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出席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名單（草案），共商定133人。其中59人是八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八屆中央委員97人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叛徒”、“特務”、“裏通外國”、“反黨分子”等問題，被打倒或靠邊站的有57人，未被打倒的僅40名，加上十一中全會以來去世的10人，從候補中央委員中遞補了10人為中央委員，他們是黃永勝、許世友、陳錫聯、張達誌、韓先楚、潘複生、劉建勳、李大章、吳德、劉子厚，共50人，已過八屆中央委員的半數。
第二天，周恩來起草了一個出席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的名單草案解釋，並將名單送毛澤東、林彪審定。
當天，毛澤東召集開會，確定擬補選的10名中央委員的排列次序。毛澤東提出解放幾個人，於是解放了陳少敏、李誌民、範文瀾。毛澤東說：“再解放一個。胡耀邦是苦孩子出身，我了解他，他也算一個。”這樣，就把胡耀邦從牛棚直接拉到賓館。中央候補委員出席會議的隻有9人。
11日，周恩來將這10名中央委員，外加9名候補中央委員的排列名單送毛澤東審定。
10月12日，毛澤東對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成員說：“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你們說沒有問題，我看是有問題的。十一中全會決定，文化大革命該搞不該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是主要的?這裏包括紅衛兵、‘三支兩軍’等。此外，中央領導、各級領導中的一小撮該不該垮?這個問題是存在的。”“有些幹部，錯誤是有，但今後可能還是要做工作的。”
當晚，中央文革碰頭會商議出席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分組名單及各組召集人人選。
上海參加北京國慶觀禮的代表們集體返回上海時，王洪文沒有回去，他被指定列席參加擴大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
由於自1967年8月後，劉少奇的活動範圍僅限於庭院和室內，他情緒低落，食欲下降，血壓很高，糖尿病加重，身體消瘦，體力大為減弱。據劉少奇身邊的警衛賈蘭勳回憶，到1968年3月，劉少奇吃飯、走路就已經很困難了。“他的一隻腿走起路來隻能拉拉著，勉強向前移動，手還得扶著牆壁，吃飯時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時嘴張開了飯菜到不了口，飯菜到了嘴邊，嘴又閉上了。手拿起筷子來，顫抖得很。”
1968年4月，他開始語言減少，有時糊塗，尿失禁，手抖，步子變小（碎步）。中南海門診部立即請北京醫院神經內科王新德主任會診，王主任雖未肯定腦部有局灶性病變，但肯定是腦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態。這段時間，劉少奇還是照常下地活動，在衛士或護士的攙扶下散步。
4月12日的《劉少奇情況反映》中這樣寫到：“據大夫檢查：劉的神誌不大清楚，表現定向，辨別不清，表情呆板，對問話沒有反映，說不清一句完整的話。兩腳移動吃力，走路邁不開步。在穿衣、安假牙時，幾次發現上下倒裝、倒安的情況，當別人告其錯了時，還不知糾正。據大夫判斷，劉不像是裝的。”
5月19日的《情況反映》進一步寫道：“用梳子、肥皂刷牙，襪子穿在鞋上，短褲穿在長褲外麵，有時把兩條腿穿在一個褲腿裏，裝瘋賣傻，盡出醜態。為嚴防意外，監護工作相應采取一些措施。”
6月18日，針對劉少奇血壓增高，血糖波動等問題，中南海門診部組織了會診，調整了治療藥物；因膽固醇攝入過高對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個雞蛋進行了調整，改為每天兩個；並提出肉類和蔬菜要適當搭配，少吃些豬肉，多吃些牛羊肉、豆製品、蔬菜等。
1968年6月初，劉少奇受涼感冒。雖是小病，但療效卻不理想。7月6日起，病情又漸重。7月9日發燒、咳嗽加重，肺部羅音增多，中南海門診部初步診斷為肺炎。當即派護士馬小先住在他家進行護理。門診部醫生會診研究了治療措施，立即將病情上報。
汪東興向中南海門診部負責人顧英奇傳達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要千方百計地給他治病。”根據這一指示，中南海門診部即請北京、上海的知名專家會診，並請陶桓樂、黃宛兩教授和中南海門診部負責人顧英奇和醫生董長城住在劉少奇家。因沒有足夠的床鋪，顧英奇和董長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鋪，同時安排4名護士參加護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組成醫療組。
在劉少奇病重時，周恩來還派他的保健醫生卞誌強，也是中南海門診部負責人之一，幾乎每天都來了解情況，全力救治。
經X線胸片及痰培養證實，劉少奇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較強，耐藥，較難控製，這是一種十分凶險的疾病，對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劉少奇病勢漸沉重，高燒不退，神誌不清，痰咳不出，有阻塞氣道的危險。
專家會診提出，必要時需要做氣管切開。這需要先請示得到批準，以便關鍵時刻立即施行。報告後，很快汪東興即傳達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醫生的決定。” 中南海門診部當即請耳鼻喉科、麻醉科專家住到劉少奇家，準備需要時及時做氣管切開手術。
在醫護人員的全力救治下，劉少奇的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製，但他的意識沒有恢複。他雖然也是夜裏睡覺，白天醒來，睜著眼睛，頭左右轉動，但沒有思維活動，不能說話，認知力喪失，熟人也不認識，醫學上稱之為醒覺昏迷。從此一直臥床不起，吃飯靠護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護士照顧。
10月9日，劉少奇突然不能進食，頭向左轉、眼向左凝視，診斷為腦供血不足，為腦幹有彌漫性小軟化灶所致。10月11日開始鼻飼，由於炊事員與醫護人員的密切配合，使每日總熱量保持在1500千卡至1700千卡。因此，到1969年，劉少奇雖然意識、認知力、語言、記憶功能喪失，但體重增加，麵色紅潤，枕部的頭發變黑；雖然生活不能自理，長期臥床，大小便失禁，但沒有發生過褥瘡，這都是由於護士按護理規程，按時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潔的結果。
按照周恩來的指示，中南海門診部留下了劉少奇在“家庭病房”裏的照片。照片上劉少奇雖然已經不能認人和說話，但他頭部自由轉動，眼睛明亮，注視著景物。
當時，醫療組對每天的醫療護理過程，都作了詳細記錄。當治療顯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轉了，他們就馬上給劉少奇拍了照片，這實際上也是出於謹慎的考慮，留下一個直觀的證明。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召開。出席這次全會的有133人，被擴大進來參加會議的中央文革小組、軍委辦事組成員和其他人員有74人，占與會總數133人的57%，包括王洪文在內的當時正在北京參加國慶觀禮的造反派的代表也被請進了會場，後來發現其中有一人不是共產黨員。
周恩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開幕會上講話，說明出席這次全會的人員構成，首先是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59人。其次是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他說：“中央文革，在兩年前十一中全會上已經肯定了的。”“經過這兩年工作，逐步地擴大為中央文革碰頭會。今天出席的5位同誌：陳伯達同誌、康生同誌、江青同誌、張春橋同誌、姚文元同誌，都是中央文革成員。5位以外，參加成為碰頭會成員的有：周恩來、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這7位同誌，一共12人。”
再次，就是軍委辦事組成員，有6位：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劉賢權。
另外還有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和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及解放軍的大軍區各出席1人。
最後就是中央直屬機關4人：郭沫若、李天佑、曹軼歐、郭玉峰。
周恩來在全會開幕式上說：“這次全會的召開，就是要為召開我們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做準備工作。”
他宣布全會的議程有四項：一是九大代表如何產生的原則和方法；二是修改黨章草案；三是講一講形勢；四是專案審查報告。
接著，毛澤東在開幕會上講話，他說：“會議大概開7天到10天，想一想有些什麽問題要提出來。形勢問題：一個國內，一個國際。”
“國內問題嘛，就是要總結一下上一次全會到現在兩年多的工作。無非是有兩種看法：一種呢，說還不錯，十一中全會這個決議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確的；也有人說呢，不見得。那個時候我們就講過，十一中全會的時候，當時通過那個決議的時候，我就打過招呼的，特別是後來10月的工作會議。不要以為通過了決議，以為大家都同意了。實際上呢?舉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後頭呢，證明有許多同誌沒有過關，以至於不能到今天這樣的會。中央委員啦，候補委員啦，群眾不諒解。譬如有那麽一位同誌叫張鼎丞，也沒有發現有叛徒、特務、反革命問題，為什麽沒有來開會？是什麽原因？我實在覺得應該到會，但群眾無論如何不能諒解他。”
毛澤東對周恩來說：“鄧老你是很熟悉的。”
毛澤東說的是鄧子恢，與張鼎丞曾長期在華中、華野共事，相互熟悉。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分管銀行工作。
周恩來說：“大連會議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徐海東他們4個人，徐海東同高崗抱頭痛哭，說中央虧待了他，沒有他在陝北打勝仗，中央就站不住腳，這正是公布高崗當副主席的時候，他同高崗聯盟有勾搭，值得審查。”
毛澤東又說：“山東譚啟龍，從小當紅軍，沒有別的問題，就是工作錯誤。山東不諒解他，現在還不能解決問題。山東要揪他回去鬥，我們不讓。”
周恩來說：“揪回去了，現在在濟南。”
毛澤東：“山東的同誌要作說服工作。
湖北張體學，是好同誌犯了錯誤。回湖北檢討得好，群眾就諒解了。群眾都歡迎他。他還要檢討，群眾說不要再檢討了。王任重是內奸，國民黨。陶鑄也是曆史上有問題。
湖南王延春，這個人不行了。
鄧小平還沒有發現他曆史上有什麽問題，就是發現他在七軍開小差那回事。”
這時，曾領導百色起義，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7軍的軍長，時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的張雲逸說：“他在紅七軍當政委時，情況緊張了，他借口到中央去匯報工作，在崇義地方開了小差，葉季壯同誌死前也揭發過此事。”
毛澤東：“主要問題還是到北京後搞獨立王國，他不服氣，他說他不攬權，實際上他是劉少奇那個司令部裏搖鵝毛扇子的。但是有時我還找他說幾句話的，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他是打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他的別的曆史問題來，什麽叛變哪、自首呀這些問題。這個人一個是錯誤不小，一個是自己寫了個自傳檢討，可以給大家看看。他的意思要求保留黨籍，不要開除黨籍，最好嘛還能夠做點工作。
一說工作，許多同誌搖頭。很大的工作也很難做了，我說給點室內整理材料之類的工作還可以吧？
江華這個人，我是保過他的，許世友同誌，你也是保過他的。霍士廉揭出他的問題，看樣子不能保了，你還保嗎？”
許世友說：“主席說不能保就不保了。”
毛澤東：“有些事我看我們工作沒做好。比如徐海問題，那裏一個南京，一個濟南，不怪兩個軍區，就是我們沒做工作。現在辦學習班，就好轉了嘛。軍隊內部分成兩派，野戰軍也分成兩派。有幾千人跑到南京，幾千人跑到濟南。要把人叫回來。”
許世友：“我有錯誤，沒聽主席的話。”
毛澤東說到了文化大革命：“究竟這個文化大革命要搞還是不要搞?搞的中間，是成績太少了、問題太多了，還是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有沒有?我的意見，錯誤是有，而錯誤的主要責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軍隊。軍隊是可以講清楚的。軍隊兩派也好，三派也好，抓緊了就好解決。比如廣西吧，也是兩派。野戰軍、地方軍有兩派。工作做好了，軍隊也就合作了。軍隊統一了，什麽‘422’也好，‘聯指’也好，軍隊問題解決了，群眾問題很好解決。當時不是說要××嗎？我說不要這個辦法，我們出布告，《7．3》、《7．24》布告。這是一個發明。過去也搞過《十條》、《八條》，也不在群眾中宣傳，群眾也不知道。你不宣傳，群眾也不懂得。你怪誰呀？也不辦訓練班，辦訓練班是從內蒙古開始的。內蒙兩派那麽對立，來北京辦訓練班，一個月就解決了問題。
同誌們經驗很多。可以設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還是不要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議議。
比如浙江問題，‘紅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好，也是一個工作問題。
徐海的‘支派’，北跑濟南，南跑南京、上海，‘踢派’搞一黨政權。徐州一個‘支派’一個‘踢派’，還是軍隊不一致，兩邊都是共產黨，共產黨與共產黨打架。可以做工作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福建問題很大。韓先楚你那裏不是天下大亂嗎？”
韓先楚：“現在形勢很好。”
毛澤東：“看到了。你們的報告很好。工作一做，還不是解決了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怎麽不能解決呢？
中央各部門，地方有29個單位，地方是徐州、保定、重慶，還有些問題，還得解決一下。
四川可打得厲害，雙方都是幾萬人，無線電指揮，有什麽不得了？天塌不下來。誰叫你搞‘二月逆流’，一抓就是十萬人？中國人多得很，四川也不少。你抓錯放了就是了。你說問題不得解決嗎？不是都放了嗎？”
張國華：“還剩500人，都是壞人。”
毛澤東：“你放了九萬九千五百嘛，還不是自己搞錯了，放了就是了。
要總結經驗。過去我們搞南征北戰、解放戰爭，那種戰爭好打，容易打。那種戰爭，敵人清楚，就是那麽幾個，秋風落葉那麽一掃，三年半也差不多。這回這個文化大革命啦，比那個戰爭困難得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總比過去快一點。過去打了22年，從1927年到1949年，文化革命隻打了兩年半。
問題就是有思想錯誤同敵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所以，有些問題拖長了。也隻能一個問題、一個問題，一個省、一個省解決。比如遼寧省三大派，打了八個月，天下大亂。不是解決了嗎？還是能夠清楚的。
自己要多負擔些責任，使下麵輕一點。主要是思想問題，人民內部矛盾。內部也夾一些敵人，是少數，是做好工作的問題。
比如，浙江省的‘紅暴’派，說來北京觀禮的人數少，自己跑來21人。‘省聯總’要把他們抓起來，用繩子捆回去。清華工宣隊做了工作，這次工作做好了，雙方做了自我批評，不爭了。”
周恩來：“看了放焰火，都高興地回去了。”
毛澤東：“浙江兩派也是工作問題，不是別的。
你們把九大的問題先談談，在尾巴上另外再談談這方麵問題。還有一個多中心論的問題。這是從總參謀部楊成武那裏開始的，搞了一個‘大樹特樹’，其實就是樹他。
後來，北京學校都分成兩派，都有武裝，誰的話也不聽。一個學校隻能有一派，有兩派的就多了一個。還不是多中心？工廠也分成兩派，北京有例子，很多。
我覺得上海比北京強。120萬工人，掌握了局勢。北京80萬工人，現在才掌握了形勢，辦法就是工人開進學校去。那裏知識分子成堆。要摻砂子。他們是粘土板結了，不透氣，不長莊稼。知識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辦。‘916’炮轟聶榮臻。這個機關裏誰辦的？七機部也難辦，聽說有10萬人，就有7萬人是大學生。國防科委‘916’他們炮轟你，還是很客氣的。還得開工人宣傳隊進去。有些地方，就用這個辦法，開宣傳隊進去。
就講這麽一點。國際問題，以後有時間再講。”
毛澤東對林彪說：“你講一講？”
林彪：“主席講得很多，總理講得很多，我沒有什麽講的。”
毛澤東又說：“肖克還是打過仗的，國慶節上了天安門，這次沒有去，他是什麽問題？我也不清楚。”
周恩來：“他有段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縣一個村莊打了一仗，向敵人交了槍，還成立了一個黨。這次被造反派查出來了。”
毛澤東：×××呢？
周恩來：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在梧州開書店被抓後，向敵人乞降，原判死刑，改為徒刑，他又乞降，放出來時他跪下說：“再不當共產黨。”。經過調查，確有此事，需要審查，現在不能參加這個莊嚴的會了。
