天的研究必須深刻認識。在某種意義上，贛西南肅AB團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不斷掀起反取消派反改組派的政治要求在地方上的反映。當年在陳獨秀小組織活動愈演愈烈的形勢下，1929年11月13日中央對江西省委的指示信（[6]《中央革命根據地曆史資料文庫》，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明確表示：
江西的AB團就是這些封建殘餘勢力的樂園，並且AB團首先也是產生在贛西的，而第三黨，改組派等，亦利用並且建築在這一個基礎上與當地軍閥匯合一同來破壞我們(如第三黨潛入我們的指導機關之內)．軍閥的基礎自然就是建築在這種封建殘餘勢力之上，並利用AB團，第三黨，改組派等的組織，來破壞我們，……
中共當時處於幼年時期，黨內幹部的理論水平分析能力都有較大局限性，從中央到地方，對取消派AB團改組派很容易出現簡單化形式化的認識。我黨吸取大革命時期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教訓，在特定條件下很容易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這些從1928年至1930年夏秋，相關中央文件、贛西南特委及江西省行委及贛西行委的通告中，都有清晰地反映。加之初創蘇區複雜的外圍關係，敵對勢力的各種滲透、破壞，江西不少地方層出不窮的“告密”信（[7]《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各地武裝起義（江西地區）》參考資料，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出版），贛西南黨團組織頻頻出現叛徒投敵者。1929年11月7日，贛西團特委書記曾道懿一被捕即叛變，1930年2月在陂頭“二七會議”前後，中央政治路線不斷改變與糾正，中央不斷呼籲開展黨內政治路線鬥爭。贛西南肅AB團始與“反取消派AB團”作為一個整體，續與“AB團改組派”作為一個整體。當年贛西南的AB團，在實際意義上已是一種包羅萬象的非中央路線所有執行者及一切敵對勢力的簡稱或代稱。故1930年7月22日，《贛西南劉作撫同誌（給中央的綜合的）報告》（[8]《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反複強調強調的是“對AB團改組派”。贛西南特委1930年6月25日的宣傳大綱也是《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這些都清晰而深刻地反映了立三中央與贛西南的關係，以及贛西南領導人對肅AB團的遊移性和認知。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全國蘇維埃會議。會前曾強烈要求毛澤東前往，但毛因前線緊張未能到會（[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中央黨校出版社1988年出版）。贛西南李文林、曾山出席會議，聆聽了李立三發表的重要報告《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歸來，信心滿滿，向特委書記劉士奇作了匯報。劉士奇是1930年4月贛西南特委第一次全體會議被選為特委書記。劉士奇對李立三中央攻打大城市那一套並不看好也未附和。
1930年8月5日至11日，李文林借傳達全蘇會議精神，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會議，簡稱“二全會議”。參加會議特委委員及各地代表共計37人。會期8月5日至11日，曆時7天。會議的主要內容是([10]參見《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史》，和戴向青、餘伯流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一)傳達了李立三主持的黨中央批評“贛西南政治路線的錯誤”和所謂“農民意識特別濃厚，保守觀念，武裝不集中”等錯誤。這就是把毛澤東為代表的鞏固革命根據地的正確路線批評為“政治路線的錯誤”，主張“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二)傳達了李立三主持的黨中央批評“攻吉安不是站在整個的政治意義，而是站在反對敵人進攻赤色區域”，批評進攻吉安僅是用“武裝回答湘係軍閥，保護分田勝利等口號”， 批評前特委“武裝擁護蘇聯反對二次世界大戰，這些口號都很少有”。
（三）會議部署要在三個月內把共產黨員由3萬發展到l5萬，一再強調要把所謂“富農分子”、“動搖分子”清除出黨。同時，強調組建雇農工會，大反富農，打擊了地主、富農和富裕中農出身的共產黨員，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贛西南地區傳播馬列主義，點燃革命火種有重要貢獻的骨幹分子，嚴重地削弱了贛西南黨的領導力量。與此同時，計劃在3個月內發展12萬共產黨員，這就勢必拉夫湊數式的發展黨員，降低了黨員質量。在軍事上，決定由李文林去南路行委指揮攻打贛州，準備攻下贛州後，把紅二十軍和紅二十二軍都向南昌、九江開拔，以配合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
（四）在傳達貫徹全國蘇代會精神的同時，錯誤地批評和處理了特委書記劉士奇。劉士奇對李立三主持的黨中央對贛西南蘇區工作的批評，不以為然，“一點不肯接受”，堅持說“過去的鬥爭是對的”，“中央指示不對”。受到“二全會議”一些同誌的嚴厲批評，被停止政治活動，並提議黨中央給予開除黨籍的處分，還不準到中央申訴。當時，中央代表塗振農認為處分太重，認為至多給一個書麵警告，並要劉士奇再寫一信給特委，敘述客觀事實。劉士奇照辦後，才被允許到中央接受教育。
(五)會議決定改組和健全贛西南特委常委，以保證對“左”傾錯誤的順利執行。由曾山、李文林、王懷、郭承祿、肖道德為特委常委，郭貞、陳婉如為候補常委，曾山任書記。
但曾山的特委書記僅僅當了數日，李文林很快集贛西南地方黨團大權於一身。曾山（《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史》）對這一段記憶深刻：
一九三〇年八月，總前委派朱參謀長傳達中央指示，要贛西南黨團特委合並成立江西省行委，省行委委員由李文林、曾山、陳正人、王懷、段良弼五人組成，以李文林為書記。
贛西南“二全會議”以及李文林擔任省行委書記，說明了一個重要問題。1930年8月，一個立三中央支持的以李文林為中心的贛西南地方領導機構已經運行權力，其在指導方針上是與毛澤東為書記的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基本部署相對立的。省行委為了緊跟李立三路線，貫徹中央及長江局的指示是堅定不移的。1930年8月26日《中央給長江局的信》（[11]江西省委黨史辦編《中央革命根據地曆史資料文庫》，中央文獻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明確地批評了毛澤東：
現在我們答複你們討論的問題，首先說你們與毛兄的爭論，在他的意見認為對長沙事件應發動群眾，舉行反白色恐怖的示威，這是對的，但他忽視了廣大群眾接受準備暴動口號的政治自覺，而不主張聯係此總罷工，示威到準備武裝暴動，這是錯誤的。……
在黨內反傾向的鬥爭上，要堅決地提出兩條戰線的鬥爭，主要的更明確的是反右傾危險。
江西省立即做出《贛西南特委二全會議決議案之二——黨內政治鬥爭決議案》（[12]《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全麵貫徹中央及贛西南“二全會議”精神，全力開展黨內鬥爭，肅AB團，在1930年8月至11月，省行委及下屬各路行委、縣行委迅速成為贛西南肅AB團擴大化血腥化的中堅力量，1930年8月贛西南肅AB團掀起高潮也從一個重要方麵說明了這一點。高華（[1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書中也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
1930年7、8月間，“肅AB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8月，李文林出任根據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的書記，在“打AB團”的積極性方麵李文林並不輸於前任特委書記劉士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今天在曆史資料查證中應該高度注意這一點，現在有的研究蘇區史的著作和文章，將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成立的時間定於1930年10月，與史實不符，也隔離了肅AB團的真相。1930年8月中旬以後，贛西南特委發布的所有通告，實際上是以江西省行動委員會領導批準和推進的。而江西省黨內大力肅AB團，與落實中央給長江局的指示“在黨內反傾向的鬥爭上，要堅決地提出兩條戰線的鬥爭，主要的更明確的是反右傾危險”是分不開的。這是研究肅AB團的曆史一直被忽略的一點。譬如，高華文中所講的：
據贛西南特委1930年9月24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20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後，“特委即把他拿起審訊”，起初他堅決不肯承認，後“采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嚴審他，才供出來，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AB團分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
1930年贛西南肅AB團的高潮中，以李文林為書記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全權領導和指揮贛西南特委及下轄贛東贛西贛南贛北四路行委，四路行委又轄各縣分行委。各級行委人員迅速更迭，使肅AB團的打擊對象迅速發酵，縣、鄉原領導人有的被審查甚至被錯殺。
曆史的無情或玄妙為後來人上了深深一課。在某種意義上，在特定時段範圍內，贛西南1930年肅AB團極端擴大化的領導人，不是劉士奇，更不是毛澤東，而是兩年後被以AB團“成立小組織”罪名冤殺的李文林以及他所背倚的中央極左路線。高華將沒有縷清當年肅AB團時當地黨組織的內在變化，不加分析地強加在毛澤東頭上，所謂“毛出於極左的肅反觀和複雜的個人目的，直接參與領導了1930-1931年鎮壓AB團的行動”，勢必混淆曆史歪曲真相。高華（[14]《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書中所述：
到了10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15]“二七”會議要求把“黨內代表富農分子不論其階級如何及過去工作如何，無情的堅決的開除出黨”），消滅了一千多“AB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團”也大多被殺。
1930年的贛西南，上有中央“取締小組織及取消派”的文件和“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指示，下有地方“二全會議”的推波助瀾。高華在此再次發生學術誤判，贛西南大麵積開除所謂“富農分子”出黨，是1930年8月李文林主持的二全會議，而不是1930年2月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大麵積絕對化開除地主、富農出身的黨員，這部分人原是劉士奇領導下的骨幹，以“打AB團”強製性地一刀切。形成了1930年8月李文林執掌省行委大權後，肅AB團遂入高潮（當然高華文中所引用的被殺之人數字還需再研究）的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到此時，心海起伏，難以平靜。
朱德延安時期曾對史沫特萊回憶了1930年10月攻克吉安後刻骨銘心的一件事。史沫特萊（[16]《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版）筆述：
朱將軍對吉安記憶得特別清楚，因為他在那裏發現了敵軍司令部的重要文件，有些文件提到第一次“剿共”計劃。蔣介石在華北的戰事已經結束，派了十萬軍隊到江西來進攻紅軍，這場戰事要在十月底開始。
繳獲的文件還涉及AB團，這是國民黨的秘密特務組織，在整個蘇區進行破壞和組織暗殺網。這些文件使朱將軍頗覺棘手。因為在蘇區的AB團員的名字都是密碼，共產黨在好幾個月內都譯不出來。但文件中顯然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提供了重要線索。例如，有一張收條便是由東固——興國蘇區的一個地主用真名簽字的。這一地區的共產黨領袖之一李文林，就是這個地主的兒子。朱將軍不敢相信李文林與AB團有關，可是的確是他父親的名字。
據當今研究者共識，“在贛西南大張旗鼓‘肅AB團’時，毛澤東因忙於主持軍中事務，並沒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團’，進入10月後，毛的態度發生轉變。”（[17]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毛澤東態度轉變有一個不能回避的重要原因。即1930年10月4日打下吉安司令部後，發現此文件，以及當時舉座均認為是李文林父親簽名的收條（[18]據《江西黨史資料》第1輯吉水縣黨史辦文，1981年曾去李文林家鄉作過調查，其父1930年時已死）。數年後，紅一方麵軍總司令朱德對此仍記憶猶新，可見當時對總前委每一個成員意想不到的震撼。對李文林不得不有所懷疑，對未能破譯的寫滿蘇區AB團員名字的密碼不得不提高警惕，包括總前委書記毛澤東。這是應該可以理解的，不應該非議。
戰爭期間不可能前往調查。隻能存疑。即使這樣，毛澤東作為紅一方麵軍總前委書記仍邀請省行委書記李文林參加其後相關曆次軍事會議。這一點反映了毛澤東對李文林懷疑的謹慎，以及對黃陂肅反醞釀的謹慎，但這點被高華完全忽略了。蔣介石果然如吉安敵軍司令部搜查出來的計劃，10月中下旬集中了十萬兵力準備一口吃掉不到四萬人的紅一方麵軍。大敵當前，據曾山（[19]《贛西南蘇維埃時期革命鬥爭曆史的回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回憶：
到了峽江，總前委發起與江西省行委開聯席會議，討論當前形勢和軍事部署。毛澤東同誌提出：強大的敵人已到南昌向清江前進，打開吉安城以後，大塊新蘇區未能鞏固，紅軍主力離開鞏固的蘇區與強大的敵人作戰不利，主張紅軍後撤，誘敵深入蘇區，以利殲滅進攻的敵軍。而李文林在聯席會議上堅決反對紅軍後撤，理由是：不打南昌、九江，會師武漢是違背中央路線的(即立三路線)。但到會的多數同誌包括我與陳正人同誌都是擁護毛澤東同誌提出的紅軍主力後撤的主張，因為這樣能鞏固蘇區，又能誘敵深入，有利於殲滅進攻的敵人。
省行委書記李文林的意見深刻反映：李文林身體力行贛西南“二全會議”精神，作為“二全會議”的領導者和積極推行者，贛西南乃至江西蘇區地方的肅AB團毫無疑問正在全麵推進，客觀事實也是如此。
峽江會議的爭論，在紅一方麵軍行軍沿途一直沒有停止，李文林的意見不僅具有代表性，打中央旗號也有一定蠱惑性。沿途開了一次又一次會議，紅一方麵軍如何反“圍剿”的具體方案一直不能統一意見，毛澤東會上會下反複作思想工作苦口婆心。高華前麵所論的“書記獨裁”即使在戰爭最危急的時候，也未見蹤影。
10月25日，紅一方麵軍總前委與江西省行委再次在羅坊召開聯席會議。這次會議爭論更為激烈。李文林等人主張紅軍應主動出擊，不要將敵人引進贛西南蘇區來，與毛澤東“誘敵深入”的戰略幾乎針鋒相對；彭德懷這次會議沒有出席，紅三軍團代表袁國平也主張紅軍“夾江而陣”，不肯東渡贛江。多種意見爭執不下。但次日（10月26日），由於形勢的緊迫性，紅一方麵軍、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共同發表《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麵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指示》。指示中確定了“爭取一省勝利是一方麵軍與江西黨部的共同任務”，對誘敵深入尚沒有達成共識。在第八和第九部分分別下達了關於江西地方黨組織和一方麵軍當前的任務，沒有任何交織，這是非常特殊的，說明在這些問題上當時是各抒己見，沒有共識（[20]引自《紅一方麵軍、江西省行動委員會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麵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指示》，《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八部分是贛西、贛南及其他蘇維埃區域的嚴重任務。
（1）團結貧農雇農對抗富農，要迅速再來一個質量上的平分土地。……；
（2）改造全部黨的組織團的組織，重新建立，因為現在的贛西南黨內團內充滿著富農的緣故。……；
（3）提出撤換違背貧苦工農利益的委員。不使有一個富農反革命分子（AB團）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級蘇維埃之內，這是因為贛西南各級蘇維埃政府充滿著富農反革命分子的緣故。……；
（4）從政治上指出AB團的各種陰謀詭計，肅清在群眾中的影響，嚴厲的鎮壓AB團，處決AB團中的一切活動分子。……；
（5）城市中建立真正的階級工會。……；
（6）建立獨立的雇農工會。……；
（7）用鼓動說服方式猛烈擴大紅軍後備軍。……
第九部分是一方麵軍目前工作。
（1）軍事戰略。……
（2）加強軍隊中政治訓練。……
（3）加強實用的軍事訓練。……
所以，至今有的研究AB團的文章，是否忽略了公開“指示”中江西黨部和一方麵軍分別列舉不同任務，將10月26日指示中分別寫的江西黨部的任務，看成毛澤東的認識和布置。這是比較牽強，缺少具體分析的。高華（[21]《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對此的分析更是有過之無不及，他說：
李文林在“肅AB團”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隨著“肅AB團”中暴露出的亂打亂殺現象日益嚴重，李文林的態度開始轉趨冷靜，10月初和10月底，省行委已著手部署糾偏措施，但令人回味的是，當李文林的肅反狂熱降溫時，毛澤東卻開始升溫了。
高華的分析，是否脫離了10月26日“紅一方麵軍、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指示”曆史文件的基本狀況呢？！當時省行委的肅反熱情仍趨高潮之勢，軍隊是將反第一次大“圍剿”打仗殲敵為全部使命。但曆史的嚴酷在於直至10月30日羅坊會議，紅一方麵軍與省行委仍沒有達成誘敵深入統一意見。敵軍前鋒已近袁水流域。火快燒至眉毛。毛澤東此時已做好長江局代表周以栗的工作，毛澤東和周以栗連夜前往彭德懷處，曉以大局，彭德懷代表紅三軍團連夜表態擁護毛澤東誘敵深入向蘇區腹地退卻主張。李文林孤掌難鳴，才最後同意了（[22]參見滕代遠《袁州、羅坊會議前後的情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餘伯流《毛澤東與東固革命根據地的不解之緣》，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1月版）。11月1日，朱德、毛澤東在羅坊簽署“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而殲滅之”作戰命令。
從峽江至羅坊會議，李文林一直堅持反對毛澤東“誘敵深入”反“圍剿”方略，陳正人等人（[23]彭儒《羅坊會議前後》，引自《井岡之子——陳正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旁證道：
為了糾正立三路線的惡劣影響，毛澤東同誌決定在羅坊召開一方麵軍總前委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以栗、滕代遠、彭德懷、羅榮桓、林彪、袁國平(三軍團政治部主任)、楊嶽彬(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李文林(江西省行委書記)、曾山和陳正人同誌。會議開了幾天，爭論得十分激烈。尤其是袁國平、李文林等人態度十分頑固，他們拍著桌子和毛澤東同誌大吵大叫，說：“不打南昌、長沙，會師武漢，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斷送中國革命！”
李文林言行都在當年留下了複雜的背影。譚震林（[24]《談中央紅軍反第一、二、三次大“圍剿”》，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生前撰寫的回憶文章：
一次反‘圍剿’，紅軍為什麽到黃陂、小布集中？第一是人民條件好。第二是地形好。如敵人到黃陂小布來，我們可以就地把它消滅。為什麽不去東固？因為東固、富田有AB團，他們造謠，說我們逃跑，不打白軍，使那裏的群眾產生懷疑，不信任我們。
譚震林當時任紅一軍團第十二軍政治委員。彭德懷（[25]《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當時也遇到類似情況：
當三軍團逐步向永豐以南之黃陂、小布地區收縮時，越轉向蘇區中心地帶，越見不到群眾，甚至連帶路的向導也找不到。部隊普遍懷疑這是什麽根據地，還不如白區。原來是江西省總行動委員會(省委)對“放開兩手，誘敵深入，大量消滅敵人”的方針提出異議，說這是右傾機會主義，是退卻路線，而不是進攻路線。他們的方針是“打到南昌去”，同總前委的決定是針鋒相對的。他們始則對紅軍進行封鎖、欺騙，控製群眾，不要群眾和紅軍見麵。……
可見，李文林等對“誘敵深入”戰略不理解造成的負麵影響較為嚴重，甚至出現某些破壞性作用。
毛澤東此時懷疑李文林有AB團嫌疑。在回歸曆史的意義上應給予深刻理解。毛澤東此時所說的AB團，並非是今天認為的大革命時期國民黨右派組織AB團，而是當年贛西南地區依據中央文件精神約定俗成認為的反對蘇維埃的改組派取消派及任何小組織派別的總稱或代稱。
1930年9月24日，贛西南特委《為肅清AB團告革命群眾書》中寫道：“AB團是什麽？AB團是豪紳地主階級的集團，他是破壞工農革命的陰謀組織，與墨索裏尼的法西斯蒂——捧唱國美國的三人黨，是同樣的陰謀毒辣，是屠殺工農群眾的劊子手，是中國的法西斯蒂是革命的嚴重敵人，是工農革命的死對頭。”（[26]參見《緊急通告第二十號》，引自《中央革命根據地勝利選編》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AB團取消派改組派當年成了一個筐，任何非無產階級的言行都可以置於進去。如該“告革命群眾書”認定的AB團的奸滑策略：“（1）混入共產黨政權機關去破壞組織；（2）破壞城市工作；（3）組織暗殺隊；（4）收買流氓地痞；（5）企圖暴動；（6）欺騙群眾鼓動口號：反對分田、反對抗柤抗債、反對轉變農民意識、反對擴大紅軍、反對婚姻自由、擁蔣反共……”（[27]引自《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嚴重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打AB團勢必急劇擴大化。在贛西南有關《肅AB團緊急通告二十號》、《為肅AB團告革命群眾書》（[28]參見《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贛西南特委二全會議決議案之二——黨內政治鬥爭決議案》（[29]參見《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都清晰反映了這一點。回歸當年你死我活的對敵鬥爭環境，複雜多變的中央“路線”之爭，對應相對激烈的贛西南黨內“換屆”（從特委書記劉士奇到行委書記李文林），剛剛從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慘痛失敗中跋涉出來的中共各級領導人，當時誰也不可能超越這段“幼稚偏頗”的曆史。今天的研究者切切不能“刻舟求劍”，以今天的認識來要求過去；更不能打著追求真相的旗號歪曲史實，混淆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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