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輩子不知要做多少種夢。身在不同時，就有不同夢。現今的人，夢想發財、升官、成名、提級、提職稱、分住房，欲望形形色色，夢境五彩繽紛，可是，僅僅在二三十年前，十億人的夢都是同一種血樣的紅色。那時，除了“革命”以外，誰還能抱什麽非分之想？哪怕你隻是個小人物，哪怕你隻是個未成年的學生，你的夢也做不出什麽花樣來。那時的夢，簡直荒唐得令人不堪回首麵對。怯與外人言，隻得講給自己的孩子聽。然而孩子的表情竟如聽天書一般的木然，聽神話一般的不屑。難道說，一場舉國同做的大夢竟是那樣一種不真實的、無意義的存在嗎？
心理學的書上說，夢是人的精神支柱。任何時候，人都離不開夢。即便是癡人，也不免要說夢的。
那麽，就讓我也做一次癡人，把我的一段舊夢從頭說起吧。
一
文革時，我在北京上中學。那學校可以說是鼎鼎大名。這不為別的，隻為它是曾經蔓延全國轟轟烈烈熱鬧非凡的紅衛兵運動的發源地之一。它的一切都比別人早半拍：文革還沒開始，它就先已停課；“紅衛兵”這個詞兒還沒發明出來，它裏麵已有人帶上紅袖章；“拿起筆來做刀槍”的時代還沒來臨，校園內、教室裏都已貼滿了大標語、大字報。這大概是因為，這所中學是某名牌大學的附中，獨具的條件使它能夠超前地複製大學裏的一舉動，使它的學生特別早熟。
那時，“革命”是一個富有刺激性的字眼兒，無論是充滿理想的熱血青年，還是吊兒郎當不務學業的痞子學生，在“停課鬧革命”的口號下，誰能抑製住自己的激動和興奮？所以運動一來，我們這些剛入初中不久的毛頭小子便模仿著高中生的樣子鬧了個天翻地覆。把老師揪出來批鬥，可又提不出什麽能夠上綱上線的問題，於是便體會那種“換了人間”的快感，也頗覺愜意；把教室的桌椅翻過來摞起，上麵糊滿大字塊，算是與過去的時代一刀兩斷，又得意非凡。隻是那大字寫得歪歪斜斜，間有錯別字，為此又惹來麻煩。有一次，有人用大字塊寫“毛主席萬歲”，結果把“席”字寫成了“度”，引來了一夥高中生瞪圓了眼睛大發雷霆，嚇得全班同學都低下頭去大氣不敢出。終於有一位身材瘦小的同學被揭發出是那大字塊的作者，被老鷹捉小雞一般強扭到一旁嚴格地盤查了祖孫三代，幸好他屬於無疵無瑕的“紅五類”，高中生將他臭罵一通，讓他滾蛋算是了事。可是我們，卻由此忽然發現原來在學生裏麵，也可以有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之分。而且，這種分別還常常與他們的父母甚至祖父有關。
果然，沒過幾天，學生開始分化。一批幹部和軍人的子弟率先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名曰“紅旗”，他們一個個著“國防綠”，紮武裝帶，佩紅袖章，出出進進都是一幫一夥的，打著紅旗人帶人地騎車，呼啦啦的一群，在校園裏一圈一圈地轉，一遍一遍地呼口號，算是示威。他們看起別人來，眼神兒都不太對勁兒了。仿佛這樣一招搖，“革命”的專利就被他們注冊走了。“狗崽子”的說法就是在這時出現的，我和相當一批同學也就是在這時失去了“亂說亂動”的權利。
我幾乎是在一夜之間變成“狗崽子”的。
我家住在文革中鬧騰得很凶的一所大學裏。父親是教授，又是教外語的，1957年雖然沒戴“帽子”，也算是有一點“前科”，到了這時，真是沒法說理了。你是教授，自然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你有“前科”，肯定是“漏網右派”；你教外語，不是“外國特務”還能是什麽呢？
記得家門口的電線杆上安裝高音喇叭的頭一天，我們都興衝衝地跑去圍觀，洗耳恭聽“革命”的聲音。萬萬沒有想到，喇叭裏播放批判校長、書記的大字報，講著講著，竟然講出了一段揭露當權派包庇我父親的事。我看見父親頓時麵如土色，低頭離開人群。回家後，他除了搖頭歎氣就是沉默不語，直到吃晚飯時，才口氣沉重地對我和姐姐說：“看來，我又得挨批了，但你們別受我的影響。就算是我被當成反革命抓起來，你們也還得幹革命。懂嗎？”我心頭感到一片壓抑，一句話也說不出，隻能默默點頭。
可是，到哪裏去幹革命呢？那時，我還沒有讀過切•格瓦拉的《日記》，否則隻身出去闖江湖打遊擊，或許也不失為一種選擇。學校裏已沒有我革命的位置，那些依仗爹媽的紅色經曆而耀武揚威的同學，既令我羨慕，又使我深深地感到了失落。
接下來的重要節目就是抄家了。我現已記不清我家先後被抄過幾次，反正大學裏不同的造反派組織都曾光顧，誰也少不了過一回癮。每次揚長而去之前，總免不了勒令父親交錢、交出窩藏的槍支或者變天賬，有時還在屋裏刷上大字報、最後通牒之類，讓我們全家對著它反省。
一次，一夥紅衛兵把我家裏裏外外翻了個底朝天。父親的藏書扔了滿地，每一頁都翻過了。他們在各屋之間出出進進地翻找，直到抽水馬桶的水箱和廢棄不用舊煤球爐的爐膛都掀開來看，也沒發現一點線索。他們不甘心，把注意力轉向了我。幾個男女把我叫進一間小屋隔離起來，對我百般誘導。他們先親切地稱我為小弟弟，充分肯定了我屬於革命隊伍的一員，將我引為同道，然後歸入正題，問：“你爸爸把發報機藏在哪裏？”“你家有沒有蔣介石的照片？”糾纏了差不多兩個小時，我以一連串的“不知道”和“真的不知道”回答了他們。其實，我當時並沒有撒謊，作為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我怎麽會知曉那麽多大人的事情？老實說，在那種情形下，如果我父親真有什麽發報機，或許我會主動抱著交出去，立上一大功的。誰讓那是“革命需要”呢？“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嘛！誰讓那些紅衛兵把我也當作革命者看待了呢？革命者大義滅親的事跡，我從小聽得太多了。
不過話說回來，那幾個大紅衛兵對我的認同和鼓勵，我是一字不漏地領受了。我實在非常需要這些。因為這在當時，差不多可以代表我的全部價值。
二
真正使我受到強烈刺激和劇烈震撼的要算是一次沒有實施的抄家行動。
那天，我獨自一人在家，忽而傳來震耳的敲門聲。我開門一看，原來是我的同班同學，一共三人，都戴著紅箍。他們也是來抄家的。我本能地攔住大門，猛然感到，這一回和以前不同。紅衛兵們抄我父親，和我無關，他是他，我是我。但這次，這幾個家夥是衝著我來的。我心裏不由得升起一股忿忿之氣。“你們憑什麽抄我的家？”我問。“因為你是反動家屬。”領頭的同學回答。“誰說的？”“大家都這麽說。”“你胡說！”我急了，聲色俱厲，頓時顯得凶悍無比。其實我心裏是有一點底的，因為我在學校從未敢告訴他們我父親的現狀，他們至多隻知道他算是個資產階級教授而已。果然，他們軟了幾分，其中一個男孩問道：“那你說，你是什麽出身？”“職員。”我平靜地回答。“高級職員還是低級職員？”對方追問。“低級職員。”我理直氣壯地說。“那你爺爺呢？”對方還是窮根究底。我已經失去了耐性，立時火冒三丈，大吼一聲：“我爺爺是老貧農！”隨即“咣當”一聲撞上大門。事後回想，我自己頗以為好笑，因為我爺爺到底是幹什麽的，該怎麽定成分，至今我父親都說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不是老貧農。我記得，當時情急之下的一句謊言發生了奇效，我從窗口望見那幾位紅衛兵同學先是站在緊閉的門前嘀咕了一通，然後便悻悻然離去了。可我卻怎麽也想不通，前兩天還在一起廝混，玩在一處、笑在一處的同學，怎麽現在就變得如此水深火熱？不就是因為他們戴上了紅箍嗎？難道這紅箍他們能戴我就不能戴嗎？
可我真的沒有那種榮幸。沒過幾天，我忽然患了一場幾乎置於我死地的大病。往輕裏說，是長了一個小小的毒瘤兒，說得重點兒，就是患了癌症。從此我整整半年沒去過學校。病中，同班一位外號叫“大個兒”的同學來看望我。他有點口吃，結結巴巴地向我神侃了不少學校裏的事。我得知，反動“血統論”已經遭到批判，學生中又成立了一些新的紅衛兵組織，參加者不再受家庭出身的限製。他本人也是“狗崽子”，但現在已儼然是“井岡山兵團”在我們班級裏的小頭頭。這一信息立時對我構成了極大的誘惑，學校從此又變得令我神往。我想，這太好了，我也終於有機會戴上紅袖章了，那該是多神氣、多威風？我實在太想過一把這“史無前例”的運動癮了，實在不能忍受眼前這種與轟轟烈烈的生活完全隔絕的日子。我想，讓我去“革命”吧，哪怕是死，我也會甘心的。何況，我現已得了這種絕症，醫書上說，患這種病的，“一般生存時限為四至六年”。他媽的，什麽“生存時限”，不就是說我要死嗎，何不死得壯烈些呢？在當時，我常常聽到高音喇叭播放一首歌曲，那歌詞是“副統帥”的語錄，其中有這樣幾句：“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就死在這個戰場上。”這首歌聽來真是悲壯得很，我總覺得，那不就是我的真實寫照嗎？於是，病不看了，把放射治療用的小本子一扔，我背著父母哼著“副統帥”的語錄歌偷偷地潛回學校。盡管後來母親知道了，暴跳如雷地揪住我問：“你瘋了嗎？”但我意已決，誰又能奈我何？是的，當時我真的瘋了，可瘋的並不止我一個人。整個時代整個社會不是都瘋了嗎？
用今天的保命哲學來衡量，我當初是冒著生命危險投身“革命”的。“革命”，這對我來說當然是一條最真實的理由，可同時也是最冠冕堂皇的理由，足以掩飾一切。誰也不知道，我內心本來是另有隱衷的。自從父親被揪被鬥，家庭氣氛變得窒息難耐。父親患有高血壓、冠心病，他擔心挨鬥“坐飛機”時頂不住，會遭到毒打，每天回到家裏，都躲在一個角落，偷偷擺好“坐飛機”的姿勢，呆上個把鍾頭，鍛煉適應能力。每見此情此景，我心中就如翻了五味瓶，滋味不可言喻。後來父親被勞改，時常半夜不歸。而那些日子，正是輕生者層出不窮之時。我家附近的開滿荷花的池塘，三天之內就有六七個人下水“自絕於人民”。母親天天晚上對鍾而坐，惶惶不安，口裏不住地念叨：“哎呀，都這麽晚了，你爸他可別……”我便隻有蹬上自行車四處尋找，當然，免不了先要到池塘邊上去轉轉……我實在受不了這種精神的壓力，無法正視和麵對自己的尷尬處境，我的唯一選擇隻有逃離，哪怕是小命都不要了。
豈知，等待我的仍然是失望。回到學校，我意外地發現，那裏的“班車”已經開過了。各紅衛兵組織該成立的早已成立，其成員早都有相對穩定的團體，現在人家都在忙著自已的活動，我完全成了一個多餘的人，一個被忽視的存在。我找到“大個兒”，說我想參加“井岡山”，他正伏案寫批判稿，頭也沒抬，就說：“‘井岡山’不是早、早、早就發展完了嗎？”因為口吃，那“早”字就好像被他特地強調一樣。我難過得幾乎哭出來，難道我豁出命來風風火火地趕回學校，就是為了這樣的結果嗎？不是“革命不分先後”嗎？他媽的，你們這些“狗崽子”自己入了紅衛兵，就不管別人死活嗎？我氣極了，真想痛罵他一頓，但轉念又覺得，犯不上。沒有他的臭雞蛋就做不了槽子糕嗎？
三
我把注意力轉移了方向。
不久，我發現外班級的一夥“井岡山”紅衛兵住在宿舍樓裏，相當活躍。當時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知道他們都迷上了圍棋，“口誅筆伐”之餘，經常端著棋盤棋子四處擺攤。雖然我的棋藝屬於“臭棋”一類，但和他們也算半斤八兩。於是我先是在校園裏棋攤上圍觀，為他們“支著兒”、助威、出謀劃策，進而便跟著他們爭著吵著說著笑著進了寢室。漸漸地，大家都混熟了，不分彼此。他們不知我的底細，對我也沒有戒心，似乎以為我天生就是“井岡山”的成員。沒有誰問過我是否加入過他們的組織，反正日子久了，我在他們之中的地位便得到了默認，他們的一切“革命”鬥爭連同派性活動我都一概參與不誤。他們去刷大字報，我給拎著糨糊桶；他們進行兩派組織大辯論，我跟著慷慨激昂、義憤填膺地高呼口號；他們突擊審訊“黑幫”，我拿著小本子在一旁做記錄；他們組織批鬥會，我也煞有介事地寫批判文章。我有意將自己混同為他們的一分子，以至後來受到他們這一夥住讀生的邀請，我這個走讀生把被褥從家裏搬到學校，與他們同吃同住同“戰鬥”。在他們眼裏，我成了地地道的“井岡山”的“鐵杆兒”；在對立派看來，我是可惡之極應當受到“教訓”的人物。我在這裏終於找到了作為一個紅衛兵的感覺。我成功了。
可成功了又有新的麻煩。我心裏明白，我現在盡管看起來和那些正宗的紅衛兵差不多，其實卻根本不同。我這紅衛兵是“假冒偽劣”的。這種事，讓派性眼光很強的人來看，也算是膽大妄為。我很擔心，萬一被人揭露，我可能因此而被聲討，那我簡直是沒法活下去了。這等事，想下去是怪可怕的。因為膽戰心驚，夜晚就做起噩夢來。有一次，我甚至夢見我被拉上台去挨鬥，胸前掛的牌子上寫著“投機分子”，然後是我的名字，還被畫上了紅“×”。以往的“戰友”們都朝我啐唾沫，嘴裏罵著：“騙子！”“騙子！”我猛然醒來，嚇出一身冷汗，枕巾都濕了。再也睡不著，我就極力為自己“投機革命”尋找理由。終於想到魯迅曾經和共產黨並肩作戰，才踏實了幾分，竟覺得自己有點像黨外“布爾什維克”了。
不論怎樣自我安慰，“混入革命隊伍”這件事始終是我的一塊心病。平生頭一次，我被一種犯罪感折磨，那滋味，就像是做賊偷了人家什麽東西，可那東西對我又是不可或缺的。即使平時可以渾然不覺，甚至可以自我欺騙，一到集會之時就有些麻煩了。人家都有紅袖章。而我的胳膊上空空的。一旦有人問起，便隻能紅著臉支支吾吾地說，“我忘了戴”或者“我那袖章丟了”。惹得“井岡山”的小頭頭對我翻白眼。幸虧那人粗心，對我沒有引起什麽懷疑，隻是批評我組織觀念不強而已。但說假話一旦說開了頭，日後便無法反悔，我就隻能一遍一遍重複下去。而且，畢竟由於心有所虛，底氣不足，我還需要表現得比別人更激烈、更“鐵杆兒”，以證實我對“井岡山”的忠誠。所以那時我在兩派鬥爭中，每每好作驚人之語，吐激憤之詞，顯示出的派性立場，比一般的“井岡山”紅衛兵更強。講起話來，一口一個“我們‘岡山’如何如何”，有意省略掉“井”字，極力把自己包裝成這個紅衛兵組織的核心分子。
得到組織認同以後，我變得不那麽厚道，也不那麽善良了。我開始享受那種紅衛兵所特有的優越感。學校裏，過去的“師道尊嚴”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紅衛兵的“兵道尊嚴”，老師見了學生，如同秀才見了兵，總有幾分發怵。我就惡作劇般地拿老師開心。給一些老師安了引人發笑的外號不說，我還專門發明了一個戲弄老師的辦法。有時在校園裏遇上一位老師，我故意向他點頭微笑，那老師自然笑容可掬。此時我忽而把臉一板，改成怒目而視的神情，那老師一時不知所措，神色慌亂尷尬。於是我和紅衛兵的“戰友”們便哈哈大笑，揚長而去。這些在今天讓我們想起來便慚愧不已的事情，那時曾使我們自以為得意，品嚐了“造反”的甜頭。
但我從不打人。那時紅衛兵毆打老師的事情是時常發生的。開批鬥會，我們也曾遇到某個“黑幫”領導或老師上台後極不“老實”的情況，比如讓交代問題，那“黑幫”卻在為自已評功擺好等等。這時台下便會群情激憤，連聲高呼“×××不投降，就叫他滅亡！”還有人大喊：“打他！”“揍死他！”然後便果真有人上台動手，“黑幫”便被打翻在地。在那種情緒極易失控的狀態下，我也曾經有過衝動，但是理智卻讓我冷靜下來，縮回了拳頭。現在回想，那大概是一種潛意識在發生作用，因為我水遠都忘不了我的父親為了躲避批鬥時挨打自己回家練習“坐飛機”的情景。
四
我的願望差不多已然滿足了，但是我的心病卻沒有治愈。別人不知道，我有一個克星，他就是“大個兒”。他既對我知根知底，又和我現在混跡其中的“井岡山”的一夥人相熟。每逢他到我們寢室聊天，我就提心吊膽、坐立不安，最後隻得悄悄躲出去。我深怕他有意無意甚至是一不留神揭了我的老底，那將使我無地自容。他在寢室裏呆多久，我的心就要突突地跳上多久，他走後我回到寢室，還要先察言觀色一番，直到看見大家的表情沒有異樣，才算放心。如果大家神情嚴肅，都板著臉，那可就壞了我可能要花不少功夫，才能小心翼翼地偵察出眼前這不妙的情況並不是針對我的。就這樣過了不少疑神疑鬼的日子。有一天，“大個兒”又來了，恰巧我們的小團夥的頭頭也在座。他們一本正經地談起了工作。我心裏打鼓，坐不住了，正要開溜，忽聽我們的小頭頭對“大個兒”說，“你們班‘井岡山’的力量不弱吧？你看，你們把他輸送給我們，他很能幹嘛！”我回頭一看，他們倆都在望著我。我腦海裏頓時嗡的一聲，心想，這下完了！誰知“大個兒”隻是溫和地笑笑，什麽也沒說。我心底立時湧起一片感激，覺得“大個兒”是在有意保護我，他簡直是我的救命恩人。過去，我由於“大個兒”沒有發展我加入“井岡山”對他所產生的那一點點嫉恨到此已然煙消雲散了。
無論怎麽說，以我的“革命”精神而論，我取得“井岡山”的信任是合情合理的事。我和他們喜在一起，憂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成了他們的中堅力量。武鬥猖獗之時，我住在學校圖書館，承擔保衛責任。為此他們甚至發給我一把刺刀，讓我用以防身。那是一把日式“三八大杆”步槍上的刺刀，刀身烏黑發亮，嵌在鋼製的刀鞘裏麵，連刀柄，足有一尺半長。隻是從那以後，沒再發生過武鬥，對立麵的人相遇，不過是相互怒目而視、啐唾沫，頂多是對罵幾聲而已，沒有再發展到拳腳相加、兵刃相向的程度；而且這一時期，也沒有人到學校圖書館偷盜和搶劫。否則，我那把刺刀弄不好也可能搞出人命來。我想，這大概算是老天爺留給我的一點幸運。
1968年秋，偉大領袖一聲令下，紅衛兵們都到農村去“大有作為”了。我雖然握有醫生開出的“免體免勞”證明，卻最終拒絕不了“廣闊天地”的誘惑和“井岡山”“戰友”們的情誼，背著父母偷轉了戶口，到東北去插隊。偏巧，“大個兒”也和我分在一個集體戶裏。臨行前，大家把“井岡山”總部裏的“財產”胡亂裝了一箱隨車托運。到農村後，開箱一看，裏麵有一麵嶄新的紅旗，上麵印有毛體的“井岡山兵團”五個大字。於是大家就拿它做門簾，算是給平靜的農村帶來了一點帶火藥味的氣息。可是老鄉來了，見到這麵旗，這個摸一下，那個扯一把，總是把旗子當話題，讓我們談論自己當年過五關斬六將的“光榮曆史”。“大個兒”在場，我依然戰戰兢兢，總覺得自己的小辮子抓在他手裏，不僅不敢放肆，而且渾身不自在。心想人家沒端你的底，你就不要不知趣兒了，還是夾著尾巴做人的好。結果這麵旗又時時勾起我的心病，仍然顯得觸目驚心。就這樣又過了兩年，直到“大個兒”被軍體隊抽調去打籃球時，我才算徹底安下心來。
五
歲月悠悠，二十年過去了。
我已輾轉回到北京，在一家大出版社當了編輯。再回想起這段往事，忽然發現當初的心病不知從何時已不治而愈。那時隻有我和“大個兒”兩個人知道的秘密，早已變得沒有絲毫意義。時過境遷，我已不再需要那“紅衛兵”的身份來證明我個人的價值了，因為社會不但不再承認這一點，甚至相反，如果我對人說我是當年的紅衛兵，那麽這頂頭銜給我帶來的可能不是榮譽而是恥辱。或許我該為當初沒有機會入紅衛兵而慶幸。我不由得慨歎人世之滄桑。
忽一日，我在辦公室接到一個電話，對方是“大個兒”，他在二十年中音訊全無，現在是剛剛從部隊轉業回到北京，急切地想和我見麵。我按時赴約，與他開心暢談。
自然免不了要回顧“井岡山”時代。那時神聖莊嚴的故事，如今變成了滑稽的笑料，兩人捧腹不止。興味正濃時，我忍不住想告訴他我當初的心事。
我說：“那些年裏，我一直非常感激你暗中保護我呀。”
沒想到，他兩眼直發愣，好像聽得莫名其妙。
我隻得提醒他，說：“那個時候，我沒入‘井岡山’卻跟著‘井岡山’一起胡混，你沒有揭露我，不就算是保護我了嗎？”
他更加詫異了，瞪大了眼睛，甚至有些激動，急切地說：
“你、你、你怎麽會說你不是‘井岡山’呢？”那眼神，簡直是在懷疑我否定曆史有什麽別樣的目的。
我於是費力地幫他回憶，我當初生病，錯過了加入“井岡山”的機會，沒有填上表。
誰知他哈哈大笑，說：“哪有那麽回事，誰、誰也沒有填過表嘛！”
真是怪事，現在輪到我莫名其妙了。問：“那你們是怎麽入的‘井岡山’？”
“嗨！”“大個兒”把手一擺，說：“那個時代哪有那麽認、認真的事兒！‘井岡山’是最、最後成立的，我們就是在班裏開了個會，宣布說，凡沒、沒有參加過其他組織的，都算是井、井岡山的成員。”
我頓時聽傻了眼。原來竟是這樣，我心中珍藏了多年的秘密根本就不存在！真令人匪夷所思。我說不清楚當時自己獲得的感覺到底是遭到愚弄的沮喪，還是如釋重負的解脫，也許兩者都有。反正我被弄得哭笑不得。他媽的，命運總是這樣拿人開玩笑嗎？
荒唐！這真像是一場夢啊，我想。
此時，“大個兒”突然想起了什麽，問：“對了，我記得你當時得、得了一種要命的病，現在怎麽樣？”
“早好了。”我輕鬆地說。
“徹底嗎？”他問。
“徹底。我下鄉以後，醫生就叫我不必再去複查了”，我說。
“真、真可以說是個奇跡了。”他感歎道。
“嗨！人的心情好了，病也自然就好了。”我用一種很玄乎的說法回答。他望望我，若有所思地點點頭。
我猜他並不能完全懂得我這話的意思，可我沒有再解釋。不過，我心裏清楚，若是沒有這場半真半假、亦真亦幻的紅衛兵經曆，或許我這條命真的要丟在醫書上說的那“四至六年”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